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之外

与许多写诗的朋友相比，我不是一个专心致志的诗人，产量本来就不多，加之不断繁忙于另外的工作，写诗的事业始终不很景气，自己一贯分身乏术，更何况分心。2003年春夏之交，借着“非典”带来的意外闲暇，我一时兴起，收拾习作，自印了本小集子，希望能由此打破不尴不尬的状态，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尽量多写点东西。那本集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居然还得到了些许认可，甚至被看做是某种“转型”的标志。然而，期待中的“转型”并没有到来，到来的却是写作全面的停滞，诗歌像个旧的纸箱，被挤向了越来越偏僻的角落。当然，夜深的时候，这个纸箱的一角也会被揭起，但能见到的只有旧货，即便偶尔也勉力写上几行，略有新变，骨子里还是局促。我甚至开始忧虑，自己的诗歌生涯，是否也如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那样，已经接近了它的终点。所以，当桃洲约我写一点关于诗歌的文字时，我思前想后，觉得实在无话可说，最后决定还是谈谈这件事吧，谈谈我写作的停滞，无论今后怎样，都有必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艾略特大概说过，一个诗人到了25岁，就该考虑是否写下去的问题。我曾戏言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诗人，这个门槛至少要推迟5年。如今，我踮起脚跟，已能望到40岁的尘烟，才开始面对类似的问题，这充分说明自己心智发育的不健全。这也难怪。在漫长的虚荣的青壮年时期，对于一个多少希望与众不同的人来说，写诗的确构成一种自我确认的方式，如果碰巧赶上了普遍的觉醒或感伤年代，它的作用还会被夸大，等同于创造性自我的实现。在那样的气氛中，一个写过诗的少年，一旦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放弃诗歌，肯定会痛苦地说“不”，或者如一首古怪的诗中所写到的：一边忍住心绞痛，一边突然得意起来。

回头看自己的写作历程，前后不过十几年，在成熟诗人的眼中，学徒期还未满呢，但普遍觉醒与感伤的年代，也确实经历过了。最初写诗的几年，周遭80年代的余风还在，因而像所有人一样狂热，满足于小圈子内对诗歌力量的原始崇拜。其后的几年，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天性，原本与狂热、单纯的气息不合，于是开始尝试摆脱，正好90年代诗歌的风尚开始建立，吻合于我对智力、想象力的双份贪婪，于是气喘吁吁地、粗枝大叶地写了一些体积庞大的诗，也挥霍了被积压的语言能量。再后来，才学会了自我收缩，把握分寸，玩弄手段，半是伪装半是辛酸地把个人生活的失败，写成自嘲的诗篇。它们多数乏味、缺少性灵，少数有趣，甚至还有警策之感。原以为，自己终于跌跌撞撞地摸索出了一条小路，一度还沾沾自喜，但往两旁一看，其实只是走在了公路边上，甚至亦步亦趋追随了整个时代。还好新的时代，自己还没有太多参与，这热热闹闹的、逼得人人自危、非得使出浑身解数的时代。部分是因为自己有所保留，更多原因是自己体力、精力不支，只好旁观。

回头看来，我过去生活与写作的原则，大体是虚无主义的，部分源于个人性情的寡淡，部分源于自己接受的文学教养。在上个世纪末，一小批严肃的诗人们，普遍拥有了这样一种自信：经历了80年代的江湖鏖战，经过90年代的冷静反思，这一代诗人已站在了某种历史的山坡上，以往的轻信、盲目、专断，都暴露在俯瞰的视角之中。此时，一整套审慎的又傲慢的诗歌知识开始流行，譬如：一个诗人要懂得怎样自我约束，不要轻易向文化、社会、世界等大词致敬，还要懂得在公众生活和私生活之间狡黠地游走，并通过修辞的繁复来拒绝庸俗的习见。总之，限制诗歌的神话只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语言的快感，一个诗人应当恰如其分，做好份内的事，这样才能有更大的修辞自由。在一段时间内，这样的保守态度，因为打击了外行、江湖骗子和新手，似乎具有了革命性，颇激动了一小批严肃诗人的心。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也觉得自己游移、尖刻的天性，在上述诗学中得到了某种释放，所以开始在诗中内省地、反讽地处理一切，看似表达对社会生活的不满，实际是贪恋词语的享乐，这既满足了智力的骄傲，也补偿了小知识分子内心的花花公子渴念。我甚至一度以为当代诗歌找到了某种秩序，只要勤奋地写下去，就会参与某种精湛的传统。前几年，在一篇小文章中，我还说怀念90年代的写作状态，因为那时的诗坛还不太混乱，自己的书桌，似乎是摆在了远山之下，能望得见方向与脉络。今天看来，所谓的“远山”，或许暗指当年浮现中的秩序，我所怀念的状态，不过是自己的心安理得。

有秩序，当然是好事，能排斥江湖骗子、外行和新手，但却不一定能激励非凡的心灵，甚至会隐身为某种小圈子内的意识形态。在写作停滞的初期，我以为是自己投入的少了，该当如此，但后来我越发感到自己所熟悉的诗歌方式，其实已构成了局限：在风格上，它显现为句式的扭捏与不清晰；在气魄上，它显现为拘谨与不从容；在态度上，它显现为价值的取消与自我的不明；在与生活的关联上，它显现为貌似的贴切与实际的不关联。简单地说，这几年我之所以写不下去，除了“怠惰”这最直接的原因，更内在原因是：一切太自动了，如果只是惯性地消费语言的快感或不快之感，如果诗歌不能抽紧意识的绳扣，那么所谓“精湛的传统”不参与也罢。在这个意义上，我意识到自己的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态度，可能构成一种妨碍，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学生腔”，早晚会变得乏味。

对于一个初学者，“学生腔”是他常常会听到的批评，但什么是“学生腔”呢？在我的理解中，它指的是一种自我意识状态，自以为把握到最先锋的、最深刻的东西，但又把握不住炫耀与实验的分寸，自示高明，结果还是落了窠臼。在这个意义上，“学生腔”是普遍性的，连批评“学生腔”的人也难免沾染。譬如，现代哲学偏向将一切揭示为语言，粗通哲学的诗人，照猫画虎，也坚信语言内在的无穷可能。出于对诗神的虔敬，出于对庸俗的功利主义的蔑视，类似的观点听来倒也可爱。问题是久而久之，大众依然是庸俗的大众，而效忠于这一神话的诗人，其实也变得庸俗了，诗歌没有了视野，推卸了责任，还是回到了“学生腔”，变得狡猾又粗浅。

诗歌的活力发生在词与词的组织间，但照亮这一切的，是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力、价值创造力。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方式，如果诗歌还能提供价值的话，应该成为一张绷紧的弓，它必须找到一个对手，乃至一个死角。然而，普遍觉醒而感伤的时代过去了，留下一大堆风流人物与口号，写进了博士论文里。诗人们虽然还不很宁静，诗坛上喜气洋洋的，仍充斥着愤怒、猜忌与攻讦，但谁都无心去尝试价值，只是随手援引价值，美学的、身体的、底层的、莫名其妙的。关于诗歌的论述，或粗糙、或精致，但大体都正确，效果只是放松了诗歌的弓弦。

今天想来，远山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变旧了，成为规划过后常识性的风景，换言之，反对俗套的写作，也无可奈何地变成了俗套，挑战当代文化的诗歌，到头来却恰恰体现了当代文化的局限。出于一种朴素的自我辩解的需要，我现在要说：自己真实的心态，不是依恋远山，而是想发明远山，是想重构一种写作的方法。事实证明，这并不容易，在语言的磨练之外，更需要对世界开放自己的身心。在这种情况下，我心里清楚，写作停滞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没写那些不该写的。虽然该写什么，还是不知道。我甚至有点庆幸，自己能够停下来，好让沉闷的大脑里，能吹进一些空气，多一些回旋。毕竟，今后还是要写下去的，同样有时激越，有时沮丧，但希望自己不再为了一两首闷骚的好诗而忘乎所以了。我所希望的是这样一种诗歌，它能率性写出，但也饱含张力，并构筑视野。如果不能这样，放弃写诗，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原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