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治与业务

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既是新中国特别是前三十年的“重要关切”，如“又红又专”“白专道路”等话语所示，也是新闻业与新闻学相伴相生的核心命题。周恩来要求记者尊重事实（业务）、尊重真理（政治），也可谓政治与业务的有机统一。一方面，社会政治自始至终深刻左右着新闻业，讲政治、政治意识、政治家办报等早已成为业界学界耳熟能详的座右铭；一方面，新闻业务也从来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活儿”，选择什么样的新闻、策划什么样的选题、提炼什么样的导语及其角度、安排什么样的版面及其字体、配发什么样的评论与社论、呈现什么样的场景与镜头等，新闻工作的点点滴滴无不体现着特定的政治关怀与价值取向。曾获韬奋新闻奖的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以新闻人与领导者的经验一语归结：新闻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又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

在清华大学政治学者景跃进教授看来，新中国六十年有条一波三折的历史线索：从高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再到重新政治化。 不管如何界定政治——赵汀阳称之为“利益、权利和权力的界定和分配” ，这个“三段论”显然都围绕着政治而展开。理论上讲，新中国新政治均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的一整套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堪称标志。这一政治格局既延续着中华文明古往今来的民本传统，包括古代“政者，正也”的政治伦理、近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政治哲学，更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中发展出一系列现代内涵，特别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做主的体制。这里同样不可忽略的一点是，这一现代政制是在国际主义的世界范畴中发生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亚非拉反帝反殖斗争以及全世界民主正义力量崛起的时代背景等，都历史性地规定了新中国的政治格局与价值取向。在南非白人种族监狱坐牢期间，每逢新中国的国庆节，曼德拉和狱友都会举行庆祝活动，他们觉得新中国是独立解放的象征，他后来对中国驻南非大使说：“中国的国庆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希望……我二十多年在罗本岛狱中生活的精神支柱来自中国！”如果离开这些国内国际的背景，不从上述意义把握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哲学，那么既无法切实理解新中国，也难以透彻解析新闻业，当然更无法确立立足实践、面向世界、服务人民的新闻学。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曾经满怀激情地说道：“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同时更蕴含着新中国新政治的第一要义——人民主体，体现着人民共和国宪政的核心所在——人民当家做主。换言之，新中国不仅结束了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东亚病夫”、任人宰割的苦难历史，“翻身解放”一语形象展现了这一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巨变与心理激荡，而且在五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全新的政治主体——人民，开启了全新的政治理念——为人民服务：“人民主权取代了王朝皇权，自主的公民取代了帝国的臣民。这个兼有伟大象征意义的开天辟地的成就，规范性地定义了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的来源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六十余年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早已成为新中国的核心政治价值，人民领袖毛泽东更以“人民万岁”铸就了新中国新政治的灵魂。

所谓“人民”，乃属政治意义而非人口意义的概念，国际政治专家张文木教授指出：“‘人民’是一个主体的概念，它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具体说就是占国内居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劳动者，而非少数‘精英’。” 王绍光也明确说道：“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体仍然是广大劳动群众，同时也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论及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八个基本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集体亮相时，习近平在18分钟的讲话中，19次提到“人民”，称赞“伟大的人民”，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表示“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时隔一年许，他又在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讲话里谈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六十余年来，各族人民之所以相信共产党，矢志不渝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正因为新中国的核心是人民，根基在人民，人民构成新中国最鲜明的社会本色与政治底色：“我们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党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人民主权。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恰恰构成了新中国的道义基础，或者说道统。”

如果说人民主权及其制度设计构成新中国的最大政治，那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新闻业的最高宗旨，所谓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台、政治家办网等，归根结底均源于这个新中国的第一政治要义。具体说来，新闻业的所作所为都应致力于成为马克思所谓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从而使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新闻工作切实反映人民的意愿，表达人民的心声，体现人民的意志，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不断推进、落实和完善人民参与管理一切国家事务的权利，以确保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及其意识，如1959年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阅的：“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所以“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至于新闻业如何履行人民当家做主的责任与使命，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院长雷跃捷教授概括了两点：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坚持人民建设国家、依法管理国家的主人翁地位。落实在新闻宣传方面，就是要坚持“三贴近”，运用新闻手段，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在建设国家、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伟大实践中焕发出来的巨大热情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还必须坚持依法保障人民的权益，依法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落实在新闻宣传方面，就是要运用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的方式，引导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权益，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监察损害人民权益的行为，督促纠正和惩办损害人民权益的行为。

基于波诡云谲的全球景观与风云激荡的历史实践，讲政治自然成为新中国的突出特质，前三十年更与“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的世界冷战格局密不可分。与此相应，新闻业与新闻学也自然形成“高度政治化”的取向，如“四性一统”（党性、群众性、战斗性与组织性，统一于党性）、“政治挂帅”“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积极参与第三世界争取世界新闻新秩序运动等。

尽管讲政治一度堕入僵化教条的极“左”泥潭，在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内乱中，给不少知识分子造成身心伤害，酿成令人扼腕的一批冤假错案，但讲政治的基本立意特别是人民主权、平等原则、共产主义理想则一直属于人民共和国的题中之义与社会主义新闻业的恒定命题。另外，这里说的政治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具有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历史的突出蕴含，这就是现代政治归根结底均属文化政治，而核心都是与之相关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对于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无不高度重视，并留下诸多经典的理论与实践命题，如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hegemony）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如其当代翘楚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等。内含新闻业的新中国新文化，也同样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对此，韩毓海作了精辟论述：

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追求和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合法性（血亲的、天授的、宗教的和武力的）。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

“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纠正冤假错案等，在邓小平看来既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破除僵化教条的极“左”政治，又是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而非抛弃与淡化新中国的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从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讲话，特别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等论述中，都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他在平生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即南方谈话的结尾处还谈道：“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然而，20世纪80年代“去政治化”的新启蒙，以及乱花迷眼的精英、中产、白领、小资、公民社会、普世价值、民国范儿等政治想象与现实诉求，一路高扬中产阶级与知识精英的政治价值之际，也在不断贬斥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与历史实践，类似“戾气”“草根”“草民”“多数人的暴政”“民粹主义”等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说辞触目皆是，就像一位文学学者批评的：

言论自由和参政权利是知识分子有关“人性”的合理诉求，而压制个性、为生存权而形成战斗的“集体”更是下层民众争取“人”的尊严的重要条件。……当前研究者很少意识到革命、社会主义文学（新闻亦然——引者注）与（下层）自由的关系，基本上抹杀了它们内含的“人民的政治”。

社会主义文学在源起上是下层“战斗”的一个部分（“文化战线”），但遗憾的是，启蒙研究者只承认知识分子的“人性”，并以之为“普遍性的法则”，将社会主义文学（报刊）的“集体”叙述裁定为“统治”性的、“非人性”的。

因此，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表面看是以所谓普遍人性替代阶级性，用技术化掩盖政治化，而要害则在于无视人民及其生产生活实践创造一切历史的主体地位，背离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核心政治价值，包括五十六个民族的人民共同创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一边神化市场，高扬资本，一边淡化劳动，鄙弃人民。正如林春指出的，“激进改革之后的资本优先劳动、权贵统治民众、富人压制穷人等现象的确从反面演绎着‘人民’地位的失落” 。汪晖更是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它的制度建设、社会政策和民族政策都必须考虑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即人民主体原则。任何与这一原则相违背的制度安排、社会政策和民族政策都可以被视为‘去政治化的政治’。”

针对日渐汹涌的“去政治化”潮流，世纪之交伴随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与精神危机的三重叠加，“再政治化”趋势开始凸显。近年来诸多耸动视听、触发激辩的文化政治话题，不仅无所不在地彰显了“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的问题，也印证了赵汀阳提示的世界性现象：

许多在当代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理论都是政治意识很强的，例如施密特的敌友理论、柏林和海耶克对积极自由和专制的批评、福柯的知识/权力分析、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福山关于历史终结、萨伊德关于东方学、列奥·斯特劳斯理解的古今之争、罗尔斯的公正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哈特和内格瑞的新帝国理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等等。尤其从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那些大众观念或大众话语去看，比如说人权、法治、自由、平等、民主、技术、进步、发展、环境、气候、开放社会、多元社会、文化身份等，加上一些自称处于“边缘”而实际上已经成为另一种强势权力话语的观念，比如女权主义、动物保护、同性恋、小族群等，就更加可以看出，几乎所有问题都已经被政治化了。

至于赵月枝教授分析的“政治经济和媒体精英已经在钳制来自底层社会压力的共同事业中结成了联盟”，更为这一政治化与重新政治化提供了现实媒介样本：

国家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自身利益或者迎合内外资本利益和促进出口，可能会限制下层劳工和农民的话语权力，以保持“社会稳定”。……与此同时，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传媒可能因下层劳工与农民这两个社会阶层不是广告商的目标受众而忽略他们的话语表达和社会传播需求。

面对社会政治与新闻传播的重大变局，新闻学流行叙事不仅缺乏这种政治意识与批判意识，而且在“国际化”大纛下也日渐丧失国际主义的政治视野，往往或不由自主或心甘情愿地被嵌入后冷战的思想硬盘，包括或明或暗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政治）历史终结论”。遵循这种思维逻辑，新闻业与新闻学一方面难免六神无主，因为去政治化说到底失去的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政治意志，就像某位当红电视节目主持人索性将新闻的核心归结为一个所谓“知”字，放弃了中国记者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与职业荣誉感；一方面也就自然导向但问专业、不问政治的路径，乃至干脆堕入功利化、庸俗化之途，包括汪晖批评的“政党国家化、政府公司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针对当下中国媒体缺乏公共性即中国语境的政治性与人民性，他在《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写道：

绝不是什么声音都能在新闻报道和媒体中出现——什么声音能出现，什么事情不能出现，即使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阶级问题（我这里指的是古典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即与财产权和门第直接相关的阶级概念），也总是和社会等级、权力关系相关的。因此，一种更具弹性的阶级视野——也许更准确地说是政治视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媒体背后的支配权力。媒体是各种社会力量斗争的场域，从认识论的角度说，透明性、自由等概念无法概括和分析媒体实践，恰恰相反，只有建立一种政治的视野才能理解媒体实践——无论是媒体的公共性，还是媒体的遮蔽性。

应该承认，方兴未艾的新闻专业主义固属专业而高明的业务，对提升记者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不无参考与借鉴，但同时也需要清醒地意识到，专业主义原本发端于市场化环境与全球化语境引发的政治价值与媒介生态的变异，如前述人民主体及其价值的日渐漫漶，而其内涵诸如客观、中立、独立、超政治、超党派等，不仅在西方遭遇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悖论与质疑，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也许正因如此，新世纪以来新闻界的“三贴近”“三项学习教育”“走转改”等实践活动，无不锲而不舍地重申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伦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追问更是围绕新中国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获得中国新闻奖2012年一等奖的作品《新疆塔县皮里村蹲点日记》的作者何盈，用一句诗意的语言表达了似已遥远的新中国新闻人的心声——“做一个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这一朴素心声既呼应着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1948年毛泽东、刘少奇著名新闻谈话以及一代代人民记者“勿忘人民”（穆青语）的新闻理想，也仿佛应和着张承志世纪之交满含深意的呼唤：“旧的时代该结束了，泥巴汗水的学问刚刚登场。我们只是呼唤真知实学，我们只是呼吁，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 V6TaOuS0UUuDBlCbQaYuyt4+YrnicSeXQArtMjojBQyTenyWw8EuNUx8De0rln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