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闻与社会

古今中外的新闻实践无不表明，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独立的、纯粹的、自行其是的新闻传播独立王国，所谓“无冕之王”“社会公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等往往是自欺欺人的“皇帝的新衣”。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只见空气般弥漫于、渗透于、浸淫于社会历史以及权力关系的新闻活动，这些新闻活动始终同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日常生活、天下风云、世界格局等水乳交融。简言之，新闻与社会乃是血脉相连的生命有机体，彼此的关系恰如抽刀断水水更流。所以，论及新闻实践就不能不关涉社会人生，新闻传播及其历史实际上对应着全部的社会人生而非专业领域。仅看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一系列新闻动向，无不丝丝入扣地应和着、交融着、影响着风云变幻的社会政治与悲欢离合的日常生活。从新中国成立初公有制新闻业一整套机制的建立与推进，到私营新闻业的改造与消亡；从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的分庭抗礼以及新中国初期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到新闻界学习塔斯社、《真理报》；从50年代中期摆脱苏联模式、寻求中国道路，到新闻界的改革探索；从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到新闻界的“浮夸风”；从反帝反殖运动，到中苏论战的“九评”与“世界新闻新秩序运动”；从“文化大革命”，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80年代新闻界的拨乱反正以及“新启蒙”；从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到新闻传播的专业主义潮流滥觞；从新世纪凸显的三重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到新闻界的纷纭乱象……六十余年来新闻业的点点滴滴无不同新中国的社会政治与生活百态息息相关。所以，新闻与社会的关系也是透视新中国新闻业的主要维度之一。

探究新中国新闻业不仅需要回到历史，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价值观，而且需要深刻检讨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政治内涵，而不是仅仅围绕新闻界与新闻学自身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对此，汪晖的阐发令人深思：

我们必须要回头审视中国社会自从1949年以来的历史和变化，这段历史的丰富性并不能简单归纳为阶级斗争或计划经济的失败，它同时也包含了许多其他内容——很多人仍然珍视的东西。……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着很多社会主义优越因素，而我们却很少对之进行严肃思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遗产需要在新的民主参与的条件下被重新激发，其中的关键在于真正赋予劳动者以主人翁地位，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从而改变少数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操控国家并促使国家向右转变的态势。

若以清末民初作为中国现代新闻业的起点，那么一百年来的社会历史与沧桑巨变，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或惊涛拍岸，或润物无声的新闻活动，而新闻业所作所为又无时无刻不处于活生生的社会情境之中。由此说来，怎么看待社会历史的进程，也就怎么看待新闻传播的实践，反之亦然。那么，怎么看待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以及新闻实践呢？这个问题以前比较清楚，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普罗大众，对近代中国的命运与前途、道路与方向都有基本共识，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阐发的思想，借用社会学家曹锦清教授对当代中国历史观及其变化的分析：

共产党对其政权合法性进行意识形态表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叙事。这个建构过程的完成，以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它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从何处来，现处何处，将欲何往。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就是，中国曾经经历了和人类其他社会一样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将一步一步地走向资本主义社会。鸦片战争中断了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导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下在哪里？积贫积弱的根源在哪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反帝反封建。我们未来要走向哪里？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这样一个回答就给我们民族的历史境遇重新定位，一个完整的历史观就建立起来了……它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就把那么多苦闷的、彷徨无告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黄河之滨就集合起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显然这个史观作为主流叙事至今丝毫未变，包括宪法、党章、党代会政治报告、领导人重要讲话以及社论文件等，但同样明显的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启蒙的波涌浪翻，一种“现代化”思潮渐有取而代之之势，李泽厚的救亡启蒙变奏说即为代表。依据这一似新实旧的叙事，近代中国的一切社会变革无非是一个因应西方现代化冲击的反应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走向西方、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如洋务运动，二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如戊戌变法，三是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其间每一步都难免遭遇种种保守的、反现代化势力的阻挠，甚至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都俨然干扰了或破坏了这一社会进程，而改革开放则被视为重归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沿着这套叙事及其逻辑，便有了李泽厚与刘再复的海外对谈——“告别革命”，而“全盘西化”之象征的胡适也一步步登上神坛，作为“现代化”先导的晚清新政以及所谓“民国范儿”更貌似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新潮与新宠。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进程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乃至新闻学等学科看来，俨然成为复制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又一成功范例，而未来的发展自然也将沿着这条“人间正道”继续前行。一句话，革命化与现代化既是非此即彼的历史叙事，又是南辕北辙的现实路径。

问题是数亿或十数亿中国人一百多年来投身的革命、建设与改革，怎么可能一一挤进这一逼仄的逻辑空间与历史语法？单就国强民富的现代化蕴含而言，这一牵连广泛的社会运动既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宿命，也是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共同愿景，共产党的诞生与共和国的成立，更使这一宏图远虑不可逆转地成为现实：“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世界史中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及其国际地位的最重大事件，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宏伟实例。新中国走过很多弯路，付出昂贵代价，但也通过一个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公善政权’（public good regime），大规模群众参与，以阶级、性别、民族和地区平等为目标的激进社会政策，实现了社会发展和民族崛起。” 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抱病宣读《政府工作报告》，重申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进一步勾画了“四个现代化”的蓝图，在亿万中国人心中留下荡气回肠的深刻印记：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零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一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史与六十多年的新中国史都表明，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阻碍”，而且恰恰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强有力助推器，如马克思所谓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通过暴风骤雨的革命化运动，荡涤了妨害中国现代化的帝国列强与封建军阀，推翻了压抑中国现代化的三座大山，同时通过一系列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管理、国家治理、国际政治等变革，为现代国家建设、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铲平了地基，开通了道路，廓清了方向。事实上，“许多权威性研究指出，革命后相对于未经革命的国家有大得多的能力改造落后、文盲和专制的穷国”，“革命为中国挣脱资本主义的发展‘铁律’奠定了基础；新中国的现代化也确实证明社会主义是克服落后的捷径” 。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学部委员张海鹏，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之际撰文写道：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的现代化屡遭挫折失败、屡次失去发展机遇。现代工业只是星星点点地分布在若干城市，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很小的比例，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且改变中国传统农业国家的地位，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现代化是在1949年以后大规模开启的。1978年以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了。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王绍光2012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演讲时分析了两百年来中国治国的三个递进阶段。 按照他的分析，第一个阶段是从1800年到1956年，第二个阶段是从1956年到1990年前后，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三个关键词：治国能力、政府管理和国家治理。第一个阶段的核心问题是内忧外患，国将不国，一百多年间没有人能够治国：

治理这个大国，就得有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你认可也罢，不认可也罢，它确实解决了中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治国能力。到1956年几乎没有人再怀疑，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套体制，可以治理这么一片国土。

治国能力的问题解决后，政府便开始发挥关键作用，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中无不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就是常说的计划经济阶段。集中统一的政府管理，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集中非常有限的资源办大事，如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大规模的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基本的公共健康医疗与普及全民教育等，而这些都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后三十年的起飞是绝无可能的。第二，节约成本与提高效率，如果没有公有制与集体化所形成的全民动员体系，任何基础建设如修路征地都将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第三，也许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形成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基本格局，北京大学原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在论及毛泽东的“纵向分权”思想时也指出：

保证党的统一，国家的统一，权力的集中，消除任何可能危及政权的危险，这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必须注意的一个大问题。从这个维度，我们甚至可以重新理解实行计划经济以及其他强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一思路应该说大致是成功的。一方面，中国保持了国家的统一、政权的和平转移，各地经济逐渐形成整体，地域观念和地域经济的独立性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地方的自主性、积极性也增强了。中国已经形成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

有了统一的国家，有了相对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相当可观的综合国力，国家治理自然就提上议事日程，这就是王绍光说的第三个阶段的核心问题，同样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比照上述历史脉络与认识理路，新中国新闻业的地位、功能、角色可谓虽不中，亦不远。新中国立国前，国家分崩离析，社会一盘散沙，人世苦难深重，人心悲苦绝望，从英法联军到八国联军，从北京失守到南京沦陷，中国屡屡深陷亡国灭种之境。当是时，不甘沉沦的新闻人奔走呼号，大声疾呼，表现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担当，同千千万万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齐心协力，为独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奉献心血、汗水、眼泪乃至生命，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与萍水相逢百日间的邵飘萍、林白水均为新闻报国的象征。同时，以王韬、梁启超等开其端绪，以张季鸾、储安平等总其大成的“文人论政”传统，也应置于这种时代背景下，才有可能把握其社会政治蕴含。学者李金铨教授这样概括：这个时期，“中国报业的第一要义是救亡图存，反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新文化运动场景的一环，旨在启蒙和宣传，提供资讯反而次要” 。

新中国成立后，旧邦新造，万象更新，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亿万中国人为之欢欣，并以主人翁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投身新中国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现代化成就。反思与扬弃当年在一片混沌中探索中国道路所出现的偏差，特别是教条式的极“左”思想与错误，并不意味着曾经做的事、走的路都一无是处，正如反思当下新教条式的偏颇与问题，如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与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与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的“新三座大山”，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一塌糊涂。此类反思与批判即便有理可据，哪怕精神可嘉，但也明显暴露了一些知识人的自大，同时无异于对千千万万普通人翻身解放的漠视和许许多多新闻人敬职敬业的忽略，且不说一大批新中国新闻业的名家名作：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王石与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范荣康与袁木的《大庆精神大庆人》，郭超人的《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穆青、冯健与周原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南振中的《鱼水新篇——沂蒙山纪事》，范敬宜的《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郭梅尼与徐家良的《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罗开富的《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李克林的《今日大寨》，段连城的《阳光·阴影·希望——南游百日记》，解海龙的《我要上学》，胡占凡的《拜金主义要不得》，以及中央三大台诸多可圈可点的经典之作，如《新闻和报纸摘要》《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作为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结识了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赵慎应，从他身上领略了一代新闻人的气度，后来知道他是随十八军入藏的第一位记者，第一时间发出西藏和平解放消息的见证人。遗憾的是，直到他离去才觉察这位普通记者的一生融汇着怎样丰富而生动的新中国新闻史，而这样的人与事岂止成千上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即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纲领，乘苏联解体与冷战落幕之势在全球攻城略地，欢呼资本主义凯旋的“历史终结论”甚嚣一时。国内由于市场经济突飞猛进，新闻与社会也均面临所谓“转型”，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名言几乎成为转型期的经典概括：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那是一个最糟的时代……正是在这一“市场”吞噬“社会”的历史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名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1944），由于深刻的思想洞察与理论分析在国内外学界声名鹊起，成为剖析当代社会的思想利器。王绍光教授曾以波兰尼的视角对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中国改革进行了专题研究，并撰文写道：

波兰尼指出一个“脱嵌”的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力量，因为当它试图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它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高速增长，但一味追求GDP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贫富悬殊。人们开始体会到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社会里，人们的生计完全依靠市场。由于市场只为有支付能力的人服务，人们的福祉取决于其支付能力。因此，普通工农大众享有的保障和救助越来越少。大规模下岗失业、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让千千万万的人痛感经济与社会安全的缺乏。在他们看来，市场社会强加给自己的负担过于沉重，难以忍受。

就在市场逐利性日益凸显以及去政治化的政治日益弥散之际，治理也逐渐取代管理而成为新闻领域的主导性思路，20世纪90年代末做大做强的媒介集团、当下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产业等均属这一转型的象征。与此同时，由于革命党逐渐转向执政党，国家治理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难题与困境，包括思想文化阵地的变异、精神价值在多元化潮流中的失序与紊乱等，而新闻业以及新闻学也同样陷入作家张炜所谓“全民性精神恍惚”的境地。对此，方家论略，策士画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中最盛行、最火热也最似是而非的，莫过于世纪之交以迄当下的新媒体说辞：从1.0到2.0，从电邮到电商，从推出到拉进，从微博到微信，从大数据到大融合，从客户端到云计算，好似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这一新媒体的乌托邦被批判传播学者莫斯可（Vincent Mosco）称为“数字化崇拜”，这是其2004年一部力作的书名（ The Digital Sublime ）。他在名著《传播政治经济学》2009年新版中也谈及这个问题：“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保持连续性毫无新意，伴随今日媒介的夸张或者迷思也没有任何新鲜之处。……《数字化崇拜》揭示了关于因特网做出的就像电报、电话和电视还是新的时所做出的一样的承诺。世界和平，性别平等，在线教育，种族和谐——所有这一切都曾经被看作是这些曾经新过的东西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这一片喧腾声浪之中，新闻业被“自媒体”“公民记者”“两个舆论场”“报纸消亡论”等弄得一惊一乍，起坐彷徨。而在这一切新词新说后面，都隐含着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假定——新媒体决定一切或主导一切。按照这个逻辑，最早发展新媒体，迄今也最发达的美国应该最早陷入混乱，而且现在也最乱。可惜恰恰相反。美国不仅依然如故，而且由于网络、手机等新技术——新媒体不过是又一种新技术，美国的社会凝聚力、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等貌似得到进一步提升。仅此一端，就足以说明问题不在新媒体。所以，与其将无数精力注意力，更不用说大量财力物力投入冷冰冰的技术，孰若透过现象看本质，更多关注技术之外的世道人心，如历史虚无、价值混乱、精神失范等。说白了，看上去沸沸扬扬的网络舆论与舆情，根源不在新媒体而在现实社会以及关乎人心所向的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不是新媒体等新技术决定一切，而是现代社会的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决定一切，新媒体问题归根结底不是技术而是社会与人。就此而言，批评家李陀揭示的思想话题，才更值得格外关注与认真反思：

中国的“改革”不但养出来一批富豪、富商和富官，还养出了一批小资精英，他们占领了文化领域各个层面的领导位置，诸如刊物和报纸的编辑，商业电影和流行歌曲的制作人，各类广告和视频的直接或间接的生产者，网络世界里各个板块的操盘手，形形色色的文化企业和产业中的策划人、执行人，新媒体所催生的新写作空间中做文字买卖的各类写手，还有在学校、学院和五花八门的准教育机构中握有“育人”权的老师、学者——一句话，身居要津，小资精英们占据了文化领域的所有高地，所有咽喉要道。这个情况带来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形势：尽管国家和资本非常强大，在中国当代文化的生产中颇为自信地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并且也都以政策和金钱的直接调控力或间接影响力，按照各自的需要试图控制文化之河的流向，但是，实际上，由于文化生产的上游下游所有环节都在小资精英的控制之下，不管国家和资本情愿不情愿，承认不承认，在今天，文化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到新兴小资产阶级的手中。这个文化领导权的转移当然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可以预料，这些后果将对中国的今天和未来的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闻与社会密不可分，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而专注新闻专业话题、建构专业主义话语都难免成为空中楼阁。当然，如何在风云流转变幻不居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缕清新闻传播的经络，把握新闻传播的脉搏，揭示新闻传播的规律，特别是如甘惜分先生所言“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GxK/MQwyqw83lX0cLDCXMQsq8bUzOAj0KpQmzJf6TLbYX30eAV0+o7CYyAavmF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