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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人的智能的综合表现，在许多工作中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语文工作者，其工作与创造的成果往往表现为他们所写出来的东西；因此对他们来说，写作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由多种一般能力综合而成的专业特殊能力。正因为如此，在语文业务的学习与进修中，必须自始至终狠抓写作能力的锻炼，使多种一般能力在写作实践中得到有效的综合。
写作无论对训练思维或完成工作来说都非常重要，然而有许多人对提高写作能力并不重视。不重视有多种多样的情况，难以一一细说；但有一个情况比较带有普遍性，即盲目信从对写作的一些习惯看法。这些看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却是对写作的误解，或者说是写作思想中的误区。本文就来对这些误解试作论析。
唐代大诗人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一“经验之谈”因为符合人们的朴素、直观的印象，所以历来被奉为圭臬。直到如今，许多人也仍然认为只要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到一定时候自然就能有所创造，写出好文章来。然而这种看法正因为带有朴素、直观的性质，所以不完全符合思维科学。
当然，要想写出好文章，多多读书以及在生活实践中积累经验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人类的知识经验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符号来传播和积累，具有“社会性”的特点，所以个人的任何工作与创造，都是在前人已经积累的认识成果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而读书正是了解前人认识成果的有效方法，所以说非常必要。但是也应该看到，前人的认识成果，对于新的工作与创造来说，只起原料的作用，犹如木工制造家具需用木料一样。然而木料毕竟不等于家具。就写作而言，哪怕是写一次简报，也无法从书上现抄；很多教员在已有统编的教材之后，仍然要孜孜不倦地备课写讲稿，也是因为不满足于书上已有的东西，而力图提供一点新的认识成果。为了进行新的工作，从事新的创造，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就只能作为原料来运用。任何书本知识都不能直接变为简报、讲稿、文艺创作或其他任何文章（除非抄袭），这就如同木料不会自动变为家具一样。
再就专业特殊能力的锻炼来说，“读书破万卷”只是突出地锻炼了记忆力，而并未强调对感受、联想、想象、思维等能力的锻炼，因此也就没有准确而充分地揭示具有综合性的专业特殊能力的养成途径。当然，由于大脑活动的整体性，所以在读书的时候，除了记忆之外，感受、联想、想象、思维等功能事实上也被调动并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再次强调，读书的专业特殊能力的养成的确非常重要；但也仍然要指出，在一般的读书过程中，大脑各种功能的发动大都是无意的、自发的，尤其是个体在阅读过程中往往并不有意要把各种功能拧成一股绳；只有在目标明确的专业创造和专业写作过程中，为了有效地达到目的，这些功能才非拧成一股绳不可。所以，具有综合性的创造能力主要是在创造的实践中养成；具有综合性的写作能力也主要是在写作实践中养成。不经过创造与写作的直接实践，而认为只要“读书破万卷”，就能“下笔如有神”，那是不可能的。杜甫七岁就写了歌咏凤凰的诗；为了作诗而“心从弱岁疲”，直到晚年也还是“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可见他主要是在作诗的实践中成为大诗人的。他说“读书破万卷”，只是强调了一个“必要条件”，正如同另外他也强调过“颇学阴何苦用心”、“老去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等等，我们决不可以把任何一个“必要条件”当做“充分条件”来看。
说了以上这些，有的同志可能仍然认为，写作只要有正确的思想和充分的材料，剩下来岂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文字的表达问题了？假如这个人已经能够做到文从字顺了，那写作还有什么可锻炼的？这种看法仍然带有“模糊性”，并未深入到写作实际中去作微观的分析。事实上，知识原料加文字表达还不能成为文章。因为任何一个原料要变为一项特定写作任务中的实际内容，还需要经过提炼加工。这样，原料与原料才会严丝合缝地结合到一起。正如木工做家具，首先要把木料加工成一定的尺寸、形状的零件，再按一定的角度与其他零件结合在一起。形状、尺寸、角度只要稍有差错，家具便做不成，至少也要降低质量。写作的情况正与此相似。
在任何创造性的思维过程中，对各种客观事物的反映（即知识经验）进行联系与反联系的能力总是要起极为重要的作用；前者主在立新，后者主在破旧，二者又总是难分难解地互相依存与制约。然而能够结出创新之果的联系与反联系却并不是一望而知、一思即悟的。就联系而言，任何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会呈现不同的特性，所以往往有两种以上的事物粗看起来并无联系，然而只要从某种特定的角度去看，它们就分别呈现某种特征，这些特征之间就有可能发生紧密的联系。例如加工木料与带刺的茅草之间看来并无联系，但根据鲁班的传说，他正是因为被带刺的茅草划破衣服而得到启示，因此才发明了锯子，而锯子正是加工木料的重要工具。带刺的茅草显然具有种种属性，鲁班的聪明就在于他能从种种属性中看准了茅草带刺这个特点，这才把它与所要解决的问题联系了起来。在写作中，富于新意的内容无不表现了知识经验之间的联系。例如演绎论证需要运用理论，有的人知道许多理论，可是在实际写作中却找不到哪条理论有助于形成并证实某种新意。归纳论证需要举例，有的人看别人的文章，总觉得其中所举的例子是自己早已熟知的，可是在他自己写作的时候，却不善于在这些例子中归纳新意并加以论证。比喻论证表现事物之间如何联系更为明显，因为根据修辞原理，生动的比喻必须在一点上极其相似，而在整体上极不相似；所以如果不善于从特定的角度去突出事物的某一特征，那就无法找到准确生动的比喻，也就是无法在事物之间建立比喻的关系。再说到反联系，也同样要对现成的知识经验进行深思熟虑，才能在早已被人公认的联系中打进楔子，破除习以为常的误解。反联系除了破除误解之外，还是建立新联系的前提。例如木料就要经过一系列的反联系，才能从森林中的原木变为制作家具的材料；茅草带刺这个特性，也必须从茅草的传统的完整观念中分离出来，才能与锯子的创造发生联系。总之，现成的知识经验总要经过种种分析综合、提炼加工，才能被有效地应用于新的创造或新的写作；以上所说的联系与反联系还仅仅是分析综合的表现之一。
有的同志可能会说，对已有的知识经验进行新的分析综合，这完全是思维过程中的事情，只要在读书过程中多动脑筋就可以做到，何必一定要把这种锻炼归入写作呢？这话表面上看是有道理的，但结合实际情况看，事情就是另一种样子了。事实上一般的读书虽然也要开动脑筋，但因为没有明确的目的和任务的催逼，所以即使有一些新的想法也只是自然出现，而不需要作更加自觉的努力，去扩大和加深新的想法，使之成为具有一定完整性的创造。而在明确的创造目的和艰难的写作任务催逼下，开动脑筋才有一定的方向，脑力劳动才有深度和强度；而且在把思考的结果表现为文字时，还要求内容更为精密，表达更为准确。这种锻炼显然不是看了书想一想所能够比拟。所以光是一般地强调积累知识和开动脑筋，还不足以使创造能力、写作能力得到实际的提高。
“有什么就写什么”（或其他类似的说法），是指导写作的人所常讲的，意思是说作者应该写自己真正具有的认识，即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而不应该去写自己没有认识或认识不足的东西。这种看法当然是正确的，谁要是不同意，就无异是提倡在文章中写假话和空话了。
然而，“有什么就写什么”这句话，却不应该作机械的理解，所谓“机械”有两种表现：一是把真知灼见局限于自发形成的认识，而看不到真正的认识也可以通过自觉的追求，即针对一个目标进行定向的学习与研究，从而树立起来；二是认为写文章必须在一切材料观点都“真正具有”之后才能动手，而看不到写作本身也是继续学习、使认识深刻化与系统化的过程。这两种机械的理解都是极不利于进修语文的人通过写作得到锻炼的。
除以上两种“机械的理解”之外，还有两种情况也与“有什么就写什么”这个问题有关。
第一，有的人一方面认定必须“有什么”才能“写什么”，但他对于自己脑子里究竟有多少家底却又不很了然。因为人的大脑储存知识经验、看法感想，并不总是浮现在意识的表层，而是可能潜藏在深处，也就是所谓“潜意识”层中。大脑所起的作用，既像加工厂，也像贮藏库；作为贮藏库来看，有时候需要“翻箱倒柜”、搜寻挖掘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而并不能指望任何知识经验、看法感想都是一念即至或信手拈来。写作的作用就在于促使人“翻箱倒柜”，翻出来之后再进行加工。这样，在很长时期中辛辛苦苦积累的知识才能变成有用的东西，这就叫“知识能用才是力量”。假如从事创造、写作活动，而仅仅局限于对意识表层进行一番扫描，那么所谓“有什么就写什么”很可能实际上变成“有什么也不写什么”。
第二，有的人对某个问题的确已有较为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完全可以根据“有什么就写什么”的原则去写文章了，他却仍然懒于动笔。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想法比较一般化，写出来也不会成为像样的文章，因此没有写作的冲动。其实对于学习和进修语文的人来说，有些写作虽然不一定成为“像样的文章”，但对创造思维和专业特殊能力来说，却未尝不能成为“像样的锻炼”。至于所谓“写作的冲动”，那是与经常写作也有联系的。从来不写文章的人，也就不会有“写作的冲动”。再说冲动可能产生在写作之前，也可能产生在写作过程之中，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但总的来说，则是越不写就越没有冲动。很少动笔的人首先不能强调冲动，倒是应该运用意志克服惰性！中小学生喜欢做作文的人肯定不多，但老师让写，他就只能写；一看题目也未见得就有真知灼见，但经过“翻箱倒柜”、提炼加工，也能完成任务。写这种文章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在于锻炼了运用知识进行创造、写作的能力。至于大学生和语文进修人员，当然不再有人逼他们写文章，那就应该自己逼自己，因为他们在运用知识进行创造、写作方面，也还是需要继续锻炼的。
分析以上所说的种种情况，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进修语文业务的同志应该对写作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而不能等待各方面都成熟之后才动手写作，或者等待文章自然地在脑海中涌现出来。当然，“成熟”以至“涌现”的情况也是可能出现的，但那只能是经过长期刻苦的锻炼之后所达到的境界。连鲁迅都说文章是“挤”出来的，何况我们这些初学者？所谓“积极进取”，所谓“挤”，从认识过程和思维活动上说，就是在一个创造、写作的明确目标的督促下，把写作变为继续学习、继续认识的过程，从而变无知为有知，变知之不深为知之较深，变比较一般的认识为比较精辟的认识，变没有冲动为有冲动。总而言之，是要自觉进行创造、写作的锻炼，以提高专业特殊能力。写作之所谓“广义”，这也是表现之一。
多年以来，我观察了中文系大学生写毕业论文的情况，发现有些情况是很有意思的。毕业论文要用将近一年的时间来写（当然同时也还要上一些课），这一年中并非时时刻刻都在写作，而是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与思考。可见所谓写毕业论文，实际上乃是一个继续学习和继续提高专业特殊能力的过程。再就毕业论文的实际内容而言，有少数同学是自己选了平时就有较多研究的题目来写，但也决不是一切内容都已在前三年中准备就绪；至于多数同学则是在教师所定的一批题目中选定一个来写，也无非是对这个题目有较大的兴趣和较多的知识而已。可以说，论文定稿中的大部分内容还是在一年写作过程中学习和研究出来的。由此可见，所有的学生写毕业论文都不是机械地按照“有什么就写什么”的原则办事的。再就写作的结果来看，那些平时在写作上较有锻炼的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就较为顺利（从寻找参考资料到文字表达都是如此），而缺乏锻炼的学生则困难重重。但到论文写完的时候，大多数学生都认为写毕业论文是一次很有益的锻炼；有的人在事隔多年之后仍认为围绕毕业论文所学到的东西（包括知识的扩充与能力的提高），是整个学习期间最深刻的收获；还有少数的人甚至是沿着毕业论文的题目确定了今后继续进修的方向。这种种情况，都有助于语文业务的进修人员树立关于创造、写作的正确看法。
这两句话强调文章要用简明通俗的言语来写，反对故作深奥或华而不实的文风。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是很值得人注意的。
但也要知道，真正的写作，事实上不可能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的。因为人们在思想时用的是“内部言语”，而说与写则用“外部言语”。“内部言语”与“外部言语”所表现的思维过程的客观内容当然是基本一致的，但在语言的具体运用上，却是“内外有别”的。关于“内外有别”，情况相当复杂，这里仅指出较为重要的几点。
第一，意思的清晰与完整。当人们运用内部言语进行思维活动时，这种活动是在他的全部知识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有关的知识经验都或明或暗地在一旁起着配合、补充等作用，所以运用内部言语不一定需要句句完整、次序分明、精练明确、圆满周到；而是既不妨化繁为简、点到即止，也不妨颠倒重复、节外生枝；反正是把事情或问题想清楚，自己心里明白就行。至于说话和写文章，那都是为了交流的目的而说给别人听、写给别人看的。别人的知识经验既然和你不一样，就不能指望他也在那里起到配合、补充的作用。因此要把表述的一切都说（写）得明白准确。
第二，准确度与分寸感。说话要有分寸，写文章更要注意分寸的准确，这有时是很难的事情。任何民族语言中总有大量的同义词和近义词，有各种程度、级别的形容词与副词，还有种种修辞方式和句子组成形式，这些都可被利用，以准确表达意思及其分寸；如果言语不当，意思就表达不准，或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显得不得体，以至失态受窘。以内部言语为物质材料的思维活动当然也有个准确反映客观事物的问题，但由于只求自己心里明白，因此词汇的选择不必很讲究，句子形式更不必精心设计。这样，要是根据“怎么想就怎么说（写）”的原则，把内部言语直接外化，那么表达意思就往往不能恰如其分，适当得体。
第三，感性成分与感情色彩。用言语表达意识活动中富有感性的成分，是一切语言使用者都曾遇到过的大难题。因为语言属于第二信号系统，词和句可以反映或代表客观事物，但它们作为符号或符号的组合，本身却并不包含客观事物所具有的感性成分。因此要用言语来准确表现富有感性的东西是不容易的，像颜色、声音、味道、气味之类，无论说话人作多么细致具体的描述，都不可能把自己所有的实际感受在言语中原封不动地再现出来；能够做到的只是通过言语的描述以引发对方的表象联想和再造想象，从而使他得到近似的感受（当然，对方由于发挥联想和想象的缘故，也可能感受得更多，这是另一回事）。但是，在思维活动中，再现事物的感性成分却大可不必如此费心，因为一边用内部言语进行思考，一边就有种种记忆表象和感性经验在那里配合、补充与渗透；所以整个思维过程该有多少感性的东西，思考者心里是很明白的。只有到了说话、写文章的时候，一方面需要把那些富于感性的东西传达给别人，一方面却又没法把它们掏出来给人看，一切都得依靠言语来表达；如果表达不好，那么本来在脑子里想得很生动、很富于感性的东西，一下子就变成干巴巴的了。这是思维活动与说话、写文章的一大区别，没有较高的语言艺术修养，光靠“怎么想就怎么说（写）”，是达不到预期的交流效果的。
感情色彩的问题与此是同样的道理，因为感情也是富于感性的东西。在思维活动中，很自然地伴随着情感的活动，根本用不着考虑用什么样的内部言语去加以表现；到了说话、写文章的时候，为了增加感染力，非把情感表现出来不可，而这就不容易了。你说你多么高兴或多么愁苦，别人不见得因此就受到感染，还得会用更有表现力的言语才可望收到预期的交流效果。
以上所说的是在语言运用中“内外有别”的问题，从中大致可以看出，“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句话是不能机械理解的。更进一步还应看到，就在“外部言语”中，又还有“口头言语”与“书面言语”的区别，这种区别较为重要的也有几点：一是对象问题。一般说来，说话的对象总是比较明确的，当然明确的程度也有差异，例如教员对一个较为熟悉的学生说话与对全班学生说话，对象的明确性就不一样，明确的程度与语言的表述就有一定的关系。对象越不明确，就越少借助默契的可能性，就越需要表述准确。写文章与说话相比，对象更不明确；一篇文章究竟有哪些人读，根本无法预料，因此表述就要更加谨严。二是情景性问题。说话都是在一定情景下说的，这种情景是交际双方都可以感知的，因此表述上的一些特殊性和变异性也较少引起不解或误解。写文章不能要求读者对特定的语言情景完全了解，因此在表述上不能不有更为周密的考虑。三是辅助手段问题。说话可以借助声调、表情和动作等辅助手段来加强表现力，而写文章无法运用这些手段，只能用尽可能精确的词句和适当的修辞手段来表情达意。四是可逆性问题。说话如果引起对方不解，可以根据对方的提问再作进一步解释；如是在交谈中发现对方有误解，也可以重作解释。写文章只在特殊情况下有可逆性（如书信往来，批评与答复等），在一般情况下，读者不可能提问，也不能根据行为的反应来判断他是否准确了解，因此一切意思都必须在写作中表述得明确而充分。
以上各点都说明书面言语的运用比口头言语更为困难，因此运用书面言语要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机械地理解“怎么说就怎么写”，是难以完成各种特定的创造、写作任务的。光是就语言运用这一点来说，语文进修者也不能片面相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而应该把“看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写”作为长期坚持的综合锻炼，这才有助于较快提高真正解决问题的专业本领。
1983年9月
（选自《金开诚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