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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这一势力范围的占领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头一点要强调，它的对象是青年，不是老年。老年就是争取到了也没有用。要占领的是青年的什么呢？意志、情感、思想，或者两个字“灵魂”。古人对于这两个字是有某种迷信的，这里的意义只是前三者的代名词而已。前三者非常之重要，占领了它也就是占领了整个的人。这也就是说，这一势力范围的占领制造了许多黄脸黑头发而又有中国国籍的美国人。当然这只是极其初步的美国人，单靠在中国办学校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后来，美国政府也加入了这个势力范围的占领。这可能是老罗斯福——长岛（纽约东边的长岛）的罗斯福，不是纽约州黑德笙（现译为哈德逊）公园的福兰克林·罗斯福。老罗是一个冲锋陷阵的角色，在古巴打过仗，在非洲打过猎，可是有武也有文。很可能在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美国退回赔款，办留美预备学校。清华的最初历史就是这样一个预备学校（那时候叫清华学堂）。外交部设立了游美学务处，以该部的左丞（或右丞）周自齐为总办，学部（当时的教育部）的范源濂为会办兼学堂监督，外交部的唐国安为会办兼学堂副监督。入学考试由周自齐“点名”，到的学生站在广场，唱到学生名字时，相应的学生就高声喊“到”。周自齐就在那个学生的名字上用银珠红点一下，如此，他就“正式”入场了。
美国退回赔款，办留美预备学校。清华的最初历史就是这样一个预备学校。图为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校园图。
重要的东西是头一场考试：国文、算学、英文。英文我觉得不怕，算学靠运气，怕的是国文。我在湖南考过留美预备的中等科，湖南的国文题目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我不知道这是唐朝裴行俭的话。落选。北京考场的国文题目是《“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议》。这就好办。算学的运气好，题目极难，考生大都做错，我当然也做不出。题目是一位顾先生出的。我考取了。第二场考试的题目很多，可是，显然不重要。头一场考试得第一的是侯德榜。此公后来学化学，在天津工作，解放后仍在天津工作，并且还随团体到外国去过。
那时候清华学堂的伙食（即现在称之为饭菜的那东西）糟得很，四大碗、四大盘全是肉。外省来的学生吃不惯，富裕一些的学生不食，等学监走后，炒鸡子（鸡子即蛋，那时不叫“蛋”）。我讲实话，还受到批评。一天，长沙雅礼学校的美国人胡美来参观。学堂的监督已经是周贻春。
金岳霖在清华读书时，长沙雅礼学校的美国人胡美曾来参观。图为民国初期胡美和他的同事进行外科手术。
胡美问我伙食吃得来吧？我说“不好，吃不来”。胡走后，周贻春还狠狠地批评了我。这一段说的事要晚一些，可我说不清晚多少。范源濂做监督的时间不长，他很快就成为大人物了，成为南北和谈中的使者了。
提起范先生，使我想到一件很特别的事。这就是地方话的问题。在清末民初，方言问题相当大。一般地说，福建人或广东人学北京话学得最好。发音相近的反而成绩差些。从前曾有流行的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山东人说北京话”。也有成绩不高而自负的人。范先生说一口的湖南长沙话，可是他对我说：“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说一口的北京话。”
我到清华教书不久，有一次开学典礼是教务长郑桐荪先生主持的。用现在的话说，“报告”是他作的。礼毕，我们走在一块，他问我听得清楚否？我说“清楚，虽然你说的是上海话”。他大惊：“啊！我还有口音呀！”这句话仍然是用上海口音说的。
在清华没有多久，南方革命了。清华的学生走光了。我是高等科的最后一个。学校不开饭了，我非走不可。我到税务学堂我六哥处。做事情不考虑时机也是怪事。我把辫子剪掉了。进城我要经过庆亲王府，大门外的兵盯着我看，但是也没有管我。到了城里，才知道税务学堂没有停办。六哥留京，我应回湖南去。路费怎么办呢？想法子，找长沙郡馆。我们这些人就聚集在街旁一块空地上，派三个代表去找郡馆负责人。后来知道他是湖南的小京官郑沅。我的六哥是三个代表之一。不久六哥就回来了，说：“他们要我回来，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只好耐心等。”等了好久之后，那两个人还不回来。我们又要六哥去找那两个人。六哥跑了回来说，那两个人走了，钱也拿走了。看来六哥同我都是既容易欺以其方，又容易“罔以非其道”的那时候的知识分子。
金岳霖说清华曾说的伙食“不好，吃不来”。周贻春还狠狠地批评了他。图为周贻春像。
范源濂做监督的时间不长，他很快就成为南北和谈使者，后来两次出任教育总长。图为1923年范源濂（后排右八）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与中国留学生合影。
那时候，非常之乱。我只知道离北京的乱，没有经验过由南回北京的“乱”。离北京时乱得出奇。从北京到天津的途中，我同一群马在一个露天的车厢里，彼此相安无事。海船上只开两次饭，饿得难受，只好每次吃两份，吃了一份之后马上就从另一门进去，再吃一份。从上海沿长江而上，在城陵矶下船。下船就吓坏了，岸边挂了一个人头。无论如何很快就到了家。那时候，我家已乡居，打听消息不好办。不久后，有一消息说，“孙大总统南京坐殿”。这样，我也进了城。在城里碰见雅礼同学张逸。他肩上挂了一条红绸长条，说“巡逻巡逻”。不久我又回到清华。可是，北京是什么样的北京，我说不清。只能说一点，北京仍然是清朝的。一个证据是，我在高等科食堂前看见了孙宝琦，他是外交部的大官，可能是尚书，也可能已改成“大臣”。特点是他穿了一身英国官员的礼服。
回到清华之后，情况和上次完全两样了。美国来的教员很多，他们差不多全是年龄不大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他们都住在东北角的小房子里，除了教课外，当然教我们学习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后者，特别是星期六晚上的会，在这些会上很多次是学生用英文辩论，或者用英文进行演说竞赛。
孙宝琦曾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金岳霖在清华高等科见到他时，他穿了一身英国官员的礼服。图为孙宝琦在外交场所的留影。
美国人占领了教育这个势力范围，而又能使中国人不感觉到它是占领。甚至本来是美国替中国培养知识分子的事，到了“美籍华人”时代也可以说已经变成了中国替美国培养知识分子的事了。也许有人会说，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是在美国得到的，不是从中国带去的。不错，就知识的来源说，确实如此。但是，知识分子的头等重要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就阶级说，问题是清清楚楚摆着的。有些美国人听见“阶级”两个字就不高兴。不摆阶级吧！就这一或那一听讲受教的人说，他们也不是姓赵钱孙李的人，而是Dick或Hass。显然，现在的美籍华人是中国替美国培养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他们是美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从优招待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