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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国学鸿儒的星空，总能看到北大中文系一代又一代的名师。在那些熠熠生辉的伟名之中，有我们深深景仰的老师金开诚先生。
先生一生博研深思，著述宏富；学以致用，襟抱天下，是当代著名学者、著名民主人士，享有传统文化学家、古典文献学家、文艺心理学家、文艺评论家、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等诸多桂冠头衔。而在北大中文系授业弟子的心目中，先生首先是“师”，是睿智通透、传道解惑、潜心思考、圣手治学的大师。
一
先生自1955年毕业留校至1994年调任九三学社中央，四十年间一直坚守在北大中文系教学第一线，先后在文学、新闻和古典文献等三个专业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讲过的课总计有十余种，跨越多个学科领域。其中“先秦文学史”、“文学通史”、“新闻写作”、“基础写作”、“楚辞研究”、“诗经研究”、“历史要籍介绍”、“文学要籍介绍”、“文艺心理学”、“中华传统文化概论”、“书法艺术研究”等，都是深受学生欢迎、享誉甚隆的经典课程。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先生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讲课风格，总结创制并勉力传播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为莘莘学子指引着求学、论道、成就人生的路径与阶梯。
先生授课，气势磅礴、声情并茂。先生的课常常都是百人以上的大课，除本系学生外，历史系、哲学系、图书馆系甚至外校的师生也慕名前来。尤其是“文艺心理学”、“历史要籍介绍”、“文学要籍介绍”等具有开创性的课程，听的人就更多了。最初安排的教室往往过于拥挤，开课后经常不得不换到办讲座用的大型阶梯教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教室设备简陋，很少有扩音器材，所以凡上大课，学生们总是争相到前排就座，否则就有听不清楚之虞。但听先生的课，则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哪怕坐在最后一排，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不了解的人以为先生天生底气足、嗓门大，其实他是竭尽全力在“喊话”。两节课下来，先生常常累得全身乏力，声音嘶哑，往往要两三天才能缓过来。但再上课时，他依然精神抖擞、声如钟磬。
先生的课堂境界独具，更葆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无论是易于迸发才情的文艺心理学、楚辞、写作等课程，还是内容较为枯燥的“文学要籍介绍”、“历史要籍介绍”，先生都能在充分准备和“精心策划”下讲得有声有色，充满情趣，把听课者全副身心牢牢吸引到讲台上，几至如醉如痴的地步。不知不觉两节课的时间过去了，学生们常常还沉浸在先生营造的课堂氛围中，不忍离去。
先生的学生胡友鸣（现任中华书局《文史知识》副主编）在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中写道：“金老师讲课神采飞扬，讲得气象高远，内容深厚，幽默隽永，充满智慧，充满机趣，充满激情，洋溢着对社会对民族的诚挚感情和对生活的深厚热爱。课上课下，我们丝毫没有听到甚至感到当时所谓‘中年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那种对各种条件的抱怨。反过来说，许多课从概念上看，谁都可以讲，患得患失、怨天尤人者也能讲，但绝对讲不出金老师的气度和神韵。金老师的课，更着重于人的培养和塑造。凡涉及人品、气节的都浓墨重彩，强调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文史知识》，2009年第2期）
先生在教学过程中，还特别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注重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先生认为，讲课必须要听的人觉得清楚、精彩，才会有真正的效果。这效果的取得，其实是个主客观统一的过程。教师把课讲好当然是起主导作用的；但究竟有效与否，那就还要看学生接受得怎样，因此必须把讲授与接受统一起来考虑。怎样才能知道学生是否接受并理解了呢？先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那就是注重与学生眼神相接。他认为，讲课如果只知一味地照本宣科读讲稿，是很难讲出精彩效果的，必须时时注意观察学生的反应，当有的学生流露出茫然、疑惑的眼神时，就说明他没有听懂，或者没听进去，或者是自己没讲清楚，要么就是讲得不够精彩、不吸引人，这就需要修正自己的讲法。与此相关，先生讲课极富节奏感，常常在学生听得疲倦时来一两个笑料或故事，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先生的课，讲得极其清楚，所谓条分缕析，头头是道，而且相当深入。这种讲课，看上去举重若轻，其实处处艰辛。看他的讲义，不仅字迹清晰秀丽，而且往往是天头地脚补满了种种“插曲”和“典故”，所谓口才好会讲课，其实是用心用力备课。
就是在这样的课程中，学生们渐渐地体会到了一种学风。北大也许是中国一个最特殊的大学，在它的传统中，除了对中国前途怀抱的那份责任和抱负，让人生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情怀之外，还有一种绝不等同流俗的学术风气，人多注意到这种学术风气的自由和开放，但也应当留意这里也有严谨和规范。
先生授课讲学的这些“绝活儿”，既来自于他过人的禀赋与勤奋，也源自他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理念——课是讲给别人听的。先生认为，给学生讲课必须处处为学生着想，树立一种服务意识，只有服务到心才算是服务到家。而要服务到心，必须心中深怀着对青年同学的善意与爱心，只有这样才能缩小师生间在思想情感上的距离。感情融洽了，说话才能投机，彼此越说越爱听。
除了授课之外，先生所传授的一系列学习方法也使学生们受益无穷。“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身为老师大抵都会教学生一些读书学习的方法，但很少有人能像先生那样，用极其精练的语言把一系列朴素而尖端的学习方法概括得那么生动传神、易懂易记。
“看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用”，凡是亲聆过先生教诲的学生，对这三句话无不耳熟能详，铭刻在心。
“看为基础”。具体说就是好学不倦，不断扩大和加深自己的知识，并能在学习前人知识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看”包括很多方面，仅就其中“看书”这一点来说，也需要掌握方法。先生认为正确的看书法应该是“发酵式看书法”，就是说看一本书除了掌握其全部或一部分内容之外，还要边看边想，在书的内容的启发下，产生自己的看法和体会，得到更多的收获。
“想为主导”。先生认为，在学习中要开动脑筋，全面运用思考、记忆、想象、联想等各种才能，在学到的知识和面临的需要解决的课题之间建立起联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回忆。只有坚持以想为主导的脑力劳动，学习才会深入，知识才会有用，也才可能有所创造。
“落实到用”。先生认为，治学不能务虚，“看”过、“想”过之后，一定要落实到写。对于有志于学习语言文学的人来说，“用”主要是指“写”。“写”不仅是“看”和“想”的继续，而且能使思维的成果深刻化、条理化。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有些问题好像已经想透了，等到写出来一看，却蛮不是那么回事。在写作上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锻炼，是不容易把思维成果准确深刻地表现出来的。先生曾说，古文献专业的人读文献，当然是首要的事情，不过看得多了，得要有思想，把文献勒出脉络理出头绪，而最终还是要把它写成文字，否则读书满腹却两手空空。他很不赞成所谓“五十岁后再写文章”的老教条，倒总是鼓励学生把想法写出来。在先生的鼓励下，古文献专业一些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成了中华书局著名刊物《文史知识》最年轻新锐的作者。
这三句格言式的精辟归纳，言简意赅，切中要点。其核心就是鼓励治学的人把学习和创造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要“趁热打铁”，边学习边创造，以创造促学习，使学业在这“边学习边创造”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得到提升。
“知识能用才是力量”。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真理，但知识怎样才能成为力量？并不是每个人都十分明白。所以先生特别强调知识的运用，提出“知识能用才是力量”的观点。先生认为，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博士生，在大学里花上若干年时间，学习了不同的学科，并不等于他就可以掌握这些不同的学科；看了很多本书，并不等于他就掌握了这些书。知识是否被学习者吸收并使用，要看其学习是否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学生在学校里就要树立学以致用的观念，而到了工作中，“用”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纸上得来终觉浅，以用为主，在用的过程中，缺什么知识就赶紧去学，学了就用，就是把知识变为自己本事的最快手段。人在强大的压力下，其内在的潜力就会被“逼”出来，学习能力会极大地释放出来，大脑高度集中，搜集应对当前困境所必需的信息，随即转化为操作的能力，这就叫“知识能用才是力量”。
体味先生提出的“看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用”和“知识能用才是力量”等治学思想，不难发现，先生对“学以致用”的重视，是超乎寻常的。为了进一步阐释如何“用”并强调“用”的功效，他还提出了“建立根据地”学习法。
什么是“建立根据地”学习法？先生说：“所谓‘建立根据地’，是指在多变的工作中要力争在每个岗位上做出一点成果，有个立足之地，这些成果虽然分散在各个学术领域，最后却可能连成一片。”在治学实践中一定要注重创造成果。每读一本书，每学习一点什么，都要做出一点成果，把一个个小的成果连接起来，就会形成自己的学术“根据地”。先生告诫后辈学人：千万不要学做“两脚书橱”，书读了不少，却只能用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真要干活却无真才实学。
先生概括的学习方法还有很多，如强调勇于开拓、善于积累、不断充实的“滚雪球法”等等。
先生关于教学与治学的思考和实践，影响了为数众多的后辈教师和青年学子，有些“金氏箴言”，甚至成为令他们受益终生的座右铭。在无数聆听过先生谆谆教诲的学子那里，先生当之无愧地享有最受敬重师长的礼遇。
二
先生在古典文献和古代文学领域的重要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楚辞全面深入的研究上。先生研治楚辞，是从1959年协助游国恩先生做楚辞研究工作开始的。
在协助游国恩先生编纂《楚辞注疏长编》的过程中，为了收集《九歌》注疏资料，他把当时查阅到的大约一百五十种相关古人撰著逐一检读辨析，并将所收集到的资料分条附入《九歌》各句之下。《九歌》资料收集完毕之后，为了对游国恩先生的《离骚》长编初稿进行补充和校勘，他再度对这一百五十种著作进行了细密的翻检与研读。对于这项工程浩大、功德无量的楚辞研究工作，先生勤恳有加、不吝付出，却从不居功。在《楚辞注疏长编》第一部《离骚纂义》（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补辑，董洪利、高路明参校。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第二部《天问纂义》（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补辑。中华书局，1982年10月）出版后，先生曾在不同场合强调过，“我涉猎楚辞虽然较久，但主要是做助理工作，过去的一切成果都应属于游国恩先生”（转引自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引用的先生致周氏信。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
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支持并推动着先生的楚辞研究，对海量学术资料的深入梳理，更使先生精思的心灵多所融摄，拥有了更为深厚的学术底蕴。先生的楚辞研究因而进一步立论足据，杜绝空言，不断收获丰硕喜人的果实。在《楚辞注疏长编》之外，先后出版了《楚辞选注》、《屈原集校注》（与董洪利、高路明合著）、《屈原选集》（与高路明共同选注）、《独领风骚两千年——屈原》（与刘东葵合著）等以屈原作品为中心的一系列注释性著作，并推出了系统精详的论著《屈原辞研究》。1986年6月，中国屈原学会第二届年会公推先生担任中国屈原学会学术委员。
楚辞的难读，是人所共知的，对它的解读注释，自是楚辞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内容。金开诚先生的楚辞注释著作，独具特色，汇成系列。先生对诸家注说的谙熟，使他所提供的释义拥有了较高的位势，不乏深入思考、择善而从、多方论证的经典范例。《楚辞选注》的注解，是建立于对众说参比求是的基础之上的，虽仅十万余字，却具有坚实的学术含量，正如周建忠在《当代楚辞研究论纲》一书中所评：“这本选注实际上是金开诚厚积薄发、举重若轻的第一个‘拳头产品’。”周氏在将古今选本、注本40余种作过比较、对勘，特别是对当代近20种普及本进行比照分析之后，认为“特别利于初读的《楚辞》入门书，以金开诚此书为宜”。《楚辞选注》注释简洁明确，“平和、具体、实在”，有题说，有注音，有通译，体例周全，颇便读者，“此书一出，一版再版，备受欢迎，历久不衰”。
相比于早期的《楚辞选注》，16年之后出版的《屈原集校注》一书则还原了注者所参凭的资料背景与立说过程，此书在辨析词义时列比众说，训解详明。凡遇歧说，《校注》皆就语义进行辨析，并对异说加以择评。注者对诸说的取从是得当而精准的。此书注释方面较《楚辞选注》进一步完善，体现了先生楚辞研究的具体进展。作为一部汇集屈原全部作品的详注本，《屈原集校注》呈现出更为厚重的学术价值。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对原文文字进行校正，进一步凸显了考信之功。《校注》富于列说，案断妥信，发明亦颇可从，确如该书体例说明所言：“注释力求详备，准确，尽量不留难点。”可以引导读者于文义达到较为精详的理解。
《屈原辞研究》是先生楚辞专题研究成果的荟萃。此书内涵饱满，有关屈原与楚辞各主要层面的论题一一在列，表现了先生对楚辞的全局把握与探究。书中考据虽无处不在却又能远离艰深枯燥的泥沼，使读者读来不但毫不费力，而且饶有兴味。究其原因还是作者穷源求实但不为考据而考据，而能将考据融进深入浅出的论述之中，娓娓而谈，充满情采。长篇伟构来自思想的深富，意趣盎然更表征着感情的丰长。先生对屈原人格之美，对屈赋辞章之美有深入真切的识见、体味与感怀，以这种情感贯注笔端自然境界不同，即使是考据之文也别有生色。
此书内容结构非常完整，逻辑布局相当严密。全书六章，分别对“楚辞”、“屈原”、“屈原辞”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综论，对《离骚》、《九歌》等屈原辞代表作展开了深度的探索研究，并聚焦《天问》错简问题，实施了富有创见的考据工作，全方位展示了先生于楚辞专题研究方面的考证之功和论义之长。
在《关于楚辞》的专章中，论著由表及里地论说“楚辞”的名义、特点，楚辞的流传与成书，汉代人对楚辞的认识与研究等内容，提供了全景式的立体化解读。先生在此细致阐释了他对于“楚辞”的全面定义，详尽论述了“楚辞”所包含的诗体、作品、书名等三重含义。在专论楚辞的流传与成书时，涉及汉代人对楚辞的搜集整理及研究等问题，重点考证了汉初楚辞发掘与传扬的两条线索。
论著总结了两汉时代楚辞研究的得失。特别强调了汉代学者的楚辞研究成果对“屈原否定论”的驳诘之功。书中指出，汉代对屈原及其辞作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确证了屈原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及他创作了以《离骚》为代表的一些辞作；确证了屈原生平事迹的三大要点，并联系这些事迹注释了他的作品；通过传述、评论和注释充分肯定了屈原的历史地位，并为后世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屈原及其辞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论著在肯定汉代楚辞研究宏观成果的同时，也阐明了其在微观领域的失当，指出汉代人常犯将屈原生平事迹三大要点（忠君爱国、放逐、投水自尽）随意申说并曲解具体问题和文句的错误。比如，在《离骚》创作背景的解释上，汉代人就过度“扩散”了“放逐”这个“重点”，造成了不少微观认识上的偏差。此类精到的见解，来自于先生建立在考据基础之上深入的研究、思考与推理，洞彻恰切，醒人耳目。事实上，思维的严密精细，论义的层涵丰富、转论多端正是贯穿《屈原辞研究》全书的重要特点。
先生在“关于屈原”的章节，细致探讨了屈原的出生时间、屈原与上官大夫之间的斗争背景、屈原遭到疏远流放及自沉于江的始末等重要专题，先生坚持以系统的观点看问题，在对各家注疏旁征博引的基础上，精彩评说、择善而断，同时紧密结合对屈原作品精细妥帖的考察，深入思考、谨慎论证，力求使屈原的各种事迹最终形成一个较为优化的有序结构。先生高度注重精细求证的过程，所列论项不仅足以证成其说，还往往包含着细节上的精见与文献上的发明。而直击本质的系统认识更展示了从全局的维度把握历史的立意高度。这种立足深厚的旧学根柢，运用崭新的思考方法而展开的研究与论证，是先生楚辞研究的开创性特色，在《屈原辞研究》一书中，体现得相当充分。
先生于楚辞研究领域用功颇深、多有建树，他对于屈原重要作品的研究，尤其富有创新意义。
举例来说，先生对《离骚》内容结构的把握非常圆整清晰，见解独到。论著首先揭示了贯穿《离骚》全篇的两个“主题旋律”（即屈原深感得不到君主信任之忧和深感孤立无援之忧），然后追踪出两个“主题旋律”在《离骚》三大段（论著采信清人王邦采对《离骚》篇章结构的划分）中的反复变奏，紧扣主线对篇中“叩阍”、“求女”、问卜、降神……诸多问题一一细致辨析，绎精驭繁、冰释疑难，厘清了作为屈原辞代表作的《离骚》“强烈的抒情性与具有内在逻辑的完整形式的统一”的典型特征，帮助读者深度领会《离骚》，并藉此充分地领略屈原执著的情感诉说方式，感受其澎湃激扬的情感力度。由此进路来解读《离骚》，不再让人在繁复中感到纷然无绪，义旨杂沓，而是脉络分明，主题清晓。有感于一些人认识不到《离骚》的美，先生凭借自己在文艺心理学领域的造诣，点明了读懂《离骚》与深入体味《离骚》之美的必然联系，指出只有与理解相结合的感受才能是准确和深刻的。
先生的《九歌》研究独树一帜，其整体创说令人耳目一新。
在《屈原辞研究·〈九歌〉研究》章节，先生首先对《九歌》的性质、作用、结构、应用场合和屈原与《九歌》的关系逐一进行了考论，而后重点展开了对《九歌》体制与读法的考求。 论著指出，前人因为不明《九歌》体制而犯了许多解释上的错误。要搞清《九歌》的读法，先要明确其表演体制。《九歌》，“是巫者在执行职务时所唱的歌词，而且是边唱边舞”。论著认为应牢牢抓住这一基本事实来了解《九歌》，“《九歌》中所反映的全部乐神活动，都是由巫者（主巫与群巫）执司其事的。这是《九歌》在表演体制上的一个基本之点”。论著明晰了《九歌》中神、巫、人的关系，认为在《九歌》中，主巫代表神，群巫代表世人，祭祀的主办者并不出现在祭祀现场，他们的敬神之心、求福之愿都是通过代表世人的群巫所表述的。“《九歌》只是祭祀中的乐神之歌，它并不反映一般的祭祀过程。”这样就对《九歌》的表演情形作了清晰恰当的揭示。而这种揭示恰是至关重要的。论著指出过去的许多注家总以为《九歌》中含有世俗人士的活动与唱词，再加上把屈原本人的遭遇和情感牵扯进去，造成了解释上的混乱。论著把《九歌》所祀对象分成天神、地祇和人鬼三大类，对《九歌》诸篇各不相同的表演体制和读法展开了周详的分析。其对天神五曲中对唱结构的精确划分，非常具有说服力。
在细致入微的《九歌》内容解读之后，论著进一步以系统论的方法对《九歌》更多重要论题进行了探讨。在相关论证中，强调了如下两点认识：第一，《九歌》不是屈原的个人抒情诗，其中屈原的思想、性格、情感、意趣系自然流露，但这不是屈原有意要借《九歌》来诉说自己。而且屈原加工《九歌》时，还未遭遇诬害与挫折，所以《九歌》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乃是多方面的进步思想与积极感情，“古往今来都有人把屈原理解为一个只会发牢骚的人，这实在是极大的误解”。第二，关于《九歌》中的情爱内容。天神五曲中没有男女情爱的内容，地祇之曲“无一例外都有谈情说爱的内容”，但那是地祇与地祇的相爱，谈不上神巫之爱、神人之爱，更与屈原毫无关系。论著作出这样的析解，使纠结在一起的问题得以厘清，同时还原了《九歌》“清新优美、得体当行的本来面目”，推翻了有些人加之其上的亵嫚之诬。此外，论著还对《九歌》的戏剧因素作出了精彩陈说。
关于《天问》错简研究，通常被认为是先生在考据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之一。论著质驳了王逸认为《天问》原本无序的说法，肯定了清人王夫之《天问》有序的见解，并在后文进一步对天问有序论点展开了考论。又认为今本《天问》的面貌多有错乱，错简之说言之成理。前人为求“拨乱反正”，已展开过积极的尝试，清人屈复就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在《屈原辞研究·〈天问〉错简试说》章节，先生纠正错简的总体思路是借鉴系统方法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即先在今本《天问》中确定一段内容制作一个模式使原文变得有序，然后再对模式进行模拟，使有序性扩展至全篇。在具体问题的论证上，也借助系统方法的支持，保障了结论的信实合理。
论著在对夏商周史事做了清晰的叙说及位置还原后，对其他内容和总的顺序也作出了说明，阐述了如下观点：一、今本《天问》开端四十四句关于宇宙原始、九天构营、日月晦明等事的提问次序有致，不存在错简的问题。二、关于大地及自然界奇事怪物的提问错入夏朝史事部分，应还原至问天内容之后。三、早于鲧禹治水的几组提问是关于女娲和尧舜之事，这几组内容在今本夏朝史事部分的最后，应按时序提到鲧禹治水之前，关于自然界的提问之后。四、商周史事之后的一大段内容最为难解，论著分别作了析说，但承认有的内容尚未可确论。
论著通过对《天问》错简的调整使辞句各归其位，文篇调顺有序，实现了内容的清晰化，反映出作者思维的精密与学识的深厚。
总体来看，《屈原辞研究》一书论义精到透彻，全面稳妥，清晰晓畅，富有新义。论著既注重通观全局又注重细节考真，善于条分缕析，论脉十分清晰。扎实细密的考据功夫所在多有，精义纷呈，尤重结构上、整体上的发明。对问题的研究追根溯源，精细深透。在着重以系统方法对问题进行论证的同时，运用文艺心理学理论提升了认识的高度。该书于1992年获得北京大学科研著作一等奖，1994年获得北京市社科研究一等奖，堪称先生楚辞研究的集大成代表性作品。
三
和楚辞研究成就交相辉映的，是先生对于文艺心理学的重要贡献。
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心理学家，对这一学科在国内的复苏与发展功不可没。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研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初步形成，开山之作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此后几十年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文艺心理学研究在中国长期处于缺失甚至中断的状态。先生在“文革”拨乱反正之后，率先重启了文艺心理学的系统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980年秋季，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文艺心理学”课程，其后即以讲稿为基础，加上陆续写就的论文十余篇，编为《文艺心理学论稿》一书，1982年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之中。该丛书同时收有宗白华、朱光潜、叶朗等著名美学家的著作，作为八十年代初学术文化复苏时代北大出版社的重点出版物，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广泛的社会反响。北京大学百年华诞之际，北大出版社从《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原三十种中精选十种编为《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其《编辑前言》说：“《文艺美学丛书》已出书三十种，令人欣慰的是，这些著作中的大多数，不仅在当时因某种填补空白的开创性意义，或因对某个领域的专深研究成为后人涉及该领域时不可或缺的著述，而引起广泛的关注，而且即使在学术多元化、出版事业日益繁荣的今天，仍不失其智慧的光彩和学术的价值。”这是对包括先生著作在内的《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所收之作的准确而中肯的评价。
此后，先生继续在文艺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不断耕耘，对《文艺心理学论稿》进行修改和补充，最终形成体例更为完善和严密的《文艺心理学概论》，1987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次年，该书获北京大学科研著作二等奖。1999年1月，《文艺心理学概论》再度被北大出版社列入《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之中出版。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除以上代表作之外，尚有其他著作。如1988年4月与张化本合著，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心理学》；1992年10月先生主编、孔建英等编写，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心理学术语详解辞典》等。此外，先生还撰有几十篇文艺心理学方面的论文。
文艺心理学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心理活动的科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对它的研究可以从各个方面着眼，形成文学家的视角、美学家的视角、心理学家的视角，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有着其自身鲜明的特色，他把普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与文学艺术创作欣赏中的大量事实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观念和论点。在《文艺心理学概论》一书中，先生概括了两个基本思想：一是以唯物主义反映论为指导，论证文艺创作与欣赏的心理活动都是个体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所实现的主客观统一；二是根据大脑活动的整体性原则，论证文艺创作与欣赏都是以自觉的表象运动为核心而实现的表象活动、思维活动与情感活动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先生博引古今中外大量生动形象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实例，具体分析了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情感与认识、修养与创造、创作与欣赏五种辩证关系，认为它们是以上两个基本思想的具体表现。先生深厚的语言文学研究功力，使他在形象思维、语言与形象、情感与认识、艺术通感、实践与创造等具体的文艺心理学问题的探讨上，尤多创见。
先生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特色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先生对文学艺术诸多门类的创作和欣赏有着长期而深厚的积累和实践，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对文艺创作和欣赏规律的总结由此格外深入、扎实而言之有物。先生出身文学专业，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评论及鉴赏驾轻就熟，先生本人更著有一手简雅畅达的绝好文章。在书法、绘画方面，先生是著名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对绘画也有涉猎。此外，先生从小热爱京剧和苏州评弹，堪称资深戏迷兼戏曲艺术评论家。故乡无锡的盲人艺术家阿炳那把二胡中流淌出的凄婉悲怆之声给了他最初的音乐熏陶和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不仅如此，先生还敏于感悟，勤于思考，善于将多种文化艺术门类融会贯通。他曾谈到少年时练字学画，尤喜破笔渴墨的人物画，在听到周信芳演唱京剧《四进士》时，“忽然感到其苍劲的唱腔与破笔画有相同或相通的美感与韵味”（《燕园岁月·漫谈听戏经历》），这种感觉便是先生后来在文艺心理学研究中曾给以很多剖析的艺术通感。
其二，先生对文艺理论有着长久持续的兴趣和探索。他回忆自己幼年时听两位中医讨论人是用心思考还是用脑思考时，就琢磨起“研究思维的学问叫心理学”这句话。带着疑问，中学时代他找来心理学方面的书刊阅读。进入大学中文系之后，他“想研究理论，包括文艺学、文艺心理学、美学和哲学。研究理论势必要多读艰深的说理之作，又势必把文艺作品作为思考的对象来读，因此无论什么书都读得很苦”（《回顾往昔论读书》，《中国图书评论》1996年第1期）。虽然相关的读书过程非常艰辛，但在兴趣的推动下，先生长期以来仍然不间断地进行着对文艺理论的积累和钻研。另外他也随时关注相关学术研究动向，如六十年代前期和七十年代后期的两次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他都有自己的独特思考，《说形象思维》一文即是从心理活动着眼论述形象思维的特性的。对文艺理论的兴趣和关注是先生后来在文艺心理学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
其三，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这一方面取决于他好学深思的习惯及开拓创新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北大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民主学风。金先生做学问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善于思考，要求自己和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他总结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方法论。比如他强调并善于运用联系与反联系的方法思考问题并加以创造，他说：“社会科学中的一切学科与论点的发明也是联系与反联系。如文艺心理学便是由文艺学与心理学联系而成；但不是把二者原封不动联系起来，而是先要经过反联系，把两种学科中可以结合的内容提取出来，才能化合成一种新的学问。”（《“成功之道”选讲》，原载《方法》1995年第5、6期，又见《燕园岁月》）融会贯通的研究方法和富于开拓的精神，同样促成了先生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硕果。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是要绝对服从国家需要、组织安排的，往往无法依从兴趣自主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自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留校以来，先生先是跟随王瑶先生研究现代文学，而后跟随游国恩先生研究楚辞，分别在文学、新闻、古典文献三个专业工作过，研究领域则从古到今，从理论到文献，甚至到写作。所有这一切学术背景，都被先生巧妙地糅合在其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之中，成为他知识、灵感的源泉和思考的出发点。先生1978年开始重新研究文艺心理学并开设这门课程时，他已调到古典文献专业多时并为77级古典文献专业学生开出好几门专业新课，但他依然以旺盛的学术创造力在全系（主要是文学专业）开设文艺心理学选修课，并写出一系列相关文章。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先生以无比感激和自豪的心情回忆和赞美了北大的学术民主之风。他说，在北大“不要说是教学小组，就连系和教研室也似乎并无不可侵犯的领地，因而谁想闯入是不能阻拦的。不但不能阻拦，好像被闯入一方的管理人员还对闯入者很有欢迎之意，因为不费力气就得了个劳动力。这种机制意味着各个教员在完成了指令性的教学任务之后，还有开拓新的业务领域的自主权。这显然是对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有好处的。说实话，要是没有这样的体制，我也就搞不成什么文艺心理学了”（《动人春色不须多》，见《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总之，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不仅在学术研究恢复时期有中兴重振之功，还开创了极富个性特色的新径。在当今学术文化研究不断迅猛推进之际，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在学术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与重要价值，仍令后辈学人满怀崇敬之情。
四
先生长期潜心研究的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等学科，本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其中各种专门问题的探究，自然离不开相关历史文化背景或现象的溯源与分析；加之受家庭及江南文化氛围的熏陶，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众多领域，自幼兴味盎然，于是深加研讨。自20世纪90年代初，先生陆续将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加以整理，形成文字，遂为一生的学术研究，又增添一个颇为系统的专门领域。
先生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大致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对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一些思想、观念及内容进行独立的诠释与分析，二是本着“古为今用”的理念，着力发掘传统文化精粹在当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这前一项工作，虽然所有的传统文化研究学者都在做，但先生却仍然能够时出新见；至于后一项工作，在那个时代，却是许多学者不甚关注也较少实践的，先生可谓筚路蓝缕的先行者之一。
先生对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一些重要思想、观念及内容的独到诠释与分析，有的散见于一些以小窥大、见微知著的短论里，例如《气——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概念》、《话说“和而不同”》、《试说“和”、“同”互济》、《为〈周易·乾卦〉作点诠释》、《说“羊”说“猴”》、《亦庄亦谐说“四”“八”》等；然而最重要也最为系统的研究，应属本为先生讲授的“中华传统文化概论课”下编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讲为《阴阳五行思想诠释》，第二讲为《天人统一思想诠释》，第三讲为《中和中庸思想诠释》，第四讲为《修身克己思想诠释》。先生后将这些研究论述与三个附录合编，题为《中华传统文化专题选讲》，收入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的《金开诚文集》第三卷。所有这四讲内容，都是先生的心血之作，可谓每一讲都有以古代文献或历史资料为依据的系统诠释，也有言之成理、启人思索的个人见解。例如，对于流传久远但同时也常被人误解的中和中庸思想，先生在正论及收入附录的两篇文章里，都着力阐述这样一个观念：古代贤哲之所以重中和、讲中庸，并非片面宣扬折中调和，其本质是主张“在事物的不停变化中，要时时刻刻都准确地把握动态的平衡点”，以求“处理事情要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这就发掘出中和中庸思想的辩证内涵，也点明了后人误解的机械与浅薄。还可指出的是，先生之所以选取这四个思想进行重点诠释，是认为它们之间不仅具有层次性和系统性，同时在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中也最具代表性。在先生看来，这四个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四大思想支柱”：阴阳五行思想是基本哲理，天人统一思想指导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和中庸思想指导解决社会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修身克己思想指导如何对待自身、实现自身价值。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言，这四个思想既具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家共同创造的思维成果。
先生对传统文化精粹在当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的阐发，晚年用力甚勤，成果颇丰。既有宏观层面的价值论述，也有微观层面的意义剖析。在宏观层面，先生既能超越古今，也时具全球视野，因此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畅论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当代价值。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有：《传统文化的解释和古为今用》、《古为今用谈录》、《国学要对现实有用》、《中国人的智慧》、《弘扬民族智慧，促进世界和平——在“全球视野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等。在微观层面，先生通常把自己渊博的传统文化知识和对文化精髓的理解，聚焦于某一个点上，进行极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阐发与引导。这些个点可能是个人的素质养成，可能是流行的社会观念，可能关乎人们日常生活，也可能关乎现代企业发展。涉猎极广，林林总总。篇幅虽多为短论，然而时常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所有这些贯穿着“古为今用”理念的论见，一方面体现出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的先生，出于对国事民生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希望以自己所学贡献心力的赤子之情；而在另一方面，也透射着先生对传统文化重要特性的深刻认识：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流动性；既具有特异性，也具有普遍性。因此，它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概念，必将渗透和延续于民族的血脉中，并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影响着今日之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因此应当着力发掘其精华部分，使之在当代社会发挥出最大的意义与价值。客观而论，对于传统文化的这一基本认识，日益成为国内外文化学者的共识，先生的可贵之处，更在于持之不懈地进行着身体力行的实践，而不是只停留于理论认识的层面。
我国的书法艺术，以其极具民族特色的独特艺术形式享誉世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近当代书法大家沈尹默先生曾誉之为“最高艺术”（见其《书法论丛》）。先生自幼学书、学画，终生不辍，与欧阳中石、沈鹏等当代书画大家常相过往，虽自谦“学书未成”，然终究蔚为名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和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主持创办了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为首任所长。后又在江苏无锡市江南大学倡导创办书画研究所，并亲任所长。晚年还兼任九三学社中央书画院院长。
缘于长期书法学习和创作实践获得的深切体会，辅以深厚广博的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积淀，先生在书法研究方面力求将二者融会贯通，以探求这一中华民族标志性艺术的特征、本质、形式、历史、美学价值及创作经验等，从而取得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致集中于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书法艺术本质、特征和价值构成等的研讨，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与书法美学之间内在关系的辨析。
在第一个方面，先生提出三个重要观点：一、针对以往认为书法是线条的艺术、用笔的艺术或造型艺术等各种定义，先生以为，“中国的书法是以汉字为独特素材”，离开这一素材，就无法进行“深刻的艺术想象，巨大的艺术加工，从而创造出独特的书法艺术形象”，因此概括为：“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的造型艺术”。二、对于能否判定中国书法艺术是民族标志性艺术，先生提出四个衡量标准：“一是特色鲜明，最好在世界独一无二；二是有悠久的历史；三是较为充分地体现本民族的文化积累；四是这种艺术本身有巨大的张力和发展前途。中国书法艺术全面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所以它的确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性艺术。”三、针对以往很有影响的书法艺术性来源于汉字象形性这一观点，先生根据汉字发展史的实际情况予以驳正，指出历史上汉字象形意味一直在不断减少或者弱化，却从未影响各朝各代书法艺术的诞生和传扬，从而指出书法是缘于汉字形式的独创性的、艺术性的再创造，与汉字是否象形没有必然联系。
在第二个方面，先生将中国书法的诞生及其艺术价值的形成置于其所产生的、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一方面总结和研究前人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也联系自己习书体会加以印证，从而鲜明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书法艺术产生的土壤，而其深层内涵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和内容，则既是书法艺术美的深层内核，也是判定其美学价值高低的标准。即如前面提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四大思想支柱”，先生就认为对于中国书法艺术具有极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例如书法艺术中一系列的辩证观念，如黑白、大小、虚实、粗细、浓淡、枯润、刚柔、疏密等，就导源于“阴阳五行”的哲学观念；又如“天人统一”的思想移用于书法艺术，就要求在创作过程中“通自然，得天趣”，充分反映作者的真实性情和情感，不可矫揉造作，不落斧凿痕迹，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出神入化”、“鬼斧神工”的艺术境界。应当说，先生此类经典论述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对于书法爱好者更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深得社会认可，自在情理之中。
先生一生勤学深悟，笔耕不辍，所撰杂文随笔，亦挥洒纵横，凝聚着令人敬慕的学养、风骨和真知灼见。因其对象多定位为大众读者，故句法平易从容，行文敦厚圆畅，每每从一点楔入，而能勾连古今，析透事理，出神入化，开启心灵，为后辈学人点亮了一盏又一盏智慧的明灯。
先生曾经说过：“很多老先生的文章堪称‘得道’之言。这是指他们对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的把握，或是指他们在治学和做人中对一些重要法则的彻悟。”（引自先生随笔：《存史·传道·励学》）今日看来，这段精妙的评述，恰是对先生自己所著杂文随笔最好的诠释。
在精神根柢上，先生始终是“师”，我们永远的老师！
《金开诚文选》编缉组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