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在总结新中国建设经验尤其是苏联模式及其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中国道路的十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即1976年12月26日公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经过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现代化进程的风风雨雨，《论十大关系》已被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篇经典文献，其中包含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更成为探究当代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想典范。在中共十八大前夕付梓的《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一书中，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就此写道：

毛泽东不但为他身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和制度的基础，而且正是他发表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再次重申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也在于共产党人把握结构整体的能力，在于能否把结构中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

基于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系统地批判了苏联单一计划经济、部门垂直管理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中国与外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互相促进、彼此制约、彼此竞争的发展模式。这种互相促进、彼此制约、彼此竞争的发展模式，比简单的“市场竞争”模式要宽阔得多。

六十余年来，新中国新闻业风雨兼程，同样交织着纷繁错综的矛盾与结构，呈现着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历史景观与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多重色彩。换言之，新中国新闻业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单音部、单色调的，即使在“前十七年”“文化大革命”等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依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多重结构性力量，相互博弈也好，彼此交织也罢，不仅构成丰富多样的媒体景观与社会现实，而且时刻处于能动的、流变不居的运动过程中。对于如此嘈嘈切切、众声喧哗的历史图景，任何简单化或单一化、静态化或凝固化的思路都难免削足适履，刻舟求剑。

这里，首先得洞悉六十余年来新闻业的历史，而要把握庞杂的新闻实践与历史对象，一方面需要尽可能开掘史实，爬梳史料，辨析事实，一方面更需要以唯物史观探究其总体联系与内在规律，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庶几避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提示的问题：“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本编试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思路与方法，对新中国新闻业及其研究所涉的“十个关系”进行初步分析，其中包括变革与延续、新闻与社会、现代与传统、中国与世界、政治与业务、新闻与宣传、内宣与外宣、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史实与史观。这里需要说明三点：第一，这些关系往往彼此交集，相互叠加，而非各行其是，互不相干；第二，实际情况不限于更不见得就是这些关系，站在不同角度、关注不同侧面都难免有不尽相同的分析 ，当然总体上应该出入不大；第三，“十个关系”或十个矛盾也非等量齐观，其中必有一些关系或关系的某一方面是主要的，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另外，所谓“新中国”，乃指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等现代想象；至于“新闻业”，则包括现在所谓“新闻与传播”的主要方面，如技术、制度、媒体、教育、研究等，其中新闻无疑居于核心。不管时下“大数据”“大融合”“大传播”如何一惊一乍，严肃的新闻传播依然是并始终是传播领域的主力部队，而不可能沦为地方部队。

分析这些关系貌似有凑数之嫌，但立意当然不在于此，而是期冀更开放、更多元的视角与思路，全面审视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业以及新闻学。具体说来，一方面“清点”前人留下的庞杂遗产，将其置于六十余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脉络与数百年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时空，提要钩玄，辨伪存真；一方面，在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开掘蕴含着生命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历史资源，借以激活在当下学科建制化中，比如在项目、课题、经费、量化、评奖、文献、博士、海归、核心期刊、权威期刊、统计方法等万花筒中，显得形销骨立、苍白贫血的新闻传播之学。借用海外批判传播学者赵月枝教授的说法：

我们更愿意强调的是将传播的研究放回到中国人探寻其独特现代化道路的漫长历史中来加以审视的一种思路。这是一种更宏大的历史观，它一方面排斥媒介中心主义的局限，强调在传播与社会的互动中来分析问题，另一方面也强调在内外互动中来理解中国革命与发展的历史，将中国传播问题看作是世界体系结构与意识形态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 kGSMVGb/dfeZ+OBfSh+ui6BNiw9V/0JJjmq99cTgu6jS14NT3Uz01CB4nn+KQz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