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刘建军教授的新著《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即将付梓，我有幸最先阅读了这部书稿，确实享受到“先读为快”的特殊韵味。不过我是学历史的，虽自幼喜爱文学作品，经常买一些小说、散文和诗词歌赋来阅读，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追求文学美的享受，至于对文学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对文学的治学之道，完全是个“门外汉”，没有资格对文学著作说三道四。尽管如此，我想从历史学的视角，谈谈对刘先生这部新著的看法。

刘教授这部新著的选题，是研究西方文学传统里所反映的基督教文化影响，换言之，就是研究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的联系。这个选题视野广阔，涉及数千年历史，视角独特，分析深刻精当，充分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共同性和各国文学的特殊性。据我所见，这部新著在以下四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著者对西方文化的源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给予特殊重视，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精心研究。该书在绪论之后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明确指出，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化，一开始就与宗教神话有紧密联系。他仔细研究了古希腊人的原始宗教是如何向神学宗教转移的，着重剖析了“从自然神灵到宗教神灵的三个抽象阶段”。从希腊罗马哲学的发展和演变中说明它是如何为基督教的产生准备思想理论的土壤。恩格斯指出：“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葛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在斐洛名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讽喻体的唯理论的犹太传说和希腊哲学即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物。”这就是说“一神论的庸俗哲学就和庸俗宗教相遇了”。刘教授的新著告诉我们，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不是从中世纪开始，而是来自于古代的希腊罗马。这就突破了人们认为基督教的观念与古代希腊罗马哲学不相容的观点。

著者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具有三大基本特征。第一大特征是，“希腊人是从人的自然本能需求出发来关注人自身遇到的问题。”古希腊人首先把自己看作是自然人，把人的自然本能和欲望要求当作最高原则，为满足这些要求而积极活动。希腊人的神，和人一样有七情六欲，神话世界不是超凡脱俗地浮悬在天空，而是和现实人一样生活在地上。神的生活是人世生活的再现。第二大特征是，“希腊罗马文化是侧重文化体系构成的文化形态”。希腊罗马的宗教神话、哲学理论、科学门类、学术知识、文学艺术等等，都是能构成完整体系的文化形态。第三大特征是，希腊罗马人的学术研究都是为“提高人的自身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服务的”。希腊人按照自己的形体相貌和性别品格创造了神，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人神同形同性”的观念。人与神之间，不是统治被统治、服从被服从、信仰被信仰之间的关系，而是和谐相处的关系。由此可见，希腊罗马文化充满了人文气息。刘教授这些分析和论述，为西方文化所具有的共同性，及其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第二，欧洲历史发展表明，基督教虽然产生于古代的西亚，却盛行于中古时期的欧洲。基督教正是借助于新兴日耳曼人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才逐渐传遍欧洲各地。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一般地说，被我国学术界视为保守落后的象征。而刘先生独具慧眼，发现了基督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各“蛮族”具有很大的教化作用。究竟应如何评价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刘教授认为，“就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文化发展而言，基督教文化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基督教自产生后对欧洲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西方文化精神乃至文学精神的生成，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对后代西方文化的作用，绝非只是一个过渡的问题，而是一个奠基的过程！更是一个发展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他的这种看法与我国学术界存在的否定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刘教授还认为，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和古典著作的破坏，不能记在教会的账上，因为破坏主要是在“蛮族”入侵的过程中发生的，并非基督教会之所为。在“蛮族”迁徙的过程中，教会还是罗马的国教，是“蛮族”打击的对象。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加特力教（正统基督教）之后，基督教会才开始与“蛮族”统治阶级结盟，随着法兰克王国的势力不断扩展，基督教逐渐发展为欧洲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在西罗马帝国领土上这些新建的日耳曼人王国，恰恰是在改宗基督教之后才开始学习读书识字，开办学校，发展教育。据西方学者研究，“欧洲在公元500年以后到处都是修道院，那里有藏书室和缮写室，修士们深居简出，就像小小的学问中心。” 西欧新兴的“蛮族”王国，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才有可能出现查理大帝的“加洛林文艺复兴”。由此可见中世纪初期的基督教会对传播和发展中世纪文化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基督教和文学都是西方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要弄清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必须首先研究基督教控制下的欧洲各地区文化和文学的发展状况。刘先生认为，“在貌似一统的基督教文化形态下，其中隐含着四大地缘文化板块。”即西欧的天主教文化板块、东欧的正教文化板块、北欧的文化板块和西班牙西西里文化板块。随后书中逐个分析了各板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状况。同时进一步研究了中世纪欧洲文化的相互交流及其内部的矛盾对立。刘先生新著的第二编第三、四章是研究中世纪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及其成就的部分。在我看来，这里有一些是刘先生独到的创见。由于自己不太懂文学，不便置喙。

第三，据我看，这个课题最难处理的部分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时期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刘教授的新著认为，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文化和文学仍然保存了基督教的文化传统。西欧的文艺复兴（德国称为宗教改革）是从13世纪末叶开始直到16世纪末为止，历经3个世纪左右。这是由于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市民阶级的成长，提出了反封建的政治诉求。由于当时的基督教会处于西欧封建社会万流归宗的地位，要反封建必先反教会。因此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以人本反对神本，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所谓“神本”、“神性”、“神权”都是指教会说的，因为宗教大权完全掌握在教会手里。宗教改革运动的主张是信仰得救，信徒只要根据《圣经》虔诚地信仰上帝，自然就会得救，用不着教会仪式和购买赎罪券的救赎。这是强调信徒个人的作用，是一种“信仰的个人主义”，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如出一辙。应该强调指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只反教会的封建教阶制的压迫，不反基督教本身，所以对耶稣基督和圣母的崇拜如常。随后的17—18世纪是启蒙运动时期，即新兴资产阶级酝酿和发动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时期。他们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主要是理性主义。用理性批判宗教信仰，批判中世纪的一切，反对任何宗教迷信。它比以前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更加前进，更加彻底。启蒙运动发展的结果，在欧洲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500年间，是西欧各国文明转型和社会大变革时期，即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结构，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刘教授认为，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历史时期，西方各国的文化和文学虽然反映的社会内容与过去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基本上还保持了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基督教的文化传统。有人会问这种传统究竟表现在何处？按照刘先生新著的解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是基督教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变化了的形式在文艺复兴的作品中再现出来。“如果说在中世纪‘二元对立’主要指的是上帝和人的对立，天国和地狱的对立的话……那么此时（文艺复兴时期——引者）不过是更强调的是这种对立存在于人自身，是人内心的矛盾性。这样一来，人自身中的善与恶、情欲与理性就变成了新的二元对立的内涵”。其二是“基督教的出现其实是欧洲人脱离开自然本能的羁绊而走向人类精神世界的进步标志。而文艺复兴运动时期，随着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内涵的改变，人们具有了人类不仅要考虑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要考虑人的个人欲望的追求两者统一意识。就是说，开始把人类的精神需求和肉体欲望——灵与肉联系到一起加以考察了”。其三是基督教文化内涵阐释的改变。比如“上帝”的内涵，在封建制度全盛时期是“敬畏”力量的代表，是最后审判的“权威”；在新兴资产阶级崛起并登上历史舞台以后，“上帝”就变成“至善”、“至爱”力量的象征，成为后来西方文化传统借喻的形式。这说明基督教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文化体系。

基督教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毕竟是头足倒置的。马克思说：“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 基督教这些颠倒了的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总有一天会把被颠倒了的国家和社会再颠倒过来，从而也就把基督教颠倒了的世界观重新颠倒过来。这一天就是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提升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15—16世纪以来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特别是16世纪中叶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1543年）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及其在17—18世纪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人的自我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哥白尼“日心说”的确立不仅是天文学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而且是人类宇宙观的重大革新。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恩格斯说：“从此自然研究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西欧的基督教文化面临着空前危机。基督教神学理论如果仍按旧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宣教，实在是难以为继了。于是“在人与神的对立中，寻找人的存在的科学与理性的基础，建立具有自己独特基础的人的学说，并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去认识人，去考察人所特有的理性能力，就成了此时文化上最基本的规定”。“当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成为考察人的特征的主要手段时，人们必然会发现，人不仅仅只是具有情感欲望的动物，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人具有理性的力量和在理性指导下的创造能力。”这就是启蒙运动时代对历史文化的要求。

刘教授认为，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讲理性，但这是初级理性，即“情欲理性”，而启蒙运动时期所讲的理性，乃是高级理性，即“智慧理性”。一个人既要有初级理性，也要有高级理性，才能成为一个完善的理性人。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者认为，一个人所以具有理性，必须具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培根语）。知识与权力结合就能产生创造力，为人类创造一个新世界。这种关于人的创造力的思想，“其实就是对上帝支配宇宙、支配世界、支配万物、支配人的宗教思想针锋相对的”。18世纪以后，“智慧理性”与“科学思想”结盟形成的“科学智慧理性”，构成西欧文化思想的主要内涵。因此，18世纪的西方文化界，在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既是对基督教神学精神的反叛，又发展了自己的人学思想，如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一些大思想家，在反对神学思想体系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人学思想体系，而德国诗人歌德创作的诗体悲剧《浮士德》则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建立起新的“人学体系”。这些文化成果既是对旧的神学思想体系的批判，又是在批判基础上的继承。

第四，欧洲在18世纪经过疾风暴雨的大变革之后，到19世纪逐渐平静下来。西欧的一些国家，如英、法、荷等国已经过渡到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新的社会现实，阶级对立依然存在，严酷的阶级统治使一些人丧失了往日的天堂，贫富分化益趋严重，广大的社会下层群众再度丧失了自我，宗教的慰藉又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必需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家园。于是基督教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一些激进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他们对各种丑恶、暴政和压迫进行猛烈攻击的时候，也带有强烈的要到基督教中寻求解脱的思想情怀。”另一些人对启蒙理想的破灭和对暴政的反感，也想回到基督教中寻找思想武器。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作品，一方面否定过去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血腥历史，另一方面则向往“没有压迫、没有暴政、人人自由幸福的新天国”。雪莱所梦想的天国，既是基督教的天国，又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国。英国著名诗人拜伦也是和雪莱一样的作家。

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各国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剧作家和诗人等，他们的作品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繁荣，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这一切都为大家所熟知，这里就没有必要赘述了。

岁次乙酉，时值仲春，清明在即，遵嘱为序。

朱寰
2005年4月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