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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学研究会的“前史”，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描述该社团缘起时，一般论者都会提及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人在1919年以社会实进会的名义创办的《新社会》旬刊，以及1920年创办的《人道》月刊。这两份刊物的创办，不仅为文学研究会“提供了最初的核心人物”，也提供了最初的“社团和刊物的组织经验”。
另外，1920年8月由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北京工读互助团、天津觉悟社组成的“联合改造”团体，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它对文学研究会的影响，得到了初步的讨论。
然而，如果只是着眼于群体构成、组织形式、文学观念等方面的延续性，这段“前史”的重要性，似乎还不能被充分阐明，尤其不能呈现文学研究会同人的特殊态度，即将“文学”作为一种“切要的工作”来推进的态度，发生在怎样一种思想脉络中，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又存在着怎样的对话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对文学研究会“前史”的再考察，其价值便不局限于历史“补遗”的层面，因为它能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视角，再次从起点上去审视在“五四”与“文学”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塑形”性关联。
《新社会》杂志依托的社会实进社成立于1913年，本来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下属的学生组织，以社会服务、改良风俗为宗旨。作为一个教会组织，它的影响范围可能十分有限，成立六七年来被外界所知甚少。
五四运动爆发后，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几个大学生，虽然与北大、北师大的学生相比，位置有些边缘，但也作为各自学校的代表（郑振铎作为铁路管理学校的代表，瞿秋白与耿济之作为俄文专修学校代表，瞿世英作为汇文大学的代表），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由于“平常见面多，比较熟悉”，也“成了一个小单位”。
当这个“小单位”承担了《新社会》的编辑工作，在延续“社会服务”的思路的同时，他们也试图淡化其中的教会色彩，试图将这种思路和五四普遍的社会改造思潮联系起来。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份杂志获得了相当的反响，影响力甚至远至四川、两广、东北等地
，并与《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及《时事新报》等报刊一起，被当局视为“以改造社会、推翻旧道德为标帜，掇拾外人过激言论，迎合少年浮动心理”的激进杂志。
终于，在1920年5月1日推出“劳动专号”后，《新社会》因“主张反对政府”被禁，“小单位”的同人转而创办了《人道》月刊。
虽因“过激”之名，遭到当局查禁，《新社会》群体的态度，实际上并不十分激进；相反，他们自觉采取的倒是一条温和的改造路线。由郑振铎撰写的发刊辞，就明确将“我们”的态度和方法定位于“向下的”“渐进的”“彻底的”“慎重的”与“诚恳的”，并请读者予以批评讨论。
在随后的《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等文中，郑振铎又进一步重申了上述态度，并说明他们之所以要从一点一滴的实际做起，如办学堂、通俗报刊、演讲会，进行社会调查等，目的无他，是为了纠正当时文化运动局限于智识阶级、不切实际、范围广漠等问题，“这样做去，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功效很慢，又没有什么狠大的影响，但这就是达到社会改造目的之惟一方法，舍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捷径可寻的了！”
如果抽离了历史情境，这样的表述似乎并无特别之处，无需更多的讨论，但在1919年底这一特定时刻，它却暗示出：当这个“小单位”形成并正式向社会发言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笼统地表态，而是对自己的发言位置，已经有所考虑、有所选择了。
在《新社会》创刊的1919年下半年，五四引发的集体兴奋，在某种意义上已然退去，“直接行动”根本解决的方案似乎难以为继
，新文化运动进入扩张、沉潜的时期，并大致在两个向度上交错开展：一为以平民教育、翻译出版为代表的思想启蒙、传播新知的事业；一为从个体及团体“新生活”实验入手的社会改造尝试，各种“新村”“工读互助”计划，就呈现于这一背景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受“一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社会思潮的影响，在思想革命、伦理革命之外，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造”热情，弥漫于五四之后的思想界、青年界。郑振铎就称在《新社会》创刊的1919年11月，出现了二十余种的月刊、旬刊与周刊，“他们的论调，虽不能一致，却总有一个定向——就是向着平民主义而走。‘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的思想，也大家可算得是一致”
。然而，当各种周刊杂志遍地风行，各种时髦的“主义”甚嚣尘上，新文化运动自我空洞化的可能，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忧虑。譬如，当时北京知识界爆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每周评论》等杂志之上，胡适与蓝公武、李大钊等人你来我往，展开了反复探讨。这场争论后来被叙述为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分化的标志，但诚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冲突的双方其实不存在决然的对立，相互渗透的情况倒经常发生，尤其是对言论界、出版界中“主义”泛滥的现象，双方都持批评的态度。
在这样的背景中，《新社会》群体最初选取的路线，与当时知识界风气的变动不无关联。郑振铎就多次指摘时人热衷的“纸上的事业”，说“现在什么改造、解放，各处都说得很热闹。可是他们都是纸上的文章。见之实行的有几个人？”
“纸上的事业”这一提法，并不是他的个人发明，此前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已经指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类似说法在当时的报刊上，也十分多见。另外，上面提到的《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一文，恰恰是郑振铎和耿匡拜访陈独秀后撰写的，其中的许多观点，都直接受到了陈的启发，并有意保持一种对话姿态。在文章的最后，郑振铎还特意以请教的口吻写道：“这样分开来的办法，不知仲甫先生，‘以为如何？’”
此文发表后，上海《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也注意到了，对于“郑君上头所说的第二条，说现在的文化运动多半是纸上的”，他颇为认同。
此后，他还就文化运动的走向等问题，与郑振铎进行了更多的讨论。或可推断，在1919年底到1920年上半年，《新社会》主动选择的改造路线，吻合于当时知识界的普遍潮流，用张东荪的话来说，即：当新文化运动逐渐自我空洞化，甚至流于一场“纸上的事业”时，所谓“修正”的思路便应运而生了。当然，从何处着手，如何进行“修正”，具体的方案仍会有所不同。
在《新社会》的发刊辞中，郑振铎所鼓吹的从实际做起、从下层入手、着眼于小区域等，代表了一种“自下向上”的启蒙与社会改造思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声音颇为强劲，那就是强调应从学理的角度乃至专业分工的角度，为这场运动奠定稳固的知识基础。1919年9月，在给《少年中国》月刊编辑的信中，《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宗白华就不客气地指出：
现在一班著名的新杂志（除去《北京大学月刊》同《科学》杂志），都是满载文学的文字同批评的文字，真正发阐学理的文字极少，只能够轰动一班浅学少年的兴趣，作酒余茶后的消遣品，于青年的学识见解上毫不增益，还趾高气扬的自命提倡新思潮。
他建议《少年中国》月刊以后发表的文字，“篇篇都有学理的价值”，根本打破“一切主观直觉的思想”。
这篇文章措辞激烈，一些特定的表述，如“一班著名的新杂志”等，似乎有所影射，一场与陈独秀的笔墨官司还由此引发。
在对“杂志之学”的批评中，宗白华进一步提出了“分工”的重要性。在《我对于新杂志界的希望》一文中，他采用一种生物进化的想象，认为新出版物的雷同与笼统“好像是原始生物的时期”，“但是我们的目的总是要向着分工的一途（进化）做去”，以后新出版品应该“每一种就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特别的范围”，因为在宗白华看来，“‘分工’就是‘进化’最大的表示”。
将专业化的知识分工，当作是修正“纸上的运动”的关键，宗白华的说法代表了上海一部分新文化人士的看法，这也是他们批评北方“一班著名的新杂志”的出发点。事实上，这样的批评也内化到北方的青年群体中。据李小峰的追溯，《新潮》2卷2号由罗家伦接替傅斯年接手编辑之后，“精神面貌上已有了若干的转变，最显著的是勇猛的精神减退了，笔锋没有以前锋利了”，具体的表现为“批评”的文字少了下去，而介绍西洋文学、哲学、科学的文字多了起来。这种变化的起因恰恰是听取了张东荪对《新潮》的批评：“与其批评中国的出版物，不如介绍外国的出版物。”
张东荪对《新潮》的批评以及傅斯年等编辑思路的调整，恰好与鲁迅为《新潮》提出的著名意见形成参照；鲁迅向傅斯年建议：《新潮》中“纯粹科学文”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不要上那些鼓吹“少年人专讲科学，不要议论”的老先生们的当。
鲁迅一直坚持新文化运动内在的政治性与战斗性，而不希望它只是成为现代知识系统的挪移与建立。从这个角度看，张东荪、宗白华等人心目中的“修正”方案，不单指向了“纸上事业”之改造，是否同时意味着对新文化政治性、批评性展开方式的疏远？同一刊物之内，“批评”与“译介”的消长，或许也间接反映了这种变化。
1920年5月4日，北京《晨报》印行“五四纪念增刊”，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罗家伦、顾颉刚、郭绍虞等分别撰写了文章，意在总结、反省一年来的学生运动。不仅蔡元培、胡适等师长希望学生尽早从政治运动脱身，回到本来的轨道，“新潮社”的成员也发出呼吁：“伴侣呀！我们的运动不可不改变方向了”，将面向全体国民的教育运动和专业化的学术运动，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
罗家伦撰写的长文《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就“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副题，目的在于全面反思，针对出现的弊病提出解决之道，以求“固本培元”，“养成真正永久的活动”。在罗家伦看来，导致五四学生运动“失败”的原因，最后归结到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只知道做‘群众运动’”，“在现代最重要不过的根本问题，可以说是文化运动了！我们这次运动的失败，也是由于文化运动基础太薄弱的缘故”。为了进行纠正，他提出的最终方案则是：“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
显然，在罗家伦的眼里，只有系统的文化运动才能解决五四的内在危机，起到“固本培元”的效果，而分工进行的学术活动，也被当成了最为紧迫的任务。
上文已提及，基于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取向，是现代知识生产不可避免的趋向。自晚清以降，随着“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化，以“分工”为前提的现代知识体系，也在中国逐渐确立，一些专业性的知识社团，如1914年成立于美国的中国科学社，在五四之前已然出现。然而，五四之后出现的对“分工进行”“系统研究”的渴望，并不简单呈现于现代学科、知识体制自然扩张的脉络之中，而是内涵了一种特定的历史紧张感，不仅为上述“修正”潮流直接推动，一代人集体性的焦灼也可能伴随其间。
简单说，骤起的学生运动，让五四一代的“新青年”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感受到自身蕴涵的社会能量，同时也囫囵吞咽了各种流行的观念，这状况“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
。怎样消化那些异质的甚至是彼此冲突的思想资源，使激进的“行”得以在一种稳定的“知”的基础上展开，成为许多青年面对的问题，某种知识上的贫乏感因而也普遍存在。罗家伦就认为，五四运动的成功得益于几年来的酝酿、郁积，陡然爆发出来，“所以智者尽其智，勇者尽其勇”：
现在经过一年之久，以前的储蓄一齐发泄尽了。加之一年以来，大家的生活都是奔走呼号，东击西应，对于新的知识一点不能增加进去，那里还有再来倾倒出来的呢？所以我往往见到北京的同人，北京的同人说“不得了，没有功夫读书”；见到天津的同人，天津的同人说“脑子空”；见到上海的同人，上海的同人说“无法想”。
少年中国学会的恽代英谈及这种心态，曾不无讥讽地称其为一班学潮巨子“倦飞知还”
，但无论怎样，这份焦虑似乎被“新青年”们普遍分享。1920年11月，在湖南从事社会运动的毛泽东，也致信身在法国的萧三，反省两年来忙碌的生活：
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便要将他研究透澈。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为抱恨，望你有以教我。
在五四后的一两年里，毛泽东多次做出这样的表白，他也一直希望通过成立“自修大学”等方式，弥补自己在知识上的不足。与毛泽东这样相对边缘的知识青年相比，宗白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具有更完备的现代知识结构，后来也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在他们身上，能看出一种对学术生活本身的兴趣。他们也确实希望通过系统的研究，通过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来确立文化运动的基础，这也就是“固本培元”的含义所在。以精英性的专家为社会主导，建立一个“学术社会”，以期能够逐渐对中国的文化、政治发生影响，在他们对五四的反省之中，这批自由主义者日后的政治主张，其实已埋下了线索。
虽然自创刊之日起，《新社会》群体就试图与诸多“纸上的事业”区分开来，尝试一条“自下向上”的社会改造道路，但实际上，在他们后来展开的工作中，这种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实行，思路的转换也在悄然发生。1920年初，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中，郑振铎呼吁青年们从纸上的运动、笔墨的生涯中解脱出来，“今后应视各自其性之所适”，去做各种社会运动，不必聚于一隅。在这里，他强调的是青年走向民众的重要性，“下层的大多数的新文化运动”也是社会实进社设定的工作重心，但某种“分工”进行的看法（“视各自其性之所适”）其实已暗中包含。换句话说，他劝告的是那些在文字或研究方面没有专长的青年，希望他们与民众为伍，“而把文字的宣传事业，托付与那有专长的，有做过哲学人生科学的研究的功夫的人去做”。
如果仔细体味，在这段表述中，对自我角色的设定未尝没有被曲折地传达。
可以提及的是，1919年11月，郑振铎和耿匡拜访陈独秀之时，陈独秀曾建议《新社会》改变体裁，变成一种“通俗的报纸，记载本会附近地方的新闻，随事发挥议论，专卖给一个地方的人看”。这种建议吻合《新社会》“从小区域”做起的思路，但郑振铎等人最终还是没有接受，依然将刊物定位于“传播社会学问的机关”，登载“社会研究的著作”，至于通俗报纸的刊行，“则俟之将来另外组织”。
1920年4月，在给张东荪的信中，郑振铎这样写道：“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实在有修正的必要！前天我在时事新报上看见你的时评，也如此说。不知有什么具体的办法？”
他提到的时评，大概是张东荪在4月16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再答一苇君》，此文坦明了张的“修正”思路：“我所谓修正文化运动也是指此。将来果真人人不法这些直观的见解而埋头去研究一种学问，便是我们修正的效果。”显然，张东荪的“修正”思路与宗白华的想法别无二致，这也是当时《时事新报》的基本论调。郑振铎的表态似乎是在迎合这种思路。
在这封信中，郑振铎还反省了以前的“修正”方法，亦即《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中提出的“自下向上”的点滴改造方案：“现在想起来，似乎过于具体，并且也已经过时；因为现在大家差不多都渐渐的趋向这一方面——向下的运动——来了！我想现在的修正应该从运动者的本身上着想。”这里所谓“运动者本身”的“修正”，说白了就是从“根本的学问”入手：“就是从前从事杂志事业的人，现在渐渐的有许多人觉着自己学问的不够，重又从根本上做工夫，实心实意地研究起学问来。这实在是一个极好的现象——我有许多朋友都是如此！中国文明的再造，或者可以实现了！”
表面看，郑振铎重申的不外是“修正”的老调，但此修正已非彼修正了，它的重心已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启蒙转向了“实心实意”的研究学问。
过去的方案已然“过时”，“修正”的本身也需要及时调整，在郑振铎言论的转向里，不难看出某种对于外在风潮的依附性，而“变”中也自有“不变”。换句话说，“传播社会学问”的方案，表面上看又回到“纸上的事业”，背离了点滴渐进、“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造思路，但看似矛盾的二者，实际上又紧密关联。在《新社会》之后的《人道》杂志上，一位作者就明确地指出了点滴改造与“分工”进行之间的关系。在《人道》创刊号上，陈其田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强调“社会越发展，职业就越复杂，分门别类，一界一界渐渐的自树一帜起来”
。而各“界”的分化，恰好与“零碎的社会事业”相关，因为这种事业“的手段不是‘批发’的却是‘零碎’的，不是空谈却是实行，看症下药，分门别类”。
在这位作者看来，在“批发”与“零碎”、“空谈”与“实行”的对峙中，“分工”似乎也成为点滴改造的具体手段。陈其田大谈各“界”的分化，目的无他，只是想强调当时“短了一个社会界”，而这恰好是《新社会》《人道》群体的强项，他们的“分工”意识也突出表现在对“社会学”的译介上。
对于社会问题的重视，本来就是《新社会》的一大特色，它曾多次发表社会调查或研究，就“女佣”“婚姻”“犯罪”“强奸”“自杀”等问题展开讨论。1920年初，社会实进社还召开会议，决定该刊须“注重社会学说的介绍，每期应有一篇社会研究的著作，由瞿世英、许地山、郑振铎三君担任”
。在谈及“书报介绍”的时候，他们也明确表示：“我们的介绍是以关于社会科学及社会问题的书籍为限，而不涉旁的科学的。”
将刊物的重心设定于社会学一项，此承诺也基本得到实现。在《新社会》以及后来的《人道》上，有关社会学知识及研究方法的介绍，都占有相当的版面，如郑振铎的《社会服务》《社会的性质及目的》（译自吉丁斯《社会学原理》末章）（7号）、《海士氏的社会学》（12号）、《社会学略史》《吉丁斯氏的<社会学原理>》（13号），瞿世英的《社会上各活动的分析》（13号）、《社会化（Socialization）之研究》（《人道》创刊号），许地山的《社会科学底研究法》（14号）等文。在1920年4月社会实进会的会议上，还通过了瞿世英的提议，邀请各大学教授及社会学专家演讲社会问题、社会学原理及世界各国的社会问题。自该年5月至8月，演讲举行了四次，包括胡适的《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Dr.Calf的《优生学与社会进步》，陶履恭的《工业界的新提议》，周作人的《新村的理想与实际》。
谈论中国社会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一般都要从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讲起，而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创制是在1920年代初才逐渐展开。
具体到《新社会》群体，他们对于社会学的偏爱，自然与社会实进会的性质及其资源有关。在社会学的历史展开中，教会因素的介入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譬如在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就依靠一批热衷于社会改革的人士，许多早期美国社会学家都是牧师的儿子，或本人当过牧师，或在神学院就读；美国社会学协会的最初几任会长，在成为社会学家之前，都曾担任过新教牧师的职务。
社会学在中国的萌芽，在某种意义上，也离不开教会主办的教育事业。最早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引入学院，并专门培养这一类专业人才的，就是美国基督教会在上海开办的沪江大学。
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学史中，北京的社会实进社也往往会被提及，作为早期社会学传播的重要机关。
据郑振铎回忆，五四前一年，他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协会的图书馆看书，由于那里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很多，“我最初很喜欢读社会问题的书”，并认识了青年会干事步济时。这个美国人步济时，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还曾一度担任过系主任。1918—1919年间，他与美籍教士甘博（S．D．Gamble）仿照美国春田社会调查的成例，调查北京的社会状况，结果于1921年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书名为《北京——一种社会调查》（
Peking，A Social Survey
），“这是我国都市社会调查的开端”。
正是在这个图书馆里，在步济时的指点下，郑振铎等几个青年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单位”，对社会学的兴趣被激发出来。
具体到他们所“介绍”的内容，基本上属于西方学院中的所谓“纯正”社会学，即与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孔德系社会学
，范围不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教授的概论性著作或教材，如吉丁斯（F．H．Giddings）的《社会学原理》（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海逸史（Edward Hazyse）的《社会学研究绪论》（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ology
），爱荷尔（Charles A．Ellwood）的《社会学与现代社会问题》（
Sociology and Modern Social Problems
），白克马（F．W．Blackmarl）的《社会学要义》（
Elements of Sociology
）。作为一般的入门性书籍，上述著作都曾影响广泛，在1920年代以后也都被陆续译介到中国，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基础。
详尽讨论《新社会》群体对社会学的译介，并不是本章的重点，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同步开展的其他工作。在北京基督教青年协会的图书馆里，不仅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丰富，俄国文学名著的英译本也最多，而那个美国人步济时，“他是研究社会学的，思想相当的进步，而且也很喜欢文学”
。在这个图书馆里，郑振铎等人不仅接触到了社会学，文学之门也向他们敞开了。就在《新社会》大力向读者推介“社会学”的同时，郑振铎、耿济之、瞿秋白等人翻译俄罗斯文学的工作也在热烈进行。依照郑振铎的说法，那时候他们对于“文学”的兴趣突然大炽，正好耿济之的一位前辈创办了《新中国》杂志，需要一些文艺稿子，于是耿济之、瞿秋白开始了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在1920年4月给张东荪的信中，郑振铎将文化运动的“修正”方案（“向下的运动”），再度“修正”为从根本上研究学问，同时也坦明了自己对于文学的兴趣，交代了《新社会》群体研究学问的新计划：“我同耿济之，瞿秋白，沈颖诸位朋友，正打算极力的介绍俄国文学到中国来。现在先译《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一种，不久即可出版了！”这项计划也果真得到了实施，耿匡、瞿秋白在《新中国》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大量俄罗斯文学的翻译，郑振铎相继撰写了《俄罗斯文学底特质及其略史》《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俄国文学发发达的原因与影响》等论文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也于1920年7月由《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他们的译介工作，自然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后来该群体成员参与蒋百里主持的共学社丛书，进而得以与商务印书馆接洽，乃至文学研究会的创立，都肇始于1920年间他们对俄国文学的“极力介绍”。
从类型上看，“社会学”与“文学”肯定属于不同的领域，但在《新社会》群体这里，介绍社会学与翻译俄罗斯文学，这两项工作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它们完全可以齐头并进，共同包容于新文化运动的自我修正方案中——“社会改造运动应从运动者本身的改造着想”，最终都服务于“中国文明的再造”。
在当时的青年小组织中，这种共同研究的风气其实颇为浓郁，白话文学、工读主义、新村精神、家庭改造、妇女解放，诸多不同的知识领域之间没有严格界限，可以穿梭讨论、自由往来，并无后来的畛域分别。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郑振铎等人在致力于翻译、批评等工作外，也十分重视“文学”知识的普及，这一思路与《新社会》时期大力译介“社会学”，似乎并无二致。从他们的角度看，“文学”和“社会学”一样，不简单是自我情感、经验的表达艺术，同时也是一门有用的“学问”，同样需要以“工作”的方式来推进。
在文学研究会的“前史”中，1920年8月由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北京工读互助团、天津觉悟社发起的“改造联合”团体，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插曲”，有论者甚至认为文学研究会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这个组织的影响。
从社团章程及组织方式来看，“改造联合”的确与文学研究会有颇多相似之处，但对于二者之间“影响”的程度，似乎不宜过高估计。首先，这个联合团体匆匆发起，在公布了宣言之后，并没有进一步的作为，不能看作是一个实质性的团体；其次，这个团体的形成更多是由天津觉悟社的成员推动
，郑振铎等的人道社、王统照等的曙光社应邀参加，但似乎没有投入更多热情。因而，从社团流变的角度，探讨它对文学研究会的影响，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方式，“联合”背后的社会构想，可能是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
五四运动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社会组织”的大幅度增加，无论在学生界、教育界，还是在工界、商界，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联合会、协会，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似乎有了一次短暂“大联合”的机会，当时各种小团体、小组织的兴盛，就呈现于这种背景中。在一批激进的“新青年”眼中，小组织、小团体的实践，不只提供了新生活的试验场，同时也提供了改造社会、改造中国乃至改造世界的一个可能手段。依照他们乌托邦式的构想，“组织的范围愈小愈好，而组织团体愈多愈好”，通过“小团体的大联合”，由此就能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
可以说，上述构想代表了一种颇为重要的社会重建思路，它的流行显然与无政府主义的理念有密切关联。在后者的逻辑中，社会改造只能自下而上“自发”地进行，不能依靠从上而下灌输的观念指导，而“小”的单位，无论是地方的还是职业的，都构成了“自发”改造的基础。对此，柯尔曾有如下的描述：
（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建立在自然合作基础上的社会。这样，社会才会鼓舞而不会压制人要求“互助”的自然倾向。……他们希望用自由联合的方法取代从上而下地组成的国家来达到这个目的；通过这种自由联合，地方性的或者职能性的小单位就会为采取共同行动而团结耆老。
从某个角度看，以“自发”为前提的联合意识广泛渗透，已成为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潮流的一种底色，“小团体的大联合”也具有相当的号召力，李大钊的《大联合》《由纵的组织到横的组织》、傅斯年的《群众—社会》、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都是代表。
郑振铎等人的“小单位”，并不处于中心的位置，但同样不乏“联合”的意识。《新社会》创刊不久，郑振铎就曾投书《时事新报·学灯》，倡议成立一个“宗旨趋向”相同的新文化期刊的联合机关
，与其他社团、组织的联系，也一直伴随着这个“小单位”的历史。北大奋斗社的成员郭梦良、徐其湘就加入《新社会》的编辑部，虽然他们身上的无政府色彩浓郁，暴烈的文化态度不一定吻合《新社会》的温和路线。
在“小单位”中，最活跃的人无疑是郑振铎，在《新社会》群体以外，他的身影也常现于其他的小组织之中。1920年10月，北大学生罗敦伟等人组织的“批评社”，发起人中就有郑振铎的名字。
后来，在《评论之评论》杂志上，郑振铎、瞿世英等还与费觉天展开过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
另外，据郑振铎自己的回忆，李大钊当时在北大秘密主持了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们的联合阵线；有共产党，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郭梦良等），还有我们，秋白和我是对社会主义有信仰而没有什么组织的人。”
这段回忆是否准确，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但不难看出，《新社会》群体与北京一批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们，在当时确乎是有所联系的。
由天津觉悟社推动，由五个团体组成的“改造联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小团体大联合”思路的产物，这可以从五个团体发布的“联合宣言”中看出：
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而愉快的。要想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基础。
与文学研究会的宣言相仿，这段堂皇的表述表面上看，也有些笼统、抽象，不外乎重申了“互助”“大同”等乌托邦观念，但在流行的“套语”之外，最为关键的实际上是这一句：“要想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基础。”打破界限后的“小团体大联合”意愿自然包含其中，同时这段话还明确限定了小团体、小组织的方式：“按他们的职业结合。”在这里，小组织不是无条件的，而显现为一种业缘性质，是建立在社会分工背景上的一种职业结合，一个理想的联合社会（互助合作的社会）是以众多职业团体为基础的。
上面提到，“小团体的大联合”的鼓吹吻合无政府主义“自发”的联合理念，而以“职业”为联合的纽带，这种思路或许有更切近的来源。1919年底，陈独秀发表著名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治”（英美式的民主），应以“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为基础，其具体形式就是两种“小组织”：一为地方自治，一为同业联合。这种联合不同于“上面提倡的自治联合”，那种联合即便实现，“也只是被动的官式的假民治”。陈独秀强调：“我们所要的，是底下创造发达起来的，人民自动的真民治。”
这篇文章体现了五四之后陈独秀一个阶段的思想，它也有着明确的对话背景，直接回应的是杜威《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等演讲。据周策纵的分析，“同业联合”的提法显现出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因为杜威在他的演讲中提出中国应利用和改革旧有的同业工会制度，以作为建设民主制度的成分之一。
从小的地方组织、同业组织，再到整体的民主秩序，此种主张的具体内涵暂不继续讨论，但“同业联合”的意识的确体现在“改造联合”的宣言中，类似措辞也出现在文学研究会的宣言中：“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这里出现的“著作同业的联合”一语，不是随便写下的，而是包含了特定的所指。在检讨“改造联合”与文学研究会的关系时，“互助”“大同”的社会理想自然影响了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理念和工作方式，但基于“分工”之上的社会整合思路，同样不能忽略。如果注意不到“同业的联合”方案的特殊性，或许就不能准确理解“改造联合”所代表的“小团体的大联合”思路，对于文学研究会的意义。概括来说，“以文学为业”的志业意识，构成了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前提
，而建立所谓“著作者工会”，则可以看作是“同业的联合”理念，在文学领域移植的结果。后人见到“工会”“联合”这样的字眼，就认为文学研究会有意要“垄断文坛”，这样的指摘可能过于简单，没有考虑“民治”思潮下提出“同业联合”的特定背景。
无论是大力介绍社会学，还是翻译俄罗斯文学，从文学研究会的“前史”中可以看出，“以文学为业”的态度，不是抽象提出的，而是发生于所谓“固本培元”的专业化思路之中，与普遍存在的新文化运动之“修正”态度紧密相关。这种“起点”决定了文学在郑振铎等人那里，作为一种工作，或作为一种“志业”，一方面发生于“固本培元”“分工”进行的思路之中；另一方面，它又绝非是一个封闭于自身的场域，而是关联着社会改造、伦理革命等诸多命题。换句话说，知识传播与社会改造、专业分工与互助联合，在他们的理解中，还不是彼此冲突的领域，而是能够相互沟通、彼此推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内在的开放性和有机性，而非“为人生”的笼统理念，才是郑振铎等人文学“志业”态度的历史独特性所在。
扩展来看，这一“志业”态度并非孤立，离不开“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之间总体性的有机想象。出于对民国政治的普遍厌弃，思想、伦理、社会层面的改造，更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青睐。在他们心目中，文学、伦理、政治等场域不仅交错重叠，被视为“一家眷属”
，还应相互联动、推进，由此造成社会乃至政治变革的基础。在这样的逻辑中，即便诸种“纸上的事业”与现实脱节，不断引发争议，但“脱节”本身其实也具有潜在的生产性，因为借助思想的传播与情绪的感染，从“纸上”也可翻转出新的政治、社会空间，这是最为典型的五四思路。
然而，在五四之后激变的社会氛围中，当各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纷纷挫败，这一思路的有效性却颇有疑问，其允诺的前景过于迂远，“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自动关联，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二者的关系成为一个需要不断检讨甚至建立区分的问题。
在1920年5月《晨报》组织的“五四周年纪念”中，梁启超等导师呼吁青年学生将政治活动的热情，投入到更为日常的“文化运动”中来，将“文化运动”进一步缩减为“学术运动”，也是一班“新潮活动的巨子们”不断强调的重点。即使认为“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的陈独秀，到了1921年，也特意撰文指出“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有一班人以为从事文化运动的人一定要从事社会运动，其实大大的不然；一个人若真能埋头在文艺、科学上做功夫，什么妇女问题、劳动问题，闹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于发点顽固的反对议论，也不害在文化运动上的成绩。
陈独秀指出文化与社会之间有机性想象的迂阔，希望那些“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的“有速成癖性的人们”打消幻觉
，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分工”进行的学术运动，他仍表示出相当的支持，并没有以“社会运动”的名义有意排斥。换言之，“速成”幻觉的打消，并没有导致对“分工”本身的怀疑。与这种仍显乐观的态度不同，在即将热闹展开的学术运动面前，恽代英则作出了如下提醒：
若是我们为预备做事而去求学，那便要问这所求的学，于做事有甚么关系。决不能象现在一般时髦青年，一听见人家说要注重学术研究了，便去上一个学，出一趟洋，有理无理的学点哲学，学点社会学，学点经济学，乃至学点农业、工业、军事、商业，便以为尽了自己本分。我实在看见如此类的人，他们的主张，以为只要求的是一门学问，只要学问求得好，将来总要有些裨益于国家社会。然而不知道这句话似是而非。
显然，恽代英有意反拨一班新潮巨子“倦飞知还”的言论，他更多从实践的层面，关注社会改造运动的前途，担心如果脱离与“做事”的关联，不问目的的“学术运动”会迷失方向，重新变成某种时髦的“纸上的事业”，变为一种学院内部封闭的知识生产。比起“固本培元”方案众多的鼓吹者、效仿者，恽代英的思考或许要更为深远。
在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区分中，郑振铎等人选择的显然是文化运动，但两种运动之间的有机性想象并没有改变。1920年初，他在《新社会》上有所针对地称：“俄罗斯革命的成功，人家说是列宁们的功绩，我却说是虚无党十年来改变方针，鼓吹农民的效果。没有他们的传播运动，我恐怕俄国到百年后还没有革命呢？”
这里，他强调的是下层启蒙的重要性。一年多以后，当文学研究会已经成立，他又引用了友人费觉天的话：“假使没有托尔斯泰这一批悲壮、写实的文学，将今日社会制度，所造出的罪恶，用文学的手段，暴露于世，使人发生特种感情，那所谓‘布尔什维克’恐也不能做出什么事来。”
这两段话的表述方式十分相似，社会革命的发生要追溯更根本的动因，只不过原本“由下向上”的社会启蒙，已被替换为“悲壮、写实”的文学。
按照郑振铎的逻辑，中国先有了“托尔斯泰”，“列宁们”自然会随之产生，但问题是，“分工并进”的知识活动与社会改造的总体抱负之间，并不总是完全一致。郑振铎等人的尴尬在于：他们的工作以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的有机关联为前提，但当文学作为一个场域独立出来，他们的努力其实又暗中加剧了有机性的分化。1920年代初，伴随着新文学的扩张，“研究文学和享受文学逐渐成为多数人的欲望”
，文学青年大量涌现，感伤的诗歌与小说风行一时，文学不仅独立了出来，而且进一步实体化甚至消费化了。“为人生”文学的倡导者们，自然对于这种状况有所不满，开始呼吁“血与泪”的文学，希望能借此挽回文学工作的现实性。但“血与泪”的呼吁不免又被吸纳到文学场域的内部，成为一种风尚化的符号游戏。概言之，在社会改造的总体视野中，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应呈现出一种彼此连带又彼此区分的动态关系，但在五四之后“分化”与激变的语境中，上述关系一旦丧失了“动态”特征，作为一种现实的、制度化的区分被接受下来，郑振铎等人的尴尬之处就显露了出来。
恽代英对“分工”方案的质疑，表现出某种历史的先见。1923年底，《中国青年》杂志上出现了一系列共产党人的文章，集中火力对当时兴盛的文学运动展开批判。在发难文章《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作者秋士就意味深长地写道：“以文学为助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的，实在很多——这从他们的言论和作品上，可以看得出来。”但对于这些“有意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作者的态度是：“我很抱歉地说，实在他们只是‘有意’罢了！”
虽然没有明确的材料证明，但早有学者推测，“秋士”可能就是瞿秋白的笔名。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他的话显然是针对他的老朋友们的，在国共合作后革命动员的背景下，他明确呼吁激进的青年们要在“文学运动”与“实际运动”之间做出选择，二者的对峙表明了五四时期整体性方案的进一步分化。更有意味的是，在1923—1924年间的《中国青年》上，当“文学”遭到猛烈攻击的同时，对于“社会科学”的提倡正紧锣密鼓地展开，相关的文章、通讯发表了多篇，“《中国青年》是提倡社会科学之研究的”，也成为杂志明确提出的口号。
当然，此时他们倡导的已不是资产阶级“孔德系”的社会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但重要的不是社会学内容、性质的变化，而是某种知识有机性的彻底分裂。在某种意义上，这恰好是恽代英对“新潮巨子”们反拨的一种延续：在峻急的历史现实面前，文化或学术运动内部包含了一种新的区分性，即不同的知识之间是有轻重、缓急之分，“什么样的知识更为紧迫”的提问，已取代了五四时期分工合作的温和方案，摆在“新青年”们的面前。有关这一话题，本书将在第七章进行更细致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