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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史，还是六十余年来的当代史，中国与世界始终处于潮起潮落的互动之中。换言之，中国无时无刻不处于世界之中，世界也无时无刻不嵌入中国之内。恰似钱锺书为钟叔河主编的丛书“走向世界”作序时所说的：
中国“走向世界”，事实上也是“世界走向”中国……“闭关自守”“门户开放”那种简洁利落的公式语言，很便于记忆，作为标题之类，大有用处。但是，历史过程似乎不为历史编写者的方便着想，不肯直截了当地、按部就班地推进。
而在哲学家赵汀阳看来，西方的“世界”只是一个单薄的概念，中国的“天下”才是一个饱满的世界概念，因为天下乃是自然地理、社会心理和政治制度三位一体的“世界”，“天下理念创造了一个容量最大的政治分析框架”
。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强世功更是有力阐述了新中国的天下情怀与世界视野：
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民族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而是以全球视野来思考全人类的命运以及自己对天下的使命和责任。
中国共产党最深层的思考实际上延续了儒家传统的天下观念。这种“天下”观念超越了阶级和民族，也超越了主权国家概念……
也就是说，尊奉人民主体与人民主权的新中国新政治，并不单纯属于民族解放叙事与民族国家范畴，而同时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情怀，延续着中华文明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意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欧仁·鲍狄埃》、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等展现的国际主义情怀，正是人民共和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精神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写道：“无产阶级只有
在世界历史意义上
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
20世纪80年代畅销至今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书中有个细节：作为1959年首批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青年军整编206师师长邱行湘多年后终于明白了洛阳战役被俘时，陈赓送他的临别赠言，真正懂得了“解放”的含义：“如今我们解放了洛阳，解放了这里的人民，也解放了你。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这样：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1969年，毛泽东在审阅九大政治报告时还特别加了一段文字：“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总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从建党到建国一直构成人民主权的思想逻辑：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使得他们看到了拯救中国的道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拯救全人类的途径。因此，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出于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现实动机，不如说是基于国际主义和“天下大同”的古典理想。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旧中国”与“新中国”的根本区别。
站在文化自觉方兴未艾的21世纪回望，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无论是千万年的人类文明史，还是数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中国与世界总是相互关联，彼此渗透，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脱节，中国影响世界，世界作用中国，一直是人类社会与世界历史的常态。当然，随着世界历史沿着意大利思想家维科所勾画的“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逐次展开，中国历史也如梁启超概括的呈现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从徐福的乘槎出海到张骞的凿空西域，从纵贯欧亚的丝绸之路到波涛万里的海上丝路，从唐代玄奘的西天取经到现代中国的海外留学，包括新中国前期面向苏东与近期面向欧美的留学潮，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隶属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到新中国与世界民主阵营以及亚非拉独立解放运动的普遍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与欧美日国家广泛建交，到80年代后全面开放，世界对中国可谓总在身边，总在心里，而且一点点清晰，一步步密切。“中国是一个有开放传统的国家，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共享世界共同发展的成果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唐、元、明各朝代都很重视国家间的贸易和各民族的交流，并以自己的高度发展的文明成果为世界历史的进步做出过杰出贡献。”
即使在一向被视为“闭关锁国”的清代，中国与世界同样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交往，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的力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对此所做的生动有力的阐述令人印象深刻。清华大学仲伟民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也就所谓清代“闭关锁国”问题提出四点看法：历朝历代很少执行绝对的“闭关自守”，清代也只有开国之初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实行了40年海禁（1644—1684）；闭关自守不可简单归纳为“保守”，更谈不上“反动”，世界各国都曾程度不同地实行闭关自守的垄断政策；几千年来，甚至在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几乎在所有的日用必需品方面都能自给自足；中国历史上经常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威胁，为此对外来势力本能地保持警惕。由此，仲伟民教授得出结论：对清政府一味指责没有意义，应从历史主义出发，抱“了解之同情”的态度。
事实上，对一切历史都应如是看待，才可能趋向陈寅恪所说的“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柳如是别传》）。
相应于过去“闭关锁国”与当下“国际接轨”的二元思路，关于新闻业的流行意识也好像不是开放，就是封闭，而忽略中国与世界剪不断、理还乱的丰富而复杂的联系。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只要摈弃意识形态的标签，脚踏实地地探究事物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那么不难看到无论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新中国及其新闻业都没有哪个时期可用单一尺度衡量，而只有面临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基于实际条件而做出或主动或被动的应对而已。回到历史，审视事实，诸如此类的情形比比皆是。从新中国成立之际所处的别无选择的冷战格局到“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封锁台湾海峡，进而越过三八线，兵逼鸭绿江，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得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从苏共二十大及其触发的匈牙利、波兰事件促使中共“整风”并转向“反右”，到中苏分裂以及有名的“九评”；从50年代创办的《参考消息》，到六七十年代相继发行一系列内部参考的“皮书”；从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解放运动，到中国首倡力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三个世界理论；从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以及苏联对中国日益明显的战略威胁，到横跨太平洋的握手；从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与西方经济滞涨，到中国抓住良机推行“四三方案”——从苏联引进156项重点工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计划；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中国的冲击与挑战，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启动新一轮自我完善的改革；从肆虐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到中国的三农、下岗、新“三座大山”、血汗工厂、环境危机……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风雨兼程，无时无处不与世界风云交相呼应。与此同时，新中国新闻业的一举一动也往往同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不断交融、碰撞、对话密不可分。仅以当今如火如荼的新闻发言人现象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一套相关的制度与机制
，虽然具体环节如今看来显得简陋粗疏，但在百废待兴之际也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
当然，同样明显而难以回避的是，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也经历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与其归因为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到市场等新意识形态的二元逻辑，不如视之为近代持续不断的“全球范围的不平等、不正义及生态环境灾难”
的不断激化在冷战与后冷战时代的体现。其间，社会政治及其修辞的语境转换尤其耐人寻味，比如从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转换为 “国际接轨”“普世价值”。如果说“放眼世界”是基于共产主义大同理想而对面积人口无不占据世界绝大比例的广大“亚非拉”的想象，那么“国际接轨”则是依循新自由主义理路而对欧美日特别是美国的心仪。换句话说，国际主义是基于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也是世界绝大多数地区人民追求自由、独立与解放的社会历史运动；而国际化则是以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为旗号，以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财产私有化等中产阶级诉求为核心的价值观，其中尤以欧美日为典范，用李金铨教授的话说全球化“未始不是扩张美国霸权的饰词”
。以当下新闻院系心仪的“国际化”为例，无非是聘用欧美背景的学者、采用欧美的教科书、推行欧美的学术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引进或照搬欧美业界学界的经验，等等。
不言而喻，在“国际化”的新潮中，看不到“国际主义”的亚非拉身影。虽说在不同的想象中，中国与世界从不曾分离，新中国及其新闻业也从无所谓“闭关锁国”，但如此促狭的面向还是不能不让人想起哲学家阿兰·巴丢（Alan Badiou）对当今之世的深刻反思：“我们现在和20世纪最大的区别，倒不在于我们没有了苏联、毛泽东、世界革命、乌托邦……真正的不同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不能想象另一个世界的世界，是一个不能想象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的世界。”
也就是说，不管今天人们想象的世界多么“激进”，多么“另类”，都只不过是这个现实的世界本身而已。
林黛玉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这句话倒是非常恰当地表露了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文化政治风貌。对新闻而言，五六十年代颇受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亚非拉“东方世界”的影响，新闻界一度效法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新闻学借鉴苏东的新闻理论，就像人们引述马恩列斯的著作，朗诵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阅读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的小说，欣赏格林卡、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等。而后三十年“西方世界”开始一支独大，占尽风光，“国际社会”更成为西方世界的代名词，国际接轨、普世价值一类修辞也显然不包含巴布亚新几内亚、埃塞俄比亚、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等。无论承认与否，认可与否，近些年新闻学基本上成为西方话语的禁脔，以至于仿佛离开所谓“社会公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专业主义”“无冕之王”等，新闻业就好像无法表述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更不用说追求自己的价值理想了。强世功教授关于新中国文化领导权变异的论述，对理解与反思这一趋势可谓入木三分：
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世界努力争夺“民主”话语的主导权不同，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首先采取了“硬着陆”，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在倒脏水的时候不小心连孩子也倒了出去，丧失了对“民主”概念的解释权；接着又以“不争论”的方式处理政治正当性问题，致使中国政治丧失了政治正当性原则的是非辩论，窒息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的活力，陷入了庸俗的市侩主义；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别革命”中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努力奠基的人民民主、社会平等这些政治正当性原则由于缺乏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支撑，在口是心非的政治实用主义中丧失了生命力；而社会主义传统所树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团结友爱和无私奉献的伦理思想，也在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的冲击下所剩无几。我们由此陷入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只能以尾随者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认。
由于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所支撑的天下情怀与政治视野，仅剩尾随者的国际化实即欧美化意识，加之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等新自由主义“新四化”尘土飞扬，新闻业以及新闻学同样可见“新中国努力奠基的人民民主、社会平等”与“社会主义传统所树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团结友爱和无私奉献的伦理思想”江河日下之势，其中典型征候莫过于群众办报风光不再而专业主义风头日炽。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杨丽娟，以陕西淳化县通讯员体制的兴废为题撰写的学位论文
，发现诸多值得深思与探究的问题。比如，论文中列举的一些事实与数据：1984—1985年，陕西电台收到通讯员来稿超过37000篇，差不多一日一百篇；《湖南日报》1980—1984年评出的266篇好新闻，通讯员来稿占200篇（包括通讯员与记者合写）；1982年淳化县通讯员发展至150余人，1982—1990年县广播站播出的通讯员稿件每年都在千余条，占全年播出稿件的50％以上。有一则更耐人寻味的个案，现为《重庆日报》首席记者、曾获范长江新闻奖的罗成友，原本就是一位农村基层通讯员，而他当年业余的新闻报道也离不开《重庆日报》记者、编辑的耐心培养，他曾深怀感激之情地回忆道：“我为《重庆日报》当通讯员的十余年间，《重庆日报》的唐明恒、熊庆元等老师，专程到青木关来指导我。当时在《重庆农村报》当编辑的张小良、康仁明，每年都数次到青木关来……同时指导我写稿。”
罗成友自是基层通讯员的佼佼者，但其专业之路绝非零星个案，而是曾经具有代表性与普遍性的历史景观。这一景观的大范围消散，在微观层面自然同专业事项有关，而在宏观层面又何尝不体现着中国与世界的诸多变局？亚非拉或第三世界的国际想象渐行渐远，同三农、下岗问题一度凸显之间难道没有一种深刻的同构关系吗？赤脚医生的终结与群众办报的落寞不是相伴相生吗？随着通讯员退场而登台的新闻专业主义，同显豁的基尼系数不是属于同一历史进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