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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个案性的新闻报道和调研数据都表明，腐败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相当严重，要比发达国家普遍得多（Svensson（2005）总结了调研数据得到的结果）。然而，正如我们在2.1所述，目前对腐败实际程度估计比较可靠的数据非常之少，即使有，得到的结果也大相径庭。
即使知道腐败程度也无法告诉我们腐败问题有多严重。至少在理论上，腐败可能单纯代表了一方（如政府部门）向另一方（如官员）的转移支付，并且其中不存在多少效率损失问题。事实上，如果官员预期到未来可以获得一笔腐败租金，从而实际工资低于了市场水平（证据表明现实也是如此），那么这里就不存在腐败成本问题。然而，我们在2.2给出的证据表明，腐败带来的效率损失相当严重，因为腐败会提高企业的边际税率，降低商业活动水平，增加公共资金的边际成本，损害政府项目的经济效益，并使得政府丧失协调外部性的能力，从而导致无效率的结果出现。
2.1.1 感知
。一直到最近，多数对腐败程度的估计都是基于感知调查。这些感知调查的一大优势是覆盖面广，因为询问一个人对腐败程度的感知比直接测度容易得多。正因如此，感知数据构成了大多数跨国腐败数据的基础，如透明国际的年度腐败感知指数和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数。
早期的一些关于腐败的经济学经验研究也使用了感知性数据，如Mauro（1995）对腐败与增长关系的跨国研究。
感知性数据的一大缺陷是无法准确衡量腐败。为了检验村民对当地路政建设的腐败程度的感知准确性，Olken（2009）获得了村民对腐败可能发生性的评估结果。与此同时，他通过比较村政府修路的支出和独立工程师估算得到的支出，构建了详细的腐败指数（详见2.1.4的讨论）。尽管村民的感知确实反映了公路项目建设中的实际腐败问题，但两者的相关性比较弱：项目的实际支出差额提高10%，村民感知到的腐败仅提高0.8%。
此外，村民的感知存在两方面的偏误。首先，村民更容易发现价格虚涨（比如水泥价格超过市场价）而非数量虚高（比如花了1000立方米石料的钱，却只运送了800立方米）的腐败行为。选举上台的领导也会注意村民的感知，因而多数腐败毫不意外地发生在数量虚高上。这也导致感知到的腐败和实际发生的腐败相关性较低，人们对无法感知的腐败只能做主观推断，而大部分腐败行为实际上非常隐蔽。其次，Olken发现个人特征，如教育程度，远比实际腐败本身能更好地预测腐败感知。如果一个基于感知数据的调查对不同的项目（或者国家）使用了不同的受访者组合，将会导致最终数据产生系统性的偏差。
一个解决办法是利用专家调查数据。Banerjee和Pande（2009）为估计政治职位候选人的腐败问题，调查了进行全程报道的记者和临近选区的政客。他们估计了调查结果（比如候选人是否曾面临刑事指控）与实际数据的相关性，发现两者相关性很高。然而，这一方法也有其局限性，例如调查者需要确定哪些是合适的专家，并且在有些情境下，即使专家的感知也可能是有偏的。
这些偏误在宏观层面的感知上也会产生问题。比如，在1998年苏哈托倒台之后，许多评论家认为印尼的腐败反而更加严重。当时一个常见的观点是，很多国家和地方上的政客开始主动索要贿赂，国家在控制索贿行为上的不力也导致了贿赂金额节节上升。透明国际的指标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腐败分数从1998年的2.0下降到1999年的1.7，在2000年保持不变（该指标范围为0到10，分别表示高度腐败和高度廉洁）。事实可能确实如此，但也有观点认为，苏哈托专制政府的倒台带来了更为开放的新闻环境，从而对腐败问题的新闻报道也变成了可能，而且也确实如此。出于上述这些原因，经济学家开始转而使用一些直接衡量腐败行为的指标。
2.1.2 贿赂调查估计 。衡量贿赂行为最直接的方法应该就是调查行贿者了。在许多情况下，行贿并非那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因此通过企业和家庭调查，贿赂行为也就可以测度出来了。一个有名的例子来自Svensson（2003），他调查了乌干达的部分企业，询问企业的行贿额。平均来说，被调查企业汇报的行贿额为每个工人88美元，大约为企业总成本的8%。
因为基于调查的贿赂衡量方法可复制性很强，它是目前仅有的可以在各国不同时间里连续衡量腐败程度的方法之一。一个重要的数据集来自国际刑事犯罪受害者调查（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s Survey）项目对49个国家的调查，其中受访者被问到在过去一年中是否有政府官员要求或者暗示受访者为其提供的服务行贿。利用这一数据，Mocan（2008）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受访者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与被索贿的概率正相关，但在发达国家却没有这一关系。在企业层面，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orld Bank Enterprise Surveys）
询问了企业在某些经营活动中出现的非正式馈赠和付费行为，包括在获取水、电、电话安装、经营和进口许可证，以及与建筑相关的合约；与税务官员会面；获得政府合约；以及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出现的“摆平事情”（getting things done）所出现的费用。随着这一类的数据越来越多，我们估计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内的贿赂行为也会更加可靠。
2.1.3 直接观察估计 。衡量腐败的最佳方法往往是直接进行观察。显然，官员们也会努力隐藏其腐败行为，导致人们无从观察。但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直接观察腐败行为的例子，其中一个来自秘鲁人Montesinos的案例，由McMillan和Zoido（2004）在记录。Montesinos在秘鲁前总统藤森时期担任秘密警察部门的主管，为支持藤森政权，他曾经贿赂法官、政客和新闻媒体。难得的是，他保留了详细的记录，包括他们签署的合约和行贿过程的录像带，这些证据在藤森政府倒台后被公之于众。McMillan和Zoido利用这些证据估计了不同类型的政府官员行贿成本有何差异。平均来说，受贿官员的受贿额从每月3000美元到50000美元不等，数额取决于官员来自反对党（数额更高）还是藤森所在的党（数额更低）；贿赂法官的数额也处于同一数量级。控制媒体的贿赂额则高一个数量级：获得一个电视台的支持需要每月支付150万美元。
Olken和Barron（2009）使用的直接衡量贿赂的数据较为平常：他们记录了卡车司机往来印尼Aceh省时向交警行贿的额度。在9个月时间内，调查员假装成副驾驶，全程陪同卡车司机，记录卡车司机每次在交警检查点和称重站停留时所需支付的金额。在300余次运输过程中，他们共观察到超过6000次的非法付费行为。通常每次的付费额较小，在0.5美元到1美元之间，有时用现金，有时使用商品（比如一两包香烟）。加总后，这些非法费用共占据每次运输13%的边际成本，相比之下，司机的工资只是运输10%的边际成本。
Sequeira和Djankov（2010）在莫桑比克和南非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利用对途径港口的货物进行清关的人员作为眼线。具体的，他们随机选取1300次运货船，通过直接观察向港口和入境官员支付的贿赂额，估计了莫桑比克和南非两个港口的腐败行为所导致的经济成本和扭曲效应。他们发现，平均来说，贿赂占据了一个标准集装箱通过莫桑比克Maputo港口所有成本的14%，通过南非Durban港口所有成本的4%。
2.1.4 通过差值法估计资金挪用 。估计资金挪用（政府资金的偷窃行为）最常见的方法，是我们称之为差值估计（subtraction）的方法。该方法需要获得同一个数值的两个估计值：一个估计值是在腐败发生前，另一个是在腐败发生后。腐败的估计值通过将两者相减得到。
利用该方法估计腐败的一个开创性研究来自Reinikka和Svensson（2004）。通过一个公共支出跟踪调查（PETS）数据，他们比较了乌干达中央政府发放的特殊教育资助额和学校实际接收到的资助额，发现漏损率达到87%。当该研究结果公布后，跟踪性的研究发现漏损率下降到不足20%。该方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数据的质量：如果学校对财务的记录质量较差，有些钱即使到了学校，也可能没有显示在账本上。所以，明白财务记录质量的重要性对于该方法的推广至关重要。在该研究发表之后，一些类似的文章不断涌现，主要是世界银行发布的各类研究成果（可参阅Olken和Pande（2011）的相关综述）。
Fisman和Wei（2004）采用类似方法，比较了同一种产品中，中国香港地区报告的出口额和中国内地报告的进口额之间的差异，从而衡量逃税行为。他们区分了三种不同种类的逃税行为：低报产品单位价值、低报产品缴税数量和将高税率产品标记为低税率产品。计算完这些指标之后，作者估计了税率水平对逃税行为的影响，发现处于高税率的产品，其逃税程度的中位数比低税率产品高出40%。
Olken（2007）对一个农村公路项目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比较了官方公布的公路建设支出额和独立工程师估算的支出额，在估算支出额时，工程师对部分路段进行挖掘采样来估计材料质量，然后通过调查估计了当地的价格水平，并采访村民来估计实际支付的工资额。考虑到部分材料在建设中自然消失，为此Olken修建了几小段类似的公路，并确保这一过程不存在腐败问题，从而较好地修正了零腐败下公路建设应有的支出额。根据以上结果，Olken估计了村政府公布的公路支出和工程师的估算支出之间的差异，作者称之为“消失的支出”，其平均数值达到了公路总支出的24%。
还有一种方法是比较官方数据和一般性家庭调查数据。Olken（2006）利用该方法估计了印尼在发放补贴大米时的挪用行为，结果显示，平均有至少18%的大米无端消失，这一数值在种族杂居和人口稀少的地区更高。Niehaus和Sukhtankar（2010）也通过比较官方数据和调查数据的差异衡量了腐败行为，其中包括了对印度《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Cuarantee Act）中就业天数多报和工资支付不足问题的研究。
在考察价格操纵中产生的腐败问题时，可以比较官方公布价格和市场价格，使用两者差异来作为价格操纵的指标。Hsieh和Moretti（2006）提供了一个著名的案例，他们考察了联合国管理的伊拉克石油换食品项目中的腐败问题。具体的，他们比较了伊拉克销售石油的价格和世界现货市场中同类石油的现行价格，并利用一个石油交易市场模型推测两者的差额有多大部分落入了萨达姆政权的口袋。虽然他们估计的腐败额非常之高（大约13亿美元），但也只占到石油总销售额的2%。当然，并非所有的价格差都是腐败问题，它也可能反映了产品的竞争力不足，或者政府缺乏激励获取更高的销售价格（可参考Bandiera等（2009）的评论）。
2.1.5 市场行为推测估计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以利用市场均衡理论，结合有关市场行为的数据，来估计腐败程度。这方面一个开创性的研究来自Fisman（2001），他研究估计了与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的政治联系产生的价值。他获取了雅加达一家咨询公司估计的每家上市公司与苏哈托的“联系”值，取值范围为0到4。之后他考察了当苏哈托病倒后每家公司的价格变动情况，据此估算得到股票市场对这些政治联系的估价。如果有效市场假说成立，那么事件前后股票价格的变化就能够捕捉到政治联系对于企业的价值。雅加达的投资银行家估计，苏哈托去世将导致总市值下降20%，Fisman根据这一数值进行校准，估算了与苏哈托的政治联系产生的总价值。他的估计显示，对于大多数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大约23%的市值来自与苏哈托的政治联系。
Fisman的市场方法可应用于以下情形，即当拥有企业与政治家联系的数据而且政治家面临健康冲击时可估计政治联系的价值。比如Fisman等（2006）利用相同的方法，估计了与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政治联系的市场价值，并对比他作为候选人和上台时的差异。跟对苏哈托的研究不同的是，切尼发生心脏病对与他有联系的企业没有任何股价冲击。
Faccio（2006）将此方法应用到了更多的国家样本中：她考察了47个国家里20202家上市公司的政企关联情况。她对政治关联的定义是，企业董事会成员或者大股东中至少有一位是政治家（比如国会议员或者部长）。她重点考察了之前的董事会成员或者大股东转变为政治家的公司，发现董事会成员或大股东成为政治家可提升公司市值2.29%。考虑到印尼苏哈托与美国切尼案例的巨大差异，作者将样本分为处于平均腐败水平以下和以上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感知指数），发现相关性全部来自高腐败国家：在处于腐败水平中位数以上的国家，董事会成员或大股东成为政治家可提升公司市值4.32%；而在低于腐败水平中位数的国家，董事会成员或大股东成为政治家对公司市值没有影响。
另一种衡量腐败的方法是利用劳动市场的均衡条件，具体来讲，我们可以利用公共部门的劳动者在边际上选择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就业是无差异的这一条件。控制住工作机会的差异，如果公共部门支付的工资更低，就反映了可能存在一个补偿性工资差异（compensating wage differential）。但是如果公共部门相比私人部门工资更低，但消费水平相同，我们就可以推测出，公共部门的工资和消费差异与私人部门这两者的差异可以告诉我们公共部门收受了多少贿赂。Gorodnichenko和Peter（2007）利用这一思路和乌克兰的一个家庭调查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控制了教育水平、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非正式福利、工作满意度和第二职业后，公共部门的官员相比私人部门与他们相当的人工资低24%～32%。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消费和资产水平并无差异，说明收入差额的很大一部分来自贿赂。通过将数据加总到整个经济体，他们估算的差额（或者说贿赂）总值在4.6亿至5.8亿美元之间，约为GDP的1%。
2.1.6 其他方法 。前文讨论了文献中估计腐败的各类方法，但并未穷尽所有方法。比如，Ferraz和Finan（2008，2011）和Brollo等（2010）利用巴西市政府的官方审计数据验证腐败行为的情况。这些审计数据直接在总结后通过媒体公之于众，这些总结对每个城市的违规行为做了简单描述。一个问题是，这些数据反映了真实的腐败水平，以及官员向审计师隐藏腐败行为的能力，因此在使用时需要小心。
在控制一些可观测因素（衡量了个人是否符合某个公共项目的资格）后，研究官员获得公共部门提供的个人转移支付的概率是否更高，是衡量腐败的程度的另一种方法。Besley等（2012）在控制了与资产有关的资格因素后，官员获得印度政府扶贫项目资助的概率高出10%。Olken（2007）和Niehaus等（2012）采用类似方法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2.1.7 腐败究竟有多严重
?表1汇总了以上所有研究的腐败估计值，分成贪污和贿赂两类指标。
表中数据的波动性很大。尽管我们得到了一些对腐败的可靠估计，但与其他发展指数相比，目前仍缺乏比较坚实的腐败数据。
表1 腐败的程度
这些腐败数据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第一，许多衡量腐败的数据，包括腐败感知指数、Faccio（2006）和Fisman（2001）对政治关联价值的估计、Sequeira和Djankov（2010）对南非和莫桑比克港口的比较，都发现收入与腐败存在着负向关系：富裕国家的腐败更少。两者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如果腐败阻碍了经济活动，低腐败率可以使国家变得富裕（Mauro, 1995），这是容易理解的；然而，反过来，富裕国家降低腐败的因果关系就不是那么明显了。一方面，某些类型的收入冲击，如自然资源冲击，可能带来更多的寻租空间和腐败。例如，Caselli和Michaels（2009）研究了巴西海上石油产量增加后石油收入在各城市间的分配过程，认为这一过程导致腐败率上升。但有证据显示，这些租金在一段时间后消失，可能是由于选民们意识到了这些资源的价值（Monteiro&Ferraz, 2010）。另一方面，日趋复杂的商业关系要求政府提供更高效的服务，并且收入水平提高能使国家有更多资源来治理腐败（Treisman, 2000）。
第二，如表1所示，即使在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部，腐败水平也各不相同。一旦我们开始思考腐败为什么会出现，就会发现不同的模型设定下腐败的程度并不相同。
第三，所有这些对腐败估计比较“可靠”的数据都在两个方向上产生选择偏误。一方面，某种程度上，对于腐败的衡量取决于受访者披露真实信息的意愿（比如调查贿赂或者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是否包括官员），而腐败越严重的地方这种意愿也越低，因此腐败被低估了。另一方面，研究者会有意选择某些案例进行研究，他们往往专注于那些预期能够发现腐败的案例，因此腐败有可能被高估。找到衡量腐败更加严谨和富有成效的方式，使其免受选择偏误的影响，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前面的讨论显示，无论是公务员的受贿还是公共项目中的贪污行为，腐败都广泛存在，但这一事实无法回答腐败对于经济活动是否会带来不利影响。
比如，Gorodnichenko和Peter（2007）发现，乌克兰的公务员与私人部门同等能力的雇员相比，消费水平相似，但工资却低了24%～32%。腐败似乎并未提高公务员的总收入，因为收受的贿赂刚好被政府支付的低工资抵消。由于公务员工资来自税收，如果保持公务员总收入不变，腐败的经济效率损失（或收益）取决于贿赂和税收带来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孰大孰小。一般来说，腐败既可能降低效率，也可能提高效率。
本节总结了目前为止关于腐败带来的效率成本的研究：包括给企业和政府活动带来的成本，以及政府由于丧失协调外部性的能力带来的成本。腐败的内生性问题使在宏观层面上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非常困难，因此我们只关注微观层面上的证据。
2.2.1 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要估计腐败对企业经营带来的效率成本，需要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腐败如何影响企业面临的有效边际税率？如果贿赂可以减少税负（比如贿赂税务官以降低缴税额），边际贿赂率应低于官方的边际税率，因此腐败降低了有效税率。相反的，如果贿赂是为了获取其他类型的政府服务，这会提高企业的有效边际税率。其次，给定我们知道了腐败发生后的有效边际税率，在某一有效边际税率水平上，腐败干扰下的税收比法律上的税收更具扭曲性吗？
Svensson（2003）对乌干达行贿行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虽然贿赂和企业利润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一关系曲线却非常平缓。他具体估计到，企业单位利润提高1美元需要额外支付0.004美元的贿赂，即利润的边际贿赂率为0.4%。他同时发现，提高1美元的单位资本存量水平，会增加行贿额0.004美元，即资本存量的边际贿赂率也为0.4%。需要注意这些是边际上的比率，在平均水平上该比率会更高，但是随着利润和资本存量不断增加，贿赂的上升速度有所放缓。如果腐败的影响只相当于征收0.4%的利润税和0.4%的资本存量税，那么可以认为腐败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相对较小。相比之下，美国对大企业营业利润征收的边际税率高达35%。
Svensson的研究为我们构造了腐败的等价税率，但无法告诉我们腐败对企业的实际影响。除了改变边际税率，腐败可能在其他方面也影响着企业行为。比如，许多人认为腐败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其比等价税率带来更多的成本。Wei（2000）基于观察数据来衡量不确定性，通过研究外商直接投资验证了这一论断。Malesky和Samphantharak（2008）利用调查数据发现，柬埔寨省长的更替增加了腐败的实际不确定性，但实际的腐败水平和企业的投资率也都下降了。
在第2.1.3小节，我们讨论了Sequeira和Djankov（2010）的研究，他们检验了腐败带来的另一种扭曲：为避免腐败，企业的生产决策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他们的估计显示，有大约46%的原本建在Maputo港附近、从而节约57%交通成本的南非企业，为了逃避高额贿赂，将工厂转移到路途遥远的Durban附近。这一结果代表了腐败的实际效率损失：企业为避免在莫桑比克支付贿赂，宁可承受更高的（实际的）运输成本。
既然腐败既会产生直接效应（通过改变有效边际税率），也会产生间接效应（通过增加不确定性或其他渠道），那么就有必要直接检验腐败对企业经营的净效应有多大。Fisman和Svensson（2007）利用Svensson（2003）的研究数据，计算了贿赂和税收在乌干达企业总销售额中的比例。他们将两年间的企业增长率对贿赂和税收水平进行了回归，并使用产业—地区的平均水平作为贿赂和税收的工具变量，发现贿赂额增加1个百分点会导致企业年均增长率降低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税收增加1个百分点降低企业年均增长率1个百分点，因此贿赂对企业的不利影响是税收的3倍。他们将这些结果解释为，贿赂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高于税收，并且两者的影响程度都很高。
2.2.2 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影响 。腐败可以通过影响政府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造成效率问题。首先，如果腐败提高了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成本，这就相当于提高了这些物品和服务的价格。一旦考虑腐败成本，原本具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很可能失去投资价值，导致项目终止，于是腐败的效率成本出现了。其次，腐败通过行为扭曲还会导致额外的效率成本。腐败官员通常很难偷窃现金，因为很容易被查到，他们更多是用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来寻租，这些复杂程序本身就会带来效率损失，潜在的影响甚至超过腐败本身的直接损失。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以上两个问题。
价格效应 。腐败问题之所以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如果贪污政府资源增加了政府活动的成本，可能导致原本存在正收益的政府项目，比如再分配计划或者公共建设工程，变得不再具有经济效益。Olken（2006）为此检验了印尼一个大型的反贫困项目，该项目向一些贫困家庭发放了补贴性大米。根据前文讨论，通过比较调查数据和官方数据，Olken估计有18%的大米在项目实施中丢失。他计算了该项目带来的福利收益，包括实际的和通过反事实（counterfactual）分析不存在腐败问题时的收益。估计结果显示，“消失的大米”所带来的福利损失几乎抵消了再分配项目潜在的福利收益，表明该项目在没有腐败时是有效益的，一旦腐败出现，效益也就消失了。
在这一特定案例中，政府最终实施了该项目，因此腐败并没有通过终止再分配项目带来效率成本。然而，一个仍然有待回答的内生性问题是，在政府预期到腐败将导致价格提升时，会相应调整其支出结构吗？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即当政府考虑腐败带来的价格效应时，是否会对其行为进行优化，将是未来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扭曲效应 。由于腐败官员需要隐藏其腐败行为，导致在提供政府服务中带来两种类型的扭曲效应。首先，鉴于腐败的隐秘性，政府无法预知腐败带来损失的程度（在某些方面，预知到腐败行为可减少前文讨论的价格效应）。一旦考虑腐败带来的损失，政府可以相应地降低投资额来改善效率。其次，官员在有意隐藏腐败行为时也会引起扭曲，因为提供某项公共服务的官员会选择更多容易隐藏腐败行为的项目。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上述两种腐败效应。
腐败影响效率的第一种类型是，当无法完全预知腐败带来的损失时，政府会策略性地减少政府服务的提供量。如上文所述，Olken（2007，2009）对于印尼农村公路项目的研究，提供了这一类型效率损失的证据。因为村民更容易察觉价格虚高所产生的腐败行为（这一行为只会产生价格效应），村领导更多地通过虚报原料数量来隐藏腐败行为：比如，他们谎称采购了修建20厘米厚公路所需的石料、沙子和砂砾，但实际仅修了15厘米的厚度。由于所修公路的厚度低于正式的工程标准，公路寿命因此下降。虽然Olken没能在其研究的时间范围内直接估计厚度不足导致的折损率增加程度，但工程师预计这一问题足以产生巨大的效率损失。
Ferraz等（2010）的研究提供了腐败带来效率成本的直接证据。他们考察了巴西各城市教育部门的腐败问题，发现存在腐败问题的城市，学生成绩比没有腐败的城市低0.35个标准差，并且辍学率和不及格率也更高。另外，腐败也降低了某些教育服务的数量：腐败城市的教师接受教学技能培训的比例低10.7个百分点，拥有计算机或科学实验室的可能性也更小。由于作者没有讨论学校预算的结构，因此无法知道这一结果是源于价格效应（学校支出更少是因为政府预知到了腐败行为的发生）还是扭曲效应。该研究的一大问题是，腐败程度可能是内生的：尽管作者控制了城市的其他特征、其他部门的腐败程度和一些学校管理方面的指标，但腐败水平仍可能与某些与学校质量相关的不可观测因素有关。
研究国有银行间的资本配置是另一直接估计扭曲效应带来的效率成本的方法。Khwaja和Mian（2005）的研究显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董事会成员包含政府官员），国有银行贷款高出45%，但这些贷款的违约率却高出50%。相比之下，私人银行不存在这一效应。根据这一估计结果，并假定坏账损失由纳税人承担，由此带来的无谓损失占GDP比重在0.15%至0.3%之间。如果考虑政治关联企业的投资效率更低，每年由关系贷款所产生的额外损失约为GDP的1.6%。
2.2.3 对外部性协调能力的影响 。腐败带来效率损失的第三种方式是降低政府协调外部性的能力。例如，如果有人为了逃避处罚而向警察或者法官行贿，那么违法的边际成本从正式处罚金额降低为贿赂金额。更糟糕的是，如果警察无论人们违法与否都索取相同的贿赂，违法的边际成本进一步降低为0，法律的效力完全丧失。
Olken和Barron（2009）研究了印尼Aceh卡车称重站的腐败行为。卡车超重是外部性的一个经典例子：卡车司机多装载一单位的货物获得的收益边际递减（呈凹性），而超载带来的道路损坏则是四次方的上升。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卡车都存在明显超载问题，其中42%的卡车超过法定载重限额50%。这些数据显示超载的罪魁祸首是腐败的称重站。尽管法律规定所有超重5%的卡车都要处以罚款，必须立即卸载超重货物，并等待法院进一步处罚，但事实上没有任何卡车受到处罚，几乎所有卡车都进行了贿赂。尽管超重越多的卡车行贿的金额也越高，但这一关系非常微弱，甚至不存在超重问题的卡车也需要支付一笔贿赂。在这种情况下，腐败显著降低了超载的边际成本，导致出现更多超载的车辆。
Bertrand等（2007）通过研究印度的驾照考试探讨了类似的问题。他们把驾照申请者随机分为三组：第一组如果能够快速获取驾照将给予一笔奖励，第二组获得了免费培训课程，第三组作为比较组。研究结果证实了腐败导致的效率损失：许多根本不会开车的申请者通过向中介支付费用获得了驾照，并且中介收取的费用与申请者的开车水平无关。快速获取驾照能够获得奖励的那一组的效率损失更大，因为他们有更高的激励绕过正式程序考取驾照。相比之下，对于那些被随机分配到接受免费培训以及驾车技术更好的申请者，平均来说支付的费用较低，主要是因为他们大多选择了正式渠道而非中介考取驾照。
Bertrand等（2007）和Olken&Barron（2009）的研究结果非常相近：相比遵纪守法的行为，人们的确要为从事政府所不鼓励的行为（不会开车也能考取驾照或者卡车超载）支付更高的成本。然而，违法的边际成本在出现腐败行为后大大降低，因此从净效用来讲，腐败降低了违法的边际成本，并因此减弱了法律效力。
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给定腐败已经存在，政府如何建构正式的法律体系，使得公民面临的腐败边际成本与政府真实的目标相匹配？弄清楚腐败如何改变法律意义上的边际成本和事实上的边际贿赂成本（也即个人面临的事实上的边际成本）的关系，对于思考如何让法律更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至关重要。
2.2.4 对个人的影响 。最后一个问题是腐败如何直接影响个人行为。Hunt（2007）认为腐败会带来再分配性的负面效果，这一影响不是因为穷人为支付贿赂需要花费更高比例的收入，而是腐败导致不幸事件的受害者增加额外的成本，特别是刑事犯罪受害者。该研究利用秘鲁的个人调查数据，发现不幸事件增加了受害者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从而间接提高了贿赂额度。该研究也同时显示，在多数情形下，刑事犯罪受害者所支付的贿赂比普通人更多。
2.2.5 结语 。我们仍然对政府如何根据腐败预期调整其行为所知甚少。比如，如果在某些政府项目中具有较高或较低的腐败率，政府是否会如理论所预期的那样调整支出，并且这种调整是否能减少腐败带来的效率损失？或者已知政府协调外部性的法规被腐败抵消了部分（不是全部）效用，那么政府会在得知正式处罚无法得到完全执行时，设置更高的处罚力度吗？
一个容易受到忽视的问题是，政府制定的法规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最大化腐败机会。相应的经典案例是政府的繁文缛节（red tape），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Banerjee等（2012）的文章，他们构造了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繁文缛节的制定是为了最大化官员的租金（与Banerjee 1997的观点一致），并回顾了相关的实证文献。考察繁文缛节是否是政府的内生行为，很显然是未来研究腐败的效率成本的另一题目。
这一问题也适用于分析腐败对企业带来的成本。虽然Fisman和Svensson（2007）认为贿赂比等量的税收带来的企业成本上升更高，但税率的制定也可能受到腐败行为的影响。比如，Gordon和Li（2009）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税法受到逃税行为的影响，政府把更多的税基分配到了不易发生腐败的部门。然而，企业在腐败国家中的边际税率更高还是更低，以及税收导致的净扭曲效应更高还是更低，仍有待未来的研究予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