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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很早就是以科学为重点的。“五四”时候是这样，我回到清华教书后，也是这样。我所谈的是综合性的、多科性的，像现在北大一样的、历史上的清华大学。
自然的各方面，或工程技术的各方面，清华的教学与科研的成就都是相当高的，有时可能是国内先进水平的。在这一方面，我能说的话很少，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当时为“政治科学”服务的政治系。
政治系的教授有两人，变动少，时间长：一是浦薛凤先生，一是王化成先生。后来加入的有张奚若，和有时在有时又不在的钱端升。有一天物理教授吴政之（他对清华是兼有教研之外的功劳的）说了一句极特别的话：“怪事，清华的政治系好像不懂政治。”这句话指的是浦、王两先生。吴先生大概没有意识到流行于美国的“政治科学”，而同时又认识许多国民党的中级干部和他们的斗争。吴先生之所长正是浦、王二先生之所短，而他们之所长又是吴先生之没有意识到的事。
金岳霖回到清华教书时，政治系的教授有两人，变动少，时间长：一是浦薛凤先生，一是王化成先生。图为浦薛凤（右九）与冯友兰（右三）、朱自清（右一）、梅贻琦（右五）等清华同事在一起。
应当承认，由于阶级意识的限制，真正的社会科学是当其时这方面的在校的先生们所得不到的。社会科学虽然得不到，社会方面的学科还是保存了。
我不记得教授大会是怎么开始流行起来的。我记得一两次我参加过的教授会。有一次是在科学馆大楼召开的，那时候师生已经有对立思想，可是感情没有破裂。朱自清、张奚若同我是看门的，有好几个同学要进来，可是我们都拒绝了。讨论什么事，我不记得了，第二天还要开。我答应了张奚若，我要去。可是第二天他找我时，我不愿去了。我在逻辑方面或哲学方面碰到了困难。他很生气，只得一个人去了。看来从那时起师生意见开始对立起来了。
可是对立的时候不长。学生的意见是进步的。同时，先生家里的小成员也开始长大了。
梁思成那时不在清华教书。在城里他同我是分居前后院的。他有位内弟，姓林，我们都称他为“三爷”，我的印象他是到北京来预备考清华的。有一天中饭晚饭林三爷都没有回来。约晚上9点钟时，梁思成接电话要他去领回学生一名。三爷被领回来了。他的计划也改变了，进了空军，后来在保卫成都的空战中壮烈地牺牲了。
约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金岳霖（右六）与清华大学的同事们在一起。
上面说的已经是一二·九运动了。看来这时清华已经不只是在科学，而且也在“五四”时所说的民主地成长起来了。长沙临时大学本身不值得谈，我还是要提到，因为它是西南联大的出发点。我是单身汉，我最富，我是从香港、海防、河内到昆明的（在昆明几年之后我又穷考第一，现在仍在北大的温德第二）。另外有些人是坐公共汽车经广西那条路到昆明的。可是大部分的师生是徒步经贵州走到昆明的。走路的人，因为要特别预备，可能是最后出发的。看来闻一多先生是唯一卷裤脚穿长袍走路的教师，他们可能是人数最多的学习党的长征的一群师生。
我没有在长沙送他们，可是我当然参加了在昆明迎接他们的人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满脸胡子的闻一多先生。
走路的师生到了以后，西南联大可以开学了。
西南联大是各种斗争最激烈的场所。我是一个落后分子。斗争情况我没有全面地了解，根本谈不上。我只是跟着大家的进步，也得到一点进步。我记得离昆明的时候，我在会计处碰到黄子卿先生。他问我，回到北京后，共产党来了，怎么办？我说：“接受他们的领导，他们不是洋人，不是侵略者。”黄先生说：“达！”听我的口气，他可能已知道我只是“知命”而已，没有更多的热心。事实也恰是这样。
梁思成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推动者，林徽因是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被誉为“中国一代才女”。他们二人是金岳霖最好的朋友。图为1950年，林徽因与病重的梁思成在商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
金岳霖等人从西南联大回到北京，不久新中国就建立了。张奚若忙得不可开交，金岳霖不只是闲着，而且好像局外人。图为张奚若（前右七）出席有关高等教育的会议。
回到北京，不久果然解放。张奚若忙得不可开交，梁思成、林徽因先生是参加了美术设计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市政工作，也忙得不亦乐乎。我不只是闲着，而且好像局外人。
理由很简单。解放前一些人士一直是骂形式逻辑的，这件事当然不好办。骂可以，可是要骂得言之成理，又要引用形式逻辑。因此骂也只得乱骂一阵。
可是乱骂的事在解放后并没有广泛地发生。有一次在怀仁堂，我见到毛主席。有人介绍之后，他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这，我可放心了。我也就跟着大伙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