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刘建军教授2002年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历时三年左右终于在这初夏稻谷、瓜果丰收之季结项并交付出版了。作为建军的学界友人和涉猎《圣经》文学研究的同行，我读到他这部沉甸甸的硕果时非常高兴，这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了我国在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文学研究方面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中国的这支研究队伍更加壮大了。

自从上个世纪中期犹太学者奥尔巴赫（Eric Auerbach）在他那划时代的著作《模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里对《圣经·旧约》的独特文体作出了精辟的解析之后，西方，特别是美国，就掀起了把《圣经》当作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研究的热潮。截至80年代，这个领域不但发展得羽翼丰满，著作和文章如潮，而且带动了各欧美的大学开设出相关的《圣经》文学课程，把《圣经》的文学解读同现当代多元文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吸引了无数年轻学生对《圣经》阐释的兴趣。实际上，这个潮流最终做到了英国著名文人、思想家和教育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19世纪就致力要完成的事情，即把《圣经》从相对狭隘的宗教范围里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一部西方思想、文化知识的重要教材。可当时虽有几名英国教授尝试着编撰读本，甚至开课，社会上却响应不多，对这一动议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因此阿诺德有生之年对此深感遗憾。但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时，越来越多的英美教授和学者认识到西方的年轻一代对《圣经》已经相当陌生，这使西方文学经典面临着巨大危机，因为不了解《圣经》，就无法读懂从乔叟到乔伊斯的整个西方文学精华，从而西方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和文化都会在未来丧尽。带着这种紧迫的任务感，20世纪后半期许多英美教授和学者积极地行动起来，紧随奥尔巴赫纷纷著书阐释《圣经》的博大和深邃，研究基督教文化和《圣经》对西方文学和思想文化的影响，并且开设大学课程向年轻学子播讲和传授这个不能忽略和丢失的传统。这样，20世纪《圣经》和基督教思想文化研究就具备了突出的非宗教化并且学院化的有趣特点，因为目前从事《圣经》文学、文化、叙事以及意识形态研究的绝大部分人都不是宗教界人士，而是大学的资深文学教授［如罗伯特·艾尔特-Robert Alter］和国际知名的文学理论家［如诺斯诺普·弗莱-（Northrop Frye）］、叙事和文体学专家［如梅厄·斯腾伯格-（Meir Sternberg）］，女权主义和文化批评学者［如米柯·巴尔-（Mieke Bal）］等等。他们从多元文化和文学理论的角度，为《圣经》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创造性地丰富了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阐释传统。

无独有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不少有识之士也率先行动起来，把基督教研究从相对局限的宗教范围扩大到文化和文学研究，成立了研究机构、设立了大学课程、召开研讨会加强国内和国际交流，并著书立说。同上述提到的西方潮流类似，这个在中国逐渐兴盛的《圣经》和基督教研究的中心所在也是教会和教众之外的大学和研究院所，而参与的人员大多是具备丰富教学和科研经验的文学和文化教授及学者。当然，我们不存在英美所面临的要保护西方文明和文化传承的责任。但是，为了让已经进入全球化国际大家庭的中国更深刻地认识与我们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和领域中打交道的欧美，目前我国这个基督教文化和《圣经》阐释的研究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还须进一步扩大范围，加深探讨，并力求跟上国际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发展。

建军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大学来深造的一名学子。这一批学生中聚集了不少十分优秀的人才，个个都是凭实力从动乱年代浮现的佼佼者。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成为国内各单位的骨干、学术带头人或领军人物。我同建军认识多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且又勤奋的学者，他思想敏锐，思维清晰，而且多年教授外国文学累积了丰厚的学识。最难能可贵的是，建军很善于进行思辨，从把握的资料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能用简练概括的语言把自己的意见生动地表达出来。这方面的特点在他以前的著述《演进的诗化人学》和《西方文学的人文景观》中已有充分反映。这一次他的新作在这方面又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学这两个方面之中的任意一个都是十分庞大和繁杂的议题，要把它们合在一部著作中讨论，而且进行较深入的评析和比较，这本身就是难度很大的工程了。何况对这两者，之前在我国都有过一些论述，因此要做好，就要有自己的见解和新意。在这方面刘建军教授没有令我们失望，他成功地用自己的思路和概念为我们清晰地梳理了基督教文化的发展及它从诞生之日到后现代的今天对欧美思想文化和文学的介入和影响。

具体来说，这部著述比较全面和深入地探讨了基督教文化和思想与西方文学的内在联系，涉及的议题众多，比如基督教如何接受希腊哲学的影响，中世纪的教会学者如何一步步修正和填补基督教对人神关系的认识，以及各个宗教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西方文学对当时的基督教思想宗旨的反映等等。全书牵涉到的概念近百计，评介所涉及的作家和作品横跨欧美大陆。从中世纪的凯特蒙、查理大帝和欧洲主要的英雄史诗一直到20世纪的乔伊斯、卡夫卡和普鲁斯特，作者系统地评述了西方的文化思想、宗教和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达到了如此大的规模，这恐怕在我国外国文学界尚属首例。

在结构上，这部著作也颇费心思。作者首先提出了基督教是历史和社会的维系方式这个概念，然后围绕这个维系方式的作用和内容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演变来查看它对同时期和后世文学的影响。在这个梳理过程中，建军不仅创立了一些易为中国读者接受的、提纲挈领的术语和理论纲目，如文化和文明的区别，思与维的鉴别，信仰的理解和理解的信仰，情欲理性、智慧理性和政治理性，小宇宙和大宇宙等等，而且他还兼容了大多文学史评介中采用文本引文的特点，所以虚实配合，比较好看。

在评介的观点上，《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学传统》也注意采纳了最先进的看法。最典型的例子见于作者对所谓“黑暗的中世纪”的一分为二的评论，充分肯定了当时寺院和僧侣在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不可磨灭的功劳，比如指出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基督教文化和文明的中心，而本尼狄克特派僧人则是维护学术的灯光，他们在东西各地保存旧的记述，并引发新的兴趣。但是，最让我感触的是建军表现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评论立场。改革开放之后，在我国的学界出现了因纠正过去生硬、简单地运用马列理论而走向了反面的倾向。不少学者只忙于引进最时髦的西方理论，甚至到了囫囵吞枣，似懂非懂，东施笑颦，还沾沾自喜的地步。与我国这种简单化的扬弃态度相反，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的过程中却发现马恩读本一直是该校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必读书目，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也是众多理论体系之中很受重视的一大流派。当然，在我国也有不少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和历史主义观点的学者。但建军之所以在这方面给我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主要还是因为他并非贴标签似的略提几句来装潢门面，而是切实又中肯地多处采用了马克思的论著，很好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审视基督教文化和历史，并辅之以其他各派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显示了熟知西方的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和弗氏心理学等哲学、文学和文化理论。这种批评的方式和态度我以为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在《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这部专著即将问世之际，我要向建军致贺。正如他在这部著作的“后记”中以诗言志所说的：“云横天涯路无尽，求索再上赫曦台”，我在祝贺他取得这一成绩的同时，企盼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他再次求索的硕果。

刘意青
2005年初夏写于北京大学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