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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时代，汉语的研究主要也在音韵方面。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韵书，而且拓宽了汉语音韵研究的领域。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宋本《广韵》。《广韵》的全称是《大宋重修广韵》，是宋代陈彭年等人奉诏以《切韵》为蓝本并参阅前代韵书修订编写而成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韵书，也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部韵书。《广韵》收字26000余，分206韵，按平上去入分卷。在编排注音上，同韵之字合为一部，同音之字合为一条，在同音字的第一个字下用反切注音。韵目的排列次序，四声的相承，均采自李舟的《切韵》。《广韵》较完整地保存了中古汉语语音、语义等方面的丰富而宝贵的资料，且又是官修韵书，能大量刻印发行，所以《广韵》一出，先前的《切韵》、《唐韵》等韵书就不传了。因此，现存的《广韵》已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汉语音韵最有价值的一部韵书——研究古音，须从它向上推知；研究今音，须从它向下探求；研究当今各方言的方音，更须以《广韵》为依据。总之，《广韵》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
《广韵》之后较重要的韵书是《集韵》。《集韵》是比《广韵》晚31年的又一部官修韵书，由丁度等奉敕修订。《集韵》是刊修《广韵》而成，收字53525个。重要的修订在于：（1）除保留原注音外，参考当时读音更订反切，所以所收字音多于《广韵》；（2）在释义上注重文字的形体并广采“经史诸子及小学书”之训诂。因此《集韵》成了后人研究文字、训诂和宋代汉语语音的重要资料。
宋代开始，开拓了汉语语音的新的研究领域，那就是宋代兴起的以研究分析汉语发音原理和发音方法的“等韵学”，开始对汉语音节的声母和韵母作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在声母研究方面，按发音部位之不同，将声母分为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喉音五类，简称“五音”；后又增加半舌音、半齿音，定为“七音”。另外根据发音方法的不同，具体说根据发辅音时声带是否颤动，将声母分为浊音、清音，浊音中还分全浊音、次浊音，清音中还分全清音、次清音。在韵母研究方面，按韵母里介音或主要元音是不是［u］，把韵母先分为合口呼和开口呼两大类，介音为［u］或主要元音为［u］的韵母属合口呼，否则为开口呼。后又细分为四呼：没有介音而且主要元音不是［i］、［u］、［y］的韵母属于开口呼，介音为［i］或者主要元音为［i］的韵母属于齐齿呼，介音为［u］或者主要元音为［u］的韵母属于合口呼，介音为［y］或者主要元音为［y］的韵母属于撮口呼。又据韵母里有无介音［i］和主要元音洪细（即开口度的大小），分别将开口呼和合口呼各分为四等——开口一、二、三、四等，合口一、二、三、四等。上述等韵学对汉语声母、韵母的分析，从现代语音学的角度看，也是很科学的。建立“等”、“呼”的概念，对说明汉语声韵调的配合规则是极为有用的。
元代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成果当首推周德清（公元1277—1365年）所著的《中原音韵》。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沿袭《切韵》的《广韵》音系当然会脱离当时的语言实际，跟当时宋代实际的汉语语音会有许多不相合之处，人们也很自然地会提出彻底改革韵书的要求。《中原音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原音韵》的音系完全是由周德清根据元代北曲用韵分析归纳而成的，它改变了长期以来韵书因袭《切韵》、《广韵》的旧制，而以当时活的话语语音为研究对象，并第一个揭示了“平分阴阳，入派三声”的汉语语音发展现象。《中原音韵》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贡献，不只是记述、保存了元代北方方言的语音实况，成为研究汉民族共同语形成的重要资料，并开创了汉语北音研究，而周德清那种不应泥古非今的语言发展观，更对后来的汉语研究起了积极的影响。至于《中原音韵》到底代表哪个地区的语音，今人有不同看法，还在争论之中，尚待发掘更多的资料来加以判定。
宋代起不断开拓的另一个汉语语音研究领域就是古音研究。古音是对今音而言的。在前面介绍过的汉代刘熙的《释名》中，就注意到了古今音的差异。在《释名·释车》中就说：“车，古者曰‘车’，声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更注意到了“文字音训，古今不同”，因此他在注音中遇有古今音之差异，“先今而后古”。但是真正的古音研究，开始于宋代，兴盛于清代，而明代万历年间陈第（公元1541—1617年）的《毛诗古音考》，超越了前辈的研究，又启迪了清代顾炎武、江永等学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是因为他有很明确的“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时地发展的语言观和理论认识。
关于宋元明的汉语研究，还须提到的，就是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明末张自烈、廖文英的《正字通》、方以智的《通雅》和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亦称“助语辞”）。
梅膺祚的《字汇》和张自烈、廖文英的《正字通》所以值得一提，在于：（1）释义力求通俗易懂；（2）在编制体例上，特别在部首方面有很大改进，便于查阅。具体说，依据楷书将《说文》部首简化为214部，又按子、丑等地支分为十二集；部首和各部里的字，又按笔画多少排列。这种检字法适合汉字特点，《正字通》以《字汇》为蓝本，后来的《康熙字典》又以《正字通》为蓝本，其编排体例为后世所采用。因其通俗，时人对这两部书不以为然，甚至大加贬斥，称之为“兔园册”。其实这从反面道出了这两部书的可贵之处，那就是起了普及的作用，把小学从神秘的庙堂送到了“田夫牧子”之手。方以智《通雅》的重要性，从词汇学的角度说，不亚于《尔雅》与《广雅》。我们要研究先秦词汇，就得参考《尔雅》；要研究汉魏词汇，就得参考《广雅》；而要研究唐宋元明词汇，就不能不参考《通雅》。卢以纬的《语助》虽篇幅不大，所收词语也只有135个，但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专门研究注释虚词的专著。如果把虚词研究也作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以说，汉语语法研究从虚词研究开始，而汉语虚词系统研究就开始于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