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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的偏见下，西方自身的博物学知识长期以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整理，在当今的生物学界，很少有人注意雷、怀特、布丰、拉马克、华莱士所做的博物学工作（本书第二章会讨论一些西方人物）。即使人们为了别的目的间接提到博物学，也是只取其“精华”；对于用时下流行的观念和知识理解起来感到困惑的博物内容，科学家和科学史家通常充满了不屑，要把它们从正统的知识史、科技史中剔除。
历史上博物学究竟如何？对此可以采用实在论的立场也可以采取建构论的立场。不管怎样，古人不可能预言到并理解我们今天的知识，我们其实也较难理解过去的知识。较好的历史学家应当努力重构历史场景
，尽可能以当时人的思维习惯考虑当时的知识。完全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但不想这样做是不可以的。中国科学史界至少现在还没有充分理解SSK并主动采用其编史观念。科学史家倒是常讲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但是科学史家常常哲学地看知识而非历史地看知识，而这常是当事人意识不到的。这样一来，许多材料永远不会进入其视野，自然也说不出什么话了。
后现代大师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著作《词与物》（英译本书名改为《事物的秩序》）据他本人讲是受到中国博物学中奇怪的动物分类方案的刺激，才开始动笔写作的。福柯当年从别人的引文中看到传说中的一部中国百科全书《天朝仁学广览》把动物分出14类（M. Foucault, 2002: xvi；刘宗迪，2008.04.17）：（a）属于皇帝的; （b）涂香的; （c）驯服的; （d）小猪; （e）娃娃鱼; （f）传说的; （g）流浪犬；（h）包含在此分类体系中的; （i）躁动不安好似发疯的; （j）数量不可胜数的; （k）长有精致驼毛的; （l）诸如此类; （m）刚刚碰坏花瓶的; （n）远观如蝇的。这是任何现代人看后都觉得荒唐的分类体系。福柯读后发出笑声，在《词与物》前言中他多次提到自己的此次笑声。不过，这不同于普通的情不自禁的笑，而是启示“知识考古学”之灵感的笑，对我们而言它提供了再审现代化之前博物学知识并展望人类未来知识形态的机缘。
福柯不是嘲笑古人、古代中国人，恰恰相反，他由此立即意识到我们当下思想、知识的局限性！别的时代、别的地方的人，也完全可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我们今天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
福柯之笑动摇了我们关于知识的看法，任何时代的思想、知识都牢牢打上了本时代的印迹和局部地理学的印迹，刻写了定域时空标记。今人之所以可能嘲笑古人的分类法，是因为时代变了，我们遗忘了那个时候的社会秩序和具体的知识语境，又自以为是，高估了今天的知识体系。在《词与物》中，福柯用许多篇幅论述了博物学，虽说它与语言学、经济学并举，只占三分之一，但也可以说此书由博物学触发，由博物学立论，为博物学文化开拓了视野。我们可以把其中的博物学内容上升为福柯意义上的“知识考古学”。有学者质疑福柯所读博尔赫斯引用的中国百科全书的存在性，其实这并不重要。
随便翻看中国的《山海经》、《博物志》，就不会对上述分类、描述感到特别奇怪。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后来的所谓“科学”著作中也容易找到，在西方老普林尼的《博物志》、格斯纳的《动物志》中也能找到。
思想家福柯
无论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详见下文），还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都可以为博物学开辟学术空间，令学者多一维视角，重构人类知识的发生史。在恶性竞争和盲目高速发展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蒙上阴影之际，这些哲学的、社会学的、后现代的努力，都是一种思想解放，能令人们发现博物学生存在现在与未来的意义，都有在想象中弱化现代科学所施放之“蛊毒”的作用（黄世杰，2004）。
讨论博物学也面临许多概念困惑。需要指明的是，博物学与英文的natural history，只可以粗略地对应起来。要关注，但也不必过分在乎名称。
不同学者对“natural history”之范围的理解有所不同。艾伦（David Elliston Allen）所写的《英国博物学家》就包含地质学的内容，而贝特斯（Marston Bates，1906—1974）所写的《博物学的本性》认为，博物学主要涉及作为有机体的动物和植物，因而只是生物学的一部分。我们约定如下：狭义的“natural history”主要涉及植物、动物方面的内容，而“博物类科学”涉及更大的范围，除动植物和生态系统外，还包括地质、气象、天文等方面的内容。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自然”两字一般不具有现代的“大自然”的含义，中国古代并不存在西方式的人与自然相互分离的、客观化的“对自然的研究”。吴国盛教授认为，在中国，自然作为一个存在者领域是后来被开辟出来的，“中国古人的‘自然’始终保持着‘自主、自持、自立’而未跌落，因而不可能借此开辟一个建立在差异之上的特定存在者领域。即使魏晋时期‘自然’已有‘自然物’之意，一个独立的、区别于制作物的自然物世界，对古代中国人而言，也是闻所未闻。中国古代没有孕育出［西方式的］自然科学，不是错失，而是不同的存在命运。”（吴国盛，2008）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魏乐博（R. P. Weller）教授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明清之后中国的自然概念在全球化过程中曾三次被改造。
彭兆荣教授对我国传统的博物志（学）与西文中的natural history做了比较，认为当下的学界将二者互译不妥，有削足适履之嫌。“中国的博物、博物志、博物学原为正统经学的‘异类补遗’；大抵属‘乡土知识、民间智慧’之范畴; 颇符合今当下‘活态文化’之说。同时, 它又是一种特别、特殊、特定的表述体裁。”（彭兆荣，2009）其实，这样互译大体上还是可行的。如果依彭教授的方式界定古代的博物学，似乎缩小了范围，容易低估其功能和作用。吴国盛和我都认为博物学与natural history互译既有传统依据，也是较恰当的。
自然科学、博物学与natural history三者的关系如表1所示。三者包含许多共同的内容，特别是后两者。在此，为了突出其间的差异，表1中夸大地示意了其间的不重合部分。
表1自然科学、博物学与Natural History三者关系的示意图
当今自然科学中有大量内容不属于博物学，比如数理科学，这很好理解。但博物学中有些内容无法称为科学，这一点常常被忽视。比如博物学中有些内容是非编码的知识，有些属于人文学术，有些在当今科学看来是很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伪科学的。常见的误解在于把博物学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真子集，那样的话，博物学的圈就只能画在自然科学的圈内了。需要清醒认识的两点是，第一，今天看来不科学的内容并不等于不好、不重要、不起作用；第二，博物学不能过分地想成为科学，也不要指望把博物学史整理成一种严格的科学技术史。李约瑟团队写出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第1分册《植物学》内容丰富，但作者一方面力图展示中国博物学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尴尬地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因为他基本上以西方为标准衡量一切（虽然他自己不愿意承认），他明确说中国古代的物理学最终只达到达芬奇的水平而没有达到伽利略的水平，植物学等只达到马尼奥尔或图尔内福的水平而没有达到林奈的水平（李约瑟,2006：11）。中国古人可能根本就不需要林奈的性体系和命名法，李约瑟在个别字句中已经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但他终究是个朴素的“统一科学”拥护者、进步论者。
在条件不成熟时，用“障眼法”把丰富、杂多的博物学硬套在自然科学的笼子里，失大于得。“科学的人类学之所以战胜古典的人类学，至少在神话学领域中，并不是由于它较之后者更好地解决了问题，而是由于它较之后者更好地掩饰了问题，这与其说是一种科学精神，不如说是一种交织着话语暴力的‘障眼法’：让学科的从业者只看到他该看的，把对学科构成威胁的未知之域屏蔽于视野之外。或者，障眼法原本就是现代科学精神的秘义：正是凭借控制实验之类的策略，科学才把那些无法控制的东西排除在人类经验之外，科学的所谓经验实际上是被实验这种‘新工具’（培根）控制了的经验，现代世界因此就是一个科学之光普照的世界：科学之光引导着人们的目光，照到哪里哪里亮，映入眼帘的就只能是科学的光明面，阴影永远落在看不见的角落。科学与魔术，总是难分难解。”（刘宗迪，2001：37—38）这段话是针对人类学的科学主义倾向而言的，实际上用于讨论整个博物类学问也是适当的。现在，阳光下有博物学，阴影下也有博物学，我们不能过分在乎阳光与阴影的人为划界。北京大学医学部王一方教授在讨论“医学是否是科学”时把这件事讲得更形象：“这年头，许多学科都甘当‘科学’的孙子，若是有人说一门学科不是科学，这还了得？它的‘潜台词’就是它‘不及’科学，甚至‘不能’科学，需要入‘另册’，细分下来有几个意义：一、它是‘前’科学，是前科学时代的知识与方法，有那么一点科学的味道，但浓度很低。第二、它是非主流的科学，非正统的科学，隐含着‘反科学’与‘伪科学’的意思。”（王一方，2009：38）在许多人看来，博物学即使算作科学，也是“浓度”不高的科学。以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科学为标准衡量博物学，博物学不可能享受应有的地位，中国的这样，外国的也如此。因此，重要的是必须更换视点、视角，在新的场域中展现博物学世界。
目前在英语世界，打着natural history旗号的东西非常多，未必与自然科学有直接关系，如“独角兽的natural history”；从约翰·雷到达尔文，自然神学曾经是西方博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根本不能说它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中文“博物学”中有些内容不在英文natural history的范围之中，反之亦然；分别起源于世界各地的百姓对大自然的分类、描述、利用，对生态和动物行为的探究，包括的范围和内容怎么可能完全一样呢！以上三个词含义的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间词语对译时的困难。
翻译英文文献时，对natural history，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译作博物学、博物志、自然史。这是我的观点，也是比较可行的一种办法。
图中Ⅲ区的面积要远大于Ⅱ区或Ⅰ区的面积，后两者面积近似。如果考虑“时态”，三者间的关系可能更复杂。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三者的拓扑关系是否会有根本变化呢？没有迹象表明这一点。也许未来的自然科学要把伦理关怀转变为自身的一个内在维度，但也不大可能使博物学成为其真子集；另一方面，未来的自然科学可能变得更高级、更加数学化、更加数字化，但也不大可能把博物的成分排斥得一干二净。图中的Ⅱ、Ⅲ、Ⅳ区域通常是专业博物学家活动的范围，但并不限于此，他们可以越过“边界”而进入平民博物学的领地；而平民博物学者活动的范围V是博物学圆减去Ⅱ、Ⅲ、Ⅳ区域后的区域，他们偶尔也可以越过“边界”，“上升”为专业博物学家，实际上没必要特别鼓励这么做。
比较《尔雅》、张华的《博物志》、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与老普林尼的《博物志》、格斯纳的《动物志》、布丰的《博物学》等，会看到所涉知识的形式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或国家在不同时间有着相似但不同的博物学，原则上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叫做“博物学”或者natural history的文本或实体。此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文的博物学知识，只是内容广泛的博物学的一小部分。博物学知识相当多是口头流传的、涉身的（embodied，也译作“具身的”），以非编码的形态存在。
在19世纪，西方的natural history翻译成中文的博物学时，natural history这个词的语义范围和含义已经不同于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时的理解，已经具有近现代科学的模样、规范，因而有人觉得西方的natural history比较高级、严格、客观，而中国自己的博物学还处于低级阶段，比如与迷信、占卜等还未能很好地区分。这种比较是有问题的，是将不同时代的东西相互比较。
我们倡导的、设想的“新博物学”与历史上的、现存的博物学也不重合，有些内容要摒弃或回避，如与帝国扩张相伴的野外考察、掠夺性和破坏性的标本采集、投机性与过度炫耀性的自然物品收藏等；有些内容需要加入和强调，如环境保护、生态伦理、自然美学。新博物学也分两部分：职业的与业余的。前者主要由科学家来做，后者主要由普通百姓来实践，两者的标准、要求和目标是不同的。这两部分都很重要，前者的良好发展有可能改变未来科学的形象和功能，后者的顺利发展有可能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现代科学越来越远离公众，博物学的业余部分（平民博物学）就显得格外有新意，因为似乎唯有它才可能是界面友好的、低门槛的，通过博物学实践公民有可能进一步欣赏科学中的其他部分。
博物学也要更新。在延续原来传统的基础上，新博物精神或者博物学观念至少包括如下方面：“（1）非还原的或者有限还原的认识进路。（2）强调主体的情感渗透。博物学实践要求体悟自然之整体性和玄妙。感悟也是一种认识，而且认识也并非目的。在这种意义上它不同于一般的科学。（3）平面网络、整体式地把握对象，把自然看成一种密切联系的机体，我们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4）它导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艺术。因而它是一种实践的学问，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必须亲自尝试。（5）它提供常识与艰深现代科学之间的一种友好的‘界面’或者适宜的‘缓冲区’，它‘门槛’很低，甚至没有门槛，人人都可以尝试。”（刘华杰，2003.08.13）
新博物学的现实意义在于：“博物学在现在基本上是被遗忘的科学、研究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当前人类面临的问题（环境、资源）又都与博物思想的缺乏有关。中国当前的中小学、大学教育，没有提供足够的博物学理论和实践。许多研究生五谷不分。博物学教育将为单一的、‘高考’指挥下的初等教育增加多样性，将为中华民族培育一代通识学人做出贡献。”（刘华杰，2003.08.13）也有人认为博物学教育有助于培养创新性人才（马衍营, 2010）。
中国古代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博物，这是我的看法，可能偏激了些，但也有一定道理。
中国学者重视多元并置而不求深层还原，表现在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文与科技“分形混成”，难以清晰划界。这类学问既有优点也有缺点，近一百多年里我们可能过多地看到了其劣势。今天我们检视中国古代的学问，博物学所涉及的范围有三个层面，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例，（1）最狭义的理解是“博物汇编”中的内容，有时还要去掉其中的“神异”、“艺术”部分。（2）中间层面的理解不但包括“博物汇编”中的内容，还包括“方舆汇编”中的坤舆、职方、山川、边裔，“历象汇编”中的干象、岁功、历法、庶征，“经济汇编”中的食货、考工等。中国古代的占经、天官书、天文志或天文学，基本上属于博物范畴，与西方的数理天文学不同。在古代，博物学意义上的天文学传播得非常好，从十二次、十二辰、二十四节气、三垣二十八宿以及“分野”、“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天罡”、“斗转星移”、“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等用语可知，它们属于知识分子的常识。著名的五行说也与天文有关（刘宗迪，2004）。（3）最广义的理解包括中国古代涉及人与自然交往的几乎一切学问，它们与现代的分科之学根本不同。比如古代的诗词、小说和笔记中也包含博物学。郭耕写过一本有趣的小册子《读古诗看生命》，谈的主要是动物（郭耕，2011）。
通常我们讲的博物学只取中间层面，也许还要暂时去掉一些内容，准确地说介于上述狭义理解和中间层面理解之间。
在科技史、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史等领域打出博物学的旗帜、招牌，一方面是想为“边缘”争取合法性、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所要求的。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教科书和传承体系是最不讲究历史的，甚至可以说是藐视历史的。且不说过去的博物学知识，即使拉瓦锡之前的化学研究，甚至牛顿以前的力学研究等，在现代科学体系中都可以忽略不计。传统文化中的各种知识虽然历史悠久、维系了数千年的人类生存，但其知识体系与现代意义上的分科之学相比，可表征性很差，缺乏理性、逻辑，显得凌乱、不成体系、不够客观、不够精确，特别是不够有力量。不过，从生物演化的大尺度考虑，有更重要价值的也许恰好不是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近现代科技，而是传统博物类知识。力量型的知识并不能拯救人类，或许反而因其过分发达而使人类遗忘其与大自然打交道应具有的博物类知识，并因其“致毁知识”的不断制造而将人类引向歧途。如今我们提出恢复博物学，不是要找回原来模样的某种实体，而是找回那个文化传统和生存哲学，依据博物精神、博物情怀，考虑到现在的形势，在知和行方面发展出新时代的博物学。在这样做之前，需要做许多理论准备工作，比如重写历史，分析博物学的认知特点，讲清它与人类可持续生存之间的关系。
科学中有博物学，博物学中也有科学，但两者的范围并不重合，交集大小是可变的。博物学中有些东西不是科学，甚至还有迷信、伪科学的嫌疑。
不能用今天成熟阶段的科学标准来要求博物学。
常人习惯于以当下眼光检视历史上的事情。现在的科学著作尽管也包含错误（这也是事后才认识到的），但基本上是干干净净可称得上与科学有关的事情。倘若以这种标准判断看待科学史，则几乎没有什么著作可以算得上科学作品了，博物学的情况要比数理科学更糟糕。而实际上，现在我们所崇拜的“完善科学”恰好是从一大堆“不完善”的作品中一步一步演化出来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有神学目的论的倾向，强调当下科学的最优地位，“历史”在其眼中基本没有价值。如果有的话，也只是承认历史上的材料经过整理后均表明不断向今日的科学真理步步逼近。如果任由这种缺省配置主宰头脑、任由它在科学编史领域横行，我们就否定了作为文化的历史学的美丽，无法理解和欣赏前人的智慧。更严重的是，我们根本不必花力气了解科学史，只背诵当下的科学教科书就行了。
博物学是历史上长时间琐碎知识的积累，凝结着古人的日常生活智慧。作为某一历史阶段上的、带有地方性特色知识的博物学当中，也许有一部分经过重新解释可以转化为现代科学，但没必要刻意剥离，而去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地方性特点。在直到最近三百年前人类的大部分历史当中，先民、古人并不是靠今天意义上的严格科学和技术来生活的，他们靠的主要是博物学。下面四个案例，有助于解释博物学的特点，澄清它与严格自然科学的关系。
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理局艾怀森先生描述过傈僳族打猎的一个习俗
：每年立秋后猎户选择吉日祭祀山神，在请求“开山”后，才能有规则地狩猎。第一天布置捕猎扣，第二天一早去检查，如果没捕到，就表明山神尚未允许开山，需要再等半个月。第二次如法操作若仍未捕到，说明山神不高兴，今年不宜再狩猎，大家要赶快做别的事情了。如果第二天捕到了猎物，要做上标记放回到大自然中，继续捕猎，直到再次捕到做过标记的那只猎物。此时，就相当于山神示意大家该“封山”了。这一套叙述可以翻译成现代的猎物管理、生态学科学，比如此地相当于一个大“样方”。春季不捕猎自然有许多科学道理可讲，比如动物冬天消耗较大；连续没有捕到猎物，说明此样方中此物种的种群密度小，当年不宜捕猎；放归的第一只已做标记的猎物再次被捕，相当于已经收捕到此地区此动物总量的一半，此时不能再过度捕杀了。原住民通过传统的博物学知识，知道并严格实行“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但不得超过环境容量的一半”的生态学原理。经这样一番解释，迷信、传统似乎变成科学了，而实际上并非总需要这样做。大量看似迷信的传统信条、告诫、禁忌的深远含义，人们可能一时还搞不清楚。盲目破除迷信、打破禁忌，可能造成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与博物学有关的第二个例子令人心痛。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之前，5月10日《华西都市报》曾报导：“日前，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出现了大规模的蟾蜍迁徙：数十万只大小蟾蜍浩浩荡荡地在一制药厂附近的公路上行走，很多被过往车辆压死，被行人踩死。大量出现的蟾蜍，使一些村民认为会有不好的兆头出现。当地林业部门对此解释说，这是蟾蜍正常的迁徙，并对大量蟾蜍的产生做了科学的解释。”
普通百姓感到奇怪，并怀疑这可能是不祥之兆，“这种现象是不是啥子天灾的预兆哟？”村民表示了担忧。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人们不安和忧虑。但自以为聪明的专家却认为没事。专家很快赶到了事发当地，考察了一番后，以科学的名义认定、接着媒体以科学的名义报道出来：“这种情况是正常现象，与老百姓所说的天灾毫无关系；蟾蜍也不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它们的到来还会为当地减少蚊虫，村民不用为此担忧。”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征兆”是大自然现象的显现，与事后发生的事件之间存在复杂的对应关系、因果关系，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多一些博物关怀和积累，少一些以科学名义的断言，当地百姓在5月10日时多一些警惕，两天之后的大地震是否会少一些伤亡呢？通常我们总说“科学”救了多少人，而在此案例中“科学”却使人们麻痹大意。要注意，我这里说的“科学”是实际呈现的科学，而非理论上、理想中的科学。
在讲述了这个不幸的案例后，我愿意提及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救援中的一个故事，算是第三个案例：女大学生网上发帖准确提供空降地点。当时救援飞机无法降落，军方很着急，2008年5月14日20时和21时，张琪和左婷两次以“恋晨风景”的网名发帖《直升机从这里降落可最快降落到达汶川县城！》，《重要情报，直升机可从这里降落！离县城仅7公里，且有两条公路可通！》，为军方提供空降地点。记者迅速将情况反馈给救灾军方指挥层，空军作战处对该处方位进行勘察后，确认该地符合空降条件。
就读于四川省烹饪高等专科学校的21岁羌族女孩张琪，家住汶川县威州镇七盘沟，与同乡左婷从小在七盘沟山脚下长大，两人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同学。张琪和左婷在电话里沟通好后，分别在成都和九寨沟的网吧发出了这个有价值的帖子。她们的贴子这样写道：“有个地方特别适合空降！请救援人员速到那里。就在距离汶川县城往成都方向仅7公里的七盘沟村山顶。俗称大平头，是一块平坦开阔的山顶平地。最主要的是，那里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下山后离县城仅七公里而且有新旧两条公路直通汶川县城。那里原本是打算修建大禹祭坛的地方。很适合直升机降落。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请广大网友顶起来。千万不能沉，如果可以请帮我把这条消息报上去，我用尽所有办法也只能发到这里了。”
她并非某某专家，特别地，她不是地质、地理、遥感、军事信息专家，但她提供的信息极为准确、重要、有效。她只不过从小太熟悉自己的家乡，博物学知识多一点而已。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像她一样，掌握着家乡的知识？
第四个例子来自国外。《公众理解科学》、《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和《国家的视角》都涉及到我们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视角看待知识、科技。前两者我知道得较早，后者虽然在国内也面世多年，但因为不在一个领域，2011年出第二版时我才偶然遇上。《国家的视角》英文原题是 Seeing Like a State ，直译就是“像国家一样看”。斯科特（James C. Scott, 1936— ）在此书中讨论了地方性知识“米提斯”（Metis）。已有的米提斯传承是一方面，我们有充分理由要保护它们；另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米提斯并非已经完全固定或者已经死掉。实际上，在远离都市、现代化的地方，米提斯知识仍然在不断地生产着，正如现代科学知识在实验室里每天都在生产一样，只是速度缓慢得多。
斯科特提到在马来西亚一个小村庄的村民如何创造并运用生态学知识。那个村子栽种芒果，芒果树被红蚂蚁侵扰，果实在成熟前就被这种蚂蚁破坏了。斯科特见到老家长伊萨把一些尼帕果树叶带到芒果树下。原来，尼帕果树叶脱落后会自己卷成长筒，里面是黑蚂蚁产卵的理想地方。搬来的树叶放置几个星期后，黑蚂蚁在上面产卵并孵化，据说再过一阵就可以目击两种蚂蚁大战了。周围的人将信将疑，都在关注事态的变化。黑蚂蚁身材较小，不及红蚂蚁的一半，但数量上占优势。黑蚂蚁对芒果树叶和果实不感兴趣，它们迅速占领树根附近，最终把树上的红蚂蚁控制住了（斯科特，2011: 429）。“这一成功的生物控制实验需要掌握几种知识作为先决条件：黑蚂蚁的栖息地和食物，它们产卵的习性，要猜想什么物质可以替代作为移动的产卵房，并且还要有黑蚂蚁和红蚂蚁喜爱彼此打仗的经验。”（斯科特，2011: 429）
斯科特还提到，19世纪法国农村有一种传统聚会（ veillées ）：当地人在农闲时聚集在一起，一边脱粒或刺绣，一边交换各种意见、故事、农事、建议、闲话、宗教或民间故事。我小时候，东北农村似乎也保持着这种聚会，即使片刻休息（比如锄地中间小憩），交谈也十分热闹。此类聚会“成为未经预报的日常实践知识交流会”。这大概相当于科技园的创新咖啡吧，不同思想在此汇聚、碰撞。不过，前现代社区里，这种聚会对于知识的创新和传播并不倾注太多的热情，聚会就是聚会，是生活的一部分。
斯科特在一个脚注中说：“新形式的米提斯也在不断地创造出来。……不管在现代社会或落后社会，米提斯都是普遍存在的。”（斯科特，2011: 431）有两点可点评的：第一，斯科特讲的米提斯含义较广，实际上包含了各种非编码的知识、技能。第二，米提斯也在创生，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宝贵的部分在快速地消失。
如果米提斯包括了波兰尼讲的默会知识、传统知识（详见下文），那么我们今天该做的就不是一件事，而是两件事。第一，保护、传承已有的米提斯；第二，通过广泛的民众切身实践，发展出新的米提斯。两者是关联的，亲自实践才能让米提斯处于“活”的状态。在此，公众博物学，可作为一个候选者。
回顾博物学的历史，传播和实践博物学与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有关，但用意是不同的。艾伦在给一部博物学经典著作《塞耳彭博物志》（详见第二章）写导言时说：“在我们的时代，‘推进科学’的愿望，就整体上说，已成一尊愚蠢的偶像了。几乎所有的科学教育，都以它为依归；它努力造就的，不是完整而博通的男人和女人，而是发明家，发现者，新化合物的制造者，和绿蚜虫的调查员。就其本身来说，这些都很好；但恕我直言，这并不是科学教育的唯一目标，甚至不是主要的目标。这世界不需要那么多‘科学的推进手’，却需要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当身边遇到类似的事时，能断其轻重，并轻者轻之，重者重之。”
我们可同时给出两个看似矛盾的判断：（1）博物学是科学；（2）博物学不是科学。前者强调科学中博物学传统的重要性，博物学考察也是一种重要的探索自然的方式，过去是，将来也是。后者强调博物学与当今主流科学的不同，不能依照主流科学界的标准来要求、来限制博物学。博物学中有相当多的内容的确不属于“正规的”科学。如果认定博物学是科学的真子集，对于现实和历史无疑都是作茧自缚。
换个角度看，为了科学，也为了博物学，我们实际上没必要特别强调博物学是科学的一部分。不过，这只是我个人推销博物学的一种策略，别人可以不认同。
要展示博物学的贡献、趣味性，必须更新观念，重写科技史、文明史。而更新观念，首要的是转换编史观念，于是就引出了“博物学编史纲领”的问题。下一节将讨论此纲领的用意和原则，江晓原、刘兵主编的《我们的科学文化》系列中有一个专辑《好的归博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专门评论了“博物学编史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