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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腐败的国家排行主要基于主观评价，因此无法准确量化腐败程度。因此，直到最近，关于腐败程度的研究证据仅限于轶闻或案例
，但近年来开始有少数并不断增多的新研究用更系统的方法来识别和量化腐败行为。
一些企业调查数据提供了有关腐败程度的证据，比如Svensson（2003）使用了乌干达企业的调查数据。虽然该调查用了种种方法鼓励经理真实地报告行贿金额，但肯定还有误报。尽管如此，分析结果显示在这个过去10至15年增长最快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里，商业界的情况令人沮丧：有超过80%的乌干达企业称需要行贿，剩余的20%没有行贿的企业选择尽量减少与公共部门的接触，说明不行贿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有行贿的企业中，行贿额平均占据总成本的8%。
腐败在政府采购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项目中也非常普遍。Reinikka和Svensson（2004a）在另一个关于乌干达的研究中，考察了一项根据学生数量提供资助的公共教育项目，来支付小学中的非工资性支出。为了估计腐败或者资产挪用的程度，他们比较了中央政府向一个调查项目中的250所小学发放的资助额，与这些学校实际收到的现金和物资之间的差异。在1991—1995年期间，学校平均只收到中央政府资助金额的13%，多数学校根本什么都没收到。证据显示，这笔资助的大部分被当地政府官员和政客所贪污。后续的研究发现，在其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里也有类似的问题（Reinikka&Svensson, 2004a）。Olken（2003, 2004）使用类似的方法，发现在印尼一个公路修建工程中，29%的资金被贪污，而在一个大型反贫困项目中，18%的补贴性大米被贪污。
量化腐败程度的另一个有用的方法是通过价格比较。Di Tella和Schar grodsky（2003）比较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公立医院中相同投入品的价格。他们发现，在1996—1997年的一次反腐败运动中，投入品价格在前九个月下降了15%，从而给出了20世纪90年代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医院采购部门腐败程度的下限。Hsieh和Moretti（2005）考察了伊拉克的联合国石油换食品项目，通过比较在项目实施期间和实施之前伊拉克石油的官方销售价格和估测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研究估计了石油定价过低的程度。他们认为，定价过低实际上是伊拉克政权从石油购买方获取非法回扣的途径，并估计在1997至2001年期间伊拉克共获得总值为10亿至40亿美元的贿赂，占该项目总收入的2～10个百分点。
量化和识别腐败的文献仍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现有的成果较为分散，并且只针对特定的项目。但这些研究也说明腐败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量化。随着更多的研究和数据公开，人们对于总体的腐败问题会有更可信的解释。但在现阶段，上述研究估算的腐败的严重性有很大的差异，范围从伊拉克石油换食品项目中的几个百分点，到乌干达小学教育项目中的80%。在进行数值比较时，须要注意到大多数研究并未反映某个项目或部门内的所有腐败。例如，对阿根廷医院采购部门的研究只估计了监管力度增强对腐败程度的影响，而Hsieh和Moretti（2005）也注意到伊拉克石油换食品项目中还存在其他的非法方式使得官员可以从项目中得利。
这些关于腐败程度的微观证据与宏观研究文献中对影响腐败的制度因素的研究有何关联？在这一点上，相关证据更是贫乏。例如，上文谈到的Reinikka和Svensson（2004）的研究估计了全国学校资助项目中的腐败程度，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以社区组织民众和发表公共意见的能力来度量）影响了地方政府腐败的激励。数据证实了这一假说：当控制了社区和学校的固定效应后，富裕社区里的学校腐败程度显著更低，并且效果不管从统计上还是经济意义上均非常显著。
Di Tella和Schargrodsky（2003）以及Svensson（2003）也把政策和腐败量化指标联系起来。利用乌干达企业的截面数据，Svensson发现腐败发生率与管制条例赋予官员们从企业索取贿赂的议价能力高度相关。另一方面，调查中显示的企业支付的行贿金额与企业特征相关，这表明腐败官员会根据企业支付贿赂的能力索取不同的贿赂水平。这一发现的含义是，在研究腐败问题时，不仅要关注制度背景如何影响腐败这样的宏观问题，也要在微观层面深入探讨在同一制度下腐败行为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