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代序）

1918年国立北京大学添设新闻学科，开启了我国近现代新闻教育，至今已经过去九十多个春秋。1949年之前的民国时代，其新闻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我们编这本《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就是希望通过搜集整理那些似已湮灭的文字，帮助读者对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以及新闻教育思想有更多的了解，进而对今日的新闻教育有所思考。

关于民国新闻教育的初创及发展历程，兹引用新闻学前辈戈公振的论述，对这一过程作简要交代。

民国元年，全国报界俱进会，曾提议设立新闻学校，是为我国知有报业教育之始。民国九年，全国报界联合会，已进一步，议决新闻大学组织大纲。惜两会均不久瓦解，未能见诸实行。民国七年，北京国立大学，设立新闻学研究会，请文科教授徐宝璜为主任，是为报业教育之发端。民国九年，上海圣约翰大学于文科中设立报学系。民国十年，厦门大学成立，列报学于所设八科之一。民国十二年，北京平民大学。民国十三年，北京国际大学与燕京大学。民国十四年，上海南方大学等，又先后设立报学系。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新闻教育的发展进一步加速。1944年，蒋荫恩在《新闻教育感想》一文中以感慨的笔调写道：“近十年来，新闻教育似乎风行一时，大学竞设新闻学系，专科职校则纷设新闻班，报馆及与新闻事业有关机关，亦多成立训练班讲习班，而若干热心分子则开办速成科及函授学校，五花八门，热闹之至。”据同年卜少夫对民国新闻教育机构所作不完全统计，民国先后成立的新闻教育机构至少有39所，数量上已经不少。不过，卜少夫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创立新闻教育机关的人，主要的动机由于应一时紧急的需要，以致用为主，很少是为了企图建立中国新闻学术，以求中国新闻学在学理技术上的奠立。”对这个批评，我们今日回过头再来看，“中国新闻学在学理技术上的奠立”似仍是未完成之重任。

民国新闻教育的内涵包含甚广，我们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印象尤其深刻。

一、报业（包括报业教育）的社会责任感

近代报业大多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肩负着教化民众的社会使命，同样地，新闻教育也有极明确的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自我定位。早在1920年，全国报界联合会议决组织新闻大学，其大纲即提出，新闻大学宗旨有四，分别为“造就新闻专门人才”，“促进全国新闻业之发达”，“补助国际舆论”，“输入新文化”。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新闻大学的设计乃是本着培育人才与服务社会并重的思路，既造就报业的发达，又借此改造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可以说，其后陆续成立的各新闻教育机关也大多传承了这种精神。例如1925年成立的南方大学报学系及报学专修科，在办学规程中就提出：“报业高尚之职业也。惟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重大无比，故亟宜训练较善之新闻记者以编较善之报章，而供公众以较善之服务。”与此类似的自我定位往往也可以在其他新闻教育机关的办学宗旨中找到。民国新闻教育的这种自我定位，一方面固然是报业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显然也受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影响，与民国知识分子的“救亡”使命和理想主义情节休戚相关。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国家救亡的时代主题日益突现，新闻教育界明确意识到报刊应该肩负起动员人民，唤醒民众的时代责任，而新闻教育也必须着力去养成服务于社会的新闻从业人员。著名报人成舍我明确地写到：“自从九一八事件发生以来，我们更深切的感到，有急起直追转变我们目标的必要。内容应由政治转到广义的社会，读者应由少数特殊阶级转到全国劳动大众。就是要将向来被视为特殊阶级的读物，变成大众的读物，使全国士农工商，都能看报，用报纸来唤起全国民众，共赴国难，抵御外侮，这是中国报纸应该改革的第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培养怎样的记者就不仅仅是一个纯粹技术上的问题，而成为整个民族教育对时代的一种响应。我们去读那些民国相关新闻教育的论著，就会发现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贯穿整个民国新闻教育的重要主线。

二、注重学生常识的养成，培养报业“通才”

大致看一看民国时期各新闻学校开设的课程，我们便可以发现那一时期的新闻学教育与今日的新闻教育有着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恐怕就在于“专业”的区分上。用较为时髦的话来表达这种区别，我们可以说民国的新闻教育是一种“通识”的教育，而今日的新闻教育则显得极为“专业”。以国立暨南大学新闻系为例，该系1947年第一学期大一所开设课程为三民主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民法总则、哲学概论、政治学、新闻学概论；大二所开设课程为伦理学、中国近代史、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公法、采访学、报业管理、英文新闻文选。两个年级的“专业”课程都非常有限（该校新闻系自1946年度始成立，只有两个年级），相反却开设了大量的文、史、哲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常识。施志刚对比了1947年前后民国政治大学、复旦大学、民国大学、暨南大学、中国新闻专科、民治新闻专科六所新闻教育机关开设的课程，发现“专业”课程只占到极小的比例，专业课程开设最多的民治新闻专科，专业课程也只占58.3%，而专业课程开设最少的政治大学，专业课程仅占27.7%。所有的学校都强调文法科课程，此类课程大多超过所有课程的50%，其中语文类（包括文法、修辞、外国语等）大体均在30%左右，史地类课程约占10%。

不少民国新闻教育家认为，新闻教育最主要的是基本知识，如语、文、史、地、政、经等学科的训练，以培养学生的常识。例如有文章即指出，“新闻学校里现所学习的课程，诸如编辑技术一类的‘玩意’，只要在报馆实习了两三个星期后，便可熟习的，现在花费许多时间去学习这类工作，无非是种浪费。但是我们所不易学习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普通的常识，这种常识一个学生刚步出学校跑进报馆的时候常会感觉到是非常缺乏的。一个新闻家要是缺乏各种常识，他的新闻事业决不能有什么发展，在个人方面或是对国家社会也决不会有什么贡献”。进而，“一个新闻学校如果单注意刻板理论的灌注，而不顾普通常识的训练，那么我敢说这个新闻学校的效果，是极为微薄的。因为国际局势以及各项常识，并非是在短期中所能获得，必需经过长时期的修养方能得到的。”正因为民国新闻教育家对记者常识的看重，觉得新闻记者“必须是常识十分丰富充足的人”，故而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新闻学系都“不只是供给学新闻者一种专门的知识与技能，而对于种种普遍的学识亦极其注重”。这种对普遍学识的重视，决定了民国的新闻教育机构，即使是专门的职业学校也并不仅仅局限在编辑、印刷等极专业的课程学习上，而是着力一种“通才”（曾虚白语）的培养，努力将“职业教育”与“文化教育”结合起来。

三、强调新闻职业的训练，鼓励学生动手实践

民国新闻教育除开设大量的理论课程外，也非常强调学生实践，提高学生的实际技能。谢六逸曾说：“新闻学不能单在理论方面去探求，也不能完全偏重于应用。如果只顾及理论，就要犯不切实用的毛病，反之，也易流于低级趣味，而不能尽报纸的职责。”强调实际技能的训练，同样是民国新闻教育的一大特色。

就民国大多数的新闻教育机关来看，无论是其宗旨，还是课程的安排，都明显地体现出强调实践的倾向。成舍我创办的新闻专科学校，其目的就在于塑造“手脑并用”的新闻从业人员，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并以《世界日报》作为学生实践的舞台。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新闻学系的课程，也都强调“理论与实习”并重，这些大学不但办有各种各样的刊物，有条件的学校还组织有通讯社、印刷所和研究室，以便学习新闻的学生进行实习。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以学理与实验并重为宗旨，刊行有《燕京新闻》、《新闻学研究》、《新中国英文月刊》、《中英文燕大报务之声》等数种刊物，以为学生练习之助。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其校刊由新闻系高年级同学轮流试编，分采访，编辑两部，由教授指导。每星期出版一次，以沟通校内消息。除此之外，复旦还组织有通讯社和印刷所，皆为学生实践之场所。即使那些设备未臻完善的新闻教育机关，学校不能完全提供学生实习的设备和场所，但也多与各地报社、通讯社等新闻事业机关合作，提供学员实践锻炼的机会。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民国新闻教育存在的种种不足。比如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新闻教育机构都受师资、经费、设备匮乏的困扰，难以彻底地推进理想的新闻教育。虽然我们觉得民国的新闻教育特别重视技能培养，但其时的新闻教育家仍感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以致陈望道在谈到中国新闻教育机关的问题时，认为新闻教育亟须解决的两大问题便是“如何充实教学的设备与内容，使有志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以及“如何与新闻事业机关取得更密切之联系，使学与用更不至于脱节”。此外，民国的新闻教育主要在于培养直接服务于报界的从业人员，而对于新闻学的研究不甚措意。诚如成舍我所言：“自来轻视新闻教育的人们，总以为新闻教育，其目的只是训练一些技术的人才，是职业教育的一种，没有什么高深学理的研究，不能成为一个学术上独立研究的部门。所以直到现今中国的大学中还没有正式允许新闻学系的存在，更谈不到正式的新闻学院。其实新闻教育，一方面固然是职业教育的一种，一方面何尝不含有高深学理的研究，尤其号称民本主义的国家，新闻教育更有积极提倡的必要。”恰因这种高深学理研究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卜少夫所谓的“中国新闻学术”的奠定化为泡影。

相信读者在这本选辑中，还能够读出更丰富的内容来。作为编者，我们也试图使这本选辑有更丰富的内容，能“发出它自己的声音”，能带给读者更深刻的思考。当然，它是否能体现出我们对民国新闻教育的某种理解，则还要请读者评判。

参与本书编选工作的有龙伟（西南科技大学）、任羽中（北京大学）、王晓安（北京大学）、何林（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吴浩（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杨书澜老师也给予我们许多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谢忱。

编者
2009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