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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校函开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当经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应函复。
教育部3号部令
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
（1917年1月13日，北京大学档案馆藏件）
在北京大学时期的蔡元培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16年12月21日，蔡元培于大风雪中来到北京，准备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此时陈独秀为亚东和群益合并筹集股份，正在北京，在琉璃厂偶遇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老友沈尹默，沈尹默因此与也是陈独秀老相识的汤尔和一起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蔡元培早在1905年就和陈独秀一起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以后对陈独秀主编《安徽俗话报》也有深刻印象，在看了《新青年》以后，更赞同他的主张，认为“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当机立断，要聘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亲自前往陈独秀所住前门外小小的中西旅馆。其时和陈独秀住在一起的汪孟邹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待”。
陈独秀开始有些犹豫，但蔡元培精诚所至，他最终还是答应就任。于是，就有了1917年1月13日这一天的教育部任命。陈独秀也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
曾经的《新青年》编辑部：箭杆胡同20号
陈独秀上任不久即写信给还在美国的胡适：“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大学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
这对早有志于创办哈佛式的中国大学的胡适，是正中下怀，他6月离开纽约，回家乡探亲后，即于9月10日到北京上任。9月12日，蔡元培在六味斋为胡适接风
，陈独秀自然在座：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三个核心人物就这样历史性地相聚了。蔡元培生于1867（丁卯）年，1917年50岁；陈独秀生于1879（己卯）年，38岁；胡适生于1891（辛卯）年，26岁。他们都是兔年生，各差一轮。陈独秀曾说，他们三人在五四运动中都是“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因此，有人说他们的合作是“三兔闹北大”
。据周作人说，当时北大还有三只“兔子”：和陈独秀同龄的朱希祖，和胡适同龄的刘半农和刘文典，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只是没有蔡、陈、胡这样显赫。
如果进一步考察文化背景，就可以发现：蔡元培为浙人，陈独秀与胡适都是皖人，后来轮流担任《新青年》编辑的成员也以浙人与皖人为主，这都显示了浙文化与皖文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蔡元培留德、陈独秀留日和胡适留美的经历，则又提醒人们注意五四新文化与德法、日本、英美文化的密切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蔡、陈、胡三只“兔子”的相互配合是可以视为五四新文化的某种象征的。
蔡元培述“兼容并包”主张的手迹
他们的合作，首先表现在对北大的改造上。其主导者无疑是蔡元培，他在引进陈独秀、胡适的同时，又先后延聘了周作人、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加上已在校的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聚集了一批最具活力与思想学术实力的“新派”学人；同时，蔡元培又继续聘任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崔适等“旧派”文人，这就真正实现了他“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并营造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学校领导体制的改革，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校长领导制，成立由校长主持的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各科两名教授组成，实际上实行教授治校，胡适正是创议人之一。陈独秀也在蔡元培与胡适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文科的改革，主要是废除年级制，实行选科制，成立研究所，改革课程，并首先在预科实行白话文教学等。
同时进行的是《新青年》编辑体制的改革。《青年杂志》本是陈独秀一手创办，第2、3卷的《新青年》还标明“陈独秀先生主撰”，但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撰稿人，到第4卷第1号就宣布“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这时编辑体制已有变化，如鲁迅回忆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鲁迅自己大概是出席编辑会的，他也常常遇到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人。
到1919年1月15日出版的第6卷第1号，就公布了《本杂志第6卷分期编辑表》，第1—6号编辑分别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最引人注目之处，自然是这六位均是北京大学教授。这就意味着，所谓“一校（北京大学）”与“一刊（《新青年》）”结合的格局已经成型。对这样的“校刊结合”的意义，研究者有这样的概括论述：一方面进行大学教育的变革，把北京大学改造成全新的现代大学，“创造新世界观、新思维、新伦理、新方法”，同时“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创造新的学术规范”，由此而形成现代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另一方面，又通过《新青年》、《新潮》这样的现代媒体，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影响整个社会，形成社会文化思潮”。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新文化运动。
也可以说，正是“一校一刊的结合”，也即现代大学与现代媒体的相互配合，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体制的保证和有效的运作方式。
最后还要对李大钊与蔡元培对《新青年》的贡献略作一点介绍。李大钊早在《甲寅》时期就和陈独秀有密切关系，《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李大钊即发表《青春》一文，和同期的陈独秀的《新青年》堪称姊妹篇。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影响最大的当是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出版）上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文章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专制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预言“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李大钊本人因此走向马克思主义，并于1919年5月、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对当时向往革命的青年起了巨大的引导作用。可以说李大钊是《新青年》中马克思主义派的主要代表，他所开创的是一个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李大钊
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不多，却很有分量。一是发表于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出版）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强调美的“普遍性”和“超绝实际”即超功利性，倡导“崇闳之美”、“悲剧之美”和“滑稽之美”，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蔡元培的这一“美育代替宗教”的思想，也构成了五四文学传统的一个方面，影响同样深远，一直到40年代，沈从文还在强调这一传统。蔡元培的另一篇《劳工神圣》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发表在同一期，影响似乎更大，很快成为流行语，并且开启了歌颂劳工神圣的文学。当然，蔡元培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尽管他自己更倾向于《新青年》、《新潮》这样的传播新思想新文学的刊物，并给予其强有力的支持，但对与《新青年》对峙的旧文学一派的《国故》也予以接纳，蔡元培和陈独秀与《国故》的主编刘师培都保持了良好的私交。蔡元培可以说是自觉地开拓了一个自由开放的言说空间，让新、旧思想、文学在相互论争与制约中得到发展。这其实是更有利于《新青年》的健全成长的。
周作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当时（1917年）著名的红楼还在建筑中，北大的文理科就暂时安排在景山东街，即马神庙的“四公主府”。从西头的便门进去，往东走，有一带平房，作为教员休息室，人们都把它叫做“卯字号”，大概是因为前文所说的“兔子们”常出入其间吧。
想到他们当年在那里高谈阔论，众声喧哗，是可以引发许多遐思的。
（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