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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际的视角出发，讨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变迁，是一种颇为常见的叙述。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1936年生命的最后阶段，曾几次谈及“正在成熟起来的一个新的计划”，即写一部有关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所谓四代，即例如章太炎辈算一代，他自己一辈算一代，瞿秋白同志等辈算一代，以及比瞿秋白同志等稍后的一代”。
这个宏大的计划甚至有了雏形（“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一直写到现在为止”），可惜最终没机会完成。
接续鲁迅的思路，后来李泽厚提出，可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解放的一代（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一代，这六代人“缩影式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无论“四代”，还是“六代”，上面的代际划分都着眼于现代中国的整体进程，并非只是依据自然的年龄差异，“辛亥”“五四”“大革命”等一系列称谓，也意味着每一代人的精神风貌、行动取向呈现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并为情境中的思想和事件所塑造、凝聚。如果进一步探讨，这一话题涉及的层次可能相当复杂，比如：“同一代人”的意识，往往与共同经历的事件相关，而对待同一事件相异的态度及“位置感”，又决定了不同的“代”的感受和认同。
再如，代际划分一方面指向历史的线性展开，但不能忽略的是，不同代际群体在同一时代的共同在场及相互关系，也会暗中塑造内在的历史结构。在思想文化剧烈变动的五四时期，“新与老”“长与幼”“师与生”之间的冲突或协作，就是新文化运动基本的展开模式，在相关的著述中，这一点也会经常被谈及。
具体到发生期的新文学运动，我们或许可以观察到三代人的相继“登场”及共同“在场”。1922年，胡适在为少年诗人汪静之《蕙的风》所作序言中，就提出了这种划分：
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
……
但不久就有许多少年的“生力军”起来了。少年的新诗人之中，康白情、俞平伯起来最早；他们受的旧诗的影响，还不算很深（白情《草儿》附的旧诗，很少好的），所以他们的解放也比较更容易。
……
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个。
三个阶段的衔接，构成了新诗从旧诗中“破茧而出”的解放历程，有关新文学发生期“三代人”的分别，其实也包含在这一论述中：除了“我们”——《新青年》的元老们，“他们”——康白情、俞平伯等新潮社成员，胡适已将五四之后涌现的、比新潮社成员更为年轻的一代，如汪静之这样十七八岁的中学生，纳入到代际的考察中，这恰好对应于鲁迅所言四代知识分子之中的后三代人。
在稳定、静态的社会中，代际之间的交替，会按“新陈代谢”的自然节奏进行，衰老者退阵，新健者入伍，在剧烈的历史变动期，“代”的更迭速率，往往会骤然加快。五四前后，新文学“三代同堂”的状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三代人”的关系不是替代性的，前辈与后辈、导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更多的指导、提携与合作，但不同的年龄和身份，不同的教养和资源，以及参与历史时机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在新的文学运动中的位置并不一致，与文学的关联方式，乃至人格的造型，也迥然相异，新文学自身“场域”的生成与变动，也就发生于这三代人相继的“登场”“退场”或共同的“在场”之间。在这个意义上，以代际为视角重新审视新文学的发生，其目的不是要再度勾勒线性的“解放”图像，能否在起点上形成一种内部相对化的视野，呈现“过程”之中交织的不同方法、路径和可能，或许才是值得尝试的方向。
先看以《新青年》诸公为代表的“先生一代”。他们大多出生在19世纪的80年代：陈独秀（1879年）、李大钊（1889年）、鲁迅（1881年）、周作人（1885年）、高一涵（1885年）、钱玄同（1887年）、沈尹默（1883年）、刘半农（1891年）、胡适（1891年）。除刘半农、胡适的年纪较轻外，几位“元老”均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即便是他们的反对者，如章士钊（1881年）、黄侃（1886年）等，也多是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正是一批19世纪“80后”共同的作品。在知识背景上，这批“80后”都接受过传统的古典教育，有的还获得过“功名”，但同时又是进入新式学堂的一代，不少人曾留学国外。与康有为、章太炎等前辈学人比，这代人在当时虽然没有显赫的学术地位，但也都术业有专攻，甚至是各自领域的权威。
新旧兼备、视野开阔的知识结构，使得他们在后来的一系列历史变动中，往往能占据优势，得风气之先。
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入《新青年》群体之前，诸位“先生”或多或少都有历史参与的丰富经验，涉及政治、教育、出版等诸多领域。陈万雄就通过考察《新青年》群体的履历，勾勒出五四新文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即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反清或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五四与辛亥不是两代人，在人物谱系上有着直接的渊源。特殊的历史处境造就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性格，这批新文化的倡导者们，虽然是不同领域的专家（即便一路革命不息的陈独秀也有浓厚的学术兴趣），但一种强烈的国族、伦理关怀，仍贯穿于他们的思考与实践。在五四之前，他们集体转向文化事业，也与民国“共和”的危机以及一系列政治实践的挫败相关，因而“纯然以思想家和学者去看待他们，难得正确的历史理解”。
在这个群体中，对于文艺有精深体知的周氏兄弟，无疑代表了另外一种向度，但他们的文学思考和实践，简言之，并未发生于文学与政治的现代分化之中，与政治保持某种互为根底、内在开放的“矛盾的同一”状态，恰恰构成了其文学方式的独特性所在。1918年，兄弟二人加入起先并不看好的《新青年》阵营，究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离不开1917年张勋复辟之后产生的觉悟。
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氏兄弟等《新青年》诸公，构成了缔造新文学的“先生一代”，那么随后加入的“学生一代”，在构成上要相对复杂一些，包含了更多的文化群体。仅在北京一地，除了与《新青年》一脉相承的新潮社之外，类似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新文化团体还有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国民社、实社、工学社、曙光社、社会实进社等，在新文学的发生期，其中至少有两个，起到过关键的作用：一个无疑是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新潮社，依照傅斯年的说法，《新潮》创立的目的之一，就是“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
，最初的白话诗人和小说家，也出现在这个群体之中；另一个则是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加入社会实进社后组成的“小单位”，他们曾先后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后来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上述两份刊物的创办，不仅为文学研究会“提供了最初的核心人物”，也提供了最初的“社团和刊物的组织经验”。
以这两个群体的成员为例，或许可以大致把握新文学发生期“学生一代”的基本形象。
首先，还是从年龄上看，两个群体成员几乎都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比“先生一代”刚好晚了十年：傅斯年（1896年），罗家伦（1897年），康白情（1895年），顾颉刚（1893年），江绍原（1898年），汪敬熙（1898年），孙伏园（1894年），李小峰（1897年），郭绍虞（1893年），俞平伯（1900年），郑振铎（1898年），瞿秋白（1899年），耿济之（1899年），瞿世英（1900年），许地山（1893年），王统照（1897年）。其次，这些“90后”们大多出身于新式的学校，早年也曾接受传统教育，但并未像“先生”们那样，持续到成年。五四运动兴起之时，他们恰好在大学就读（新潮社以北大学生为主，《新社会》群体成员则分别来自燕京大学、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俄文专修馆、中国大学），而且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场运动。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成为一时的学运领袖，自不待言，郑振铎、瞿秋白等也都作为各自学校的代表，有相应的作为和表现。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可能缺乏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广阔的视野，但站在五四这一崭新文化与社会秩序的开创起点之上，他们同样是幸运的一代人，身上普遍洋溢了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一种舍我其谁的历史气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的一段话，颇能代表这代人的心态：
本会同人何为发起斯会乎？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
过去的人物和势力已丧失了可能性，未来属于我辈青年，一种热烈的自我授权的历史意识，就包含在这样的表述中。1920年五四一周年之际，傅斯年在总结青年事业的开展方向时，比较了“民国的先烈”一代与“我们青年”这一代责任的不同：“那个时候的事业是什么？是革索虏的命。现在的事业是什么？是无中生有的造社会。这两件事的难易可以不假思索而下一判断的。”一代先烈创造“民国”的业绩何等光辉，而这一代“青年”转向社会重造，去“无中生有”在一盘散沙中创造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傅斯年认为这事业的分量和难度“恐怕要重无数倍吧”。
代际的比较关联着对历史走向的认识，在傅斯年这里，“自我授权”的意识，更为明确地落实在“造社会”这一紧迫而又艰巨的使命上。
在新文学最初的“戏台”上，“先生一代”无疑是活跃的主角，正是因为他们的理论鼓吹和大胆尝试，充满争议的新文学才有了可能。但不容否认，这些学者、教授、文人乃至政客们的文学生涯，大多有点“敲边鼓”的性质，除了周氏兄弟这样独异的个体，风潮过后，多数人回归了自己的“本业”或“主业”。新诗的发明人胡适就说：对他而言，文学只是一种娱乐，哲学史才是他的职业。
在《尝试集》出版后，作为新诗发明人的他，也逐渐淡出了诗坛。与“先生一代”相比，“学生一代”与文学的关系，似乎要更为紧密，五四之后的新文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他们一手确立。舒衡哲曾用“蛇”与“夜猫”的比喻，来概括《新青年》诸公与新潮社学生们的差异，按照她的解释：“先生一代”往往是激烈的传统批判者、怀疑者；在新潮社成员那里，“新”不再是一种价值取向，而已落实为一种确实的可能性。
因而，他们具有更强的专业意识，为新文化运动提供学理的、知识的支撑，也是他们工作的重点。
仅就文学方面而言，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等撰写的文学论文，较之师长辈的宣言或檄文，就有了更多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扩张开来看，这也反映了“学生一代”与前代知识分子在人生道路、社会位置方面的基本差异，诚如有论者所概括的：
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比如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即是。
虽然，日后成为了各个领域的专家，但傅斯年、罗家伦、郑振铎等人的文化形象，与后来的“文学青年”们还是有根本的不同。简言之，在他们那里，文学活动本身尚不能单独成立，对文学的关注勾连了更为广阔的思想文化构图。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傅斯年就特别提出：“二十年里的各种改革，弄到结果总是‘葫芦题’，这都源于不是根本改革。”所谓“根本改革”，即应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会，再以社会的力量改造政治，而“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建设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须放在新文学的里面”。
在“根本改革”的总体视野中理解新文学的展开向度，傅斯年的看法体现了典型的五四逻辑。在现实中，新潮社主将们也大多具有较强的行动、跨界能力，他们的身影往往活跃于文学、思想、学术、政治等多个领域。在这个群体中，由于家世及性格的影响，对于所谓文学的“本体”，俞平伯似乎有较多的用心，这也使他多少显得有些“游离”与“独在”。
在友人的眼中，恰恰是过于浓郁的文人积习，才导致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一度逃避。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王统照等，在五四时期聚集成一个团体，同样表现出对文艺的偏爱，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等很早就开始了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但从总体上看，这个团体关注的重心仍是“社会问题”，他们创办的《新社会》杂志，也以社会学的译介、讨论为中心，以至当时已专心致力于文学的王统照，和俞平伯相仿，也似乎成了该群体中另类的一员。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郑振铎等人将文学当作一种严肃的“工作”来推进，更多以编辑、翻译家、批评家的身份介入这项事业，其自觉的“工作者”形象，与一般的浪漫文艺家们也迥然不同。
或许可以说，对于五四时期的“先生”与“学生”们来说，“文学”作为伦理、思想变革的工具，其价值已充分凸显，但它尚未从文化运动、社会运动的有机整体中分离出来，尚未落实为一个独立运行的“场域”、一个有中心和边界的“文坛”。这并非只是历史的一种“过渡”现象，而在根本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殊战略有关，通过文化、思想、伦理的变革，来为新的社会、新的政治奠定基础，这本身就是五四时期的文化政治逻辑，不同“场域”之间的有机联动，正是发生在这样的逻辑之中。
1919年下半年，北京大学选派五四运动中的几位学生领袖出洋留学，后称“五大臣出洋”，象征了五四运动落潮之后，新一代精英借助“运动”中聚积的资源，开始进一步展开各自的理念。为了不使新文化运动自我空洞化，选择学术上的发展，就是新潮社的基本取向，大部分成员在短时间内都留学国外。
“主角”虽然散了，但新文学的“舞台”并没有就此空下来，在短暂的沉寂之后，特别是在1922年左右，“一个普遍的全国文学活动开始来到”，其突出的标志就是众多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期刊“如尼罗河的泛滥”。
这些小社团、小刊物，聚集了当时新文学最主要的追随者，即“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年龄、位置、身份以及境遇上，与五四时期的人物也有了显著的差别。考虑到五四之后的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吸引了众多来自各地的青年，一些当时活跃在北京的青年作者，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
并非巧合的是，上述青年作者大部分都是1900年以后出生，比起傅斯年、郑振铎等人，又刚好晚出生了十年，属于鲁迅曾说起的“虽生于清末，而大抵长于民国，吐纳共和的空气”的一代。
五四运动发生时，他们因年龄尚小或远离现场，多数没有参与这场运动，更多作为旁观者，感受到了五四的冲击力
，即使有所参与，甚至担当主力，但影响力更多局限在地方性环境中。1920年代初，当他们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五四运动已经落潮，他们也错过了进入历史的最佳时机，只能在运动的“余波”中展开自身的可能性。
从知识结构上看，无论《新青年》的“先生一代”，还是新潮社的“学生一代”，基本属于精英性的知识阶层，在不同领域各有学问根底；相较之下，这些新文坛上的后来者们，则明显处于劣势，除少部分就读于正牌大学，更多人出身于边缘的二、三流学校，或只是身份模糊的旁听者、自学者。随着新兴出版事业的繁荣，诸多报纸、副刊、杂志以及最新的出版物，成为其中不少人主要的知识来源，沈从文就曾老实坦白，自己创作知识的来源，“除了生活底子外，不外上海和北京几种杂志和报刊上文章，和商务、中华一些翻译小说”
。对于青年作者知识匮乏、修养欠缺的讥讽，不仅出自立场保守的人士，即使在新文化群体的内部，也往往屡见不鲜。
简言之，五四后新文坛上出现的更新一代，主要由一批自由流动的中小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纷纷离开故土，来到城市之中，或求学，或旁听，或追求朦胧的人生理想。由于社会位置相对边缘，他们也主要是作为追随者、模仿者，加入到了正在形成的文化秩序当中。虽然，其中的大多数，一直处于无名状态，注定要被淹没成文学史模糊的背景，但正是有了他们的热情参与，作为伦理革命、思想革命之延伸的新文学，才有可能从一系列激进的理念和形式，落实为活生生的文化实践与生活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只构成了新文学的社会基础，甚至可以当作新文学真正的历史主体来看待。如果要寻找一个群体命名的话，“文学青年”大概是最合适的称谓。
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记忆中，说起“文学青年”这个形象，总会带来一系列特殊的联想，对应于种种敏感、夸张、不求甚解又自我戏剧化的人格状态，但这个群体的文化及政治潜能，却一次次被历史证实，“文学青年”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一个特定的人格谱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一个人在年轻时，会天然地亲近于文学，但作为一个群体，“文学青年”的生成却并非如此自明、纯属“天然”，一系列外部与内部的社会条件，诸如新式教育的扩张、都市文化空间的形成、印刷资本的发展、各种社会场域的分化，以及现代文学观念与自我观念的兴起，都可能作用其间。在新文学发生自身的线索中，“文学青年”的出现，更可以看作是一个“后五四”现象，他们与上一代人在文学关联方式以及人格形象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如果说五四时期，在社会改造、思想改造的总体构图中，文学实践与其他领域的实践保持了“泛政治”的有机联动，那么，当新一代“文学青年”登上文坛，他们面对的似乎是一种正在分化的现实，“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已从思想革命、社会改造的有机整体中独立出来，实体化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具体的文类实践，同时又依托社团、期刊、读者、批评，落实为一个特定的“新文坛”。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纯文学社团的创建，当然为这个初立的文学“场域”提供了坐标系，不少由“文学青年”们随后发起的小社团，在成立之初，也都旗帜鲜明地表明自身是“专门研究文学的团体”
。类似明确的专业定位，在五四时期遍布各地的小组织、小团体中，其实很少出现。
其次，当新文学落实为一个“新文坛”，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它在客观上也造就了一个“行业”，不仅召唤出自己的读者，也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让那些背井离乡、缺乏必要文化资本的边缘青年，有了一种新的社会参与可能、一种自我安顿的文化空间。影响所及，与前辈们对公共世界的劲健参与不同，“文学”在这一代“文学青年”这里，似乎更多成为一项私人性的“志业”，更多与个体的情感、生存、欲求问题相关。由此看来，新文学发生期“代际”的转换，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空间分化的过程，一个独立的文学“场域”浮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青年群体参与文学生活的动机悄然转变，其人格形象的生成也显现出不同的逻辑。
讨论创造社作家与日本“大正时代”文学的关系时，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将鲁迅与创造社成员这两代留日作家的差别，对应于近代日本知识青年类型中“政治青年”与“文学青年”的区分。所谓“政治青年”是指“从动乱的明治初年，经过自由民权运动，到20年代民族主义时代里，形成的Moral Backbone（道义上的骨干）的青年（‘政治青年’＝‘明治青年’）”；所谓“文学青年”，则是指从明治到大正年间，受到文化主义思潮及都市化影响的一代。这两种青年类型所具有的“应当解放出来的自我的性格”，有着鲜明的差异：前者的“自我觉醒，同时是和国家的独立的意识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后者所主张的“我”，则是“脱出或逃避支配（统治）体制下存在的‘我’”，“从国家意志中解放出来，就意味着放弃了政治志向，在政治世界之外发现了‘自我’”。与此相关，两类青年在“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实学”与“文学”的关系等方面，都显现出不同的态度，在人格形象上也有“意志的生产型”与“感性的消费型”之别。
“政治青年”与“文学青年”的区分，对应于日本特殊的历史情境，不能作为普遍的叙事，但对新文学发生期的三代人而言，类似的形象区分，也可构成某种参照。具体而言，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通过自我改造来实现民族改造、社会改造的目的，是一个持续展开的课题，无论梁启超的“新民”方案，还是五四时期对“新青年”“新人”的召唤，都呈现于同一思想线索中。
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在当时各种青年小组织中，成员之间的道德砥砺和人格锤炼，就是一种普遍的风气。流风所及，包括新潮社、《新社会》群体成员在内的一代青年，在人格类型上，也大多具有一种生产性、实践性取向，相对于国家、社会等重大的公共问题，个人的职业、情感、出路，似乎尚不为这一批青年精英太多关注。
这代青年的自我授权意识，或许过于夸张，对于自身能力及道德状况的理解，或许也过于自信，日后甚至有异化、空洞化的危险，但在当时毕竟有所依托、有所凭据，对社会运动的真实参与、对时代思想的热烈回应，赋予了其人格生成一种动态的、充实的内涵。
然而，对于后来的“文学青年”来说，当他们通过阅读、旁听、投稿、组织社团，参加到新兴的文学“场域”中来，人格生成的条件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个人的发现”被看作是“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
，从传统、地方、家庭等限制性环境中解放出来，“脱域”的自我似乎拥有了全新的可能，以内在真纯的道德力量，去批判社会的腐朽、僵化，也为新文学带来最初的活力；但另一方面，现实的动荡、产业的落后以及新兴文化生活的内在区隔，又时刻阻断了可能性的实现，大量被“发现”的、可以自由流动的“个人”，实际上并不能被社会有效吸纳，而要饱尝失学、苦学、失业之苦，无法自我安顿，成为被现代教育生产出来的“零余者”。与周遭社会环境的疏离感、创伤感，恰好成为文学意识生成的温床；
新文学创作、批评及翻译所提供的一整套表述模式、一整套与世界的关联模式，又反过来不断催生了感伤“个人”的形成。诸多苦闷焦灼又卓尔不群的文学形象，由此泛滥于1920年代初的文学生活中。在追叙胡也频生平之时，对于1920年代北京“文学青年”们的生活及意识状态，丁玲就有如下描述：
公寓里住的大学生们，都是一些歌德的崇拜者，海涅、拜伦、济慈的崇拜者，鲁迅的崇拜者，这里常常谈起莫泊桑、契诃夫、易卜生、莎士比亚、高尔基、托尔斯泰……而这些大学生们似乎对学校的功课并不十分注意，他们爱上旧书摊，上小酒馆，游览名胜，爱互相过从，寻找朋友，谈论天下古今，尤其爱提笔写诗，写文，四处投稿。也频在北京住着，既然太闲，于是也跑旧书摊（他无钱买书，就站在那里把书看个大半），也读外国作品来了；在房子里还把《小说月报》上一些套色画片剪下来，贴在墙上。……在每天都可以饿肚子的情况下，一些新的世界，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生活情调和艺术气质，一天一天侵蚀着这个孤单的流浪青年，把他极简单的脑子引向美丽的、英雄的、神奇的幻想，而与他的现实生活并不相称。
在这段描述中，“文学青年”们的阅读、生活与自我想象，沾染了时髦的消费气息，造作之中又不乏动机的真挚。国内外经典作家的名号与形象、新兴的生活方式和情调，以及新潮出版物提供的各类二手知识，都暗中左右了自我的认同，将年轻人的头脑引向某种“不在地”的符号关系之中。换言之，“个人的发现”其实与一整套抽象系统、符号系统相关，并不一定带来主体的充盈，在一个泛滥的文学“场域”中，恰恰容易导向一种依附的、不稳定的甚至内在空洞的造型。有关“文学青年”形象的争议，也一再成为当时言论的焦点。
扩展来看，“不稳定的造型”不仅表现为“文学青年”主体生成的危机，在具体的历史状况中，新文学“志业”本身的自足性，也不断遭遇挑战。上文反复提及，五四之后，新文学作为一个“场域”，已从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构图中分离出来，但这个“场域”却并非能够“游离”或“独在”。文学运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实际运动的关系，逐渐成为一个需要不断阐释、充满争议的问题。1923年，共产党人邓中夏在《新诗人的棒喝》一文中，就不无忧虑地写到：
新文化运动以后，青年们什么都不学，只学做新诗；最后连长诗也不愿做，只愿做短诗。今日办一个弥洒，明天办一个湖光；今日出一本繁星，明天出一本雪朝……真是风靡一时，几乎把全中国的青年界都被他们占为领域了。
在国民革命即将兴起的背景中，邓中夏的意图无非是号召青年从虚幻的文学世界中走出，加入到正在高涨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中来。实际上，在革命动员的需要之外，在新文学日渐繁盛的同时，针对文学运动的批评也不断激增。这不仅表明社会氛围的整体激进，同时也暗示了五四时期社会有机关联的进一步瓦解：文学的“场域”不仅是独立的，而且越来越多地与政治、学术等其他社会“场域”形成了竞争、排斥的关系。这种不同“场域”、不同“志业”的相互外化与冲突，在五四一代青年那里，其实还没有特别展开。
文学“志业”如何回应上述争议？如何在激变的语境中重塑自身的位置？在新文学“场域”的形成中，允诺了创造性自我的文学“志业”，如何避免可能的异化，不断提供清新、饱满的伦理感受？“文学青年”如何打破有形与无形的束缚，寻求一种更为充沛、有效的自我安顿？要讨论1920年代新文学的走向及困境，上述追问无疑构成了基本的思考框架。因此，就新文学的整体进程而言，“文学青年”的出现，似乎具有了发生学的意味，这个群体的能量及需求，势必深刻影响新文学——这一文化“创制”在五四之后的总体气质，带来了其全新的活力，也决定了其内在的限制。
诚然，有关新文学发生期“三代人”的划分与描述，类似于某种历史抽象后的“理想类型”、某种审视五四前后“文学”位置转移的视角，不同的群体因位置、背景、机缘的差异，而取得了不同的人格类型与时代姿态，不能机械地将这种划分，等同于文坛上相关群体的交替登场。不仅同一“代”中交织了迥异的因素，不同“代际”之间的交叉、渗透乃至位移也十分常见。
比如在《新青年》阵营中，生于1891年的胡适与生于1879年的陈独秀同样属兔，年龄却相差12岁，加之留美的学术背景迥异于他人，胡适按理应该属于另一代人，但由于参与历史的特定机缘，他又仍然当之无愧地可以被认作是“导师一代”。同样，作为新文学最初的实践者，创造社的元老们与傅斯年、罗家伦、郑振铎等一样，大多出生于19世纪的90年代：郭沫若（1892年）、郁达夫（1896年）、成仿吾（1897年）、田汉（1898年）。文学革命发生时，由于远在日本，这个团体的主要分子“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都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
。他们的文学方式以及“感性的消费型”人格形象，与上文谈及的“第一代”与“第二代”，其实存在了相当的隔膜。作为穷愁青年的代言人和文坛成功的样本，他们反倒是在新文学的第三代人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反响。
另外，将“文学青年”看作是一种后五四现象，看作是五四之后社会“场域”分化的结果，这一假设也并不意味着，对“文学青年”的讨论是一个孤立的话题，只能停留在文学社会学考察的层面。考虑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殊战略之一，就是召唤出一代新的历史主体——“新青年”，作为思想变革、社会改造的主力，五四前后“青年”对“文学”的参与，因而也有着更为开阔、纵深的思想背景。众所周知，与辛亥以来以士绅阶层为主体的政治构图相比，五四更像是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各个阶层、党派、组织，在一种超越社会壁垒的“共同感受”中，形成了一次短暂的“大联合”。其中最为活跃、也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登上了舞台，并显示了强劲的历史推动力。“或因自己地位不那么显赫，或因对菁英读书人的失望”，创办《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比当时多数人更早体察到中国社会变动产生的新力量”。
他与一班友人对“新青年”的鼓吹与想象，所要表达的正是对这种新型文化政治的理解，即“希望的寄托正在青年身上，在能以天所付给之体力智力为基础，西洋近代文明之贡献为工具，以洗刷这几千年的瑕秽之青年身上”
。与此相对照，另外一些思想、政治群体，却因始终将希望借助“既成的势力”，以致错过了主导时代思潮的机遇。
事实证明，这个新兴的群体也势必代替传统的精英阶层、士绅阶层，逐渐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1923年，在《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一文中，瞿秋白曾将这种“主体”的转移，描述为“两军的交战”：
中国式的环境里，那宗法社会的士绅阶级，当年或者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现在不由得他不成为社会赘疣——高等流氓，以政客为职业，以议员为职业，——这是旧的智识阶级；那“欧风美雨”，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智识阶级。新的智识阶级中之学生界，尤其占最重要的地位，和旧的智识阶级中之官僚一样，——一是民治派的健将，一是专制派的镖师。
在瞿秋白的描述中，所谓“新的智识阶级”指向了一个广泛的阵线，但以青年学生和职员为代表的中小知识分子，在新的经济文化的机体里，确实构成了“膨胀发展”的活力之源，“文学青年”的群体，也恰恰是附属于这个阵线。
应当指出的是，所谓“青年”不完全是一个年龄的或社会学的划定，对应学生、职员、小知识分子这样特定的群体，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取得青年之资格也”
。“青年”同时还是一个思想“概念”，借助对这个“概念”的不断伸张和阐释，一代能够开创出历史可能性的崭新主体，才由此得到了召唤。与此相伴随的是，五四时期青年界出现的一些特定的“实践”方式，如思想的讨论、“学运”的鼓动、小团体的组织、“新生活”的实验等，都起到了具体的主体塑造功能。在1920年代初，随着政党政治的兴起，各种政治派别也开始在青年中发展自己的势力，由此便有了所谓“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的转变，对“青年”的召唤，又有了新的政治动员的含义。在这样的背景之中，作为一种特定的“教化”方式，“新文学”对“青年”的影响——如何提供一种身心的安排及历史位置的确立，以及“文学青年”的形象及争议，便不单纯局限于文学的内部，要把握这一问题的经纬，无疑应在文学、思想、政治等多重维度之间，建立起某种错综的视野。
以上述问题为起点，本书大致的研究思路也隐约显现：从五四到国民革命的兴起，这是新文学从发生到成立的阶段，也是一代“文学青年”登场及分化的阶段，更是诸种社会思潮剧烈激荡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内，本研究选择了若干人物、现象、群体、事件，以个案的方式展开，考察“新文学”如何作用于“新青年”，“新青年”如何通过文学介入历史，以及这一过程又伴随了何种困境，呈现了何种可能。具体而言，各章的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章“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中的文学‘志业’观念”，聚焦于郑振铎、叶圣陶等文学研究会的创立者们，重新梳理了他们五四前后的社会实践与文学活动，在新文化运动“修正”及社会改造思潮的背景中，探问将文学当作一种“终身之志业”的态度，在当时具有怎样的社会历史及伦理内涵。
第二章“新诗‘装置’内外——早期白话诗的政治与美学”，选取新文学的“急先锋”——新诗为研究对象，以“《星期评论》之群”和周作人的写作为例，力图把握在“文学场”混杂于“政治场”、标准的新诗“装置”尚未生成的条件下，早期白话诗在写作、传播、阅读方面的特殊性。从某种“后设”的文学标准看，早期白话诗或许有“非诗”之嫌，但对现代诗之“装置”的溢出，恰恰显示了早期新诗乃至新文学的发生机制，其特定的文化及政治功能也就暗含其中。
如果说第一、第二章讨论的分别是新文学发生期的“第一代人”与“第二代人”，关注了五四“泛政治”语境中这两代人独特的文学方式，那么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分化中，作为“第三代”登场的“文学青年”群体，则是后面五章论述的重点。第三章“从绿波社到无须社：‘文学青年’聚合、位置及人格造型”，尝试从“文学生态”的角度，考察1920年代初蓬勃滋生的文学小社团。具体而言，本章选择当时北京文坛上若干活跃的小团体（包括绿波社、曦社、星星社、无须社等），通过史料的爬梳，勾勒了它们彼此之间的聚合、流变关系，呈现一个北方“文学青年”群落的生成轨迹与文坛位置；同时，还以这个群落中的线索性人物于赓虞为例，在代际的比较中，分析了五四之后一个标准“文学青年”自我养成的内在轨迹。
第四章“公寓内的文学认同——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将1920年代初的沈从文当作“文学青年”的另一个典型，重新讨论了他从湘西到北京、从会馆到公寓的空间转移，结合具体作品的细读，挖掘出沈从文早期作品中的经验结构，借此凸显在一代“文学青年”身份追寻过程中，社会流动方式的转变、都市文化空间的重构、人际网络的更替、边缘的社会位置等因素的复杂作用。
第五章“‘室内的作者’与1920年代小说的‘硬写’问题”，从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谈起，探讨了1920年代文学中一个常见形象——“室内的作者”（他幽闭于室内，硬写而不能），认为该形象之所以遍布于当时的作品，与“文学青年”群体中文学生活的消费化以及新文化运动整体的封闭性相关，而如何打破室内的“幽闭”，化解上述危机，就构成了新文学重构自身位置的内在动力。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本章又以陈毅、丁玲、沈从文三位作者为例，展示了青年界中文学生活的分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不同文学变貌及身份。
第六章“‘教训’与‘反教训’——1920年代文坛上的‘导师’与‘青年’之争”，以《世界日报·副刊》上爆发的一场“老实说了吧”的论战为切入点，将1920年代文坛上“导师”与“青年”之间的频繁论争，当作某种结构性社会冲突的表现，并以胡适及《语丝》群体为例，分析了在“导师”对“青年”的指导、教训背后，隐含了对新文化运动走向怎样不同的构想。同时，这一章也考察了“青年”对“导师”的攻击与“反教训”，从中把握“文学青年”与新兴文化体制的关系以及新一轮“思想革命”的内在困境。
第七章“革命动员中的文学、知识和青年”，从《中国青年》杂志在1920年代发起的一场文学“批判”说起，这场批判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常常被看作是革命文学兴起的历史先声，但误读也在其中。本章在国共合作及青年动员的整体背景中，辨析了这场文学批判的特定指向，并从五四激进思潮的分化、知识有效性尺度的重建、青年个体处境的关注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的规划等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革命动员话语对五四新文学话语的克服，由此透视1920年代中期众多“文学青年”投身革命的历史逻辑，以及不同“志业”剧烈分化所隐含的危机。
这些个案的指向各有不同，有的涉及五四时期文学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有的聚焦新兴的都市空间中青年的处境与位置，有的讨论特定的文学主题及模式，有的则着眼于“文学青年”群体引发的争议，它们相互衔接在一起，似乎不能构成某种完整的历史叙述，但新文学“场域”的生成与变动，三代人不同的处境及“志业”感受，以及社会思潮的起落之间的动态关联，始终是一条潜在的主线。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转型，一直伴随着学科空间的不断扩容。扩容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价值前提的不断开放，新旧打通、雅俗互动，所谓开放、多元的文学史观，似乎已成为时下某种“学术正确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重返“历史现场”的要求，又构成重要的方法论支撑，突破单一的文学视野，在原始史料重新开掘的基础上，将现代文学放置在与时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多重关联中去考察，也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研究方式。作为学科发展的必然前景，一种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大文学史”构想，不仅呼之欲出，而且已落到了实处。
由于“文学青年”这个对象本身的特殊性，也由于五四新文学强烈的文化政治属性，本书讨论问题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发生于这种氛围和潮流之中，在作品细读、观念梳理之外，不仅关注五四前后社会思潮的变动、新型政党政治的兴起，也要考察代际的更替、都市空间的分布、社会流动方式的转变、新型人际网络的形成等方面。
“大文学史”构想的提出与实施，表明原有学科轨范的打破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逐渐从一门审美性的历史学科，转变为一门综合性的历史文化学科。在这一新的学科框架下，无论开疆扩土，还是精耕细作，后来的研究者都显然可以大有作为。然而，在满足学科自身展开和知识积累的需要之外，要想保持某种研究中的内在紧张感，保持一种对历史认识再问题化的能力和意愿，怎么理解“返回”“打通”一类方法，可能十分关键。如果“现场”仅仅指向某种抽象、静态的历史客观，“返回”只是为了释放丰富性和差异性，为既定的文学史图像增添更多的细节或“花边”，那么研究的历史性可能恰恰会被暗中抹擦。能否回到一种动态的具体情境中，而非从后设的认识出发，去把握事件、人物、观念的生成逻辑，去锻造一种在情境中提出问题的能力，去把握历史理解中价值思考的契机，应该是“返回”的本意所在。与此相关的是，打通学科界限的努力，也并不必然表现为平面式的拓展，将社会、政治、教育、城市等关联领域，再度实体化为知识生产的对象，开启一轮又一轮新的学术殖民。如何在扩张与联动、返回与打通的辩证中，将外部的关联性视野进一步内在化，构建一种既保持整体又执着于内在具体性的分析视野，挖掘文学现象、观念背后更为内在、纵深的历史脉络，更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运动、群体位置、文学场域的动态关联中，去把握新文学的生成线索及内在困境，本书试图完成的工作，或许包含了对上述方法并不十分成功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