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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参加《哲学评论》的工作

我在北京或北平也参加了《哲学评论》的工作。我当然写了些形式逻辑或哲学的文章,形式逻辑的文章可能多些。但是,哲学文章也有,主要是关于休谟的文章。“休谟”这两个字不是我英文念错了,而是故意的。有些英国人称休谟为“特级怀疑家”,“休谟”两字的用意是他把所有的“谟”都怀疑掉了。英国的哲学家通常是把霍布斯、洛克和休谟联在一起谈的,因为他们都涉及社约论。这就把培根排除出去了。这三人中洛克的知识论或理性论是最有体系的,但是,他的影响不限于哲学,而主要是政治。休谟的影响反而最大。康德曾说过,休谟使他(康德)从教条主义的酣睡中惊醒过来。

那时候,我对于休谟是有兴趣的,我还开了休谟的课,主要是读书。

贺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一。他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受到梁启超的影响。1926年赴美国留学,1930年转学德国。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论著有《文化与人生》。金岳霖和冯友兰、贺麟参加了《哲学评论》的工作。图为在金岳霖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五十六周年庆祝会上,金岳霖与贺麟见面,握手问候。

有一个学生,后来曾在政法学院的曾秉钧先生,我们经常是以推敲的方式读书,这对我的益处也是很大的。

参加《哲学评论》的人有冯友兰、有我,以后有贺麟。但是,特别重要的两位先生是瞿菊农和林宰平。具体的事情,主要是瞿先生去办的。钱是尚志学社提供的,而这就靠林先生。这里说具体的事情,其实就是一大堆琐琐碎碎的事情,不知道瞿先生是如何处理的。这使我非常之感激。他是学教育的,对哲学很有兴趣。不知是在这以前还是以后,他参加过定县乡村工作。抗战以后,我就没有看见过他了。

《哲学评论》是在北京出版的,在北洋军阀时代没有出什么问题,可是后来问题发生了。南京要我们去开会,瞿、林都没有去。那时候贺麟和沈有鼎先生都回国了,都预备去开会。我们的安排是冯友兰为理事,贺自昭为秘书,同南京的人打交道。我的任务是坐在沈有鼎先生的旁边,阻止他发言。南京的人出来讲话的是陈大齐先生。他原来是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或教务长,这时是南京的大官,可能是考试院的副院长。他说了什么我没有听见。沈先生果然有两三次要发言,都是我把他的衣服抓住,阻止了他发言。在这里我借回忆的机会向他道歉。为什么有这个安排的必要,我不太同意,可我还是执行了。这件事有机会应同贺、冯两先生谈谈。他们碰到了什么伤脑筋的事,我不知道,要他们自己写才行。

讲话的人是陈大齐。他原来是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或教务长,这时可能是考试院的副院长。图为陈大齐(右十)和王国维(右七)、周作人(右八)等人在一起。 SEHkeWlhvmL23UivR4xlqyXrNjNCKUGxQDc1rQFZGjimXw7qaqmvXkrWKlFX3A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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