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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讨论的多数证据都反映了反腐败政策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效果，但也有大量证据表明，政策的长期效果可能截然不同。比如，腐败官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新的体制，因此反腐败政策的长期效果可能小于短期效果；抑或新的公务员队伍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进入政府体系，因此如果这些政策鼓励了低腐败倾向的人选择加入公务员队伍，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反腐效果会更明显；又或者官员只是在这段时间内，从一种腐败形式转换为另一种腐败形式。
有许多例子可以表明，短期内不同类型的腐败行为存在替代性。在Olken（2007）的研究中，对公路项目支出进行审计，会减少项目资金流失的问题，但也导致项目负责人更多地雇用家庭成员从事公路建设。相反的，Niehaus和Sukhtankar（2010）的研究表明，提高计时工资工作的工资水平（因此提高了工人“偷窃”的能力），会降低计件工资工作的偷窃行为。Burgess等（2011）发现，一个地区石油和天然气收益的增加，为当地官员提供了进行寻租的新途径，非法森林开采现象也就随之消失了。这些案例都表明，腐败官员有多种类型的腐败方式可供选择，当一种形式的腐败变得更为容易或者困难时，就会出现腐败形式的转换。如果一项反腐败政策只对特定类型的腐败行为有抑制作用（几乎所有反腐败政策都如此），人们需要防止腐败官员转而选择效率损失更大的腐败方式。
许多例子表明，随着官员的适应性不断增强，反腐败政策的长期效果要低于短期效果。上面提到的一个例子来自Banerjee等（2008），他们发现印度一项激励护士出工率的项目只在实施后的前六个月有效。随后，当地卫生管理部门利用项目设计中的一个漏洞，开始放任一些毫无理由的旷工行为，使得项目效果大大减弱。项目实施18个月后，该项目提高护士出工率的效果完全消失。
在巴西的案例中，Ramalho（2007）利用总统Fernando Collor在1992年遭到弹劾的事件，估计了腐败对政治关联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及其持续性。结果表明，市场察觉到了总统保住政权的可能性下降会影响政治关联企业的市值，但这一影响只在短期内出现。根据研究结果，与总统家族关联的企业在总统弹劾期间，企业回报率异常下降2～9个百分点，但这一影响在一年后完全消失。一个解释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政治关联企业可以形成新的政企联系。
在哥伦比亚，Camacho和Conover（2009）研究了通过篡改贫困指数来获取某些社会项目资格的行为。具体来讲，人们的贫困指数只有低于一个给定的门槛值，才具有进入该项目的资格。在项目实施的第一年，贫困指数在门槛值两边并未出现断点，但在之后几年，随着人们更为了解计算公式，越来越多的指数篡改行为出现，导致更多人的贫困水平恰好在门槛值以下。分析结果表明，共有300万人篡改了他们的分值，大约占总受惠人数的40%。
最后一个例子来自Burgess等（2011）的研究。如上文所述，一个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收益的增加，为当地官员提供了进行寻租的新方式，非法森林砍伐现象减少。然而在三年后，这一效果出现逆转，非法森林砍伐几乎回到之前的水平。Burgess等认为这一变化可能源于政治均衡的变动：较高的石油和天然气租金将整个政府联合体的性质变为获得更高租金的联合体，新的政治联合体不仅从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寻租，也把触角伸到了森林砍伐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