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

语言的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来文化接触时，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旧有的糅合在一块儿。所谓“借字”就是一国语言里所羼杂的外来语成分。它可以表现两种文化接触后在语言上所发生的影响；反过来说，从语言的糅合也正可以窥察文化的交流。萨皮尔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己满足的。由于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直接或间接和那些邻近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说者发生接触。这种交际也许是友谊的，也许是敌对的。它可以从事业或贸易平凡关系来输入，也可以包含一些借来的或交换的精神食粮，像艺术、科学、宗教之类。要想指出一种完全孤立的语言或方言，那是很难的，在初民社会里尤其少。但不管邻近民族间接触的程度或性质怎样，普通足够引到某种语言的交互影响。” [1]

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所接触的民族很多。像印度、伊朗、波斯、马来、暹罗、缅甸、西藏、安南、匈奴、突厥、蒙古、满洲、高丽、日本和近代的欧美各国都和汉族有过关系。每个文化潮流多少都给汉语里留下一些借字，同时汉语也贷出一些语词给别的语言。对于这些交互借字仔细加以研究，很可以给文化的历史找出些有趣解释。中国和其他民族间的文化关系几乎可以从交互借字的范围广狭估计出个大概来。咱们姑且举几个例：

（一）狮子　凡是逛过动物园或看过《人猿泰山》一类影片的人们，对于那种野兽应该没什么希罕。可是假如要问：“狮子是不是产在中国？如果不是，它是什么时候到中国来的？”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解答的了。狮也写作“师”，《后汉书·班彪传》李贤注：“师，师子也。”又《班超传》：“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88 A. D.）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又《顺帝纪》：阳嘉二年（133 A. D.）“疏勒国献师子、封牛”。李贤注：“《东观记》曰：‘疏勒王盘遣使文时诣阙。’师子似虎，正黄，有 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封牛，其领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峰牛。” （1） 可是，《洛阳伽蓝记》卷三“永桥”下说：“狮子者，波斯国王所献也。”那么，照文献上讲，狮子的来源有月氏（Indo-Scythians）、疏勒（Kashgar）、波斯（Persian）三个说法。从命名的对音来推求，华特尔（Thomas Watters）认为狮ši是由波斯语sēr来的。 [2] 劳佛（Berthold Laufer）对于这个说法不十分满意。“因为在公元88年第一个狮子由月氏献到中国的时候，所谓‘波斯语’还不存在。大约在第一世纪末这个语词经月氏的媒介输入中国，它最初是从某种东伊朗语（East Iranian language）来。在那里这个词的语形素来是šē或šī（吐火罗语Tokharian A. śiśāk），也和中国师šī（ * š'i）一样没有韵尾辅音。” [3] 沙畹（Edouard Chavannes） [4] 、伯希和（Paul Pelliot） [5] 和高体越（Henri Gauthiot） [6] 等法国汉学家也都注意到这个字的对音。伯希和以为关于波斯语šēr，伊朗学家采用过一些时候的语源xšaθrya必得放弃了。因为高体越已经指出这个字是从粟特语（Sogdian）的 * šrɣw, * šarɣə“狮子”来的。总之关于这个语词虽然有人不承认它是所谓“波斯语”，但对于它是伊朗语属几乎没有异议。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也采取莫根斯廷教授（Prof. G. Morgenstierne）的话，说：“狮 在那时是伊朗语 šarɣ的对音。” [7]

（二）师比　是用来称一种金属带钩的。在史传里也写作犀比、犀戜、私毗、胥戜、鲜卑等异文。《楚辞·招魂》：“晋制犀比，费白日些。”《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十“丙午神钩”下说：“首作兽面，盖师比形。《史记》汉文帝遗匈奴‘黄金胥戜一’，《汉书》作‘犀毗’。张晏云：‘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东胡好服之。’《战国策》：‘赵武灵王赐周绍具带黄金师比。’延笃云：‘师比，胡革带钩也。’班固《与窦宪笺》云：‘复赐固犀比金头带。’《东观汉记》：‘邓遵破匈奴，上赐金刚鲜卑绲带。’然则师比、胥戜、犀毗、鲜卑、犀比，声相近而文相异，其实一也。”阮元所说，对于“师比”一词的来历考证得源源本本。在中国古书里凡是一个同义复词同时有许多异文，那一定是外来的借字而不是地道土产。那么师比的语源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也颇不一致：许多考古学家和汉学家都认为“师比”这个词是汉族从中国西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借来的。 [8] 王国维仅仅泛指作“胡名”。 伯希和、白鸟库吉以为它是匈奴字 * serbi。白鸟氏还拿它和现代满洲语的sabi“祥瑞，吉兆”（happy omen）牵合。 [9] 卜弼德（Peter Boodberg）虽然没说明他对于这个字的来源有什么意见，他却拿 * serbi和蒙古语serbe来比较。 [10] 照郭伐赖无斯基（Kovalevskij）的《蒙俄法词典》23（ Dictionnaaire mongol-russe-françis , 1941），serbe的意思是“小钩，V形凹入口”（small hook, notch），serbe-ge是“V形凹入口，小钩，鳃，顶饰，钩扣”（notch，small hook, gill, crest, agraffe）。 [11] 总之，姑且不管当初匈奴说的话是蒙古、通古斯（Tungus） （2） 或突厥（Turkish），照以上这些人的假设，“师比”这个字无论如何不是印欧语。可是最近门琛（Otto Maenchen-Heilfen）认为师比和“郭落”都是从印欧语来的。他根据《大招》里“小腰秀颈，若鲜卑只”，认为“鲜卑”这个词的发现在公元前230年以前，那时中国还不知道有匈奴，楚国人当然不会向他们借来带钩和鲜卑或师比这个字。因此他把这两个字构拟作：

（1）师比 * serbi，“带钩”可以和印欧语指“钩，镰”等词比附：古教堂斯拉夫语OCS. srъpъ，立陶宛语Lett. sirpe，希腊语Gk. äρπη，拉丁语Lat. sarpio和sarpo，古爱尔兰语O. Irish. serr。

（2）郭落 * kwâklâk，“带”也可以和印欧语比附：原始印欧语 ，希腊语κúκλοσ“圆圈，circle”，梵语Skt. cakrá，古波斯语Avest. čaxrō，吐火罗语Tokhar. A. kukäl，“轮子wheel”。拿这些词和“带”比较，并没有语义上的困难。 [12]

关于门琛的构拟我且不来批评。不过，他只根据《大招》里的“鲜卑”一词切断了这个字和匈奴的语源关系，我却不大以为然。照我看，也许因为“鲜卑”这个词的发现反倒可以解决聚讼已久的《大招》时代问题。 [13] 因此我还倾向于伯希和们对于师比 * serbi的假设。

（三）璧流离　《说文》玉部 字下云：“璧 ，石之有光者也。”（依段注校改）。段玉裁注说：“璧 ，即璧流离也。《地理志》曰：‘入海市明珠璧流离。’《西域传》曰：‘罽宾国出璧流离。’璧流离三字为名，胡语也，犹珣玕琪之为夷语。汉武梁祠堂画有璧流离，曰：‘王者不隐过则至。’《吴国山碑》纪符瑞，亦有璧流离。梵书言吠瑠璃，吠与璧音相近。《西域传》注，孟康曰：‘璧流离青色如玉。’今本《汉书注》无璧字，读者误认正文璧与流离为二物矣。今人省言之曰流离，改其字为瑠璃；古人省言之曰璧 。 与流、瑠音同。扬雄《羽猎赋》‘椎夜光之流离’，是古亦省作流离也。”关于璧流离这个语词在汉以前的出处，段玉裁所说已经介绍得非常详尽，可惜他只泛指为胡语而没能仔细推究它的语源。案这个语词的对音可以分作两派：一种是旧译的璧流离、吠瑠璃；另一种是新译的毗头黎、鞸头利也。前者出于梵文俗语（Prakrit）的 ，后者出于梵文雅语（Sanskrit）的 。 [14] 本义原为青色宝，后来变成有色玻璃的通称，和希腊βιρυλλοð，拉丁beryllos，波斯、阿拉伯的billaur，英文的beryl，都同出一源。从段玉裁所引许多历史上的证据，可知璧流离这种东西以及这个语词在汉朝时候已经从印度经由中央亚细亚输入中国了。

（四）葡萄　《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通西域得葡萄、苜蓿于大宛，可见这两种东西都是张骞带回来的。葡萄，《史记》《汉书》作“蒲陶”，《后汉书》作“蒲萄”，《三国志》和《北史》作“蒲桃”。西洋的汉学家们，像陶迈谢（W. Tomaschek） [15] 、荆思密（T. Kingsmill） [16] 和夏德（F. Hirth） [17] 都假定这个词出于希腊语βóτρUs“a bunch of grapes”，沙畹和赖古伯烈（Terrien de Lacouperie）也附和这一说。劳佛以为葡萄很古就种植在伊朗高原北部一带，时代实在比希腊早。希腊人从西部亚细亚接受了葡萄和酒。希腊文的βóτρUs很像是闪语（Semetic）借字。大宛（Fergana）人绝不会采用希腊字来给种植在他本土很久的植物起名字。他以为葡萄盖与伊朗语 * budāwa或 * buðawa相当。这个字是由语根buda和词尾wa或awa构成的。照劳佛的意思，buda当与新波斯语bāda（酒）和古波斯语βατικη（酒器）有关。βατικη等于中古波斯语bātak，新波斯语bādye。 [18] 最近据杨志玖考证，葡萄一词当由《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的扑挑国而来。扑挑字应作“朴桃”。它的所在地，照徐松说就是《汉书·大月氏传》的濮达，照沙畹说就是大夏（Bactria）都城Bactria的对音。 [19] 因为这个地方盛产葡萄，所以后来就用它当做这种水果的名称。 （3）

（五）苜蓿　在《汉书》里只写作“目宿”，郭璞作“牧蓿”，罗愿作“木粟”。劳佛曾经发现古西藏文用bug-sug作这个语词的对音 [20] ，因此他就把它的原始伊朗语构拟作 * buksuk， * buxsux或 * buxsuk。 [21] 陶迈谢（W. Tomaschek）曾经试把这个词和一种Caspian[里海]方言吉拉基语（Gīlakī） （4） 的būso（“alfalfa”）相比。 [22] 假如我们能够证明这个būso是由 * buxsox一类的语源孳衍而来，那就可以满意了。我们得要知道中国最初接触的东伊朗民族从来没有文字，他们所说的语言实际上已经亡掉了。可是仗着汉文的记载居然能从消灭的语言里把大宛人叫Medicago sativa的语词 * buksuk或 * buxsux保存下来，这真不能不感谢张骞的功绩！

（六）槟榔　《汉书》司马相如《上林赋》“仁频并闾”，颜师古注：“仁频即宾桹也，频或作宾。”宋姚宽《西溪丛话》卷下引《仙药录》：“槟榔一名仁频。”这个名词应该是马来语（Malay）pinang的对音。爪哇语（Java）管pinang叫做jambi，也或许就是“仁频”的音译。 [23]

（七）柘枝舞　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记各种教坊乐舞里有一种叫做“柘枝舞”。唐沈亚之《柘枝舞赋》序说：“今自有土之乐舞堂上者唯胡部与焉，而柘枝益肆。” 晏殊也说这是一种胡舞。 刘梦得《观舞柘枝诗》：“胡服何蕤葳，仙仙登绮墀。” 也只泛言胡服，并没说明是哪一国。近来据向达考证说：“余以为柘枝舞出于石国。……石国，《魏书》作者舌，《西域记》作赭时，杜还《经行记》作赭支。《唐书·西域传》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文献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记有柘羯，当亦石国。凡所谓者舌、赭时、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语Chaj一字之译音。” 我想从字音和文献上交互证明，向氏的拟测是毫无疑义的。

（八）站　站字的本义照《广韵》上说“久立也”，原来只有和“坐”字相对待的意思。至于近代语词驿站或车站的站字，那是从蒙古语ǰam借来的。这个字和土耳其语或俄语的yam同出一源。《元史》中所谓“站赤”是amči的对音，意译是管站的人。 [24]

（九）八哥　八哥是 鹆的别名。《负暄杂录》说：“南唐李后主讳煜，改 鹆为八哥。”《尔雅翼》也说：“ 鹆飞辄成群，字书谓之哵哵（原注，卜滑切）鸟。”哵哵就是阿拉伯语babghā'或bābbāghā'的对音。阿拉伯人管鹦鹉叫做babghā'， 鹆和鹦鹉都是鸣禽里能效人言的，所以可以互相假借。

（十）没药　这味药是从开宝六年（973 A. D.）修《开宝本草》时才补入的。马忠说：“没药生波斯国，其块大小不定，黑色似安息香。”当是阿拉伯文murr的对音，译云“苦的”。中文或作没药，或作末药。“没”muət和“末”muât的声音和murr很相近的。李时珍说，“没、末皆梵言”，那是因为不知道来源才弄错的。

（十一）胡卢巴　宋嘉祐二年（1057 A. D.）修《嘉祐补注本草》时才收入，一名苦豆。刘禹锡说：“出广州并黔州，春生苗，夏结子，子作细荚，至秋采。今人多用岭南者。或云是番萝卜子，未审的否。”苏颂《图经本草》说：“今出广州，或云种出海南诸番，盖其国芦菔子也。……唐以前方不见用，《本草》不著，盖是近出。”这味药也是阿拉伯文 的对音，大约在公元9世纪才输入中国的。

（十二）祖母绿　绿柱玉（emerald）一名翠玉。《珍玩考》又称“祖母绿”。《辍耕录》作“助木剌”，《清秘藏》作“助水绿”（水盖木字的讹写）。后面这三个名词都由阿拉伯文zumunrud译音而成。

以上所举的例子，有的历史比较早，有的流行很普遍，都是很值得注意的。此外像“淡巴菇”、“耶悉茗”借自波斯语的tambaco, jasmin，“阿芙蓉”借自阿拉伯语的afyun。这一类例子一时无从举完，我只能挑出些极常见的来以示一斑。

* * * * * *

自从海禁大开以后，中国和欧美近代国家的来往一天比一天多，语言上的交通自然也一天比一天频繁。要想逐一列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便于概括叙述，咱们姑且把近代汉语里的外国借字分作四项：

（甲） 声音的替代 （phonetic substitution）就是把外国语词的声音转写下来，或混合外国语言和本地的意义造成新词。细分起来，再可列作四目：

（1）纯译音的　例如广州管保险叫燕梳（insure），邮票叫士担（stamp），叫卖叫夜冷（yelling），牌号叫嚜（mark），商人叫毡或孖 （merchant），时兴叫花臣（fashion），发动机叫磨打（motor），十二个叫打臣（dozen），四分之一叫骨或刮（quarter），支票叫则或赤（check），一分钱叫先（cent）之类，都是由英语借来的。上海话管机器叫引擎（engine），软椅叫沙发（sofa），暖气管叫水汀（steam），电灯插销叫扑落（plug），洋行买办叫刚白度（compradore），也是从英语借来的。此外像各地通行的咖啡（coffee）、可可（cocoa）、雪茄（cigar）、朱古力（chocolate）、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等等也应属于这一目。

（2）音兼义的　有些借字虽然是译音，但所选用的字往往和那种物件的意义有些关系。例如吉林管耕地的机器叫马神（машина），哈尔滨管面包叫裂粑（хлеб），火炉叫壁里砌（печь），这是受俄语的影响。此外广州话管领事叫江臣（consul），管电话叫德律风（telephone）；还有人把美国一种凉爽饮料译作可口可乐（coca-cola），把世界语译作爱斯不难读（Esperanto），也都是属于这一目。

（3）音加义的　这类借字有一部分是原来的译音，另外加上的一部分却是本地话的意义。例如广州话管衬衣叫恤衫（shirt），管支票叫则纸（check），还有普通话里的冰激凌（ice cream）、卡车（car）、卡片（card）、白塔油（butter）、佛兰绒（flannel）之类，都属于这一目。药名金鸡纳霜和英语的quinine不大相符，可是咱们得知道这个字的前半是西班牙文quinquina的对音，霜字是形容那种白药末儿的样子。

（4）译音误作译义的　例如“爱美的”一词原是amateur的译音，意思是指着非职业的爱好者。可是有人望文生训把“爱美的戏剧家”误解作追逐女角儿的登徒子，那就未免唐突这班“票友”了！

（乙） 新谐声字 （new phonetic-compound）外国语词借到中国后，中国的文人想把它们汉化，于是就着原来的译音再应用传统的“飞禽安鸟，水族着鱼”的办法，硬把它们写作谐声字，在不明来源的人看，简直不能发现它们的外国色彩。这种方法由来已久。例如从玉丣声的 字，见于许慎《说文》，很少人知道它是梵文俗语 的缩写（参看上文璧流离）；从衣加声和从衣沙声的袈裟见于葛洪《字苑》，很少人知道它是梵文雅语 的译音。此外，像莳萝（cummin）出于中世波斯语的zīra，茉莉（jasmin）出于梵文的malli:在习焉不察的中国读者恐怕极少知道这两种植物是由外国移植过来的。自从科学输入以后，像化学名词的铝（aluminum）、钙（calcium）、氨（ammonia）、氦（helium）之类，更是多得不可胜数。至于广州话管压水机（pump）叫做“泵”，那似乎又是新会意字而不是谐声字了。

（丙） 借译词 （loan-translation）当许多中国旧来没有的观念初从外国借来时，翻译的人不能把它们和旧观念印证，只好把原来的语词逐字直译下来，这就是所谓借译。这类借字大概以抽象名词居多。当佛法输入中国以后，佛经里有很多这一类的借译词。像“我执”（ātma-grāha）、“法性”（dharmakara）、“有情”（sattva）、“因缘”（hetupratyaya）、“大方便”（mahopāya）、“法平等”（dharmasamatā）之类，都是属于这一项。近代借字的许多哲学名词，像葛林（Thomas H. Green）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的“超人”（Übermensch），也都是所谓借译词。

（丁） 描写词 （descriptive form）有些外来的东西找不出相等的本地名词，于是就造一个新词来描写它，或者在多少可以比较的本地物体上加上“胡”、“洋”、“番”、“西”一类的字样，这就是所谓描写词。这种借字的方法从很早就有的。在中国把西方民族统统看做“胡人”的时候，已经有胡葱（Kashgar的onion）、胡椒（印度的pepper）、胡麻（外来的flax和sesame）、胡瓜（cucumber）、胡萝卜（carrot）等等。稍晚一点儿便有把泛称的“胡”字改作地名或国名的，像安息香（the fragrant substance from Arsak or Parthia） [25] 、波斯枣（Persian date）之类。近代借字里的描写词，有的加国名，像荷兰水（soda water）、荷兰薯（potato）、荷兰豆（peas）；有的加“西”字，像西米（sago） 、西红柿（tomato）；有的加“番”字，像番茄（tomato）、番枧（soap）；有的加“洋”字，像洋火或洋取灯儿（match）、洋烟卷儿（cigarettes）。还有不加任何地域性的词头，只就东西的性质来描写的，像广州管煤油（petroleum）叫“火水”，管洋火（match）叫“火柴”，也都是所谓描写词。 [26]

以上所举的几条例子不过想把中国语里的外来借字稍微指出一些纲领。若要详细研究，广博搜讨，那简直可以写成一部有相当分量的书。然而这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不单得有语言学的训练，而且对于中西交通[交流]的历史也得有丰富的常识，否则难免陷于错误。例如，李玄伯在《中国古代社会新研》里说：“focus者，拉丁所以称圣火也。中国古音火音近佛，略如法语之 feu，现在广东、陕西语所读的仍如是。focus之重音原在foc，由focus而变为火之古音，亦如拉丁语focus之变为法语之feu，失其尾音而已。”我们先不必抬出“古无轻唇音”的高深考证来，单就火属晓纽［x］不属非纽［f］一点来说，就可把这个说法驳倒了！况且比较语言学本来没那么简单，如果不能讲通成套的规律，就是把一个单词孤证讲到圆通已极，也不过枉费工夫罢了。至于把拉丁语、中国古语硬扯关系，也和早期传教士推溯汉语和希伯来语同源弄成一样的笑话！

当两种文化接触时，照例上层文化影响低级文化较多。然而专以借字而论，中国语里却有入超现象。这当然不能纯以文化高低作评判的标准，另外还有许多别的原因。第一，当闭关自守时代，中国一向以天朝自居，抱着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态度。固有的哲学、宗教、艺术、文化，四裔诸邦很少能领略接受，因此语词的交流至多限于一些贸易的商品或官吏的头衔。第二，中国向来对于外国语不屑于深入研究，遇到有交换意见的必要也不过靠着几个通译的舌人，到底有若干语词流入异域，从来没有人注意过。第三，自从海禁大开以后，西洋人固然翻译了不少经典古籍，可是除去专名和不可意译的词句很少采取“声音替代”的借字法，就是有些借译词或描写词也容易被一般人所忽略。第四，汉语的方言太复杂，从一种方言借出去的字，说别种方言的人不见得能了解，因此就不觉得它是中国话。有这种种原因，难怪中国语里的借词多于贷词了。

对于外国语里的中国贷词研究，据我所知，像：徐勒吉（Gustav Schlegel）对于马来话 [27] ，劳佛对于西藏话 [28] ，李方桂对于泰语 [29] ，Ko Taw Seim对于缅甸语 [30] ，佘坤珊对于英语 ，都供给一些材料。可是要作系统研究，还得需要若干专家去分工合作才行。我在这里只能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有些中国字借到外国语里以后，翻译的人又把它重译回头，因为昧于所出，不能还原，于是写成了几个不相干的字。这样展转传讹，连“唐人都唔知呢啲系唐话喽”！例如，《元朝秘史》壹“捏坤太子”中的“太子”两字，《圣武亲征录》（王国维校本页35）作“大石”，《元史》壹零柒《世系表》和《辍耕录》都作“大司”，《蒙古源流》叁又作“泰实”：其实这只是汉语“太师”二字的蒙古译音taišï。 同样，《元朝秘史》里的“桑昆”（sänggün或sänggum），一般人认为是“将军”的对音，伯希和却怀疑它是“相公”的对音。 此外，那珂通世以为蒙语“兀真”（或作“乌勤”，ujin）就是汉语“夫人”；“领昆”（linkum）就是汉语的“令公”。 [31] 照此类推，满洲话的“福晋”（fujin）虽然意思是汉语的“公主” [32] ，可是就声音而论，它和“夫人”更接近了。英语里的typhoon，在1560年F. Mendes Pinto就开始用过了。关于它的语源，西洋的汉学家们，有的说出于希腊语的typhon，有的说出于阿拉伯语的tūfān;有人认为它就是广东话“大风”的译音，还有人认为它借自台湾的特别词汇“台风”。 [33] 在这几说中我个人偏向第三说。不过，“台风”这个词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福建通志》卷五十六《土风志》里就出现过，王渔洋的《香祖笔记》里也用过它。可见它从17世纪起就见于中国的载籍，不过修《康熙字典》时（1716）还没收入罢了。

萨丕尔说：“借用外国词往往惹起他们的语音改变。的确有些外国声音和重读特点不能适合本国的语音习惯。于是就把这些外国语音改变，使他们尽可能地不违反本国的语音习惯。因此咱们常常有语音上的妥协。例如近来介绍到英语来的camouflage（伪装）这个字，照现在通常的读音和英、法文特有的语音惯例都不对。送气的k，第二音节的模糊元音，l和末一个a的准确音质，尤其是第一音节上的强重音，这些都是对于英文发音习惯非意识的同比结果。这些结果把英、美人所读的camouflage弄得清清楚楚的和法国人所读的不同。另一方面，第三音节里长而重的元音和‘zh’音（像azure里的z）的语尾位置也显然是‘非英语的’（un-English），就像中世英语的声母j和v起初必曾觉得不和英语惯例切合，可是这种异感现在早已消磨完了。” [34] 卜隆斐尔也说：“本来介绍借字的或后来用它的人常常愿意省去他自己的双重筋肉调节，就用本地的语言动作（speech-movements）来替换外国的语言动作。例如在一句英语里有法文rouge这个字，他就用英语的［r］替换法语的小舌颤音，用英语的［uw］替换法语非复音的（non-diphthongal）紧［u］。这种语音的替代在不同的说话者和不同的情景之下程度要不一样；没有学过法语发音的人们一定得作成上面所说的程度。历史家将要把这种现象算作一种适应，这种适应可以改变外国的语词来迁就自己语言的基本发音习惯。” [35] 由这两位著名语言学家的说法，咱们可以知道借字对于原来语言的改变率是相当大的。现在且举一个大家公认的汉语贷词但还不能确证它的原来汉字是什么的：

在7世纪突厥的碑文中有Tabghač一个字，这是当时中央亚细亚人用来称中国的。这个名称在一定地域之中一直延存到元朝初年，因为1221年丘处机西行的时候，曾在伊犁听见“桃花石”（Tabghač）这个名词。 在东罗马和回教徒的撰述里也见有这个名称，但有的写作Tamghaj, Tomghaj，Toughaj，也有的写作Taugaš, Tubgač。它的来源当初并没判明，为什么叫“桃花石”也不得其解。夏德（F. Hirth）和劳佛（B. Laufer）以为这些字乃是“唐家”的对音 [36] ，桑原骘藏又进一步解释作“唐家子” 。伯希和以为“桃花石”的名称在7世纪初年Théophylacte Simocatta的撰述里早已写作Taughast，他所记的显然是6世纪末年的事迹和名称，同唐朝实在没关系。 [37] 他“曾考究桃花石原来的根据，或者就是拓跋。其对音虽不精确，而有可能。就历史方面来说，元魏占领中国北部，而在中亚以土姓著名，遂使中亚的人概名中国为拓跋。犹之后来占据元魏旧壤的辽朝，种名契丹，中亚的人又拿这个名字来称呼中国的情形一样。这也是意中必有的事。” [38] 这三种假设，严格照对音推究起来，都不能算是精确。“唐家子”的说法虽然可以用同化（assimilation）的规律把Tamghaj或Tomghaj读作 * Tangghaj或者 * Tongghaj，又可用西北方音丢掉鼻尾的现象勉强拿Tau-或Tou-对译“唐”字，可是Tubgač和Tapkač两个写法又不好解释了。总之，当初借字的人把中国古音歪曲太多，以至经过许多专家的揣测还不能确指它的来源，这的确不能不算是遗憾！

然而解释外国语里中国贷词的麻烦却还不止于此。照我的看法，另外还有时间和空间的两种困难：

凡是稍微知道一点汉语变迁史的人都应该明白，中国从周秦到现代，语音是随着时代变迁的。假若拿着现代汉语的标准去衡量不同时代的贷词，那就难免摸不着头绪。例如“石”字中古汉语读，现代汉语读 ，在西藏借字里把“滑石”读作ha-sig，而把“玉石”读作yü-si，“钟乳石”读作grun-ru-si。 [39] “石”字的-k尾（西藏写作-g）在前一个例里仍旧保存，在后两个例里却完全丢掉。这正可以显示三个字并不是在同一时代从内地借去的。如果单以现代音为标准就不能确认sig和si所对的原来是同一个字，并且把这可宝贵的音变佐证也忽略掉了。藏文借字的时代有明文可考的，咱们可举“笔”字作例。汉文的“笔”字藏文借字作pir。据《唐会要》说：吐蕃王弄赞赞普 请唐高宗（650—683A. D.）派遣造纸笔工人。 [40] 可见毛笔至晚在7世纪已经输入西藏了，古汉语的-t尾许多中亚语都用-r来对，所以pir恰是古汉语piět很精确的对音。准此类推，像“萝卜”作lá-bug或la-p‘ug，“铗子”作a-jab-tse，保存了中古音的-k尾或-p尾。它们借入藏语的时代一定比“粟米”su-mi或“鸭子”yā-tse早得多。因为“粟”（sǐwok）的-k尾和“鸭”（*âp）的-p尾，在后两个借字里都不见了。 [41]

汉语贷词在方言里的分歧也正像在古今音中的差异一样。中国首先和马来人的贸易以厦门或其他闽南人居多。所以不单闽南语里渗入许多马来语词，就是马来语里的汉语贷词也都限于这一隅的方言，旁地方的人很难辨识它是从中国借去的。例如马来语里的angkin借自“红裙”，bami借自“肉面”，bak或bek借自“墨”，tjit借自“拭”，niya借自“领”，tehkowan，tehko借自“茶罐”、“茶鼓”……凡是能说厦门语的一看见上面这些汉字就会读出很相近的 ， ， ， ， ， ， ， 等等声音；反之，他们听见那些马来声音也会联想到这些汉字。 [42] 假设换一个旁的方言区里从来没听见过厦门或其他闽南方言的中国人，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相当的汉字来。这在从外国借来的字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梵文的Bodhidharma，在中国的禅宗经论里一向译作菩提达摩或简称达摩，可是厦门人却把它写作陈茂。 [43] 这不单把这位禅宗初祖汉化了，而且照厦门音读起来，陈茂 的确和达摩 没有什么大分别。同样，回教的教主Mohammed普通都译作穆罕默德，可是赵汝 在《诸蕃志》里却把他写作麻霞勿。 [44] 这两个人名用普通话读起来相差很多，从后一个译名绝对找不出它和Mohammed的渊源来。不过，假如咱们请一位广东人念“麻霞勿”三字 ，岂不是很好的对音，比“穆罕默德”更贴切吗？

近百年来，中国和英美的接触最多，语言上的交互影响当然也最大。关于汉语里的英文借字，我在上文已经约略提到，这里我想再举几个从汉语借到英文里的例。中国对外贸易以丝、瓷、茶为大宗，所以咱们先从这三种东西说起。

现在英语的silk（丝）中世英语作silk或selk，它是从盎格鲁-撒克逊语seolc，seoloc演变来的；和古北欧语silki，瑞典丹麦语silke，立陶宛语szilkai，俄语shelk'，拉丁语sericum, sericus，希腊语sēres, sērikos都有关系。英语里的seres, seric, sericeous,serge, sericulture等都是它的孳乳字。 [45] 汉语“丝”字的现代音sɿ和中古音siː虽然和印欧语里的各种语词不太切合，可是它的上古音 就有几个音素可以和它们比较。所以印欧语里这些关于“丝”的语词无疑是从中国 借去的。从历史来讲，丝业最初是中国发明的，也是我们物质文明最早传布到全世界的。我们养蚕和缫丝的方法在3世纪的时候传到日本。先是，日本派了几个高丽人到中国来学习，这些人回到日本去的时候带回了四个中国女子专教皇宫里的人各种纺织的技术。后来日人在Settsu省为这四个女子建了一座庙以纪念她们的功德。相传在5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公主把蚕种和桑籽缝在她的帽子里，然后经和阗越葱岭而传到了印度。等到地中海的人学会养蚕的时候已经是6世纪了。当时罗马皇帝茹斯逖年（Justinian）派了两个波斯僧侣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缫丝和纺织的秘密。在公元550年左右，这两个僧侣把蚕种藏在一根竹竿里才带到了君士坦丁，于是，“西欧1200多年的丝业都发源在这竹管里的宝藏”。 [46] 欧洲人所以叫中国作Sěres或Sěrres，正可见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就是产丝的国家。西洋人对于蚕能吐丝的事实好久不能了解，于是发生了很有趣的观念。有的人以为丝是一种植物，生长在树上。在15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英国人说：“有一种人叫Serres，他们那里有一种树上长着像羊毛一般的叶子。”因此英国人常称丝作“中国羊毛”（Serres' wool）。这种观念的历史很古，罗马诗人Virgil[维吉尔]就说过：

How the Serres spin，Their fleecy forests in a slender twine.

（中国人把他们羊毛的树林纺成细纱。）

一直到16世纪，Lyly的书里还记载着很奇怪的传说，以为丝的衬衫能使皮肤出血！

后来中国和西欧的海上交通发达起来，我们输出的丝织品的种类也渐渐多了。于是流行在英国的贷词，有Canton- crape（广东绉纱）或China-crape（中国绉纱），有pongee（本机绸），Chefoo silk（芝罘绸）或Shantung silk（山东绸）。此外像pekin指北京缎，nankeen指南京黄棉布，那又从丝织品推广到棉织品了。

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输出品，除了丝以外就得算瓷器，我们中国的国名China也因此竟被移用。不过，Sěrres是用出产品代表国名，China却是借国名代表出产品罢了。China和拉丁语Sinae，希腊语Thinai，印度语Cina都同出一源。关于它的语源，虽然有人以为它或者是公元前4世纪时马来群岛航海家指示广东沿岸的名称 [47] ，可是我个人还赞成它是“秦的对音” [48] （5） 。当瓷器输入欧洲的时候，英国人管它叫chinaware，意思就是ware from China（中国货）。随后chinaware的意思变成ware made of china（瓷器），末了把ware也省去了，于是就变成了china。现在“中国”和“瓷器”在英文里的分别只是字首大小写的区别。可是在说话里，Chinaman（中国人），chinaman（卖瓷器的人），甚至于和chinaman（瓷人）三个字的第一音段读音是一样的，只是第二音段的元音，因为轻重读的不同，分成［ə］和［æ］两音罢了。

中国的瓷器最初是16世纪的葡萄牙人带到欧洲去的。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含糊地叫“中国货”，而特别取了一个名字叫它porcellana（后来变成英文的porcelain），意思就是“蚌壳”，他们把那光润乳白的质地比作螺甸那样可爱。

英国的陶业到18世纪才有，以前都是依靠着中国输入大量的瓷器。随着陶业的发展，许多技术上的名词也进了英文。起先他们由中国输入不可缺的原料如“高岭土”（kaoling）和“白土子”（petuntze）。kaoling是江西景德镇西北高岭的译音。高岭土亦叫做china-clay, porcelain-clay或china-metal。白土子也是原料之一，但是没有高岭土价值贵。这两种原料配合的成分“好的瓷各半；普通的用三分高岭土对六分白土子；最粗的也得用一分高岭土对三分白土子” [49] 。制成瓷器以后，第二步当然要加彩色，于是china-glaze，china-paints，china-blue，china-stone种种瓷釉的名称也跟着来了。最初他们着重模仿中国瓷器上的花纹，所以“麒麟”（chilin or kilin）、“凤凰”（fenghwang）和“柳树”（willow pattern）也被他们学去了。柳树花纹是英人Thomas Turner在1780年输入英国的。后来这个图案很受欢迎，于是日本商人看到有机可乘，就大量的仿造，用廉价卖给英美的平民。

第三种代表中国文化的出产品就要推茶了。这种饮料在世界文明上的贡献恐怕不亚于丝和瓷。中国饮茶的风气从唐时才开始盛行起来 ，但张华《博物志》已经有“饮真茶令人少眠”的话，可见茶有提神止渴的功用晋朝时候的人早就知道了。外国流行一个关于茶的传说，也可证明它的功用。相传印度的和尚菩提达摩（Bodhidharma）发愿要睁着眼打坐九年。三年终了的时候他发觉两只眼睛闭上了，于是割去了眼皮继续打坐。到了第六年终了正疲倦要睡的时候，偶然伸手从身旁的一棵树上摘下一个叶子来含在嘴里，顿觉精神百倍，使他达到九年不睡的初愿。 [50]

欧洲最早的茶商是葡萄牙人。 [51] 他们在16世纪的末叶到中国来买茶，那时他们采用普通话的读音chaa。后来远东的茶叶都操在荷兰人的手里。这些荷兰人都集中在南洋一带，所以厦门人先把茶叶由中国运到爪哇的万丹（Bantan） （6） ，然后再用荷兰船载往欧洲各国。厦门口语管茶叫做 ，荷兰人也跟着读téh。因此欧洲人凡是喝荷兰茶的像法、德、丹麦等国的人都采用厦门音（例如法语thé，德语Tee或Thee，较早的欧洲音tā），而喝大陆茶的俄、波、意诸国都保持官音（例如，意语cia， 俄语чай［tʃ'aːi］，葡萄牙语o chá ）。英国最早也采用官音（例如Thomas Blount在1674年的作品里就拼作cha），后来因为大量的购买荷兰茶的关系才把cha废掉而改用tea。Tea在英文里最初的出现，是1615年东印度公司一个职员威克涵（Wickham）的信里；1600年9月28日裴匹斯（Samuel Pepys）的日记里又拼作tee。 [52] 起初英人把茶看作一种极珍贵的饮料，后来渐渐变成一般平民不可少的日用品。同时英人也不专靠荷兰茶商的供给，他们自己到中国来采购各地名产。一时茶类名目的繁多引起了下面四句诗：

What tongue can tell the various kinds of tea？

Of Black and Greens，of Hyson and Bohea；

With Singlo，Congou，Pekoe and Souchong，

Cowslip the fragrant，Gunpowder the strong.

Bohea就是福建的“武夷”，Pekoe是“白毫”，Congou是所谓“工夫茶”，Hyson是“熙春”，Cowslip是“牛舌”，Gunpowder近于我们所谓“高末儿”。在这首诗以外的还有Twankay“屯溪”，Keemun“祁门”，Oolong“乌龙”，Young Hyson或Yü-chien“雨前”，也随着茶叶输入到英文里去。茶叶以外还有砖茶（brick-tea）、瓦茶（tile-tea）和粒茶（tisty-tosty）等，那只是质地和形状上的区别罢了。一部分英国人以为饮茶可以使人懦弱，所以管好喝茶的人叫tea-spiller或tea-sot。从茶字英文也产生了一个成语：“to take tea with”，意思是和人计较，特别是含敌对的意思。这也许由上海所谓“吃讲茶”来的。因为吃茶的习惯，英国人在日常生活里增加了不少新东西：像tea cloth（茶巾），teapot（茶壶），teacup（茶杯），teakettle（开水壶），tea urn（茶罐），teaspoon（茶匙），tea table（茶桌），teatray（茶盘），teaset（茶具），tea rose（茶香月季），tea biscuit（茶饼），tea gown（茶礼服），tea party或tea fight（茶话会），tea service（备茶，清茶恭候）等等，都是从茶的文化输入英国后才产生的。我国近来所用“茶话会”的名词和办法也恰好像管牛肉汁叫“牛肉茶”（beef tea）一样，它们都是中国字到外国旅行一趟，沾染上些洋味儿又回到本国来了。

除了茶叶之外，我们还有好多种植物移输入英美去。属于花草类的有china-aster（蓝菊），china-rose（月季），china-berry（楝树），china-pink（石竹）等；属于水果类的有china-orange也叫mandarin orange（金钱橘），loquat（栌橘或枇杷），litchie（荔枝），cumquat（金橘），whampee（黄皮）；属于蔬菜的有pakchoi, petsai或chinese cabbage（白菜），china-squash（南瓜），china-pea（豌豆），china-bean（豇豆）等；属于药材类的有ginseng（人参），galingale（莎草或高凉姜） [53] ，chinaroot（菝葜根）等。此外还有中国的苎麻（china-grass或china-straw），据说是自然界中最坚固的纤维；由桐树上所榨取的桐油（tung-oil或wood-oil），它在抗日战争时几乎变成我国唯一换取外汇的输出品。

咱们再看看有关商业和海上生活一类的字。西洋人来和咱们通商，第一当然要明了中国的度量衡和币制。有些名词像“细丝”（sycee）、“两”（liang）、“里、厘”（li），他们就用“声音替代”法直接借过去。“细丝”本来是指银子的纹理，后来就变成了“元宝”的别名。不过，中英贸易本来是由南洋渐渐北移到沿海的中国本土，因此有些名词英国商人就懒得译音，而采取他们熟识的马来字来代替：teal（银两），catty（斤），picul（担）等，便都是这一类。关于海上生活的字，像typhoon是“大风”的对音，咱们在上文已经讨论过了。除此之外，sampan（舢板），tanka（疍家）一类的字也可以给“浮家泛宅”的疍民生活映出一张小照。上海自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开作商埠后成了国际贸易的重心，所以shanghai这个字在英文里的意义也特别多。它除去代表一种鸡（据说能生双黄蛋）、一种油（恐怕就是桐油）和一种枪以外，还代表一种绑票的行为。当一只船上缺少水手时，常到岸上找一个人，把他用药酒灌醉，叫他在船上做苦工。这种主动行为叫“to shanghai”，被害方面叫“to be shanghaied”。上海还有一种中西交通[交流]的特产就是洋泾浜英语。这种语文英美人叫pidgin或pigeon English。据说pidgin是中国人误读英语business的讹音。因为中国人不会读business，遂致错成pidgin，有些人说受葡萄牙语occupaçao（前二节丢了）的影响，此字亦拼作pigeon。洋泾浜英文 （7） 的确是中英杂糅的结晶，是由一个不懂得英语的中国人和一个不懂中国语的英国人要想交换意见，自然而然产生的。它应用中文语法和有限的英文讹读字，临时凑成一种语言工具。应用的时候，双方各佐以手势和种种脸上的表情，随机应变。类似pidgin方式产生的字，咱们可以举cumshaw作例。这个字虽然有人以为粤语“感谢”的音译，可是很可能是commission的误读。因为cumshaw的意思并不限于“礼物”、“小账”，而实在含有“佣钱”的意思在里头。

此外，由我国近代史实或官制借到英文里去的，有Taiping（太平天国），Boxer（义和拳），Kuomintang（国民党），yamen（衙门），tupan（督办），tuchun（督军） ，tsungli（总理），tipao（地保）等等；由我国输出的玩艺儿得名的，有tangram（七巧图），fire-craker（爆竹），gold-fish（金鱼），Chinese-tumbler（搬不倒儿），Chinese-lantern（纸灯笼）等等；甚至于连代表“本位文化”的赌博：“番摊”（fan-tan）和“麻将”（mah-jong），在英美的交际场上也都不是陌生的语词了！Chop-suey起初不过是一碟普通的“抄杂拌儿”，推究语源只是“杂碎”的对音。可是现在它已成了中国菜的总名，连纽约极大的餐馆，像羊城、顶好、上海饭店也都用chopsuey house作招牌。外国人吃中国饭的大障碍显然是那双筷子，起初他们译作nimble sticks，不过现在还是叫chopsticks最普通。由我们的民间用语流入英文里的，可以拿feng-shui（风水）作代表。Joss这个字本来是pidgin英语从葡萄牙文Deos（神）借来的，在中国特指神的偶像。于是他们管中国的佛堂叫Joss-house，庙里边的香叫Joss-stick。

中国素号“礼仪之邦”，咱们传统的繁文 节不免给西洋人很深刻的印象。有时他们觉得咱们过分的拘泥礼节了。法国人很幽默地把一切繁文 节叫做Chinoiserie。这个字的精彩很快地被英国人所赏识，于是就借了去变成chinesery。 [54] 咱们还有时为顾全对方的面子起见不肯当时表示异议，英国人管这种虚伪叫做Chinese compliment。说到“顾全面子”恐怕是我们对于英文最得意的贡献了。在英文常用的成语里有“to save one's face”一句话，据《牛津字典》记载这句话的来源说：

Originally used by the English community in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tinual devices among the Chinese to avoid incurring or inflicting disgrace. The exact phrase appears not to occur in Chinese，but “to lose face” （丢脸） ，and “for the sake of his face” （为他的面子） are common.

可是在《韦氏字典》却承认“to lose face”在美国的普遍性了。

在旧礼节中，外国人顶不习惯的是跪拜礼。所以《牛津字典》里对于kowtow（叩头）这个字有一句富有幽默的描写：

The Chinese were determined they should be kept in the constant practice of the koo-too，or ceremony of genuflection and prostration.

其实中国人哪里都是常常屈膝叩头的呢！武清郭琴石（家声）师有一首咏叩头虫诗说：“如豆形骸不自休，黑衣未脱便包羞。有生直合为强项，此豸缘何但叩头？只要眼前容请放，焉知皮里蓄阳秋！倘教拒斧能相识，一怒真应嫉若雠！” 它很可以代表一部分“有生直合为强项”的中国人的抱负！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还有一段关于叩头的故事：当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的亚墨哈斯（Lord Amherst）奉使来华，因为不肯在觐见时遵行跪拜礼，清廷就勒令他回国，并有“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的话！这场关于“叩头”的纠纷，有清仁宗为英使亚墨哈斯来华致英王的敕谕为证：

……尔使臣始达天津，朕饬派官吏在彼赐宴。讵尔使臣于谢宴时即不遵节礼。朕以远国小臣未娴仪度，可从矜恕。特命大臣于尔使臣将次抵京之时，告以乾隆五十八年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尔使臣面告我大臣以临期遵行跪叩，不至愆仪。我大臣据以入奏。朕乃降旨于七月初七日令尔使臣瞻觐；初八日于正大光明殿赐宴颁赏，再于同乐园赐食；初九日陛辞，并于是日赐游万寿山；十一日在太和门颁赏，再赴礼部筵宴；十二日遣行：其行礼日期仪节，我大臣具体已告知尔使臣矣。初七日瞻觐之期，尔使臣已至宫门，朕将御殿，尔正使忽称急病，不能动履。朕以正使猝病，事或有之，因只令副使入见。乃副使二人亦同称患病，其为无礼，莫此之甚！朕不加深责，即日遣令回国！…… [55]

相传这里面还有中国官吏从中拨弄的内幕。不管怎样，这总算中国外交史上一段有关“叩头”的趣事。英文里还有chin-chin一字，本来是我们的口头语“请请”的译音。《牛津字典》上说“请请”是“A phrase of salutation”，照它所引证的例句来看：

We soon fixed them in their seats，both parties.... repeating chin chin，chin chini , the Chinese term of saluation.［1795 Symes, Embassy to Ava 295（Y.）］

这句话里的“请请”分明是让座的意思，并不是问好，不过展转引申，渐渐地变成致敬的意思：

On the thirty-sixth day from Charing-cross a traveller can be making his chin-chin to a Chinese mandarin.（1885 Paul Mall G.15 Apr.4/1）

后来索性变成动词“to salute，greet”:

She “Chin-chins” the captain，and then nods her pretty head.（1959 All Y. Round No. 1, 18.） [56]

这未免以讹传讹，离开本义很远了。

以上关于中国话借进来或借出去的语词已经拉杂地举了好些例子，可是这仅仅是汉语借字研究的起例发凡。我很希望后起的同志能够受我这一点儿示例的启发更有进一步的探讨。最后我且引帕默的话作本章的结束：

从语言借字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的接触和民族的关系来。这恰好像考古学家从陶器、装饰器和兵器的分布可以推出结论来一样。 [57]

咱们应该知道借字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但咱们切不可陷于牵强附会的错误。正确的结论是由充实的学问、致密的方法、矜慎的态度追寻出来的。

[1] E. Sapir, Language , p.205.

[2] Thomas Watters, Essay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以下简称 Chinese Language ）, Shanghai，1889，p.350.

[3] Berthold Laufer, The Si-hia Language，《通报》 Toung Pao （以下简称 T. P. ）s.Ⅱ，XⅦ（1916），p.81；还有他的 The Language of the Yüe-chi or Indo-Scythians , Chicago，1917，p.4； 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 pp.236-245.

[4] Edouard Chavannes，Les Pays Occident d'après le Heou Han Chou, T. P. s. Ⅱ，ⅤⅢ（1907），p.177，note 5，“符拔，狮子”；Trois Généraux Chinoi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Orientaux, T. P. s.Ⅱ, ⅤⅡ（1906），p.232.

[5] Paul Pelliot, T. P. s.Ⅱ, ⅩⅩⅠ（1922），p.434，note 3，（Review to G. A. S. Williams' A Manual of Chinese Metaphors , p.128）.

[6] cf Horn, Mémoir de Societé de Linguistique , ⅩⅠⅩ（1915），p.132.

[7] Bernhard Karlgern，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以下简称 B. M. F. E. A ）No.5（1934），p.30，Stockholm.

[8] 在江上波夫（Egami Namio）和水野广德（Mizuno Kotoku）的 Inner Mongolia and the Region of the Great Wall pp.103-110（Tokyo and Kyoto, 1935）列有目录。

[9] P. Pelliot，L Édition Collective des oeuvres de Wang Kuowei, T. P. ⅩⅩⅤⅠ（1929），p.141；Shiratori Kurokichi,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t.of the Tokyo Bunko （东洋文库）No. 4，5（Tokyo, 1929）.p.5.

[10] Peter Boodberg，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以下简称H. J. A. S.）I,1936，p.306，n. 79.

[11] Kovalevskij, Dictionaire Mongol-Russe-Francsais , Ⅱ. p.1373.

[12] Otto Maenchen-Heilfen，Are Chinese Hsi-pi and Kuolo IE Loanwords？ Language , ⅩⅩⅠ，4（1945），pp.256-260.

[13] 游国恩《先秦文学》云：“作《大招》者非景差亦非屈原，盖秦汉间人模拟《招魂》之作，不必实有其所招之人也。……观其篇首无叙，篇末无乱，止效《招魂》中间一段；文辞既远弗逮，而摹拟之迹甚显，其为晚出，殆无疑焉。”游氏并举“鲜 甘鸡”一段言楚者三，及“青色直眉，美目媔只”中“青”字为秦以后语为证。（页157-159）[商务印书馆，1933]

[14] Thomas Watters, Chinese Language , p.433;何健民译，藤田丰八著《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页115[商务印书馆，1936]；冯承钧《诸蕃志校注》，页132、133[商务印书馆，1940]；季羡林《论梵文的音译》，1949年，页29、30。

[15] ‘Sogdiana’, Sitzungsber. Wiener Akad .，1877，p.133.

[16] The Intercourse of China with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in the 2nd Century B. C.，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以下简称 J. R. A. S. ），China Branch ⅩⅣ（1879），pp.5，190.

[17] Fremde Einflüsse in der Chin. Kunst . p.25；and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以下简称 J. A. O. S. ）ⅩⅩⅩⅦ（1917），p.146.

[18] 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 pp.225-226; cf. Horn, Neupersische Etymologie , No.155.

[19] Edouard Chavannes, T. P. s. Ⅱ, Ⅵ, （1905）, p. 514.

[20] B. Laufer，Loanwords in Tibetan, T. P. s. Ⅱ,ⅩⅦ（1916），p.500，No. 206.

[21] B. Laufer, Sino-Iranica ，p.212.

[22] ‘Pamir-Dialekte’, Sitzungsber. Wiener Akad , 1880，p.792.

[23] T. Watters, Chinese Language , p.343;并参阅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中“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页241；冯承钧《诸蕃志校注》，页117-118。

[24]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伯希和《高丽史中之蒙古语》，页78， 系读白鸟库吉《高丽史に见えわゐ蒙古语之解释》（东洋学报第18卷pp.72-80，东京，1929）的提要。

[25] Thomas Watters, Chinese Language ，pp.328-331.

[26] 关于近代语借字所分的四类参看罗常培 “Chinese Loanwords from Indic” 稿本，pp.3,4。

[27] Gustav Schlegel，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alay Language, T. P. I（1890），pp.391-405.

[28] Berthold Laufer，Loanwords in Tibetan, T. P. s.Ⅱ，ⅩⅦ（1916），pp.403-552.

[29] 李方桂《龙州土语》，南京，1940，pp.20-36, Some Old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 H. J. A. S. Ⅷ，p.344（March，1945），pp.332-342.

[30] Ko Taw Seim，Chinese Words in the Burmese Language, India Antiquiry ，ⅩⅩⅩⅤ（1906），pp.211-212.

[31] 李思纯《元史学》[中华书馆，1927]第三章页126-127引那珂通世 《成吉思汗实录》，页33和该书叙论页59。

[32] Thomas Watters, Chinese Language , pp.356-366.

[33] Henry Yule and A. C. Bumell, Hobson-Jobson , New edition，edited by William Crooke，pp.947-950；G. Schlegel，Etymology of the Word Taifun, T. P. Ⅶ（1896），pp.581-585.

[34] Edward Sapir, Language , pp.210-211.

[35] Leonard Bloomfield, Language , pp.455-456.

[36] F. Hirth, Nachw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 p.35.

[37] 参考沙畹（Edouard Chavannes）撰《西突厥史料》（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 , pp.230-246）。因年代不合而不能考订Tabghač为唐朝，此说Yule在1866年早已说过了（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Ⅰ，L Ⅲ）。

[38] P. Pelliot，L'orgine du Nom de“Chine”, T. P .s.Ⅱ. ⅩⅢ（1912），pp.727-742;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页45-46。 俄语称中国为Китай［k‘i-t‘ai］，即契丹之译音。

[39] B. Laufer, Loanwords in Tibetan, T. P. s.Ⅱ，Ⅹ Ⅶ（1916）, pp.509, 521.

[40] 《唐会要》卷九十七，页三下。 闻人诠本卷一四六上，3a。

[41] 关于藏文借字各例，参看Laufer前引文， T. P. s.Ⅱ，ⅩⅦ（1916），pp.503，508，518，522。

[42] 参看Gustav Schlegel，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alay Language, T. P. Ⅰ （1890）, pp.394, 400, 402，403;罗常培《厦门音系》，北京，1930。

[43] Thomas Watters, Chiness Language , pp.393-394.

[44]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hhill, Chau Ju-kua ,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entitled Chu-fan-Chih , St. Petersberg，1912，pp.116-120.

[45] 参看《牛津字典》ⅠⅩ，si，p.46；Walter W. Skeat, A Concis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p.485；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e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2nd. Ed.，pp.2285b-2337b.

[46] Encyclopadiadia Britanica , vol.20（14th ed.），pp.664-666.

[47] 劳佛（B. Laufer）The Name China（《支那名称考》）, T. P.s. Ⅱ，ⅩⅢ（1912），pp.719-726。

[48] 伯希和（P. Pelliot）Deux In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B. E. F. E. O. Ⅳ（1901），pp.143-149，又 T. P. s. Ⅱ，ⅩⅢ（1912）. pp.727-742（见前）。

[49] Encylopadia Britanica , vol. 5，p.549，china-clay:《牛津字典》Ⅱ，p.35 Ⅰ，又Ⅴ，p.652。

[50] Encyclopadia Britanica , vol .21（14th ed.），p.857.

[51] 关于茶的最早记录，在852年有阿拉伯sēkh字见于 Relation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ons dans l'Indie et à la Chine dans leⅠⅩe Siècle de l'ere Chritienne , Reinaud译本I，p.40又作Chai Catai，见1545年 Ramusio Dichiaratione , in Ⅱ，p.15；参阅Hobson-Jobson，new edition，pp.905-908.

[52] W. W. Skeat, A Concis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p.545, Encyclopadia Britanica , vol.22（14th ed.），p.857.

[53] 高凉姜 现广东称良姜。汉高康县，三国时名高良郡，今广东高州。此字在中世纪时西行路线，一般以为是汉语（广东）-波斯语-阿拉伯语-法文-英文。 在英国有极长久的历史。《牛津字典》上说：galingale大概是来自中文的“koliang kiang”，意思是“mild ginger from ko ”, a prefecture in the province of Canton. 这种姜除了当药用之外，主要是作烹饪里的香料。凡是中古欧洲的厨子都要会用这不可缺少的调味姜。英诗人乔叟（Chaucer 1340-1440）在他的 Canterbury Tales 里曾经描写他的厨子有专门手艺做姜煨小鸡，说：

A cook they hadde with hem for the nones，

To boille the chiknes with the marybones，

And poudre-marchant tart，and galingale.

可是远在乔叟以前350年，英文已经发现有 Galingale 这个字。它也写作galangal。参看Rev. G. A. Stuart, Chinese Materia Medica , pp.31-33。按马坚教授云：阿拉伯人译高凉姜为khulinjān，传入德国变成galingal，传入英国后再变为galingale。

[54] 《简明牛津法文字典》，p.163, a;《牛津字典》Ⅱ，p.354;《韦氏字典》pp.468-469；向达说：“Chinoiserie一词始于18世纪，其时它的字义指着一种中国风尚。Reichwan的 China and Europe 一书有专章讨论它。”

[55] 《清仁宗实录》，叁贰零，五，王先谦《东华录》嘉庆肆贰，一；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 Shanghai，1923，pp.11-13.

[56] 《牛津字典》Ⅱ p.352, Hobson-Jobson , pp.200-201。

[57] L. R. Palmer, Modern Linguistics , p.159.

（1） 《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条“有桃拔、师子、犀牛”，孟康曰：“师子似虎，正黄有[㢸]耏，尾端大如斗。”师古曰：“师子即《尔雅》所谓狻猊也。……耏亦颊旁毛也，音而。”这里所记是当时西域情况，与《后汉书·班超传》所记事，时代相近。

（2） 东胡（Tungus），今通译通古斯。后文即作通古斯。

（3） 葡萄，1956年11月15日，波兰汉学家赫迈莱夫斯基（Janusz Chmielewski）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作了题为《以“葡萄”一词为例论古代汉语的借词问题》的讲演，译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他广泛列举了材料，但没有提及罗常培先生的书（估计是没有看到），结论与罗先生相同。前文述及大夏国都城Bactria。该地，《景教碑》对文作Balh，《北史》之“薄罗”，《大唐西域记》之“缚喝”，耶律楚材《西游录》之“斑城”，《元史》之“班勒纥”、“巴里黑”，《明史》之“把力黑”等，当皆指其地。《西游录》称，这一带“多蒲桃（葡萄）梨果”，葡萄所酿之酒，“味如中山九酿”。旧中山国产美酒，今河北定州发现其酿造场所。

（4） 吉拉基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居民分布在里海东南岸及附近山区，使用人口约两百万。

（5） 《大唐西域记》卷五记有羯若鞠阎国戒日王和玄奘的谈话。王曰：“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大唐国者，岂此是耶？”对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至那”即China（秦）的对音。

（6） 万丹（Bantan），拉丁字母写法现作Bantam，为爪哇苏丹旧地，16-18世纪为与欧洲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今为废墟。

（7） “有些人……洋泾浜英文”，1950年版作“因为中国人不会读business，遂致错成pingin，再以讹传讹就变成‘鸽子’（pigeon）了！‘鸽子英文’”。 sCvNDqxbxHhuNFXwrVtf0QHy6GpfDTqn5aoBlAc4EKHDyOf1mlvEfNTzqqcK8x0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