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诸说的汇评

因西风东渐，中国学者有了中西比较的眼光而产生了“史诗问题”的困扰，这一困扰最先由王国维揭示出来而一直延续到今天，将近一个世纪。在未曾得到一个圆融而令人信服的解释之前，简要地评论前人的说法也许是有益的。这样，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寻找可能的解答提供必要的启示。其中陆侃如和冯沅君提出“周族的史诗”一说，以改变史诗概念的内涵来化解“史诗问题”的困扰。用词虽然一样而意指其实不同，难以在相同的论述脉络进行评论，因而在此处可以存而不论。综合上述各种否定性的见解，无论是认为中国上古未有史诗产生或史诗已经散亡，主要有想象力匮乏说、人神淆杂说、文字篇章书写困难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和神话历史化说。

所谓中国民族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所以没有产生成系统的神话乃至史诗，这种说法如上所述，最早由日本学者抛出，然后胡适略表赞同，它的最大毛病是用民族性的概念去解释具体问题。上古神话不成系统，或曾有系统现已散亡；传唱它们的史诗或无从产生或已经消歇。这都是文学起源的具体问题，求其答案，必须直接相关。这样才可能给人真知或启发。而民族性的答案并非直接相关，它是一个抽象的大词，不能确证。使用抽象的大词去解释文学起源的具体问题，只能得到仿佛如此、似是而非的结论。换言之，这种解答不是对问题的学术求解，而是一个极其表面的观察。我们知道，日本上古神话和历史有统一的记载，成书于六七世纪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记载着完整的日本倭民族的神谱。当日本学者了解了中国神话之后，发觉中国历史如此悠久而竟然没有记载自己本民族神谱的完整古籍，有关神话只是零散地分别记载于《山海经》及先秦子书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现象。而神话又被认为产生于先民对自然万物包括人自身起源的想象性追问的结果。于是，既然缺少神谱的完整性，完全看不出神系，那么结论自然就归咎为中国民族执著现实，欠缺想象力了。但是我们还要追问，神谱的完整性与一个民族的想象力有必然关系吗？即使神话反映了民族的想象力，那也应该从神话故事的叙述中去寻求关于想象力的解答，而不是仅凭神谱的完整性就作结论。神谱的完整性反映的恐怕只是一个记载的问题，和民族的想象力并无什么关系。如果根据神话叙述来判断，中国上古神话并不欠缺想象因素，南方系的神话自不待言，北方系的神话也是想象奇伟。一个源自神话的伟大的想象传统一直哺育着中国文学，从屈原到李白，再到吴承恩，这个传统并没有断绝。以中国民族性朴实而缺乏想象力去解释神话零散、史诗阙如，简直如同胡说。

鲁迅当年提出人神淆杂说，作为一种猜想也颇有创意，然而其说的合理性与其在于解释上古神话的零散、史诗之未见，毋宁在于解释民俗之中神灵的混杂、低俗和缺乏谱系。在中国民俗之中，我们确实看到人神淆杂的情形。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人死可以为神，而本来属神的，在流传中也可以脱去神性转而为传说中的人物。神灵世界原本没有的神祇，可以不时产生出来，占据一个位置；而原本在流传中有声有息的神祇，因新出者的排挤，逐渐僵化死亡。新出者复又受更新出者的排挤，得不到足够的发育，旋生旋灭，没有光焰。在这个人神淆杂的民俗中，缺乏让神祇的神性充分生长发育的沃土。鲁迅的说法的确有部分符合对中国民俗的观察，但也有若干违拗之处。

神性不够纯粹其实并不是神话和史诗得不到足够发展的原因。假如我们以更广阔的比较神话眼光看，东亚乃至中亚部分的广阔地区，因为受萨满教/巫教的影响，从远古起就是人神淆杂，并不存在人神判然两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总是息息相关，互相沟通的。有的神灵纵然年代久远，无法确知其历史痕迹，但是在萨满教/巫教的传统下，神祇原本的历史经验内涵，无论是起源还是形迹，总是可以假定的。它们与人类的活动，总是有具体的联系。这一点与欧洲特别是希腊的神灵，有很大的区别。希腊诸神，高高在上，居住在奥林匹斯山，虽然它们亦赋人形，有七情六欲，经常到人间挑拨是非，兴风作浪，但它们绝对不是人，既不从人世出身，也不受制于人所受制的律法。它们是不朽的神灵。在人世界与神世界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希腊诸神可以说是神性很纯粹的神灵。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醉心于希腊神话。多年之后，鲁迅提出人神淆杂说，恐怕是出于早年的阅读经验，以希腊神话为背景，批评中土诸神的神性不够纯粹。但是严格说，希腊和东亚只是不同的神话传统。人神彼此判然划分的希腊传统之下，有充分发展、神谱清晰的神话，而人神淆杂的萨满教/巫教传统之下，也同样有充分发展、神谱清晰的神话，只是汉语流传区例外罢了。

鲁迅的时代，现代民俗学刚刚起步，研究者无由将汉语区之外的周边少数民族区域的神话和史诗纳入视野中，所以鲁迅以希腊衡之中土，以为萨满教/巫教传统不利于神话、史诗，那是一种时代的局限。今天我们必须吸收现代民俗学的知识，将周边少数民族区域乃至整个东亚的情形纳入考虑，才有助于我们解决“史诗问题”。实际上，在广袤的东亚土地，除了汉语区，周边区域都曾存在以口诵方式讲述各自民族的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活动，因而其神话的系统性、神谱的完整性，都在汉语区之上，多数甚至有史诗流传。例如撰录《古事记》的安万侣，就明言自己的撰录是根据名叫稗田阿礼的人的口诵。 另外，蒙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藏族史诗《格萨尔》被称为中国三大史诗。 这些史诗有的已经整理完毕，有的还正在整理之中。民间的传唱活动还在进行，它们不是已经写定的文献，而是鲜活的民间文学活动。史诗所表现的英雄人物均是半神半人式的人物，史诗恢宏磅礴。据报道《格萨尔》有一百二十余部，一百多万行，是世界上已知最长的史诗，有东方《伊利亚特》之称。 流传这些史诗的地区，同属萨满教/巫教传统，鲁迅当年认为人神淆杂的民俗传统阻碍神话、传说的发育，而事实正不是这样。鲁迅的说法放在汉语区域，似乎有道理，但结合民俗学知识，放在更广阔的区域，则不符合事实。可见汉语区神话之零散，史诗之不见流传，还有其他缘故，不能归咎于民俗中的萨满教/巫教传统。

在探讨汉族神话零散、史诗阙如的诸说之中，饶宗颐的见解最富有学理性。不管同意不同意，他提出的是可以反证的论据。他将原因归结为汉语文篇，一是汉语造句过于简略，因此不能在事态的描写上繁复铺叙，二是书写的介质不便将故事长篇撰录下来，只能撮要。简言之，首先是语言的问题，其次是书写介质的问题。应该承认，语言对史诗的写定是有影响的。同一部史诗如今当然是用现代书面语记录，但若是两千年前有人做同一件事，用文言文将之写定，结果与今天相比，可能大不相同。但是史诗的写定只是漫长的流传史的一个环节。史诗更常见的情况是并不依赖写定而流传。史诗是一个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的产物，在得到写定之前，它与书面语言并无什么关联。神话、传说和民族历史活动构成了史诗的材料，而民间的传唱活动孕育了史诗，使得这些神话、传说和民族活动得以讲述，并在讲述中演化成鸿篇巨制的宏伟史诗。早在史诗写定之前，它已经发育成熟并世代流传；即使写定之后，它也照样在民间传唱中演化。直到民间的传唱活动消歇，史诗才消亡。这时史诗才仅以写定本的文献形式流传于世。以希腊史诗为例，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2世纪初沉沦，即是据说的特洛伊战争之后，随即进入“黑暗时期”（Dark Age），到公元前8世纪，环爱琴海的希腊文明进入强劲的复兴，荷马即活动在该时期。而见于记载的具作者意义的诗人活跃在公元前650年左右，是Archilochus。 比荷马的出现晚很多，他只有短小挽歌和抒情诗传世。而荷马史诗的写定，更迟至公元前5世纪。中国汉语区周边民族的史诗流传也是如此，它们总是作为民间自发自动的口头文学活动存在着，与书面语表现的简略与繁复并无关系，它们遵循口头活动的规则和演变规律，而与书面语言的情况不相关。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书面语言表达的习惯，断定它阻碍了史诗的发育。史诗的繁复铺叙是口头表达形成的，假如书面语言造句简略，不能适应繁复铺叙，撰录的时候，或者简录基本情节，舍弃铺叙的部分；或者再行整理。不论出现那种情况，民间性的传唱活动照样进行。书面语的造句惯例和表达特点，是不能影响到作为口述传唱活动的史诗的。

至于书写介质是否不便将长篇故事撰录下来。这个问题，一是涉及古人的价值观：长篇什是不是有足够的重要即使付出高的代价也要将之写定下来？二是涉及竹简与缣帛在历史上使用的情形。竹简与缣帛同为上古书写的重要介质，东晋以前，竹简与缣帛并行，此后纸书方逐渐普及。所以征诸战国秦汉人的著作，每每竹帛并称。如《墨子·天志中》云：“又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又，《史记·孝文本纪》云：“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但是细按饶先生的文义，中土之书写介质，似乎先竹简，后缣帛，然后又纸絮。故云竹简不便，直待缣帛与纸絮出现以后，才可以揭载长文。

缣帛出现甚早，考古发现殷商时期养蚕与丝织技术已经成熟。 可惜缣帛与竹简同为易腐烂之物，无实物可证究竟于何时起缣帛用于书写文字。郭沫若推定殷代已有帛书 ，李学勤认为，公元前7世纪，缣帛已经用于书写。 钱存训认为，已经不能断定竹帛用于书写的确切年代，但是“大致说来，竹、木是较缣帛为先”，并且“在纸发明以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且在中国历史上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更为长久”。 考古发现最早用于书写之竹简与缣帛均为战国时的文物。 参考诸家的看法和后来考古出土简策远多于缣帛的事实，可以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简策与缣帛已经都用于书写了；西汉以前，竹木简使用比缣帛普遍。《后汉书·蔡伦传》谓“缣贵不便于用”；但是东汉以后逐渐改观，至少是竹帛平分秋色。魏时官家抄书，几乎不用竹木简，而尽用缣帛。

中国私家著述和有官府背景的撰述大兴于战国秦汉之际，现存的上古书籍均是那个时期撰录或写定的。如果真有史诗流传于世，相信也于其时撰录下来，而作为书写介质的简策和缣帛均为普遍使用，只不过简策易得且价值较低，相对而言，更多使用罢了。根据中国传统的书籍体制或称“篇”或称“卷”，可以约略推知当时用简策和缣帛的实际情形。因为篇的称谓源于简策，而卷的称谓源于缣帛。由此形成了篇和卷两大体制，因此可由古书称篇还是称卷而上窥简写还是帛写。 《汉书·艺文志》按刘向“六略”分类，将所辑的书籍别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类。其中有称卷者，也有称篇者。共录古书660部，其中称篇者约458部，称卷者202部。简书者占三分之二强，而帛书者未及三分之一。但是“六略”之中竹帛分布不均：六艺略收书160部，101部称篇，58部称卷；诸子略收书192部，仅1部称卷，其余均称篇；诗赋略收书106部，全部称篇；兵书略收书56部，仅1部称卷；术数略收书110部，仅4部称篇，余者称卷；方技略收书36部，仅1部称篇。诸子、诗赋、兵书在四部分类里同属子书或集部书，在上古为私家著述。又据缣帛贵于竹木之说，其著述几乎全用竹简，恐为经济条件所限，或为著述在世人眼中之价值所限。而术数、方技今人视为迷信，在古人则兹事体大，非寻常可比。天文历算、阴阳堪舆、占卜医方等关乎性命运数，而所为者多权贵富豪，故多用帛书，亦在情理之中；况其著述或者需要图解画描，竹简殊为不便。由此推知古人用竹用帛的考虑，不外二端：一为著述本身的性质，取便与不便也。如果需要图解说明的，古人不用竹简。 二为经济之允许与不允许。如果撰书者为王室、贵族，则用缣帛的可能性甚大。《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末“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这批皇家图籍最后之命运，竟然是做了军人的帐篷和裹布！由乱世而斯文扫地之事，可知皇家图籍多用缣帛。

无论竹简还是缣帛，古人用作书写介质，是否影响到著作的长短？以现今所知的事实，恐不能遂尔得此结论。司马迁《史记》130篇，洋洋52万字，岂非笔之于竹简而照样传诸后世？《汉书·艺文志》载称卷的著作，其中三五十卷为一部者不在少数。若以卷比篇长的惯例，数十至百万字的著作流传于秦汉之世，这是可想而见的。汉志“小说家者流”载一部名为《百家》的小说集录——惜今已不传——更有139卷，推测其长度，当不在太史公《史记》之下。况且各民族笔录史诗，恐非原文照录。通常的情形是录下故事梗概，即其中的故事套子，待实际传唱之时，由传唱者视听者的好恶再行即场加减。故口述的长度比之笔录的长度，当超出数倍以上。如果汉族流传有史诗，即便书之竹帛，恐非难事。所以书写介质材料，无关乎史诗之存废。更何况史诗属于“口传文学传统”的产物，其流传与不流传后世，端视乎“口述传统”是否仍然存在于民间。若果本身不存在这个传统，那当然就无所谓史诗；如果有这个传统，则史诗的传承，均与作为书写介质的竹简、缣帛没有什么关系。

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和神话历史化说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张松如力证希腊城邦制度与史诗和诗剧的联系，其实诗剧或许与城邦的生活方式有关，而史诗的孕育远在城邦制度定型之前。荷马活跃的年代，希腊城邦制度还在幼稚之中。根本找不到具体的历史联系说明希腊城邦制度如何产生了史诗。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在被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广大中亚、东亚地区，除了汉族地区不见史诗之外，其他许多民族都流传有史诗，尽管它们一般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程度远不如汉族地区。可见不能根据分工的水平，无论是物质生产的分工还是精神生产的分工水平来断定史诗的产生与否。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程度和史诗传唱根本就是分属不同的范畴，不能根据一般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进行推定。在实际上不能推定的地方强行断定，一定会不顾历史事实。同样神话历史化说也是这样。即使承认儒家有将传说、神话历史化的做法，这种做法对神话的伤害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依然是一个疑问。一个伟大的文明传统必然包含一些可以相互容忍的冲突，无论是在各种学术之间还是在分属不同的层面的传统之间。以希腊为例，代表学术传统的柏拉图不喜欢史诗，要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他对荷马冷嘲热讽，态度刻薄。可是柏拉图究竟能不能因其不喜欢而影响了史诗的传唱呢？显然是不能够的。哲人的偏好及其观念，是一个社会上层精神趣味的问题，它与民间的史诗传唱活动分属不同的层面，即使两者存在龃龉，价值观与趣味均不同，但也不会因此而成一手遮天的局面。儒家之不喜好“怪力乱神”和“街谈巷语”，史籍俱在，不必多辩。但中国社会是否因儒家的排斥、痛抵而消弭了“怪力乱神”和“街谈巷语”了呢？时至今日科技昌明，而“怪力乱神”在日常生活中还随时可见，更何况两千年前或更早的上古之世？要儒家来背负神话零散、消歇的责任，这同要儒家背负近世中国不能富国强兵责任的五四新思潮如出一辙。中国上古神话的零散、消歇不在于那些大而无当的指责，如果汉族有史诗传唱的传统，无论儒家如何排斥和将之“历史化”，民间的传唱活动照样进行。只要有民间的口头活动，完整的神谱和传说便赫然可见。因为儒家的价值观、趣味与民间的史诗传唱分属不同的传统，在社会实际的演变中，虽有龃龉，但仍然可以并行不悖。即使有神话被儒家历史化，而历史化了的神话由此纳入了儒家的话语系统，而仍然有神话保持其在民间的原初状态，并在传唱活动中世代相传。神话历史化这种解释尽管流传广泛 ，但显然是捕风捉影之说。 0Hyyx8igYZkHojpLesumdxo5SCkOnyKg41fXbQBByT5d54jPiZjsrqtKSpzF5L3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