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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离开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的情形，真是很难想象。非国（公）有经济在30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非常迅速。截止到2007年，国有和集体单位之外的就业已经占到全部城镇就业的3/4，而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扣除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后的其他类型企业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93.86%、70.46%和65.85%（参见图1.1）。这一组数字同时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虽然非国（公）有经济在总体上壮大了，但它们在产出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低于在企业数量中所占的比重。未来的中国经济如果要继续高速增长，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强大的民营企业，中国经济是不可能进入发达状态，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图1.1 中国非国（公）有经济的比重（1978—200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城镇就业比重为扣除国有和集体单位后其他就业的比重，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比重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扣除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后的其他类型企业所占的比重。
那么，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到底遇到了什么障碍？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当然，金融是重要的，创新也是重要的，这些都已经被谈论得够多了。这里，我们想拎出来两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和民营企业家们接触时被反复提及的两个问题，一是企业怎样传承，二是企业规模如何做大。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国有化改造之后，新一代的民营企业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民营企业的快速成长只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直到邓小平南方讲话的1992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仍然占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提供的城镇就业的80%左右。所以，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史并不长，而具体到特定的企业，其“年龄”超过20年的并不多。
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步入老年，企业的传承和企业家的接班人问题显得日益突出。
企业的接班人问题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特别是在那些带有家族企业性质的民营企业。那么，为什么唯独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寻找接班人那么难呢？对这个问题，人们众说纷纭。在一次作者主持的有关民营企业传承的研讨会上，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经理市场不完善，空降到企业来的经理人并不一定具有领导企业的才能；也有人说，是因为资本市场出了问题，如果资本市场没有发现企业价值的功能，对职业经理人的绩效评价就变得非常困难了；还有人说，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家观念保守，总是想从自己的子女当中找接班人；甚至有人说，都怪计划生育政策，外国的企业家有很多子女，而中国的企业家往往只有一两个孩子，选继承人的难度当然要大得多。
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有一种非常难以传承的“企业家才能”，那就是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而比这种能力更为难以传承的，则是企业家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纽带。我们相信，所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都不会否认，与政府搞好关系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太重要了，而这种政企纽带恰恰是与企业家个体结合在一起的，既难以传承，也难以通过教育和培训来获得。中国长期以来采取了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获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恰恰是这样的发展模式给企业的传承和持续发展套上了无形的枷锁。
每个企业都不能不与政府（而且往往是特定的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否则，企业的日子就会很难过，这个无形的枷锁不仅套住了企业的传承，也限制了企业的扩张。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区间市场分割，尤其是在省与省之间。
各个地方的政府都认为，对本地企业采取保护措施，限制外来竞争，有利于本地经济的成长，当然也就有利于本地的就业和税收。在这种“以邻为壑”的增长模式之下，虽然从单个地方来看，的确有可能在分割市场的过程中获得更快的增长，但从整个国家来说，却损失了规模经济和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在那些经济开放度比较高的地区，可以借助加入国际市场来发展经济，当地政府就更有能力通过分割国内市场来发展本地经济（陆铭和陈钊，2008）。
正当中国的地方政府陷于“以邻为壑”的增长模式难以自拔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想到，政府保护本地企业的做法已经严重地限制了企业进一步做大规模。在我们与企业家接触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听企业家说，他们不敢轻易到别的省去投资，除非在当地有政府官员朋友。可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以前，企业小的时候，政府保护当地企业，企业很欢迎，那时候，仅本地的市场规模就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了。现在，随着企业的长大，本地的市场规模显得太小了，企业已经有了跨省进行投资的需要，但是，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的政企纽带却是本地化的。如果企业都因为没有其他地方的“关系”而不敢去投资，那企业还怎么做大？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必然越来越取决于民营企业的表现。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什么优势的话，在今天，我们还会列举诸如人口红利、高储蓄率、外资、政治稳定这些因素，以后，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将越来越重要。规模经济重要性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手机，现在，最新的手机产品可以说都是首先在中国推出的，这与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庞大有关。特别是在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的时候，中国靠国内市场规模来推动内需的发展路径将越来越重要。就在这样的转型时期，政企纽带也日益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桎梏，它一方面阻碍了企业的传承，一方面限制了企业的规模，对于成长中的中国民营企业来说，政企纽带的这种两面作用，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正是因为政企纽带的重要性，我们将偏离传统的分析方法，不再仅仅将企业看做把资本和劳动转化成产品的生产线，也不再讨论由董事会、经理和股东构成的企业治理结构，而是把政府（政府官员）、企业和企业家互动的市场体制作为研究企业家成长和民营企业发展的大背景。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企业将是一个开放的组织，企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将变得不那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