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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们中国人看见西洋人驾了轮船、开起大炮打来，我们共鼓、货狄刳木为的舟，倕做的弓，浮游的矢，是万万敌他不过；又看见铜壶不如钟表，火柴胜似钻燧，于是不能不承认西洋人有术。然而这“术”字里面还含得有“邪术”、“魔术”的意味。后来渐渐晓得轮船钟表的机栝也不过是铜铁打造，弹药火柴的原料也不过是硫磺、硝、磷等物制成，就不能不承认西洋人有艺术，不能不承认他的艺术比我们高强了。但是却还不晓得西洋人也有学，更不晓得他们的学比我们的精深。
后来渐渐也有人晓得，轮船、大炮、钟表、火柴都不是一个巧工能凭空创造出来的，都是数学、物理、化学的产物，于是也就渐渐有人肯去研究那“声光电化之学”。虽是为了种种原因，没有人真能深造，却也略略尝着了近世自然科学的滋味。这时候的人士，都以为西洋人的学，只有“声光电化之学”，至于那“修齐治平之道”、“身心性命之学”，究非西洋人所能有的。若是有人向他们说，西洋人除了这些自然科学之外，还有那极精深的文化科学，恐怕未必有人肯信哩。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在几十年前，差不多是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当时的所谓“学士大夫”，一面要读那些什么洋务汇编、西学大全之类，一面还要读《十三经注疏》、《性理大全》，用后者去做“体”，用前者去做“用”。若是二者都能熟读，就是一位体用兼全的鸿儒了。
近二十年来，一般人也渐渐晓得西洋人有哲学，有法学，有政治学，有伦理学，甚至于也有考据，也有辞章，还有那新生的、进步很快、功用极大的社会学，并且也晓得我们中国古已有之的那些学问，在今日这样的时势，要专靠他去“修齐治平”，有些靠不住了，所以也很有一班人去研究西洋的文化科学，也很有人能研究到精深的地步，思想界也受了极大的影响，引起了极大的变化，社会上、政治上也惊人有些变动了。要论自来文明的传播，精神的方面本比物质的方面迟缓些、难些，现在文化科学既已输送进来，消化营养虽然还是未知之数，总算在张开口来吃了。这本是很可乐观的现象。
然而近来却有一个现象，就是常常有人要做那“中西学术沟通”的工夫。开动口、提起笔，总是说西洋学问的什么原理，则是中国古时已经有的，哪位圣贤、哪位学者早已经说过的；西洋的哪一科学问，中国古时已经很发达的；西洋学者的哪一句话，就是中国古书上的哪一句话。说到归结总是中国的古的好，西洋的新的没什么稀罕。要说这种“沟通”之心理的起源，实在是对于本国固有的旧学迷信过深，想利用自己“浅尝”来的西洋科学上的一些知识，来反证中国学问的精微奇妙。由这强烈过度的感情就生出那对于“中学”价值之误算。这还是很有诚意的“沟通”，至于那无诚意的，老实说一句，就是有心要罗列许多书名、人名、学名，来自炫其“学贯中西”罢了。那无诚意的且不去说他，就是这种有诚意的“沟通”，其结果于治“中学”的、治“西学”的都有恶影响。于他本身的学业，不消说也有不利了。
我在上一段，轻轻的说了一句“对于中学价值之误算”，语意恐怕不大明了，这句话是本篇的主旨，不能不说得详细些，说明白了，自然也就推出个结论来了。
世界上的文明系，细说起来，为数不少，然而主要的却只有三个，就是欧洲的希腊系、亚洲的中国系、印度系。希腊是西洋文明的源泉，西洋人的思想大都是以希腊的思想为基础，从一面看来现代哲学上的许多大问题，都是希腊人提出的，并且当日都研究过一番，下过解决的，现代又重新加以现代式的研究，下个现代式的解决罢了。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希腊的学术却自是希腊的学术，近代的学术却自是近代的学术，各有独立的精神、特殊的色彩。
印度民族还住在中央亚细亚的时候，已经颇有文化了，后来渐渐南下，一支到了波斯，一支到了印度。波斯这一支的文明，直接与了基督教许多影响，间接使欧洲、中国和近世初期的文化生了许多的变化。印度这一支因为土地的关系，文化思想发达得极高极快，成了婆罗门教和佛教，使中国、日本的思想文化起了重大的变更。
中国系的文明，无待我细说了，纵要细说，篇幅也不许的。不过有几句话，我却要郑重声明，就是中国这民族，纵然是如何优秀，究竟也是一般的人类，其文明的发达，也要和其他民族，循同一的程序，守同一的法则，循同样的条件。换言之，就是也要循序渐进，也有盘旋曲折，也要文化到了某点，社会状况到了某样，才得有某种学说发生。譬如几个学生，内中这一个，无论他是怎样的“天纵之圣”，他的学问也要循序渐进，纵是比别人进步得快些，也决不能未学算术就能懂微分积分，未学过无机化学就能晓得生物化学、天体化学，这是个普遍的定理，中国的“古人”也不得而独外的。
综观各系文明的发达，时间上虽难免有些参差，那路径却都是一致的。地理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条件齐备了，那自从原人时代积累来的文化，必然要大起发酵作用，发生一种光辉灿烂的文明。那希腊的文明、印度的古文明、中国晚周的文明，就是在这种条件法则之下产生出来的。后来不久因为民族精神上的惰性，加之条件的欠缺，就一定要衰歇了。久后新得了有利的条件，民族精神复原，就一定又要重兴，比先前更有光彩。要是没有再具备条件的机会，也就会一蹶不振，像那埃及、巴比伦就是证例。
要以公平的眼光，观察这三大文明，可以发见这三系的古代文明有许多处是一致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太古的民族，都是很新鲜、很快泼的，其头脑里前人的传说印得不多，纵然有些，也没有多大的威权，思想复能自由，而生活状况相差得又不远，所以各民族之看自然、看人生，眼光都大略相同。纵然因为地理上的关系，某民族对于某种现象特别注意，下特殊的解释，然而这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并非根本的不同，所以两个古文明有些一致的地方，这也是件当然的事，毫无什么奇怪。别人家同我一致，我同别人家一致，也并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地方。我的朋友胡适之，著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 making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gband和美国的Thllly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我尤喜欢就是他这书的第一篇里的几句话，他道：“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但我虽用西洋哲学作参考资料，并不以为中国古代也有某种学说，便可以自夸自喜。做历史的人，千万不可存一毫主观的成见，但东西的学术思想的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东家所有，西家所无，只因为时势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东家，东家也不配夸炫于西家。何况东西所同有，谁也不配夸张自豪。”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识见。我看他有这样的学问、识见，就劝他再用几年的心力，做一部需要最切的、西洋学者都还想不到的、做不到的“比较哲学史”，把世界各系的古文明，做个大大的比较研究。我以为除了这种研究之外，再没有什么中西学术的沟通了。
把中国固有的思想学派和其他的文明系做一个比较，说一句公平的话，纵不敢自夸是比人高些，却也不能说就一定比人低些，历史上的价值是很重的。然而，其价值却只限于历史上的，因为中国的思想学派，自从嵌入铁铸的模子以来，虽然不能说是绝无变迁，绝未进化，毕竟未曾有过根本的改革，产生过新文明来。中国近代的学派思想和古代的学派思想，虽然不一样，然而毕竟是经过几番变迁的旧思想、旧学术，决不能算脱过胎换过骨的新思想、新学术，我固然不敢妄自菲薄，说他毫无价值，却也不肯过分恭维，说他在历史上的价值以外，还有和近世学术同等的价值。
现在那许多“沟通家”，要是把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和西洋古代的思想学术沟通，研求当中的一致点，互相发明参证，这本是一件极好的事，我们哪敢反对，只有欢迎。无奈他们大多数都是误算了中国学术的真价值，始终把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看得和西洋近代的学术思想是个对峙的、匹敌的，硬要把两个不相干的东西望（往）一起拉拢。既忘却本国学术的价值，把别国学术的价值又没有看清楚，所以费了老大的气力，其结果还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徒劳，或竟是许多令人发笑的喜剧。
西洋的近代学术，不但和中国古代的学术不同，就和西洋古代的学术也不是一样。要细论西洋近代科学的方法、性质，就成了“科学之哲学”（Philosophie der Wissenschaft）一个专科，非专门名家著一部大书，说不清楚的。单是粗粗的说来，先要把所经验的对象各从其类聚在一个“类概念”之下，这第一步的工夫就叫做分类（Einteilung），再把各类所有的特征分析开来，以其类概念为主部命题的宾部都说出来，这第二步的工夫就叫做记述（Beschreibung），做到第二步工夫，才算略具科学的雏形，这种记述的科学（Beschreibung wissenschaft）的价值还没多大，要再进一步求得其中的原理，加合理的说明，才算得这种说明的科学（Erklarende Wissenschaft），还更要能“利用厚生”，其价值才算高贵，不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都是要如此的。近世“学”这个名词的定义，虽然是各家各派都有不同，然而至少总要是“有系统有组织的知识”才能当得起的。从这种严密的意味来说，中国学术在今日科学界的位置和价值也就可以略略见得了。
中国古来许多学者，那种敏锐的思路、透彻的观察力、绵密的组织力，本来不在西洋学者之下。近世科学上的许多大问题，真难为他们早经见到，早经提出，然而见到提出不就算能研究能解决，零零碎碎的知识，比不得有统系组织的学问。例如希腊的辩者才浓（Zeno）说极小的距离都是无限的，那终点是达不到的。那绝尘超影的Achilles和一个乌龟，不论距离怎么近，Achilles都追不上他，因为要追上龟，先要走过这距离的一半，再要走过这一半之一半，以至无穷，还是追不上。中国的辩者惠施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司马彪解得最的当，说：“若其可析，则常有两；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这中西的两位大辩者的话，是一个原理。然而惠施的话永远颠扑不破，才浓却犯了一件大谬，不该把Achilles纯一不可分的运动，当做个可以分割的直线，被柏格孙（Bergson）驳倒了（详见Cren tive Evolntion的三二七至三二八页）。照这样看来，惠施似乎比才浓高明些吗？其实也不然，惠施的“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和才浓犯的是一个毛病。无论哪国的辩者、论师，都是逻辑或者因明的先驱，都有相当的功绩、相当的价值。要是以为中国出了辩者，就是莫大的光荣，硬说他比别国的辩者高些，甚至于说他比亚里士多德，比陈那，比密尔都高些，那就是大错了。近世逻辑说到最高处有认识论的逻辑（Erkenntistheoretische Logik），中国古代墨子的《经下》已经讲到了“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的话，荀子的《正名》篇也提到了“缘天官”的话头，这自然是墨子、荀子的高处，然而却不能说西洋逻辑、印度因明，都是拾我们先秦诸子的唾余，或是说荀子、墨子的学问和西洋近世学者的学问有同等的价值。因为他们二位不过是提及这句话，见到这一层并未能有精密的研究，下正确的解决。
又例如《庄子》一书，说生物进化的地方，颇有几处，这篇道“万物皆种也，以不同相禅，始卒有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这“种”字据我看来，恐怕不是种类（Species）的种，好像是种子Seed，在说“种有几”，可见不是说种类。“天均”好像是现在生物学上所谓“自然界之均平”Natural Balance。《至乐》篇说得更详细些：“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
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
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嚾。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这一段说明高等生物中人类是从下等的原生物（Protista）进化出来的，继和蛙之衣、陵舄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实在指不出他的“学名”来，但就文意推测，可以说是原生植物（Protophyta）中的原藻、原菌。乌足既有根，当然是“后生植物”了。由乌足进化成虫，成鸟，更进化成“哺乳类的马”、“狭鼻门”的人。庄子当日要不是经了许多细心的观察，绝说不出这一段话来。我们当然承认庄子是曾经见到了生物进化的现象。二千多年前的人，就能见到这一层，说出这番话，本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现在“沟通派”的学者，看见庄子这些话，就同拾了宝贝一般，要把他抬来和西洋的达尔文、赫凯尔对垒，这就未免有些差了。在庄子的二三百年之前，希腊的哲学家亚拿克西曼德尔也就说“自化”，说“无动而不变”，说“无时而不移”，说第一个生物是生在水里，说人是由鱼类进化来的。其详细的学说，我虽不通希腊文，没有能读他的著作，晓得不清楚，单就希腊哲学史上看来，有些处似乎比《庄子》上说得还更微妙些。西洋二千多年前就有了这样的大学者，岂不光彩么？何以不但希腊人未闻把他抬出来，和英国达尔文、德国赫凯尔对抗，别国的学者对于希腊哲学很下功夫研究，极其看得重，也没有人说亚拿克西曼德尔就算进化论的发明家呢。因为要说进化论，不仅是见到生物进化的现象就能了事，一定要推求出原理来，建立成系统来，提得出确实的证据，下得了不移的结论，才能算的。近世的进化论，都是仗着理化科学的助力（像那物理学产物显微镜、化学产物染色法等类），应用最新的研究法（像比较研究法之类），根据解剖学、组织学、形态学、生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确切不移的自然科学，从最下等的摩内拉（Moneren）到高等的人类，从身体以至精神，从“个体发生”以至“系统发生”，寻出来一个一贯的系统，然后才敢倡进化论，他这进化论也才有价值。若是仅仅看得出生物进化的个现象，在古时固很可贵，在今日算地什么呢。所以我们只能把庄子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看得和亚拿克西曼德尔一般高，因他们两位的话，晓得生物进化这个现象，是自古就有人注目的罢了。要是想把庄子的话来和近世进化论沟通，这岂不是一场喜剧吗？
仅仅说一句话，纵然说得十分对劲，也只能说这句话不错，不能说有学术上的价值。我去年夏天游京西的香山，在路旁一株大树下歇凉，听见两个驴夫在谈轮回，说什么样的人死后就投胎做驴，旁边有个卖甜瓜的人说道：“哪有这些话！世间万物都是自然而生。”我笑向同游的朋友道：“好一位生物哲学家！不料我这里遇见一位主张‘自然发生说’（Autogony Hypothesis）的。”我这句话不过是一时的戏言，卖甜瓜的人所说的“自然”，也未必是Autogony的意义，他这一句话如何能和赫凯尔的学说比。不料“沟通家”却正色庄语的说这种戏言。
现在那些“沟通派”的沟通，大概都是如此的。只要看见中国古书上有人说过科学上的哪个现象，提出过科学上哪个问题，就想把这部古书来和近世的哪科学问沟通，全不晓得看见现象提出问题是一事，解决问题建立系统又是一事。现象是聪明人都看得见的，问题是有点思想的人就能提出的，所难的就是下正确的解决，组织成系统。近世科学也是经了很长的发达阶级，受了别科学问的补助，才得成立的。中国古人生在这发达阶级之前，又没有别科学问的助力，如何能得近世科学所得的结果呢？他的话更如何能和近世科学沟通呢？至于“社会的科学”，更是要等社会组织到了某点，才会发生某种学说，例如中古时代的经济组织之下，亚丹斯密的学说不会发生，机器还未通行，怎能有马克思的学说呢？然而今日的沟通家却会把封建时代的经济组织之下发生的孔氏学说，和现在这样的时世的经济学沟通，说他的学说很适于20世纪的经济组织。
此外还有那当然相合的，例如管子的《水地》篇说：“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希腊的塔里斯（Thales）所说的和他大致不差。这是由于上古的思想家都觉得这万汇纷纭的世界，总有个共通的本原，看那“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的水，是一切生物所少不了的。当然都先把水看做“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了。又例如中国古人讲五行，西洋古人也讲四行，这是因为思想家把这统一的宇宙要分析为几种相异的构成原质，当然就都会想到那些形质最特异的土、水、火、风、木、金等类了。这种的相合处，只能互相参证，无所用其沟通的。至于那偶然的巧合，像《庄子·养生》篇有庖丁解牛的话，卜拉图的Phaedrus上也有这样的话，那就更算不了什么，绝没有稀罕处，不过是一样的比喻罢了。
要是中国古人有一两条说头，经了西洋近世科学的确实证明，固然是很可喜的，然而其价值也毕竟有限度的，也不该就自夸自豪，甚至于把他来“电光放大”。像墨子的《经》里说：“圜一中同长也。”这是说圆心只有一个，圆周上无论哪一点和圆心的距离都是相等的。墨子这一条和近世几何学无丝毫差异。又“辩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这明明是近世逻辑里五大根本原理里的“拒中原理”（Principle of excluded Middle，或译“不容间位原理”或译“排中律”）。其他光学、逻辑、几何学的定理很是不少的。我们读了只能据以推定当时科学程度已经很高，对他表相当的崇敬，要是因此就说中国古代的科学高于西洋的今日，那就和那些妄人看见有书上说墨子造过飞鸢，说他会造飞艇飞机都是一般的说梦话。
照这样说，中西的学术，就绝对的不可沟通吗？这也不然。要有那好学深思之士，具有综观世界各系文明的眼光，去了好虚体面的客气，晓得了近世科学的方法、性质、价值，明白了学术之历史的发达路径，把中西学术作个比较的研究，求两系文明的化合，这倒是学界一种绝大的胜业，要照这样的沟通，中国的玄学、心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可以和西洋学术沟通的处所多着哩。
（选自《新中国》1919年第1卷第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