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时代的文化拼盘中

《星星》的编者发来一份提纲，让我在列出的话题中选择一个，发表自己的意见。看得出，这份提纲隐含了编者对诗歌现状（或“乱象”）的关注，无论是对口语诗的评价，还是诗歌的真伪之辨，都对应着当下的诗歌热点。但坦白地说，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像“物质时代的诗歌与诗人”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典型的老生常谈。自雪莱写下《为诗一辨》的近两百年来，对所谓物质时代或者说现代社会市侩逻辑的抗议，就成为思考诗歌问题的基本模式。在笨重的物质与超越的精神之间，诗歌不得不成为一种补偿的力量，通过不断的自我辩护，来完成对历史的指控。这已经成为一种前提性的结构，诗人们或孤注一掷，或哗众取宠，无论怎样变换花样，都无法摆脱它。当然，现代诗歌的伟大理想，也由此得到哺育，它必将在常识之外，承担揭示生存真相的任务，锻造一种丰富敏锐的感性，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介入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危机也就是机遇，正是危机提供了高傲的可能。

即便是我们的现代汉语诗歌，从诞生之日起，这样一种紧张，也贯穿了它的历史。首先，作为一种“新诗”，它与古典诗歌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语言体式和经验范围上，文化形象和功能的转换，在更深处决定了它的新质。中国有着漫长的诗教传统，在古代社会，诗歌并非简单的是一种文学，它兴观群怨，与政治、社会、风俗乃至日常生活有着广泛深刻的联系，诗人对语言的经营，骨子里是效忠于一种文明秩序的。然而，在现代社会，诗歌一下子从生活的网罗和有教养的人群之中，被剥离了出来，成为一种纯之又纯的文学，中国诗人也像外国的雪莱们一样，发现自己的写作，不得不始终伴随着自我的辩护。除了在特定年代里，诗歌又恢复与政教传统的联系，作为审美现代性的尖端成果，新诗一直就在与时代的张力中，扮演着受难的英雄或文化上的先锋派的角色。诗人们先是要和传统争吵，以确立自己合法的立足点，既而又要和庸俗的大众争吵，和陈腐的文化官僚与学院派争吵；无人可吵的时候，诗人们就自我分裂成敌对的集团。正是在不断的争吵和辩驳中，现代诗人的形象才越来越清晰，他不再扮演秩序的阐释者，而要效忠于一种“较劲儿”的文化，一种抗辩的文化，在反叛时代的同时也教导着时代。

如果稍做历史回溯的话，就会发现当下作为“热点”被抛出的话题，其实很多都被多次提出过。譬如“下半身”的运动，似乎是新世纪一群先锋少年的发明，但周作人早就写过文章，为当年的“下半身”做文化上的说明。“口水诗”的流行，也不只是网络时代的产物，五四之后新诗的高涨，与一般浅薄诗人的“口水”实践，也不无关联。回到本文的话题——“物质时代的诗歌与诗人”，刚刚去世的诗人林庚在1930年代，就代我们做出了如下回答：“艺术并不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生命的醒觉；艺术语言并不是为了更雅致，而是为了更原始，仿佛那语言第一次的诞生。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物质文明越发达，我们也就越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原始力量，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俘虏。”这段高亢的陈述，至今听来，仍有一种“醒觉”的效果。

作上述评价，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话题太陈旧了，没有重新讨论的必要。话题可能是陈旧的，但我相信，对于每一代人而言，历史的处境却是唯一的，甚至是崭新的。有的时候，老调重弹恰恰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我想暗示的是，今天诗歌面对的许多问题，并不是孤立、偶然的，而是发生在一种基本结构当中，缺乏对这种结构的警惕，我们也很难真正获得洞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天而降的消费生活，可能真的让中国的诗人与读者有点猝不及防。80年代的文化英雄的演出尚未落幕，诗人们就被排挤到角落里，成为自怨自艾的一群。我们常常会听到诗歌精神衰落的哀叹，也会时常面对来自读者的尖刻责难，甚至连与诗歌关系友好的知识界，也以沉默表示着集体的冷漠。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诗人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自然也会发明出反驳的技巧，常见的方式有两种：不甘寂寞者，要利用这个时代，利用它提供的机遇，跳入公共的视野，继续借助“事件”的力量，依靠夸张的先锋表演，在激怒大众的同时，也尝试去娱乐大众，兼及娱乐自身并获取资本。那些品行端正，又能骄傲自守的，或许早已认清了诗歌可能的向度。在他们眼里，无论是关注底层，还是宣泄反文化的荷尔蒙，都只能沦为一种粗俗的诗歌政治。作为一种道德资源，诗人的正确行为是在想象力与智力上维护一种高深的联盟，诗歌的可能性只能寄托在孜孜不倦的语言探索中。

上述两种态度，都自有合理的一面，也为诗歌提供了可能的生存空间，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批评与反驳、排斥与辩护的二元结构，仍潜在地支配了一切。“物质时代”作为一种对立面，出现在诗人面前，引起了他们的愤怒、兴趣以至厌倦，但久而久之，一切都习以为常了，反应也模式化了，连公众都熟悉了这些反应。很多时候他们会像诗人一样表达自己的不满，抱怨物质生活的枯涩与专断，他们这方面的不满甚至要更为强烈。当然，对公众而言，“诗意”的渴求是与清洁、感伤的阅读，与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背包旅游、喝咖啡和红酒，以及轻狂的情爱联系在一起的。你可以认为他们很庸俗，但与他们相比，诗人的不满因日久年深，也因包藏太多的心机，反倒轻描淡写了，更像是一种礼节性的自白。

换言之，物质时代有充分的耐心和宽容，接纳诗人们的抗议，将其作为一道另类风景，布置在宏大的历史幻象之中。无论是兴奋地回到公共视野里，还是保守一种可贵的自主性，诗人其实都参与了这个时代的游戏，扮演的角色虽然不同，但角色似乎是写进剧本的，又有一个看不见的导演，在幕后左右着一切。这出戏剧，肯定不是喜剧但也谈不上什么是悲剧，只是当它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仪式之时，诗人的心灵与时代的心灵一样，都会走向封闭。在乖戾但又正确、边缘但又安全的位置上，在自洽和自由中，诗歌毕竟还有一席之地，但它正渐渐远离心灵的革命，成为时代诡计的一部分。

如果说，支配现代诗歌的抗议模式，曾在历史中创造出新的价值的话，那么在今天，一种袭得的抗议姿态，只能让人在重温先锋激情的同时，感觉到价值创造的乏力。因而，当代诗歌的危机，不是所谓物质时代的排斥或读者的大量流失，这与其说是危机，毋宁说是一种基本的处境。“危机”，或许更深层地表现在一种文化心灵的封闭上，无论是固执地捍卫诗歌的独立与高蹈，还是想通过激烈的行为，重新赢得公众的目光，我们对物质时代的被动性反应，都早已被体制化了。在历史捧出的五光十色的大餐中，诗歌似乎只能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出现，扮演文化拼盘中一碟子辛辣、爽口的小菜的角色。诗人也像各种稀奇古怪的族群一样，少了不可惜，多了也不太麻烦，被“物质时代”容忍，或者被它纵容。

能否掀翻了这桌大餐呢？大家都身处局中，肯定没有现成的方案。可能的选择是，尝试挣脱那些已耗尽能量的辩驳模式，在先锋的历史惯性之外，发展出一种更成熟、开阔的心智，去感受这个时代的内在奥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身处的物质时代并非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但也不是一个糟糕到底的时代，充其量它不过是布罗茨基所言的“二流时代”，不值得过分尊敬也不必过分恐惧，适当地偏离时代划定的界限，将目光投向另外的地方，或许才能真正直面这个时代。按照体操的讲法，这是规定动作之外一种高难度的自选动作，它涉及了对诗歌位置的大胆想象，以及诗人自身视野的辛勤拓展。

——原载《星星诗刊》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