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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基督教文化的产生，我们就不能不首先要考察原始宗教向神学宗教转化的一般规律。西方一些著名学者指出，从原始的自然神灵发展到宗教神学的神灵，一般而言，要经过三个步骤：
第一步
它要经过一个自然崇拜中诸神灵职能的兼并过程。英国宗教文化学者罗伯逊指出，在原始时代，“许多野蛮部落都有一个表示任何种的威力的名词，不管它所指的是人类、动物、植物还是无生物的威力，……只要我们记着这些名词不一定含有人格的意义，便可以将它们译为‘精灵’。这种威力寓于人中，但也寓于野兽、鸟、树、石头或雷电中。”
对此类宗教（如果我们将其称为宗教的话），也只能说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因为其在本质上，这种神话式或巫术式的宗教，“超自然物还没有同尘世的自然物区分开来，……还没有彻底脱离自然物，没有变成‘纯粹的’精神本原。”
而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人们具备了一定的抽象概括能力之后，就开始了
第二步
，即把自然神灵人格化和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人们可以更为容易地发现事物间的内在联系。例如，当人们了解了万物生长、人类生活等等现象都与大地有关，这样，大地的作用便被突出出来，“大地”（在希腊神话中以“该亚”的名字命名）便成为原始人最重要的神祇之一。再如，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愈来愈发现每一个个体的人的生活都与一个社会系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的作用就会被强化起来，然后会在神话中做出初步的抽象化反映。宙斯在早期欧洲神话中，由一个一般性的神祇，发展成为后来神话系统中的主神，也是职能兼并的结果。在自然神灵实现社会化和人格化之后，
第三步
是要把社会化和人格化了的多神形态抽象成一个万能的神的形态。也就是说，当人类社会的脚步迈到上古社会晚期的时候，由于人类社会规模的扩大和人类需求的增多，导致人类对神灵祈求事项的增多。这就使当时的人们感到，职能分工明确而数量众多的神祇，不仅敬奉不方便，而且也难以满足人们精神上多样性的需求，加之人类的思维抽象能力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就像社会中的权力逐渐集中于帝王一样，在精神领域人们也愈来愈把众多分散的神灵的职能，集中到了一个万能的神（上帝）身上。在这种抽象过程中，不仅神的职能高度集中了，“而且还要把人的自然属性如面貌、体态、年龄等都被抽象掉，只存在一个模糊不清的人格，这是人的智慧、人的能力、人的真善美品格的抽象，成为全智全能的完美无缺的上帝”
。特别是随着一些表面性的、浅层次的自然现象被人们逐渐认识，“表现为同感性上被感知的物质世界相对置的那种精神本原”逐渐“摆脱尘世的特征和标志。神同整个尘世的和人间的东西对置起来：神是永恒的，而尘世的事物是有限的和暂时的；神是全能的创世主，而世界是他从事创造活动的结果；神是智慧和至善的化身，而人是软弱的和有罪的存在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犹太教那里接受了把神同实物这样对置起来的做法”。
我们应该看到，人将其自身的本质由自然力量转向抽象的精神载体——宗教中的神灵，其实质是对人的力量的一种提升与发展。它表明了欧洲人日益脱离了自然的羁绊而转向了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
对此，有人指出：
宗教的最初的神秘的力量，这从本质上说，是对于人的那种神秘的异己的力量还仅仅局限于自然属性方面。在人类社会尚处于生产力和思维能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在还没有发生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抗的情况下，人们还不可能自觉地意识到社会力量的神秘性，当然也不可能把社会力量作为一种异己的神秘力量。但是，当人类进入阶级对抗的文明社会之后，人们不仅遭受着自然的压迫，而且还要遭受社会的盲目力量的压迫，而且对这种社会压迫的盲目力量也无法做出解释，除了不可避免地承受这种压迫之外，就没有别的出路。这就使人类增加了一重压迫的力量，受到了盲目的自然力和社会力量的双重压迫，而且社会力量比自然力量对人的压迫是更严酷得多。当人类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种盲目的社会压迫力量才被人们察觉到是一种不可抗拒、不可避免的异己力量。这就是增加的现实力量，是迫使人们盲目信仰的力量。
前面我们所谈到的从自然神灵到宗教神灵的三个抽象阶段，也是与古希腊罗马理论家们的认识一致的。“希腊哲学的思想渊源是希腊神话和以赫西奥德为代表的《神谱》。公元前7世纪左右，希腊的神话传说逐步系统化，成为若干大同小异的神的系谱。不过流传至今的只有赫西奥德的《神谱》。人们为每一种自然现象及某些社会现象寻找一个对应的神，他们还以为神同人一样也有一个系谱，由此追溯到一个最初的神，叫混沌之神（Chaos）。似乎诸神都是由一个最初之神依序一代代衍生的，因而相对应的自然现象也是依序生成的。显然，在这种形象思维和诗性语言、诗性逻辑背后已经包含着理性思维的内容。一旦人们用概念和理论说明万物的本原和生成过程时，哲学的思维方式就诞生了。所以泰勒斯成了公认的希腊哲学的始祖。过去是用神来说明自然的生成和变化。现在哲学家们颠倒过来，用哲学道理来说明神了。……这样也就有可能挣脱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束缚，体验到神应是单一的精神实体。迈出这一步的就是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的游吟诗人兼哲学家塞诺芬尼。……他认为‘神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它无论在形体上或心灵上都不像凡人’，‘它永远在同一个地方，根本不动’，‘以它的心灵使万物活动’”
。到了公元前4世纪前后，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更清晰地认为，理念世界是第一性的，而可感觉的物质世界是第二性的。理念世界就是神化了的最高的善和道，是世界最终的本质物。这里面，已经含有宗教神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如罗马后期的学者奥利金把世界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上帝，他是世界的本原和一切的创造者；二是被创造的灵魂的世界，如天使、魔鬼和人的灵魂等；三是被创造的物质世界）。有些西方学者曾指出：“在柏拉图那里，他可能从酒神狄俄尼索斯秘密宗教仪式那里汲取过来的神学理论支持了他的这个崭新的尝试，在这里，个人的灵魂被看作是从另一世界放逐出来、禁锢于身体之内的‘精灵’，精灵在尘世生活中仍然保持着、实现着对于他原来老家的神秘而热情的关系。”
新柏拉图主义者更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在《斐多篇》中的看法，认为人虽然通过感官和知觉过程认识一般真理，但是这种认识只不过是加快灵魂在前世的经历。他们还认为，灵魂是与不可见的观念密切共存的。如果灵魂不被肉体所污染，而不断追求智慧，就能指望来世的快乐；如果灵魂迷恋于感官世界，它就被囚于肉体之中。这派后期的重要学者普罗提诺更为明确提出，不可理解和不可说明的“神”是世界万事万物的始源，“神”超越与存在和思维之上。这种“超存在”的“神”充溢而流出万物。人生的目的就是回到“神”，把灵魂从躯体中分离出来，与神合一。
具有与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相似的当时亚历山大城的著名学者斐洛，他对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思想加以发展，又依据犹太教信仰，把“逻各斯”解释为上帝与其智慧的产物，既代表了上帝对世界的作为，又是万物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一神论的庸俗哲学就和庸俗的宗教相遇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现成的惟一的神。”
“在斐洛名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讽喻体的唯理论的犹太传说和希腊哲学即斯多葛哲学的混合物。”
而基督教“也只有在希腊罗马世界里，借助于希腊罗马世界所能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才能成为世界宗教”
。在罗马时代，西塞罗也认为一切真实的知识是灵魂对理念的“回忆”。他搬用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的观点，认为灵魂是不灭的、崇高的，而肉体以及肉体的快乐则是低贱的。由此，他提出禁欲主义的观点，要求节制肉体快乐，追求美德和心灵静谧之乐。再如，罗马帝国时代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强调天体神圣说，认为天体控制地上人类的命运，人间则是整个宇宙的缩影，世间的一切都由一个绝对力量统治着。其奠基人塞涅卡就大力宣扬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认为“命运”决定一切。新毕达哥拉斯派哲学也认为外在世界不是真实的，而人可以靠某种神秘经验与神相交，超脱肉体，使灵魂飞升于世界之上。随着罗马奴隶制社会的瓦解，他们看不到在现实中有任何希望，因此只能逃避现实，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在这种思潮基础上兴起的诺斯替教派也认为，对神的知识不是一般凡夫俗子所能明了，惟有“属灵”的人才能懂得。认为世上的罪恶来自物质的本性，因此在现世中没有改善社会的希望。诺斯替派同样把物质看为邪恶的，认为人的灵魂禁锢在肉体之中，惟有靠着“逻各斯”才能解脱出来。而罗马晚期另一个代表人物查士丁则把古代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的内涵，完全看成了是“上帝”的同一语。在他看来，纯粹的逻各斯在基督身上，在上帝的儿子身上，世界上的一切德行都来自于“逻各斯”。正是在此基础上，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奥利金，才把希腊哲学的很多概念和术语，都做了宗教神学的解释，并建立起了西方世界第一个较为粗糙的神学体系。
欧洲中世纪及其后代文化的形成，包括其文学精神，都受到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深刻影响。可以这样说，没有希腊罗马文化为欧洲中世纪提供的古代乳汁，就没有欧洲中世纪文化的婴儿。
希腊罗马文化，毫无疑问是一种具有原初文化特色的生机勃勃的“自然人”的文化。
总体而言，希腊罗马文化有三大本质特征：
希腊罗马文化的第一大本质特征是，希腊人是从人的
自然本能需求
出发来关注人自身遇到的问题并不断追问这种现象产生原因的。古代希腊最早的文化形态大约可以追溯到爱琴文化时代。从希腊神话中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希腊人从来是不脱离开人的自然欲望、本能感受和经验来空谈对世界的认识的。丰富多彩的希腊神话，是远古时期的希腊人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历史条件下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最初认识的结晶，也是他们认识世界最原初的思想表达形式。这诚如马克思所言：“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
这里实际强调的是，希腊神话，在马克思看来，只能是远古的希腊人所能够创造出来的东西，它深刻体现着希腊人认识自身和认识人与世界关系的独特特征。
那么，希腊神话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希腊人是把自己的本能感受、欲望体验和感性经验赋予了神话世界。更确切地说，希腊人是自然人，是把人的自然本能和欲望当作最高原则并依据此来行事的人。而他们神话中出现的神祇就是希腊人自己，神话中的神的世界就是现实中的人的本能欲望世界（这是典型的神话特征）。他们没有像其他民族的早期人类那样，把神想像成是另一个世界的超现实的力量存在，把神的世界看成是另一个超验的存在世界（这是宗教神学的特征）。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
这样，永远地胶着现实中的人的喜怒哀乐，反映现实社会中人类遇到的问题，就不仅成为了希腊神话的特点，也成为了后来希腊的史诗、戏剧乃至哲学、科学和希腊原始宗教的一般特点。
但是，永远胶着人的自然本能和本性需要去认识人自己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表明希腊人不去探索现象背后的原因——只不过他们此时对人与世界的认识是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的。色诺芬尼、哥达毕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的出现，就显示着希腊人并非仅仅是得过且过、就事论事、只注重表象而不注重本质的民族。他们更热衷于依据自己的自然需要来探讨生活现象背后的本质所在，以求对现象世界做出更深刻的把握和对现实生活做出更形而上的理解。“早期的希腊哲学坦率地建立在对可见世界的观察基础上面。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手中，哲学的探讨更进一层，从现象问题追究到背后的实在，从自然哲学走到一种带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的形而上学。”
但是，他们的理解和追求本质的努力，与其他民族要把这个本质的东西当成所依赖的、服从的乃至救赎的力量的做法是根本不同的。法国文化史学家让-皮埃尔·韦尔南指出：“首先，它形成了一个外在于宗教的、与宗教无关的思想领域。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物理学家）对宇宙的起源和各种自然现象做出了充满实证精神的、世俗的解释。他们全然无视宗教信仰的各种神力，无视既定的宗教礼仪和那些通过赫西奥德（Hésiode）等‘神学家’诗人的作品流传下来的神圣叙事。”
换言之，希腊人寻找本质的出发点是源自自己的自然欲望的满足，目的是在此基础上认识人自身的本质和人与世界的达成，“智慧的教导和奥秘的启示都是希望从内部改造人，使之达到更高的境界，成为一个近乎神的超凡的人，一个‘神人’”
。而其他民族这样做的目的，在很大的程度上则是要获得一种超自然的和支配人的力量，并且用信仰的方式来重建一套规则。
第二大特征是希腊罗马文化是侧重文化体系构成并不断强化这种构成的文化形态。虽然在希腊神话诞生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当时的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低下，还没有形成类的概念，也还不具备清晰的层级意识或明确的结构关系思想，但是这不妨碍他们根据自己的本能经验，借助拟人化的“以己度物”的方式来理解世界。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罗马文学是后代欧美文学的源头，西方后来所形成的强大的叙事传统，最初就蕴藏在希腊罗马文学的早期的艺术作品中。众所周知，古希腊神话艺术，是西方最早的文学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人类早年的，不自觉的思维结晶。与同属于人类早年的、不自觉的艺术产物的其他国度和民族的神话艺术相比，它以其内容的丰富多彩，结构宏大严整而著称于世。文化史学者们都公认的希腊神话的体系比起其他民族的神话来相当完备。谢六逸先生将古代的神话分为“独立神话”与“体系神话”
两种类型。由他看来，“独立神话”产生于原始社会，是氏族公社制和原始思维的产物。它以个体的、独立的、粗糙简略的艺术存在为特征。而“体系神话”则渗入早期文明社会和逻辑思维的诸多因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体系神话以其特有的神异形式再现了晚期原始社会逐步阶级化、秩序化的生动图景”。
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此地还是彼地，早期出现的神话，都是以独立的、散在的面貌出现的。尽管在很多民族的神话艺术中，后代学者或文学史家，力图将其系统化起来，但这种努力并不能真正反映出远古时代神话的真正的系统风貌。究其原因，恐怕与这些民族在晚期原始社会缺乏逻辑的自觉、体系的自觉不无关系。古代希腊人是富于逻辑自觉与体系的自觉的民族。在原始社会晚期阶段，希腊人实际上就已经不自觉地开始了编制全希腊一统神系的工作。依据国内外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在古代希腊氏族社会早期，每个氏族均有各自的图腾，正是这些图腾发展成为了各自的神祇。而随着各原始氏族部落逐渐迈入文明的门槛时，这些各自散在的个体神话在各个氏族部落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希腊民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严密的神系。
早在公元前12世纪之前，希腊神话中的神就已经趋向体系的完整。根据现存的资料显示，在此时前后，全部庞大众多的希腊神话即已开始围绕着两个著名的、处于中心地位的神祇而展开。从出现较早的神话来看，地母该亚处于众多散在神话系统中的绝对中心地位。从社会形态学意义来说，众多学者指出了此时神话所反映的是希腊古代社会远古时期母权制的社会现实。但若从文艺叙事学、结构学的意义来考察，地母该亚实际上成了将全部早期神话连缀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艺术整体的关键性因素。无论是天父乌拉诺斯、女儿瑞亚以及其他神祇的活动，无不与该亚或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联系。在希腊的晚期神话中，亦即文学史家们所说的“俄林波斯神统”中，“体系神话”已经形成。这一方面当然是古代人类思维能力向更高阶段飞跃发展的结果，是各种氏族神话广泛传播，彼此交融的产物。但也不可否认，这也同时是古代希腊人在叙事上走向系统的产物。在“俄林波斯神统”中，另一个神祇，即雷霆之神（亦称主神）宙斯毫无疑问处于了全部神话传说的中心地位。在他的统治下，俄林波斯山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社会。尤其是其他诸神，无论其身份或尊或卑，法力或大或小，其与主神宙斯在叙述上的联系都是其他民族的神话难以比拟的。
由此可以说明，远古的希腊人从一开始就有着以自己的自然本能为核心来注重体系构成的思想愿望和要求。这其实也暗示着当时人们对社会体系和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的认识也是有着原初的自觉的。发展到后来，希腊文化中的体系思想更为完善。古代希腊发展到奴隶制社会阶段后，他们的体系思想和文化秩序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由此，希腊人形成了天上人间、人间不同等级相互依存的层级体系结构思想。
第三大特征是希腊人从来不搞那些与现实问题无关的所谓学问，他们把一切思考和学问研究，都看成是为着解决人自身的问题以及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为着提高人的自身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服务的。那么，希腊人在他们的时代里，都遇到了哪些重大的问题呢？
首先是“人是什么”的问题。人如何才能脱离开动物界，使自己能够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生活？我们知道，希腊人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他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希腊人在不自觉的想像中已经朦胧地察觉到，人必须依赖自然才能生存下来。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他们又本能地意识到人还必须要不断地改造自然，以脱离开动物界。这样的认识结果既体现在他们通过不自觉地创造的神话传说中，也体现在他们迈进文明的门槛后的各种文献材料中。正是受这样的观念驱使，他们得出了人神同形同性的观念。在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仅把自己的外形赋予了神，用自己的外貌创造了神（这样的材料在希腊神话传说中，在古代的希腊艺术中，例如雕像艺术中比比皆是），同样，他们还把自己的感情、思想和性格赋予了神。所以，古代希腊文化充满了人文气息。由此出发，他们对人是什么的回答，就与其他的民族不一样。人，在他们看来，是人性和神性的统一体，神的世界本质上就是人的世界的理想形式。这样，人与神之间就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服从与被服从、信仰与被信仰之间的关系，而是和谐关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人和神之间不再相互隔绝。正是因为人有神性，和神相通，所以人超出了动物界，成了真正的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与神一样，是本能欲望的载体。
第二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就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也就是考察希腊人的历史观问题。可以这样说，希腊人的历史观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关于天地万物产生的神话告诉我们，历史的起点在希腊人那里是自然界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神的创造。赫西奥德在《神谱》中写到：
毫无疑问，最初出现的是开俄斯（混沌），其次才出现宽广的该亚（大地），那永远岿然不动的万物的基座、不朽的神居住的俄林波斯雪峰也靠她支撑；在宽广的大地的深处是朦胧的塔尔塔洛斯（Tartarus，冥府）；不朽的神中最可爱的厄洛斯（Eros）既酥软了一切神和人的手足，又慑服了他们的神智。从开俄斯（混沌）中产生了厄瑞布斯（Erebus，黑域）和尼克斯（黑夜），他们相爱婚配后，尼克斯生了以太（Aether）和白昼（Day）。大地（Geia）首先产生了和她本身同样广大的、点缀着繁星的乌剌诺斯（Uranus，Heaven，天宇），将自身团团围住，并作为幸福的诸神的永恒住所。以后她又不经交欢而产生高山，成为栖息于森林山谷的女神（Nymphs）的住所，以及蓬托斯（Pontus，海的化身）波涛汹涌的海洋。
同样，学者们发现的另一个远古神话的材料也在支持着我们的说法。这个材料是保存在阿里斯多芬的喜剧《鸟》中。这则神话说：
一开始只有混沌（Chaos）、黑夜（Nyx）、黑域（Erebus）和茫茫的冥府；那时还没有大地（Geia），没有气（Aether），也没有天（Uranus）；从黑域的怀里，黑翅膀的尼克斯首先生出了风蛋，经过一些时候，在季节的实现中，渴望着的厄洛斯（Eros，爱情）生出来了。她是像旋风一般的，背上有灿烂的金翅膀；在茫茫的冥府里，她与黑暗无光的混沌交合，生出了我们；首先将我们带进光明。最初世上并没有天神的种族，情爱交合后才生出一切，万物交合才有了天地、海洋和不死的天神。
请注意，这里有两个要害的东西：一是说自然界的发展是自身发展演化的结果（自然的人化）；二是说人类社会的出现来自于性爱（人化的自然）。前者是自然力本身，后者是人的自然本性。也可以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古希腊人眼中其实是一个东西）的发展动力有两个，一个是自然界本身发展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人的欲望的要求。二者合一推动着历史的进步。从这样的对历史起源的理解出发，希腊人又据此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在他们看来，由于人的一切活动本质上都是自然本身的活动的反映，更由于神就是人自身，所以，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变化，现时中的人如何生死替代，都是人自身发展的自然演化的结果。而神的长生不死和人的欲望的无穷无尽，又使得古代希腊人看待历史进程的时候，发展出了一种“循环史观”。即他们承认历史是发展的，但这只是一种自然本身的运作和自然欲望的张扬而已，它并不指向性质的改变和革命性的变更。例如，四季更迭的神话就是他们的历史观的最好说明。同样《普罗米修斯》结局也是与宙斯的和解、《俄狄浦斯王》也是甘心忍受命运的惩罚。
第三个问题是在这样的历史循环过程中，人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既然历史发展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运作过程，那么，在古希腊人眼中，人类活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他们在历史循环的某一阶段是否能够完全满足人自身的价值和欲望。换言之，既然历史是循环的圆圈，那么，人类能否进步就在于人自身生活的环境和自身的欲望实现是否超越了前人。假如超越了，历史就进步了，反之，历史就倒退了。这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不在于对历史循环本身的突破，而在于不同时期的社会和人自身本能满足的程度是否有所提高。例如，“苏格拉底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个人品德的完善和人的道德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道德完善的最高形式是生活中的自制并通过思维获得的伦理价值来塑造它。”
甚至在他临被处死之前的法庭上，也不是要推翻雅典社会，而是仍然劝告人们要尽量活得像个雅典人：“我的好朋友，你既不追求知识和真理，又不去完善自己的灵魂，而一味地聚敛财富、沽名钓誉。作为一个雅典公民，难道就毫无羞耻之心吗？”
尽管现在的学者们对柏拉图的哲学有多种解释，但我更倾向于以下的理解：他强调现象背后的理式是最高的真实，从而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本质上还是在这种历史循环论的视野中来强调人在现有社会环境中如何高尚和真实起来。同样，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那么强调悲剧的“净化和陶冶”作用，也是要告诉人们，悲剧的最大价值是能够通过“净化和陶冶”的作用使人的精神高尚起来，从而能够在现实的世界中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精神境界。纵观古代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的作品，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作品的底蕴，都是要告诉当时的人们，你总要遇到问题，但是你的使命还是在于要使自己在遇到问题时高尚起来或坚强起来。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古代希腊的文化成就。
当我们明确了古代希腊文化的基本特征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后代的西方人，特别是中世纪的人对希腊文化的接受（虽然是不自觉的和经过他们自己的理解和改造的）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继承了古代希腊人追求现象世界背后的“理式”世界的理性精神和思维方法。希腊哲学本身就是理性精神的代表。而成为最初的中世纪的社会主人的蛮族人则没有理性观念。我们知道，蛮族人依赖血缘关系来维系其社会的稳定，所以，他们不注重理性，也没有什么理性意识。这一点我们在塔西陀等人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到。而希腊人则不同，他们凡事都必须要问个为什么，他们需要对人的欲望世界进行理性说明。但是，请注意，“希腊人发明的不是‘理性’这个惟一的、普遍的范畴，而是‘一种理性’，一种以语言为工具，可以用来
制约人
而不是用来
改造自然
的理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才可以说，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所接受的希腊理性思想，并非是对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理性”思想的接受，而是对以希腊文化中追问现象世界背后的理式世界是什么的哲学理性的接受。但是，后代的欧洲人却改变了希腊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的取向，即把希腊人追问现象背后本质的哲学问题变成了神学问题，把希腊人对“理式”内涵的“逻各斯”式理解，变成了“上帝”的内涵。在柏拉图的哲学中，他认为，“理式”是独立于现象世界之外的真正实体，这种神秘而永恒不变的“理式”乃是个别事物的范型，而个别事物则为完善理式之“影子”和“摹本”，所以，现象世界则是虚幻多变的。在《斐多篇》中，他又指出，人通过感官和知觉过程对一般真理的认识，实际上不过是回忆灵魂在前世的经历，这样，一切知识都是回忆。灵魂虽然寄居在肉体之中，然而，假如它能够超越肉体的桎梏，它就能够依赖某种神秘经验与神相交，得以飞跃升华。反之，假如灵魂迷恋于感官世界，就会被禁锢在肉体之中。由此，他指出，现象世界是虚幻的和不真实的，物质生命不过是过眼烟云，力求灵魂的解脱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与基督教试图建立的神学学说，具有巨大的相似性，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基督教文化的本质说明。于是，他们把它接受过来，并模仿它建构了基督教的上帝至上论，从而构成了后来的神学家们对基督教阐释的思想基础。同样，他们又把古代希腊的政治意义上的“服从”的理性无限放大，并嫁接到精神领域，从而使其变成了对上帝服从的理性——把希腊人探索了解人与世界奥秘的努力，变成了束缚人、吓唬人的宗教信条。这样，古代希腊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对自然、宇宙和人生的探索精神被变成了人们服从上帝的“理性”解释，把政治理性变成了思想的服从和精神的禁锢。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古代希腊的理性思想能够和基督教的服从思想接轨，能够受到某些中世纪神学家们的青睐。
其二是继承了古代希腊人的体系思想和逻辑意识。蛮族世界没有体系观念和逻辑意识，更不消说辩证的逻辑精神了。不仅蛮族如此，其实犹太民族也差不多，假如我们对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做一番考察，就会发现，《圣经》中的《旧约》部分也缺乏清晰的体系意识。但是，恰恰是基督教的出现，尤其是基督教教士们在对教义的解释中，古代希腊的一些关于层级、结构和体系的重要思想，进入到基督教的教义中来了。例如，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思想，就为基督教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对数的认识上，毕达哥拉斯认为1是点，代表着第一原则，最高本原；2是线，表示运动、变化；3是三角形，代表“全”以及长、宽、高三个向度，乃是第一个完满之数。4是四面体，象征“点、线、面、体”，“水、气、土、火”，“春、夏、秋、冬”，“理性、知识、意见、感觉”等，具有“正义”、“神圣”之意，乃“永恒流动之根源”；而9是“强大”和“正义”。同样，9也是从1开始的系列中最大的数。10是“完满”、“完美”和“完善”，并且表示“伟大”与“全能”，“使一切事物成为完满和实现了一切事物。”这诚如国内的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它是后来基督教哲学的特征之一，标志着信仰与推理的密切结合。罗素也指出，基督教后来的体系观念，都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来的。“如果不是他，基督徒便不会认为基督就是道；如果不是他，神学家就不会追求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的逻辑证明。”
而柏拉图从他的理式说出发，也勾画出了一整套“世界等级模式”，即世界分为理式世界和现象世界。而理式世界是现象世界的本质。在神秘的不可知的最高神之下为创造世界者，亦称“造物主”或“次神”，由他创造出现象世界。从灵魂等级来看，造物主之下为天体灵魂，它之下是人类灵魂，最下者为动物灵魂。人类灵魂又分为“理性”、“意志”和“欲望”，它决定着人类灵魂的向上飞升或向下沉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欧洲中世纪初期的基督教学者在解释教义时，是从古代希腊的哲学体系中吸收了大量的思想因素的。对此，德国历史学家汉斯-维尔纳·格茨指出：“典型的中世纪式的对世界的想像，也就是一种符合等级和群体的心态，伴随着符合生活方式的思维和行为，某种——当然是以史料为基础的——宗教（和迷信）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没有对希腊哲学体系思想的借鉴和吸收，基督教就不会有后来那样严密的体系构成。马克思曾经说过：“基督教对于古代奴隶制的逐渐灭亡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它在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和睦相处了好几世纪……”
不仅从经济和政治上看，就是从思想文化发展上看，也的确如此。所以，基督教能够被当时的欧洲人所接受，这种文化体系上的相通不能不说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其三，古代希腊人形成的循环史观，也在被基督教继承的过程中加以改造和利用了。欧洲中世纪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历史观，说到底也是一种循环史观。它从上帝创世造人开始，发展成为人违背上帝禁令受到惩罚，被赶出伊甸园。基督下凡，拯救世人，人通过不断敬奉上帝，苦修苦炼，最后获得拯救，回归天国，这也是基督教循环史观的形象写照和最好说明。但是，这种历史观对古代希腊历史观的改造也同样明显：只不过是在古代希腊那里历史发生的自然原因变成了上帝创世的功业，四季循环替代的自然规律和立足于此基础上的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朴素说明，变成了由天国到人间、再由人间到天国的精神历险。一句话，依据自然现象得出的社会历史的演进流程被变换成了精神历史运作的演进流程。在这种神学历史观中，发展的动力不再是自然的演化和人的欲望追求，而成了对上帝无限敬仰的人的精神追求。历史发展进步程度的主要标志是人对上帝和天国追求所达到的虔诚的程度。可见，内部富有活力的古代希腊的自然循环史观，变成了内部同样富有活力的基督教的精神循环史观。同样，被继承的还有在这种循环历史观中形成的英雄观念。通过深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欧洲中世纪初期的宗教学者在这个体系内部也发展起了英雄观念。和希腊人的看法一样，既然历史是循环发展的，那么，人在这个循环中的自我表现和行为态度就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恰恰因为人的伟大行动而显示出了非凡的价值并表现出了存在的独特性。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和文学中，我们随时碰到的都是“英雄”或“英雄观念”。“神祇”、“半神半人的英雄”乃至“人间的英雄”都是具有非凡力量的、长生不死的伟大强者，是超自然力量的化身，都具有改变现实状况、显示时代价值的超凡功能。所以，在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中的人们，形成了对“神祇”和“英雄”的崇拜心理。换言之，在古代希腊文化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英雄的行动而非历史的进程。古代的希腊文化是以展示英雄的行为而精彩，并非以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而精彩。基督教文化兴起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情况。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思想之一，也强调“超凡的圣者”耶稣以及保罗等使徒这样的“英雄”对人世的救赎作用。“救世主”耶稣实际上就是一个宗教中的伟大英雄。他的拯救众生的伟力、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及自我牺牲的风采和死而复生的奇迹，无疑都与古代希腊罗马神话的“英雄”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既然基督教也是循环史观，那么，它注重英雄的特点也是这一历史观的必然选择。而这种“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赎掉”
的学说，在本质上附和了希腊罗马古代文化中对“英雄”渴求的底蕴。可以说，基督教能够在罗马时代末期和中世纪初期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既是与这一宗教强调“英雄”力量和作用的思想同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对“英雄”的崇拜心理相一致分不开的，也是循环史观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二者在精神领域深层，体现出了较为相似的价值取向。
问题在于，基督教文化把人类全部活动的价值完全变成了对上帝追求的虔诚的展现，人类自身的提高被定位在了信仰的虔诚的程度上了。以此为出发点，中世纪基督教的文学艺术目的不再是“陶冶和净化”不健康的情绪，以获得情感的愉悦，而是要宣传与上帝的沟通的快乐和表现对上帝虔敬的幸福，获得人自身精神上的解脱。正是这样的目的，导致了基督教文化对文学艺术态度与柏拉图的态度明显不同——诗人不再被要求逐出“理想国”，而是要给予他们应有的地位——正是这个原因，在基督教中不仅一直有教士写作，文学艺术甚至曾经受到多个上层统治者的提倡。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初期的基督教文化对希腊文化接受的，主要是古代希腊的“理性”精神。但是，这并非是“理性精神”的希腊内容，而是形式思想，并且是用经过彻底改造后的希腊文化来为建立其基督教的思想文化体系服务的。对此，马文·佩里指出：“运用希腊哲学去掌握基督教教义是极为重要的，它意味着理性思想——希腊思想界无比宝贵的成就——并未丧失。但是，基督教的希腊化并不是古典主义对基督教的胜利，恰恰相反，是基督教对希腊思想的胜利。希腊哲学为适应基督教启示的需要不得不牺牲其基本内容。尽管基督教利用了希腊神学，但基督教最终还是基于信仰而非理性。”
正是在这种改造性的接受的过程中，西方文化由古代形态转变成了中世纪的形态，从而适应了新的历史文化发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