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革与延续

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的新闻业，既有变革，又有延续，一阴一阳，一动一静，变革中体现延续的逻辑，延续中不乏变革的轨迹。也可谓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特别是，种种变革与延续都不能不置身于中国道路及其路径依赖与社会主义价值谱系及其演进脉络，新中国新闻业的光荣与梦想、曲折与顿挫无不同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休戚与共，也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者林春揭示的历史大势：

社会主义运动，其错误、失败乃至罪行或者半途而废都仍然不能掩盖一个重大的史实，即它曾在广阔地域和几代人的时间里，在经济建设、公共福利、劳工权利、两性平等、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过诸多有着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功。

以中国为例，也许唯一面向普遍主义的立场，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探索中确立真正普适的价值。这些价值并且需要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关自由解放的论说中得到规范性的表述。

就新闻业的变革而言，新中国的成立无疑带来现代史上最大的转机，这一转机的要义被毛泽东概括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 尽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六十余年来上上下下一直不断求索，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大原则始终如一。邓小平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作说明时也特别谈道：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话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所以，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上，新中国几代人都付出了巨大努力，第一代更是厥功至伟，因为他们不得不在一穷二白且一片混沌中，披荆斩棘寻求新路径，流血流汗开辟新天地。仅看一点，即知大概：中国现代钢铁产业清末民初搞了约四十年，国民党政府二十一年，加起来约六十年，到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钢产量才达到年均五万吨，又过六十年到2009年达到五亿多吨，增加一万倍。故而，十七大与十八大政治报告几乎以相同的语句写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这一“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既真正实现了近代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也彻底改变了中国新闻业的整体格局与专业风貌，以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为理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引导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安身立命的价值皈依等。由此一来，新闻业不仅诀别了私有制基础上的“私人办报”的历史，更为新中国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气象和心理空间，并同工农商学兵各业一道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今天反思与扬弃过去一些极“左”倾向与教条主义，包括刘少奇说的“大跃进”责任中央与《人民日报》各负一半等突出问题，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相反，若以一百年、一千年的历史时段审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人民新闻业与后三十年的专业新闻业都功不可没。对此，既不必妄自尊大，更不必妄自菲薄，否则也无法面对一批批穆青式的人民记者及其心血，如同无法面对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袁隆平、红旗渠、大三线、两弹一星、青藏铁路等千百万新中国建设者奉献的汗水与生命。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祝东力，在接受美国政治学博士、《凤凰周刊》记者玛雅的采访时，特别谈到内含新闻传播的“革命文化”及其四点历史意义：

这种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长期支撑着现代中国，先后完成了几件大事：第一，走出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二，快速工业化，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可以说，这是在长城和大运河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千年工程。第三，从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经过二十多年，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第四，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和实验……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业又经过一次巨变，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不断完善，新闻的商品性作为“党性与人民性”的补充而构成变革的一大枢纽，促使广告、效益、融资、媒介经营、媒介集团、文化产业等风生水起一步步渗入新闻与文化领域，日渐影响甚至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新闻业的发展趋势。市场逻辑下的新闻商品性，一方面消解了一些显得陈旧沉闷的体制机制，一度激发了新闻业的生机以及新闻学的活力，一方面也促成某些不良的，甚至瓦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危及国家和平发展与长治久安的隐患，且不说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作风浮夸等常见现象。其间，又可分为两次渐变过程，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新启蒙”为标志的去政治化，一是90年代以来市场化浪潮不断推涌的产业化。所谓去政治化，表面看属于一种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往往呈现为技术化、管理化等态势，并对政治敬而远之，而实际上不仅丧失了政治立场、政治价值与政治灵魂，而且犬儒似地漠视社会主义政治及其灵魂。去政治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如反思“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期，虽然不无摈弃某些与时代不适应的政治的意味，“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专业理念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潮流下渐行渐远即为一例，但在倒脏水的时候一不小心也可能去了“无产阶级政治”，就像共产主义的理想、亿万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并具有广阔历史视野与丰富社会蕴含的社会主义实践等，也在反思乌托邦的新启蒙思潮中不断消退甚或被抹杀。为此，邓小平不得不以四项基本原则划出一条政治底线，从而形成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主张“猫论”的邓小平也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实用主义者。这其实是对邓小平的巨大误解，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误解。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将政治建立在正义基础上，因此对政治正当性的理论阐述和不断创建被看作是党的生命所在。曾经参与中苏论战的邓小平深知政治原则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市场和计划作为手段，完全可以采用实用主义的立场，但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邓小平来说，则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

如果说80年代的去政治化尚属观念层面的变革，那么90年代以来日渐兴起的产业化潮流，以及相应的资本、利润、投资、兼并重组、市场运作、计件工资、末位淘汰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浪潮，就越来越成为新闻业感同身受的现实了。某效益突出的媒介集团董事长用一句大白话表达了产业化的精髓：不留一个创收死角。当此时，汪晖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也渐成气候，如时下学界“把市场等同于自由（‘自由市场’），把‘自由市场’等同于民主圭臬，把消费者等同于‘人民’，把‘中产阶级’等同于民主主体，把国家等同于压制，把媒体规制等同于威权，把‘新闻自由’等同于‘私人办报’，把批判知识分子等同于国家主义者，把反帝立场等同于民族主义” 。

变革的轨迹有目共睹，延续的逻辑无所不在。变革犹如人的成长，相貌、个头、言谈举止将在岁月中日渐变化，而延续好比人的生命基因以及性格特征，仿佛俗话说的“三岁看老”。面对新中国六十余年新闻业的发展状况，既需要关注变革及其时代背景，又不能忽略延续及其内在基因，只有将变革与延续作为有机整体统一观照，才可能切实认识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才可能完整、准确、深刻地把握新中国六十余年来大起大落的媒介潮流与大开大合的社会图景。否则，便难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用说其三、其四，甚至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比如，一事当前不先追问事实本相及其来龙去脉，不去探究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多重动因，而动不动喜欢左右画线，好像大千世界的真与伪、是与非、美与丑都可归于所谓左与右。其实，即使论左谈右，也正如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国光指出的：

邓小平同志提出反“左”防右。“左”是带引号的，是极“左”……不带引号的左，邓小平同志是从来都不反对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思想潮流中就是左派理论，共产党是左派政党，邓小平也是左派，不能说邓小平是右派、中派。如果不带引号的左也要反，那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那还有什么共产党领导？见左就避之唯恐不及，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共产党事实上执行的是中左路线，团结中右，反对极右，防止极“左”。

六十余年来无论现实与新闻怎样变革，不管各种理论观点如何抵牾，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则一脉相承，并处于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动态之中，邓小平称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987年4月16日，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就说道：

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就新闻而言，社会主义新闻业的灵魂——实事求是、党性原则、为人民服务等，不仅延续至今，而且同样不断完善和发展，包括批评报道、舆论监督、新闻发言人制度等。

关于新中国的变革与延续，不少学者都进行了别具一格的阐发，提出了既实事求是又启人心智的思路，于新闻业与新闻学也颇有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平的“三段论”言简意赅：毛泽东时代解决挨打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挨饿问题，当今时代解决挨骂问题，即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教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提出新时代的“通三统”：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历史文明的连续统；数千年中华文明传统如仁义、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传统如平等、改革开放年代的传统如自由应该一脉贯通，共同铸就民族复兴的道统与政统。 北京大学教授关海庭在《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政治发展》一文中，将“阶级”取向、“平等”取向和“发展”取向视为人民主权思想的三个阶段，是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发展的结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前，《人民日报》发表整版文章，更是对此作了专门论述：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看到相互联系，就是说这种联系并不只是时间上的顺延和承续，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基本制度、根本任务、奋斗目标基础上的联系，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看到重大区别，主要是指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着很大差别，也包括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内外条件、实践基础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其中，有的差别是具有转折意义的，比如，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前后两个时期的联系则大多是本质的、内在的，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不仅符合新中国及其新闻业的历史事实，也得到诸多科学实证研究的支持。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采用国际公认的比GDP更综合、更开放的衡量指标HDI，即人类发展指标，对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社会发展总体状况进行考察后就得出类似结论——1949年之后中国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时代。我们通过计算和分析发现，毛泽东时代中国的HDI（人类发展指标）取得了明显进步，从极低人类发展国上升为下中等人类发展国。1950年中国是世界上HDI最低的国家，仅为0.225，低于当时的印度（0.247），大大低于美国（0.866）。到1975年，中国的HDI达到0.521，也就是达到了我们界定的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HDI从1975年的0.521，到2006年的0.762，达到了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离0.8以上的高人类发展水平只有一步之遥。

另外，他与清华大学博士后鄢一龙依据实证研究与统计资料，对新中国已经执行的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划）进行系统分析，也得出同样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

“一五”是计划经济时期最成功的，顺利发动工业化并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二五”是个失败的五年计划，“大跃进”后出现“大跃退”；“三五”“四五”“五五”是完成情况中等的五年计划，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是总体实现了基本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六五”计划顺利完成，成为又一个黄金建设期；“七五”计划改革闯关，完成情况喜忧参半；“八五”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九五”顺利推进了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方式的“两个转变”；“十五”计划大部分目标得以实现，同时发展模式出现逆转；“十一五”是完成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初步纳入科学发展轨道。

此类唯物史观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同样适用于六十余年来新闻业的历史及其叙事，其间利弊得失也应置于这一联系的框架与总体的视角才能得到科学的认知或认同。从变革的角度看，前后三十年的新闻业可谓天翻地覆，有目共睹，仅看新闻文体或播音语态就可以鲜明地感觉到这一点，从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到张严平的《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从齐越的激越澎湃气壮山河到其弟子敬一丹的春风和煦娓娓道来，无不显示着这一变革的蛛丝马迹。而从延续的角度看同样显著的是，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前、确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新闻业，其总体格局、本质属性与基本功能不仅依然如故，而且在变革与延续的有机运动中不断调整与完善、加强与巩固，其中包括一直作为新中国新闻业核心理念的党性、人民性、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等精神，从五四到延安、从前三十年到后三十年始终尊崇的“群众路线（工人报刊、记者下乡、通讯员制度、群众办报）” 传统，新世纪以来新闻界大力开展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项学习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等活动。毋庸讳言，随着市场化、产业化、全球化的潮起潮涌，新闻业也不免或痛苦或欢欣地沦落为财富、资本、市场等的奴婢，乃至失魂落魄，六神无主。然而，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始终是面旗帜，并伴随着新世纪以来文化自觉的新风以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觉醒而愈发高扬。

关注变革与延续的关系，既是为了辩证认识新中国新闻业，明白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更是为了懂得坚守什么，扬弃什么，警醒什么，从而在变革中不失主心骨，在延续中明确大方向。 VkN7RwJaCyDKZtcpHDNvXzwsKUIMaHKYMFrXKwrQd+TiZM4Reg9sD8AxyXaEl94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