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辉煌历史的国家，在前现代时期曾经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到了近代西方国家快速崛起之后，中国一落千丈，成为世界上最为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重新富强起来一直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知识分子锲而不舍的追求，也是我自小最感兴趣的问题。同样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摆脱殖民统治，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其政府的领导下和国际发展机构的帮助下进行了许多努力，试图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除了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并且，经济、社会、政治危机重重。于是，当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率先实行改革开放后，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其政府和国际发展机构的帮助下纷纷进行了经济改革和转型。其结果是，东亚的中国和越南取得了连续30年的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大量减少；但是，多数其他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不仅未能带来同样令人振奋的发展绩效，而且，还出现了经济、社会、政治上的各种困难。

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以探索财富的本质和国富国穷的原因从而建立了现代经济科学以来，如何使一个国家富强起来是过去二百多年间经济学家们付出努力最多的一个问题，由此也产生了几个影响广泛的理论和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国际发展机构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上所作的诸多努力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理论和思潮的影响。然而，成功地实现发展和转型的东亚经济，其发展和转型政策却与当时的主流理论和思潮相背；而根据主流理论和思潮制定发展政策或转型政策的国家却未能获得该理论和思潮所预期的成果。

理论的目的在于揭示现象的本质，进而指导人们改造现象。和其他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开始思考中国的发展和转型问题时，我试图从前人的智慧和理论成果中去寻找答案，并信服于那些经典著作的严谨分析和解释。然而，随着经验和见识的增长，我发现许多现有的理论虽然逻辑非常严谨、漂亮，但是，其推论和预测却与我了解的现实世界相差甚远。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四年的最大收获之一是从舒尔茨、贝克尔、斯蒂格勒、卢卡斯、福格尔、约翰逊等大师那里了解到：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时，应当抛弃的是现有的理论，而且，这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芝加哥大学的学位也给了我根据自己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理解来进行理论创新的信心。

自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教育和理论创新中心在英国逐渐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出现转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教育和理论创新中心。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学新理论通常来自于在上述理论创新中心工作的经济学家，他们通过观察发生在这个中心的重要新现象，试图了解这个新现象的本质，而构建出一个能解释这个新现象的因果逻辑，并且，通过教育、出版、交流而使其理论影响到世界各地。根据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按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1700年时英国的人均收入为1250国际元，居世界第二位，到了1870年时英国已稳居世界第一位。美国在1913年时人均收入达5301元，已为世界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由于，不管英国或是美国在作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教育和理论创新中心时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因此，实际上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体系绝大多数是由生活、工作在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主要是最发达国家的现象而提出的。无可否认，这些理论在解释最发达国家现象的本质和产生的原因时有其价值。但是，由于发展阶段、先天禀赋、文化历史的差异，有些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看似相同的问题，实际上其成因和经济行为者在作选择时所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限制因素却经常不同，因此，运用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经常会遇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

作为在改革开放后首位回国工作的、在西方接受到完整的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学者，我有幸亲自观察和参与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的进程。根据我自己对中国发展和转型成败的切身体验，以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经验的比较分析，我试着作了一些理论上的探索，并在国内外的学术期刊发表了一些论文、出版了几本专著。2001年芝加哥大学设立了以我的论文导师之一——D．盖尔·约翰逊教授命名的年度讲座，我荣幸地应邀去做该讲座的首讲，利用那次机会我将上述理论探索作了初步的系统整理。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则给了我再一次的机会深化这个探索，并且，在我的同事和学生的帮助下对一些理论观点作了严谨的数理模型的推导和实证检验。

就经济学家所探讨的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而言，最为关键的决定因素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与人类生产、生活、交易活动有关的各种制度安排的内生变化、演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和技术、产业以及各种制度安排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缩小这些差异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必然要求。不同的时代对于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不同的认识，因而形成了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不同理论和社会思潮。

早期的社会思潮产生于工业革命以后，有鉴于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高、国家综合实力强是建立在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先进的大工业的基础上，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认识是，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在于产业、技术落后。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无法自发地发展那些先进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的大工业，于是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是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在这种认识下形成了以政府力量克服市场失灵，推动先进产业优先发展，以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社会思潮。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的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在其政府的领导下，纷纷推行资本、技术密集的先进大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然而，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缺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的长期积累，不具有发展这种先进产业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些产业里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于是只能靠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来给予保护补贴才能建立起来并继续生存下去。这种干预扭曲的结果是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抑制、寻租现象普遍、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经济社会危机不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思潮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新的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干预扭曲所导致的制度不完善。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难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任何对市场制度的干预扭曲都会导致效率的损失和社会福利的下降。于是，在这个新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纷纷实行以推进市场制度建设为目标的经济改革和转型。但是，这个思潮忽略了一点：原来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制度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国家要优先发展的先进产业中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大批企业所做的“次优”制度安排。在未创造条件解决这些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同时也因为政治或社会原因未能让这些企业大批破产的情况下，改变这些“次优”制度安排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导致比原来的情况更糟的“三优”、“四优”的结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也受到同样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但是，由于资源贫瘠，政府无法动员足够的资源去扶持严重违反其比较优势、效率低下的产业，于是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只能根据市场条件，按部就班地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因为比较好地利用了各个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他们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从而使经济获得了奇迹般的增长。中国在邓小平等革命家领导下进行的改革采取了渐进、双轨的方式，这种转型方式充分反映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在启动改革时，首先以放权让利的方式提高农民、工人的积极性，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其次，通过放开市场准入，允许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但在传统战略上受到抑制的产业而改善了资源配置，并对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保护和补贴而避免了经济的崩溃；最后，当市场轨的生产和资源配置占主导地位时，放弃计划轨而向市场并轨。这种渐进改革使得中国经济一方面维持了稳定，另一方面获得了快速增长。东亚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上所取得的成绩有其特定资源禀赋和传统文化特征的必然性，我希望在马歇尔讲座中通过对东亚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发展和转型成功与失败经验的分析，了解其背后的原因，使成功的发展和转型政策成为各个国家的政府可以自由选择的政策，从而帮助各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次发表在马歇尔讲座上的这些论述和分析是我过去二十多年来研究发展和转型问题的一个系统阐述，在这二十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我得益于与朋友和学生的许多切磋、讨论。我要特别感谢我早期的合作伙伴蔡昉博士和李周博士，他们帮助了我了解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我也要感谢刘明兴、张鹏飞、刘培林、李志赟、孙希芳、胡书东、李勇军、李飞跃、徐朝阳、陈斌开同学，以及参加发展组每周讨论的巫和懋、霍德明、龚强教授和其他同学，前面几位同学为我提出的理论的模型化和经验检验作了大量的工作，和发展组的教授和同学的讨论则深化、完善了我的许多看法。我也要借此机会感谢对马歇尔讲座的论文初稿提出许多宝贵修改意见的学界朋友，包括：Daron Acemoglu，George Akerlof，Pranab Bardhan，Gary Becker，Arne Bigsten，John Bonin，Pieter Bottelier，Hongbin Cai，Ha-Joon Chang，Kuo-Ping Chang，Ping Chen，Leonard Cheng，Partha Dasgupta，Alain de Janvry，Peter Drysdale，Manoranjan Dutta，Sebastian Edwards，Belton Fleisher，Robert Fogel，Bruno S．Frey，Richard Friberg，Benjamin M．Friedman，Ross Garnaut，Kai Guo，Sergei Guriev，Rong Hai，Yujiro Hayami，James Heckman，Bert Hofman，Haizhou Huang，Yasheng Huang，Athar Hussain，Grzegorz Koodko，Deepak Lal，Frederic Langer，Keun Lee，Kyung Tae Lee，Wei Li，Deqiang Liu，Christer Ljungwall，Francis T．Lui，Albert Ma，Angus Maddison，Will Martin，Ronald I．McKinnon，Barry Naughton，Douglass North，Jeffery B．Nugent，Keijiro Otsuka，Elliott Parker，Dwight Perkins，Boris Pleskovic，Louis Putterman，Yi Qian，Mary-Francoise Renard，Chris Reynolds，John Riley，James Robinson，Gerard Roland，Chirstof Ruhl，rjan Sjberg，Ligang Song，Lina Song，Michael Spence，T．N．Srinivasan，Guofu Tan，Duncan Thomas，Yingyi Tsai，Guanghua Wan，Cheng Wang，Ning Wang，Yong Wang，Yi Wen，Xi Weng，John Whalley，Shunli Yao，Shujie Yao，Shahid Yusuf，and Hao Zhou。我还要感谢将讲座英文稿翻译成中文过程中付出不少辛劳的邓一婷、张红松、皮建才、任敏、张晓岚、路乾等同学。最后，我要感谢北大出版社的林君秀和王花蕾为该中文版的出版所作的诸多贡献。

林毅夫
2008年5月26日
于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