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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心中典型的金融市场寻租行为是，发展中国家中腐败的政治家与银行家的幕后交易。按照这种看法，寻租的流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制造或利用市场扭曲，以谋取自身利益。但事实上，寻租并非局限于发展中国家，也非仅涉及政府人员。
一般而言，金融市场寻租行为的种类很多，既涉及政府人员（如官僚和政客），也涉及市场参与者（如银行家和投资者）。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金融市场寻租行为的概念。
在传统的（也是合理的）企业资本收益递减假设下，有效金融体系里的资本都应获得相同的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许多人也意识到，金融中介体系的摩擦成本（例如代理成本）可能扭曲资本的配置过程。当代理人积极制造或利用这种扭曲，租金（包括腐败）就产生了。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给出寻租行为的定义。考虑包含多个企业的经济体，每个企业的生产函数都是 a * f （ k ），其中 a 代表了企业的生产率。令 r 为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这时每家企业都应该投资 k * 的资本，以满足 f′ （ k * ）= r / a 的条件。这使得各企业的边际产出相等，具有更高生产率的企业将投入更多资本。
现在假设经济体中存在寻租的可能性，某家企业（我们称之为寻租企业）能够获取利率为
b
*
r
的一笔投资，其中
b
<1。参数
b
代表了腐败或寻租的程度，当
b
越低，寻租程度越高。此时寻租企业将投资
，以满足
。寻租企业获得了更多资本，使得企业间的边际产出不再相等。
参数 b 表示寻租带来的主要扭曲。 b 具体代表了什么？一种解释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被政府控制的金融体系。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庞大的国有银行体系，或是在所有权和定价上有严格限制的银行部门。在这些情况下，存在着各种工具对资金成本进行补贴，包括存款利率上限、国有银行垄断或纳税人直接补贴。
参数 b 的另一种可能解释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私人金融市场。隐性的政府或央行支持可能导致一些金融机构对一些关乎系统稳定的特定状况定价过低。 r 反映了风险调整后合理的资金成本，如果金融机构预期到财政部或央行将实施干预，并对特定的状况提供保护措施，那么银行认为所需付出的资金成本将会降低，使得 b <1。
一些道德风险（包括所谓的“太大而不能倒”）使得许多观察者怀疑寻租可能是引起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因素。有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强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资金和中介性资本所具有的公共品属性。若政府政策放大了这些外部性，导致定价不当，私人金融机构的收益部分将来自公共资源的损耗。这些潜在的租金会激励金融市场参与者游说政府，使得金融规则有利于他们的利益。
上述框架假定金融市场只是调节资本在储蓄者和企业间的配置。当然，这种观点对金融市场的理解也是有局限性的。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作为媒介连接信贷资金和消费者或家庭。上述框架也可以反映消费者的信贷行为：用家庭替代企业，用消费的边际效用替代资本的边际产出。在此设定下，寻租将使得信贷资源流向寻租家庭，尽管这些家庭消费的边际效用更低。当然，衡量消费的边际效用十分困难，我们会在后面的小节中再回到此类问题的讨论。
简而言之，以更全面的研究视角分析金融市场的寻租行为，应意识到市场参与者，尤其是金融中介本身，也会导致寻租的产生；这一视角同时适用于发达或欠发达的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的寻租研究大多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参与者，而对发展中国家中的市场参与者的腐败行为研究较少。在发达国家，尽管大量的文献讨论了特殊政治利益集团的问题，但政府作为金融市场创租主体的作用受到忽视。同样的，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分析了发达国家的市场参与者在金融市场的操控行为，但普遍认为这些操控行为主要是属于过往的金融市场发展过程的产物。
在有关谁寻租的问题上，存在着一种有趣的现象。在繁荣时期，一般认为市场参与者不存在寻租行为，而政府官员则被认为是低效且易受寻租行为影响，因此政府的干预和管制越少越好。相反的，在危机时期（最近的金融危机完全验证了下述观点），同样的市场参与者被刻画为贪婪的合谋者，他们利用市场失灵和其他参与者的信息不完全为自身牟利。金融创新（在事后看来）被视为混淆、利用、甚至制造扭曲，以此来为金融中介创造了租金。这时候，（同一批）政府官员又被视作规范和整治市场腐败的救星。
很难相信政府官员和市场参与者的寻租行为在繁荣和危机时期完全相反。更为合理的观点是，代理问题在繁荣和危机时期（虽然问题的显著性可能不同），在政府官员和市场参与者身上都很普遍。
2.2.1 政客与官僚 。大量理论文献描述了政府官员如何扭曲市场和政府制度来为自身牟利（例如，Shleifer&Vishny, 1993, 1994），但本文仅关注相关的实证研究。
Faccio（2006）指出，在许多国家，CEO涉足政治会令企业获益。Fisman（2001）和Khwaja&Mian（2005）直接估计了新兴市场中（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获取的租金的价值。印尼案例背后的机制尚不清晰。巴基斯坦的案例显示，企业获得租金的渠道是通过国有银行发放更多的低息信贷：这些企业的信贷额比非政治关联企业高出45%，并且违约率也高出50%。
一些相关文献指出，不仅仅是债务人，债权人的政治身份也导致了租金的产生。这很可能源于软预算约束（纳税者而非储蓄者付出了最终代价），以及政客和官僚对国有银行的直接干预。Cole（2009）、Sapienza（2004）以及Dinc（2005）发现，新兴经济体的国有银行借贷受到政治因素的显著影响。例如，国有银行在选举年份扩大了借贷规模（Cole, 2009；Dinc, 2005），而且政治影响力更强的地区往往获得更优惠的利率（Sapienza, 2004）。
政府可以通过为金融中介提供隐蔽的优惠政策或通过金融管制来产生租金。Brown和Dinc（2005）指出，在许多新兴国家，选举前破产的银行被吊销执照或被接管的概率比选举后低。Johnson和Mitton（2003）发现，马来西亚的资本管制为政治关联企业提供了便利。Faccio等（2006）证明在35个发达及发展中国家，政治关联企业更可能获得政府救助，这一情况在政府获得多边援助时更为明显。近期金融危机的救助方案也显示出了类似的现象。
Igan等（2010）发现，向政府就抵押贷款政策游说的银行低质量的（或潜在低质量的）贷款更多，而且更可能从救助方案中获益。
实证研究较少涉及关于政府官员与官僚作为金融市场中的租金受益者的问题。尽管大家都意识到官僚机构中腐败行为的普遍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Banerjee, 1997；Banerjee等，2009），而且有实证研究分析了其他市场中的官僚腐败行为（例如，在公共服务执照发放和供给方面（Bertrand等，2007；Olken, 2007；Reinikka&Svensson, 2004），在税收方面（Fisman&Wei, 2004），在国家补贴方面（Bertrand等，2009）），有关金融市场的实证研究还十分缺乏，这有些令人意外。与政治家具有非经济动机（例如选举需要）不同，官僚可能更多地被经济利益驱使，因而较少受到政治周期等因素的影响，比政治家的腐败更为持久，考虑到这一点，文献的缺乏就更令人意外了。除官僚外，也有其他有重要政府背景的参与者，例如军队高级将领，可能也是金融市场的寻租者，但现有文献就更少关注他们的行为了。
2.2.2 市场决策者还是操纵者 ?除了大量分析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的文献外，有关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寻租行为的实证研究，并不像发达或发展中经济体中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研究那样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寻租行为不普遍，而更可能是因为它更为隐蔽，难以从其他行为中区分出来。
此类寻租的一种形式是私人金融中介部门直接参与操纵活动。La Porta等（2003）考察了墨西哥私人银行的关联借贷，发现银行对其控股企业的贷款利率更优惠，而这些贷款面临着更高的违约率和更低的回报率。而且，这种行为在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恶化。
Morck等（2000）发现，高腐败国家的股价变动更加同步，可能存在着价格操纵。Khwaja和Mian（2004）的研究对这样的操纵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他们发现，股票经纪人通过“炒高再抛售”（pump-and-dump）的行为，操纵股票价格和制造虚假的股票热潮，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并将大量资金由“追涨杀跌”（momentum-trading）的（外部）投资者转移到这些操纵者，即股票经纪人手中。研究发现，大多数交易所的股票经纪人在不同股票上都参与了上述活动，这表示市场庄家存在着合谋行为。Khanna和Sunder（1999）发现印度孟买股票交易所中存在着类似的操纵手法。此外，近期的研究显示，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证明CDO（担保债务凭证）市场也有类似的“炒高再抛售”行为。
私有部门寻租行为的一个相关形式涉及产生租金的公司内部组织。大量关于公司治理的文献分析了如何防止经理人窃取股东利益的金融欺诈等问题。尽管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金融中介部门，但尚缺乏系统性研究。Hertzberg等（2010）考察了阿根廷一家银行信贷员的轮岗政策，研究发现，当信贷员不担心受到上级监控时，他对贷款人信誉的报告会更不准确。尽管这篇文章将该结果理解为信贷员不尽职（道德风险问题），但我们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是由于信贷员不用承担不良贷款的代价以致产生租金。
商业集团构成了另一种组织形式，它们通过直接拥有银行或其他机构，来制造金融市场租金，尽管对这一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证据（Khanna, 2000；Khanna&Palepu, 2000）。一些证据表明在这些集团内部的金融市场中存在租金。控股股东可以从一家企业向另一家企业输送利益，程度取决于他们在不同企业中的利益份额。基于印度商业集团的数据，Bertrand等（2002）发现存在着大量类似的利益输送行为。
金融市场中的内幕消息及其产生的租金已有大量研究，不过找出相关的证据并不容易。许多文献试图证明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存在及其影响，相比之下鲜有文献关注其他金融市场中所发生的由内幕消息所引起的租金问题。Iyer和Puri（2010）的研究显示银行中的内幕消息也可能引起租金。Keys等（2010）的研究表明，在最近的次贷危机中，房贷证券化导致信贷的标准下降。实际上，当银行可以将信贷的违约风险传递给其他人时，它们会不提供有关违约风险的充分信息，从而导致信息租金的产生及相应的寻租行为。
腐败与寻租通常是不完善制度的后果。当一个经济体难以制定和执行规则并保障各类财产免于剥夺，政治权贵就更容易从寻租活动中获利。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好的制度，对权力的制衡更为稳固。因此，发达国家的寻租行为应当较少，我们在后面3.2节介绍的跨国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寻租与腐败在发达国家不存在，已有的经验证据发现，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中确实存在着寻租行为（这些研究包括，Benmelech&Moskowitz, 2010；Cooper等，2010；Correia, 2009；Knight, 2006；Ziobrowski等，2004，本文3.2节给出了更多细节）。真实情况是，由于制度环境更为严格，寻租的性质和形式在发达市场出现显著的变化。例如，在发达市场中政府机构对某项贷款公开表达政治支持的例子就很少。美国的大企业（如谷歌、微软和英特尔等）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联系，跟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大企业集团不同。
由于制度更严格，发达金融市场中的寻租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和隐蔽。企业与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竞选资金法案等相关法规的制约，这些法规规定了企业与个人可以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对政策制定者施加影响。然而，这些限制私人不当行为的制度，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博弈。
一系列的研究描述了企业与金融机构通过不同渠道，来影响金融市场以从中获利。Kroszner和Stratmann（1998）假定，当直接的贿赂或服务收费不可行时，国会成员可以用一套委员会体系来建立信誉机制，确保长期的政治献金回报。他们指出，银行事务委员会成员身份与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政治捐款存在很强的横截面上和时间序列上的关系，与他们的假说相一致。
Kroszner和Strahan（1996）指出，美国在州范围内消除对银行设立分行的限制，跟政治利益集团有关。他们发现，当一个州能从放松管制获益的集团（大银行和依赖这些银行的小企业）越多，会越早放松管制。
Mian等（2010a）发现，在次级信贷快速发展之初，抵押贷款行业的政治献金不断集中在拥有更多次级贷借款者的选区。在信贷膨胀时期，抵押贷款行业的政治献金愈发可以预测有关对住房立法的国会投票行为。相关的研究还有Igan等（2010），他们证明了那些就抵押贷款进行游说的银行，获得的抵押贷款增速更高，对抵押贷款证券化更激进，并在日后违约率更高。
尽管金融市场的寻租与腐败可能在发达国家受到很多限制，但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如近期的金融危机，人们会有更强的激励通过政治关联等渠道影响政策制定。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验证了在美国金融危机中的确存在上述行为。
Mian等（2010b）发现，从金融行业接受更多政治献金的国会成员，更可能投票支持2008年的银行救助法案。有趣的是，这个结果只对那些不存在退休限制的国会议员成立，暗示了议员获取连任的动机，及其未来对政治献金的需求，造成了捐款与投票行为的相关性。Duchin和Sosyura（2010）考察了美国“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发现计划向各银行发放的资金额，跟该银行与国会金融委员会及美联储的政治关联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