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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汉语研究主要还是在文字、训诂方面，其中郭璞的《尔雅注》、《方言注》最为著名。《尔雅注》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尔雅》注本。郭璞在注时，引证了近50种古籍资料，同时用当时的口语方言训释先秦古语，这为后人研究汉语史和方言留下了可贵的资料。但总起来说，这一时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与进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开始了系统的语音研究，出现了一些韵书，如周研的《声韵》、李登的《声类》和吕静的《韵集》等，而且产生了“反切”这种汉语独特的注音方式。所谓反切，就是利用汉语音节双声叠韵的原理，用两个字来拼注另一个字的读音，反切上字以双声之理取其为声母，反切下字以叠韵之理取其为韵母。如：“冬，都宗切。”“同，徒红切。”以往对汉字注音，一般采用“读若”或“直音”的方法，这是一种用另一个字的读音来注一个字的音的方法，如“瑄读若宣”，“毕音必”。反切的使用不仅使汉字注音更为准确，更为后世研究古代汉语语音保存了可贵的资料。现在我们研究古汉语语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古代文献中所用的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这些资料。
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文字、训诂研究继续进行，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值得提出的是，梁朝顾野王（公元519—581年）的《玉篇》、唐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五代宋初徐铉（公元916—991年）校定的《说文解字》（俗称大徐本《说文解字》）、其弟徐锴（公元920—974年）的《说文解字繫传》（俗称小徐本《说文解字》）。
顾野王的《玉篇》似仿《说文》之作，特别在体例上；只是用了反切，但性质不同。《说文》只讲本义，着力于字形的说明；《玉篇》则侧重于字义的说明，按实际情况，列举字之多种意义，并注意引证，颇有创造性。所以有人认为《尔雅》、《说文》只是词典、字典的雏形，而真正开后世字典之先河的是《玉篇》。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经籍义疏的重要著作。这里的“五经”指《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和《春秋》；“正义”，就是按儒家之说和当时的语言来加以训释，以帮助人们阅读与理解。其中因含有大量的有关语言文字的新观点而引起后人的注意。如在音义关系上，更明确地提出了“义存于声”、“借声为义”的观点，成为清代学者“因声求义”的先导。大小徐本《说文解字》，对《说文》进行了较全面的校订和研究，多有补正。凡经典相承和当时通用的字而《说文》未收录的，一一收录，附于每部的末尾，注明为“新附字”（共收录402个）。特别是小徐本，对字形字义都注入了不少新的看法，并已注意到形声相生、音义相转之理。因此大小徐本《说文解字》对于《说文》的流传，对于后人对《说文》的学习与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汉语研究，主要成绩在汉语语音研究方面。上面说到，汉末已用反切注音。而至齐梁时代，反切之学已经相当盛行。反切注音的盛行，导致了汉语音韵学的兴起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音韵蜂出”，出现了一大批韵书和谈论音韵的书籍。其原因有二，一为审音，二为作文。齐梁时文人盛解音律，这就要求学者讲究审音。“文人盛解音律，学者讲究审音”，这二者互为因果，极大地推动了音韵学的发展。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音韵著作有，梁朝沈约（公元441—513年）的《四声谱》、夏侯詠的《四声韵略》、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南北朝颜之推（公元531—？590年）的《颜氏家训·音辞篇》和唐代陆德明（公元550—630年）的《经典释文》等。
汉语是有声调语言，但学者对汉语声调的认识有个过程。汉末魏晋时代，已有人注意到声调的问题，如李登《声类》和吕静《韵集》就分别以宫、商、角、徵、羽所谓“五音”来分部。“五音”的分别就跟字调有关，不过当时所说的“五音”不光是指字调，把音素的差异也包括在内。沈约的《四声谱》和夏侯詠的《四声韵略》，明确将字调归并为平、上、去、入四声，这才开始对汉语声调有了明确的认识。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和陆法言的《切韵》是反切资料保存至今最为完整的两部著作。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虽题为唐陆德明撰，成书应早于陆法言的《切韵》。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是一部广收汉魏六朝数百家注音和训诂的资料，并融进自己的见解，对《周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等14种经典进行注音释义的音义之作。该书在汉语语音学上的价值在于很好地保存了唐代以前经典文字之音读，为后人研究汉魏六朝汉语语音变化提供了丰富而可贵的资料。在介绍陆法言的《切韵》之前，先简单提一下《颜氏家训·音辞篇》。此文不足2000字，作者在文中论述了汉字注音方法的产生和发展、反切的产生以及古今南北语音之差异。显然，作者已颇有语言发展的观念，此文无疑可视为中国语言学史上最早的音韵学学术论文。陆法言的《切韵》一般认为基本上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约公元六世纪）汉语共同语的语音系统，可以作为当时汉语语音的代表，在汉语语音研究史上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切韵》虽为陆法言所编，但实际是一个集体的创作。从今存的《切韵·序》可知，此书由刘臻、颜之推、萧该等八人讨论，由陆法言记录、整理编撰而成。《切韵》此书已失传，现只留下陆法言的《切韵·序》和一些残卷。但据有关资料记载，唐宋时期韵书，特别是影响较大的宋本《广韵》均以《切韵》为蓝本，后人可通过《广韵》等来了解、研究《切韵》所反映的汉语中古音，并以此上推古音，而对当今方言调查也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切韵》问世后，“时俗共重，以为典范”，影响很大。
唐代的音韵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切韵》进行的，主要是对《切韵》考证、勘误、增订、补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仁煦的《刊谬补缺切韵》、孙愐的《唐韵》和李舟的《切韵》。前两本只是增字补缺，值得介绍的是李舟的《切韵》。该韵书调整了韵部，韵目的排列（特别是入声韵的排列）更为合理。后来的《广韵》基本采用了李舟《切韵》的韵目排列。
六朝和隋唐时期除上述音韵学研究成果之外，还值得一说的是标示汉语声母的字母的产生。四声和韵目的研究、制定，这当然重要，但这只完成了汉语音节研究的一半任务，另一半任务就是声母的研究，而声母的研究则有赖于字母的制定。隋唐之前还无“声母”之说。唐代僧人守温（一说了义，一说舍利）制定30字母，分为五类：
唇音 帮滂并明
舌音 端透定泥 知彻澄日
牙音 见溪群来疑
齿音 精清从 审穿禅照
喉音 心邪晓 匣喻影
后经宋人增补为三十六字母——增唇齿音“非、敷、奉、微”和舌面音“床、娘”，并又分出两类：“半舌音”和“半齿音”。如下表所示：
字母的制定，为后人的声母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