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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6日，刚刚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叶圣陶，写下了短篇小说《苦菜》，小说情节大致如下：“我家屋后有一亩多空地”，废弃了未免可惜，于是雇来农人福堂，在空地上种菜，而“我”也主动做了他的副手。在“种菜”这件事上，“我”寄予了很多的期待，认为通过直接的劳动，“从此可得精神的真实的愉快；那片空地便是我新生活的源泉”。小说也在“我”欣喜的劳动体验中展开。但农人福堂心中的“滋味”却完全相反，由于生活的艰辛，他将“种菜”视为一项乏味的苦役，消极怠工，以致菜秧被虫侵害，结果收成微薄，“煮熟了尝新，味道是苦的”。
在与福堂的一次交谈中，“我”也理解了他“怠业”的原因，领悟到自己高调的劳动感受原本虚幻，一连串的内心思辨由此引发。
和五四时期一般“问题小说”相仿，这篇小说也是“有所为”而发，其中不乏观念牵扯的痕迹，但在特定的阐释视野中，在仍被看成是作家第一本小说集的《隔膜》中，“内涵最丰富的作品”，因为它讲述了一个有关“幻灭”的故事（“在他的小说中，人物常常将时间经验为一种幻灭的过程”）。
其实，所谓的“幻灭”是叶圣陶小说中常见的叙述机制：在作品的开端，主人公往往会服膺于某种观念，而事件的展开却包含了解构的力量，主人公或是暴露了内心的软弱，或是发现了观念的局限，小说结尾于暧昧不定的怀疑之中。
《苦菜》可以说是此类作品中的代表：在前半部分，作家以有别于自己习性的直露方式，大段地宣泄内心的浪漫感受，“源泉”“精神”“赞颂”“燃烧”，乃至“Pantheism”一类虚浮的辞藻充斥其间。不断强化的堂皇独白，导致了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感，结果的“幻灭”其实就包含在作者“佯装”的文体风格之中。
上述技巧的使用，带来了小说“微讽”的效果，也使叙事的推进包含了道德内省的深度。然而，在修辞的婉曲之外，这篇作品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是它最终触及的问题：不是人道主义的“悯农”情怀，不是智识分子与劳动阶级的差异，而是一个似乎更为个人化、也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问题：理想的“职业”究竟如何可能。作为农人，福堂厌恶种菜，作为知识分子，“我”则厌恶教书，两人身份相异，但都被“怠业”的情绪所困扰，“我”因而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凡从事X的厌恶X，便致怠业。……X决无可以厌恶的地方，可厌恶的乃是纠缠X的附生物。去掉这附生物，才是制病除根的法子。”
这段文字常为后人引用，以说明作家社会批判的态度。其中的“X”，是一个可以不断替换的虚位，并没有确定的所指，无论是教书、种菜、写小说，还是其他，对于以之为“业”的人来说，没有根本差别，更无高下之分，如果纠缠了“附生物”，结果都是一样。
对于职业问题，叶圣陶的确有着特别的关注：中学毕业后，他最初是在苏州城里任初等小学教师，因文艺上的才具不能发展，教育上的意见又不能实行，厌教情绪严重，“精神上苦痛极了”
；被人排挤、失掉教职后，他一度又写小说敷衍生计，但“略有写作，以济穷竭，亦只强而为之，非所欣也”
。1917年春，他来到甪直，与友人们一道实践新的教育理念，这种职业苦闷才得到了某种化解，滋味由“苦”转“甜”。
可以说，对于一份理想职业的向往，构成了他早期传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的思考和写作也一度以此为焦点。1920年4月，在《职业与生计》一文中，他曾明确在“职业”与“生计”之间做出区分，认为所谓的“职业”，不是日常的“生计”手段，而“是有益于人类的，自己所能胜任的，全体为兴趣所涵濡的，实现我们理想的一种活动”。
在《苦菜》之中，关于“X”的探讨无疑延续了上述思考，“我”最初的“种菜”体验，由于包含了“精神的真实愉快”，也恰好吻合于他对理想“职业”的想象。
在个体存在意义、内在精神涵养的层面，关注“职业”的选择，叶圣陶的发明具有相当的个人色彩，站在历史场景之外看，似没有更多讨论的必要。但考虑到它是发生在一个文化秩序剧烈转型与重建的时期，与一代知识分子对新的社会身份、位置及价值感的寻求相关，有关“X”的个体焦虑，也就隐含了更宽广的社会维度。换句话说，在叶圣陶的笔下，与“生计”相区分的“职业”，其实十分接近本章所讨论的“志业”，无论是教育、文学，还是种菜，如果能摆脱生计等附生物的羁绊，带给人超越性的快感，那么这个“X”都有可能成为一种“志业”。当这个问题被置于“菜园”这一特定空间中去展开，并融入了细腻的劳动感受的时候，作为“X”之一种，文学的“志业”想象与“菜园”的体验又有何关联，也就是一个顺势而出的话题了。
本章开头已提到，叶圣陶认为文学研究会宣言的写作，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种说法大约只是一种“事后的追溯”。在1919—1921年间，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有如此的影响力，不如说当时非常驳杂的社会改造思潮构成了宣言写作的背景，依照后来学者的归纳，这些思潮包括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各种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社会主义，等等。
诸多“主义”彼此重叠、相互融通之中，共同发生着作用。其中，力图打破体力与脑力界限、注重新生活实验的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在激进的知识青年中一度相当流行，甚至潜在地影响了那一代人的社会想象。尤其是在“运动”过后的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一系列以“工读”“新村”名义进行的个体改造、生活改造实验，在青年群体中此起彼伏地开展起来。
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出自周作人之手。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周作人也是著名的新村主义信徒，以他为中心，在当时北京的学生界、知识界，也形成了某种“新村”讨论的氛围。
有意味的是，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人与周作人的联系，恰恰就是以“新村”为起点的：1920年6月8日，郑振铎致信周作人，称周是“现时中国内极注意于新村问题的——也是实行新村组织的——一个人”，并表示“我们对于新村运动，很有研究——实行的兴味；我个人尤有想去实行的意思”。
此后，他与周作人的来往便频繁起来，这无疑为日后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奠定了重要的人事基础。就《新社会》群体发表的言论看，他们对于新村主义的态度也十分积极，继《新社会》后创办的《人道》月刊，本来要在第2号推出“新村”专号，稿子已经组好，只可惜最后未能出版。由此看来，包括周作人在内，文学研究会的部分发起者们在五四前后，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以新村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改造运动，他们的社会理念与文学理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同步（或同构）发生的。
回到叶圣陶这里，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叶圣陶在五四时期所处的位置，与他在北京的朋友们非常不同。当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瞿世英、耿济之等大学生在北京集会结社、演讲讨论、创办刊物的时候，在苏州乡镇上的他接触到的朋友“只有十几位同事和镇上的少数人”，邮递员送来的报纸才是他与外界的重要联系，因而他后来也自称“我这个乡镇上的小学教师属于不同类型”。
但这并不等于说，叶圣陶远离那个时代的思潮。早在辛亥时期，年少的叶圣陶就卷入了历史当中，曾和友人一道参加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无政府主义“所说乃无政府无金钱以后之世界”也让他深深服膺。
后来，他幡然悔悟，自认当年“振于好奇之心，遂与魑魅为伍”
，痛斥以前迷恋的“三无主义”
，但早年的思想狂热还是留下了痕迹，自己曾道白：“曩时持无政府主义，后颇不屑道之。然与同学谈时事时，复申其夙持。”
五四时期，身处江南小镇的叶圣陶，迎来了又一次参与历史的机会，他积极投稿，加入各种讨论，话题涉及教育、妇女、人格、社会等多个方面，各种思潮的激荡也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他。
很早就有论者指出，当时的叶圣陶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对他影响很深
；据相关考察，日本《新村》杂志1920年1月号的“新入会员”栏中，也出现过叶绍钧的名字，这证明他的确加入过新村组织。“叶圣陶‘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20年代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与新村精神之联系，似乎颇值得探讨。”
长篇小说《倪焕之》这里暂不探讨，但《苦菜》一篇就不乏新村的色彩。叶圣陶早期的作品多取材于身边琐事，这篇小说也是有其本事的。在甪直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时，叶圣陶和吴宾若、王伯祥等友人创办了“生生农场”，当时还曾向一位名叫福堂的农民学习种菜，《苦菜》中的“我”，显然就是作者本人的投射。
五四前后，杜威提倡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思想十分流行，叶圣陶和他的友人们深受启发，在学校里创办“农场”之类的做法，目的就在实践“特设一种相当境遇”的教育理念。
这段经历在小说《倪焕之》《校长》，及戏剧《恳亲会》《艺术的生活》等作品中，多次得到过再现，“菜园”或“农场”也成为叶圣陶偏爱书写的空间。然而，《苦菜》却绝对不是一篇教育小说。“我”在空地上开出一片菜园，并不是为儿童提供一种“境遇”，其目的恰恰是排斥那些顽皮游戏的儿童：“顽皮孩子虽不觉得可恶，究竟没什么可爱，何必准备着游戏场供他们玩耍。”
在这里，作为“一种相当境遇”的菜园，恰恰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而设的，与“种菜”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如劳动、种植、力、快乐、直观的体验等等，都指向了自我可能性的实现。
对于所谓“农桑事业”，受耕读传统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少总会有些向往，“聚五六知己，集为村落，以耕以读”也曾是叶圣陶艳羡的人生状态。
但他对“菜园”“农场”之类空间的书写，绝非只是文人旧习的表现，而直接连通了“新生活”乃至“新人”的想象。可以参照的是，在当时出现的诸多社会改造方案中，“菜园”的确曾一度被提出，作为实验“新生活”的有效空间。1919年下半年，在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发起的“小组织”问题讨论中，王光祈就谈到这样一种构想：
我们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菜园距离城市不要太远，亦不要太近，大约四五里路为最宜。这个菜园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够我们十余人种植罢了。菜园中间建筑十余间房子，用中国式的建筑法，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卧室、饭厅等等。园子西南角上建筑一个厨房。东北角上建筑一个厕所。房子后身砌上一个球场。园子周围挖一条小溪，西边遍植柳树，柳树旁边就是竹篱，竹篱里头就是我们的菜园了。
王光祈细致地构想了一个共同生活、学习、工作的空间，“菜园”作为人力与自然交汇的地带环绕周边。在这样的空间中，日常时间也得到如下安排：种菜两钟，读书三钟，翻译三钟，其余钟点均为游戏、阅报时间。“种菜”之所以被首选，其理由有三：“（一）种菜系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二）种菜易于学习；（三）种菜收效最快。”
可以看出，这个构想的“菜园”方案，包含了一整套“共同生活”的规划，“种菜”的劳动更类似于修身功课之一种。这个方案后来并没有实际执行，但王光祁等人在城市中发起工读互助运动，也可看作是“菜园”方案的一种转移。
同样，1920年在上海工读互助团的筹备会上，在谈及工作种类之时，除印刷装订、开饭店、洗衣等几种外，陈独秀也提出“种菜”的工作予以补充。
无论是乡村里的种菜劳动，还是城市里的工读实验，在一代激进的知识青年看来，都提供了传统的家庭、学校之外的别样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青年人可以共同尝试一种新生活的可能，一种自我改造的可能，并以此作为全体社会重造的基础，而非单纯为了维持学业或生计。
叶圣陶在五四后发表的文字，包括《职业与生计》《苦菜》在内，有不少也围绕着类似的问题展开。
在他的笔下，对理想“职业”（志业）的追求，与对“人的生活”“艺术的生活”的追求，其实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二者交织在一起，共同发生于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新生活实验的背景当中。
作为一种乌托邦性的社会方案，五四时期出现的“新村”“工读”实验，似乎更多作为一种“纸上的事业”，发生于热烈的言谈和讨论中，其实现的历史可能性相当有限。但对于“文艺”而言，其中的一些原则倒十分适用。在当时有关“新村”的讨论中，也有人将“新村”与艺术的创造力相提并论，认为“新村既是不仅能够把现代所流行的‘商的经济状况’打破，非人的生活改造，并且能使个人的与人类的本能同等发展，又将宇宙的本能弄活，实现一种灵肉一致的、全的、善的、美的、人间的生活”，从而号召“新村实现！艺术复活！”
“新村实现”之所以能和“艺术复活”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都包含了一种基本的冲动，那就是克服现代社会分化造成的人性异化，恢复某种灵肉合一的完整人格。在浪漫的文艺社会学中，这一目标无疑是通过审美活动来实现的，而在“新村”一类的社会改造构想中，“劳动”则构成了克服“分化”与“异化”的手段，对一种自由的、丰富的、创造性的工作状态和人格状态的向往，往往会寄托在其上。
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宣言中就声称：“我们新社会的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作维持衣食的条件。”
这种审美化、艺术化的劳动观，也出现在周作人的“新村”论述中。对于托尔斯泰式的“泛劳动主义”，他并不看好，认为“专重‘手的劳动’，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抹杀了对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十分圆满”。在周作人的理解中，“劳动”体现了个人与社会、利己与利他、自爱与他爱的统一，既能够实现人类的社会义务，也能够实现自我灵肉的改造，他甚至将这种理解，落实到了具体的生理层面，认为“这劳动遂行的愉快，可以比生理需要的满足，但这要求又以爱与理性为本，超越本能以上，——也不与人性冲突，——所以身体虽然劳苦，却能得良心的慰安。这精神上的愉快，实非经验者不能知道的”
。在这段话中，对于劳动价值的强调，不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出发，而是涉及了某种无法言传的身心满足感。或许是为了印证这一观点，周作人还现身说法，在他所作的日本新村访问记中，用大段文字记录了自己掘地、种植等田间劳动的体验：
种过小麦的地，已经种下许多甘薯；未种的还有三分之二，各人脱去外衣，单留衬衫及短裤布袜，各自开掘。我和第五高等的学生，也学掘地，但觉得锄头很重，尽力掘去，吃土仍然不深，不到半时间，腰已痛了，右掌上又起了两个水泡，只得放下，到豆田拔草。……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三十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只有半日才算能超越世间善恶，略识“人的生活”的幸福，真是一件极大的喜悦。
表面上看，这段文字十分朴实，只是将劳动过程的诸般细节如实写出。但在“写实”的背后，其实蕴涵了对自我意识状态的高度关注，劳动的过程体现出人与物质世界的亲密接触，在身体的直观感受中，包含了某种神秘的自我认识，一切的细节最终被引向了观念，指向了内在自我的充实与更生。
可以讨论的是，在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视野里，虽然体力与脑力的结合是理想社会、理想人格的重要前提，但相对于文化与知识的工作，手工劳动、体力劳动的优先性，无疑得到了更多的强调。
当时“工学会”的成员刘熏宇就回忆：“那时对劳动的理解是偏于体力方面，并不把脑力劳动也作为劳动看待。”
即便是反对“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的周作人，他对“劳动”的直观理解，也似乎更多奠基于种体力劳动中的身体经验。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当周作人写下“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如劳农一样”时，农业劳动中直观的身体满足感与精神超越感，未尝没有寄托在这短短的一句中。换言之，“文学”的工作不仅于外部的人生很切要，也指向了内在自我的改造、更生。“正如劳农一样”，这句话不仅是文学“志业”的一种比喻，它也从某种身体直观的层面，构成一种内在的规定。
1920年之后，周作人的“新村”热情很快消歇
，但“劳动”与文学之间的隐喻性关联，却并不会在思想深处被轻易抹去。一年之后，他在“晨副”上开设专栏“自己的园地”，提出：“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衣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应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显然，从“乌托邦”的社会改造退回到“自己的园地”，但以“耕种”“劳动”为隐喻的文学“志业”（天职）想象依然未变。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还在“为人生”与“为艺术”的分别之外，阐发了他著名的“人生的艺术”观念：“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利己又利他、“独立”又“服侍”，这种浑然统一的逻辑，恰恰又是“劳动”的精义所在：“我所说的蔷薇地丁的种作，便是如此。”
说周作人在文学“志业”的解说中，融入了体力劳动中的身心感受，这或许还只是一种推测。与之相比，在叶圣陶的文字中，“志业”想象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比附性关系，则得到了更为细致的展现。其实，在叶圣陶的心目中，除了种菜，理想的工作总多少与某种小型的手工体力劳动相关。1913年1月，“厌教”情绪严重的他，曾在给顾颉刚的书信中，谈及他对鞋匠的艳羡：“如彼鞋匠，我力能为鞋，则别无他之假借，他之思虑。抽其麻丝，持其皮刀，为之不已，一鞋告成，此时之乐，为何如哉？”
在这段话中，鞋匠工作之“正当性”，不是来自外在的“伦理思想”，而是来自工作本身的持续、自足与完满：四肢作用于物质，身心也沉浸于其中，这似乎是《苦菜》之中摆脱“附属物”纠缠之渴望的另一种表达。事实上，叶圣陶后来也找到了类似于“鞋匠”的工作，对于他而言，文学未尝不是一件小型的手工劳动，需要全身心的投入与不假外物的专注，写作的快感是由写作过程本身提供的，身心的劳苦正像一种内在的报偿。
在《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中，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在我，写小说是一件苦事情。下笔向来是慢的；写了一节要重复诵读三四遍，多到十几遍，……夸张一点说，有点象呻吟在产褥上的产妇的。直到完篇，长长地透一口气，这时非常的快乐。”
即便在为金钱所役，不得不卖文为生的时候，类似的快感依然伴随其间。
叶圣陶的好友顾颉刚，十分了解这位写小说的朋友，在《隔膜》的序言中，顾颉刚就称：“圣陶往年极羡慕的鞋匠生涯，于今成就了：这二十篇文字，便是二十双鞋子。想他鞋子告成时的乐趣，已经过了二十回了！”
在“劳动”的意义上，写小说与做鞋子，两种工作并无本质的不同，过程类似，乐趣也同样，都体现了摆脱“附属物”羁绊之后的专注、自由和超越感。在1920年8月发表的《人力车夫》一诗中，他哀叹人力车夫被命运驱使，盲目奔跑，而与“拉车”相对照的，则是“种田”“制器”“文艺”这三种“劳动”，它们分别有那“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精妙纯美”的“心力之具体表现”，以及和“大自然”同其呼吸。
随着“劳动”话语的广泛渗透，将文艺问题与劳动问题相提并论的说法，在五四时期也流行开来
，叶圣陶的上述表白，似乎并不怎么稀罕。但仔细体味的话，他对“劳动”的表现可能要更为微妙也更为内在。将写小说比喻为“做鞋子”，将“文艺”等同于“种田”“制器”，其特殊的快感来自持续不断的辛苦工作，这一工匠式的态度，首先为他的“志业”想象注入了少有的耐心、专注的品质，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一种专业化的工作伦理。不仅如此，在一些相关的论述中，这种身心投入之感，还被引申到文学发生学的层面。
依照五四浪漫的文学观念，文学之创造源于真挚感情的表达，那么作为源头活水的内在自我，也应有一种自发性的特征，能够不断汲取各种养料，变得丰富充盈，在需要时会主动喷涌。1920年代初，叶圣陶正是上述观念热烈的宣讲者之一，他在《晨报》上连载的长篇《文艺谈》，就反复强调“真挚情感”或“诚”的重要性，甚至认为要创作出理想的真文艺，“唯一的方法乃在自己修养，磨练到一个‘诚’字”。在这里，“诚”不只是浪漫主义主观性的一种表达，它更多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概念，不仅指向了对自我内部道德、情感状况的一种评价，同时也涉及了与外部世界的“触着”问题。换句话说，要达到这个“诚”，是需要一系列修养与磨练“工夫”的，需要“对于人生有所触着而且深切地触着”。怎样形成这种深切的“触着”呢？“文学家不得不于外面的观察之外，从事于一切的内在的生命的观察。”
不难看出，叶圣陶的写实主义是建立在某种主体热切参与的基础上的，“诚”的达成有赖于自我与世界有效的“触着”，有赖于从对象内部展开的生命实践，这也构成了机械的文艺与真挚的文艺，乃至机械的生活与艺术的生活之区分所在。为了理解这种差异，不妨比照一下叶圣陶自己的两段文字。
散文《“不快之感”》写于1920年7月，它与《苦菜》大致是同时期的作品。这篇散文并没有什么情节，只是通过一连串自我感受的剖析，传达了对某种幽闭的、模式化生活的厌倦。在文章的开头，是这样一段描写：
两扇玻璃窗外是一个小方天井。他抬起头来，只有窗外陈旧、简单、沉寂的景物是他的世界；他看了不知多少回了，倘要他将图画描写出来，一定能够一些儿没有差错。左边的短墙青苔长满了上半截：那墙的年纪比他长，刷在上面的水泥早已不知哪里去了，竖着铺的砖便显出很明白的畛域来；那青苔簇齐地长着，仿佛一片平田种满绿秧，有纵横的阡陌把它划分得很清楚似的。
后面的描写还有很长，篇幅所限，不再引述了。表面看，这段文字出于忠实的观察，体现出一种严谨、精确的写实作风，但作家的真实用意，恰恰是要通过这种琐屑的写实，传达一种无聊、乏味之感。由于缺乏与生活真实的“触着”，所有感受也只是外在、机械，缺乏内在的活力。再看《苦菜》中的一段，它也类似于琐屑的写实，但传递的感受却完全不同：
泥土的气息一阵一阵透入鼻管，引起一种新鲜而快适的感觉。蚯蚓很安适地蛰伏着，这回经了翻动，它们只向泥土深处乱钻；但是到后半段身体还赤露着的时候，他们就不再钻了。菊科的野草连根带叶地杂在泥里，正好用作绿肥：他们现在是遭逢了“人为淘汰”了。
我不觉得时间在那里移换；我没有一切思虑和情绪。我化了，力就是我，我就是力。这等心境，只容体会，不可言说。
与上文引述的周作人的那段相仿，这段文字也细致入微地记录了劳动之中的点滴体验，在对泥土中各种鲜活生命的逼视中，“我”不仅被升华了，与自然之力同化，无比丰富的感性也汩汩地涌出。劳动的过程由是成为一种感官解放的过程，一种内在经验实现的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修辞化了，劳动的目的似乎就指向了文学经验的发生。
《不快之感》中的“我”，受限于呆板的生活模式中，无法对世界进行内在的有生命的观察，而《苦菜》中的“我”，由于参加“劳动”而找到了、敞开了自我，经验之泉也汩汩而喷涌。
将劳动当作一种有效的“触着”方式，一种与文学经验类似的发生方式，这种认识在《诗的源泉》一文中表达得更为明确。在文中，叶圣陶仍重申：“唯有充实的生活是汩汩无尽的泉源。有了源，就有了泉水了。所以充实的生活就是诗。”那充实的生活怎样获得呢？他进而“妄想”：“一个耕田的农妇或是一个悲苦的矿工的生活，比一个绅士先生的或者充实得多，因而诗的泉源也比较丰富。”
显然，在源泉的意义上，叶圣陶和周作人一样，也是把“劳农”当成了文学“志业者”的典范。劳动不仅与一种刻苦的专业化状态相关，它同时也是一种与世界恢复身体性关联的方式，一种经验蕴积与展开的方式，“种菜”之中细微的身心体验，无疑潜在地支持着这种说法。
讨论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观念，时下流行的思路是在现代性反思的名义下，对其进行多方面的质疑。相关论者或从文学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抨击五四文学的功利主义态度，或从传统的立场或后现代的立场出发，检讨这种观念的外来移植性、意识形态性。在林林总总的“反思”中，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观念，似乎被想象成了一种颇具功利色彩和排他性的东西。这样的批判不能说没有切中问题，但以某种理论的“正确性”为前提的反思，如果脱离特定的历史状况，最终只能沦为概念的演绎，而不能真正推进对历史的认识。事实上，正如本章试图揭示的，五四之后确立的文学“志业”想象并不是抽象地发生于文学内部，而是与当时具体的社会改造实践相关。如果说“以文学为业”观念的提出，发生于五四之后“固本培元”的分工思路之中，并得到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有机想象的支撑，那么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的社会思潮，不仅制约了文学“志业”的外部取向，同时也从内部塑造了文学者的自我感受，给出一种特别的身心安顿感、充实感。在“劳动”的体验中，不仅独立性、自发性、泉源性、功能性等一系列观念，可以获得某种整合，内在的身心感受和外在的社会价值、自我改造与社会改造也被贯通一体，文学的“志业”想象由是被赋予了实践的轮廓和身体性的“质感”。这或许使得五四时期的文学观念不够纯粹，也不够“洋气”，但殊不知这正是它的历史独特性所在。
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这种独特性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方面，文学与社会不是相互外在的领域，需要依靠所谓“为人生”的抽象观念来扭结，而是内在同一于社会改造的整体；另一方面，以“劳动”为代表的具体实践，也构成了自我与社会场域一种有效的中介、一种浑然统一的“触着”关联。相比之下，在浪漫的文艺家那里，这种关联似乎更为简便，感性的人格本身就包含了社会联通的可能：“个人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三者可以说是一个直线的三个分段。”
这种“三段合一”的想象，无须方法和中介，依靠艺术家敏感的神经与社会的共振，就可以自发地达成。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其主要成员自觉将文学当作一种“工作”来推进，他们的人格类型也更多呈现为一种工作型、生产型，从而与创造社诸公代表的消费型、才子型人格区别开来。这种差异源于不同的社会位置，但将文学看作是一种“劳动”的志业态度，或者也发生着潜在的支配作用。
当然，不容忽略的是，虽然在“劳动”的体验中，寄托了理想“志业”的想象，但叶圣陶并非简单是一个“生活之艺术化”的浪漫歌颂者，他对“劳动”的描写仍是发生在某种“反讽”的结构中。在《苦菜》的结尾，“我”了解了福堂怠业的原因，同时也意识到：
偶然当一柄耙，种几棵菜，就自以为得到了真实的愉快，认识了生命的真际，还不是些虚浮的幻想么？……那些窎远而僭越的忧虑，一霎时在我心里风轮似地环转。
所谓“窎远而僭越的忧虑”或者小说内在的“幻灭”机制，又该怎样理解呢？首先，以“劳动”为“生命的真际”，这种认识发生在个人体验的层面，本身就包含了易变性、不确定性，能否持久地支撑、滋养文学“志业”的想象，其实是颇值疑问的。另外，刚才提到，文学思考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有机关联，构成了叶圣陶等人文学态度的历史独特性所在。如果说这是那个时代整体的社会有机性的一种表现，那么它同时也分享了其内在的脆弱性，当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关系逐渐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原本高亢、贯通的文学理念势必也会遭遇挫败。尤其是五四之后，社会改造的浪潮逐渐消歇，新文学依托社团、刊物、读者、文学青年，落实成一个分工后独立的“场域”，“自己的园地”也扩大为一个充满纷争的“文坛”。正如预设了个体与世界真实“触着”的想象，一旦接触困苦、乏味的劳动实际就迅速幻灭那样，以“种菜”为隐喻的文学“志业”，也难免纠缠了“附生物”，有可能变异为一种新的“生计”。即便某种持续、专注的工作状态仍能保持下来，但缺失了对个体及社会改造的乌托邦愿景，其内在活力及伦理充实感也可能悄然流失。
在这个意义上，叶圣陶《苦菜》及其他作品中的“幻灭”，作为一种寓言性的叙述机制，已事先传达了一代人内心的困惑与焦躁，也暗示五四浪漫的文学理念可能包含了某种先天的不足，它必须在危机中接受考验，不断注入新的内涵。那个沉浸在创造快感中的劳动者、工作者，也应意识到：要实现劳动与创造、自我与他人，个体“志业”与公共生活的浑然贯通，这一使命在根本上的曲折与艰巨，审美化的“劳动”体验并不足以持久支撑，它的达成还有赖于社会结构、组织的整体性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