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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文里，写真就是摄影的意思。这是个标准的出口转内销的古汉语复合词。汉文古籍里的写真，指的是画画儿。山水，花鸟，特别是人物，只要是描摹实物，都叫写真，所以也通于写生、写照，可是写真的境界显得更高，更有一种追求事物之本质的使命感。《太平广记》卷二一三有个故事：
郭令公（子仪）女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幹写真，众皆称美。后又请周昉写真，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尝列二画于座，未能定其优劣。因赵夫人归省，令公问云：“此何人？”对曰：“赵郎。”“何者最似？”云：“两画总似，后画者佳。”又问：“何以言之？”“前画空得赵郎状貌，后画兼移其情性神思笑言之姿。”
“移其情性神思笑言之姿”，这个“移”字，正是“写”的本义。南齐谢赫“六法”曰：“传移，模写是也。”倒过来说，模写也就是传移，是临摹或模仿，是照葫芦画瓢。这个事实会叫今天那些自命为“作家”的写手们泄气，因为古人的“写”，不过是在copy什么东西，算不上多么了不起的创造活动。当然，copy也有不同的方法，比如故事里的韩幹，做得就不太高明。这个人，杜甫曾经严肃地批评过，说他尽管能够画马穷尽殊相，可是“幹唯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伤”。看来，韩幹是个给盛唐的时尚美学耽误了的媚俗画家，他留传下来的马，竟比周昉的仕女还要肥美，估计这回写真，也是把赵郎画得脂肪过剩，难怪赵太太评价不高。就算赵太太自己未必是什么“骨感美人”，恐怕也不喜欢派上一个痴肥的老公。显然，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写真者重骨不重肉，重神不重形。但肉可见，而骨不可见，所以像韩幹那种“生活在表面”的人，总是不讨好。
摄影术东传，日本人就用“写真”一词加以移译。比起绘画，照相拥有巨细无遗的记录功能，更具眼见为实的信用优势，所以最工的工笔画叫“照相写实主义”。但是，写得了“实”不等于写得出“真”。韩少功有一次很惊讶，觉得照片上的场景似曾相识，原来是他自家的客厅，但比实际上的要靓得多，墙壁上的污点不见了，门窗上的灰尘也没了，所以他感叹，经过选景、配光、广角镜或长焦镜以及剪接和电脑处理，影像与实象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可见，由于影像文本被视为最真实的媒介，所以比起绘画，照片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这样，一个诡谲的写真公式形成了：你要想遮蔽什么，那就去暴露吧。一张自然而朴素的照片，本身即规限或导引出一定的解释，事先已有了一番算计，老实巴交的读者哪里想得到？这是以真为幌子制作的现实的赝品。日本“私写真”的大师荒木经惟，习惯于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制造许多视觉悬念，使得人们在这种似是而非、似真还假的画面里，失去对真实的敏感，也同时失去对虚构的警惕。中国人深知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道理，所以绝不上当，干脆称之为摄影。影子呗！
可是现在，我们也时兴把摄影改口叫写真了，这又是为什么？细究其故，原来词义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移。如果你听说谁去拍了一套“写真”，那么你就该心知肚明：此人去照了相，但是没穿衣服，或者只穿极少的衣服。在日语里，写真是广义的摄影，而在今天的中文语境里，用的乃是狭义，单指人像摄影，而且往往狭得只剩下裸照，用港式的媒体惯用语是：露点或露毛。
据报载，眼下城中的仕女悄悄刮起了拍摄写真集的热风，当然是“赤身露体装作晋人”的那种，因为据说是艺术。问起为何要拍，回答差不多一样，都是希望趁着年轻的时候为自己留下一些青春的回忆。是的，“一向年光有限身”，年轻时给自己立此存照，等到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好取下一部写真，慢慢读，回想起昔日……可是我怀疑，在柔光灯下，到底写的是真呢，还是美？刚看到一段有趣的材料，“移”“写”于下：
小S说：“女明星既然要拍写真集，一定要性感，否则就跟平时拍照没两样。”原则上她希望能不化妆就不化妆，如果有摄影师敢接受挑战，拍“素颜”的她，能拍出自然的美感，她欣然接受，但如果真的完全没上妆，拍出来效果不佳，她会上淡妆。小S私底下开玩笑，说她想拍露点写真，三点全露，最好有一张照片，只露三点，身体其他部位全剪掉，她说，这只是幻想，目前当然不可能实现。
小S天才地揭示了一个事实：最真的真（the truest truth）是令人难堪的，它需要过滤，起码得上个淡妆，尽管这样一来，写真又变回了摄影。可是，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已经完全不知道，怎样去“写”，什么是“真”了。
老子曰：“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其实，官心也可以不乱的，如果远离诱惑的话。今年夏天，某地方出台了政策，规定以后不得为男性领导干部配备女性秘书。我觉得，这是对《道德经》精神的深刻领会，是从讲正气的高度对男性荷尔蒙进行的战略性管理。
当然，我也有些疑惑：“湮”，能行么？先前治理祸水，可都是用“导”的。
与今天相比，古人的思想还真是解放。岂止女秘书，女校书都给配。我指的是唐宋时候的官妓制度。喜欢读点诗词的人都知道，元、白也好，欧、苏也好，这些文章太守，经常在官邸里开一种文化含量比酒精浓度还要高的派对，呼朋引类，醉月飞觞，其间总是穿插着一些女子的衣香鬓影。她们就是官妓，或称营妓，即专门由公家养起来供在官场上佐酒酬宾的歌妓。她们美姿容，富智巧，能歌善舞，而且往往会吟几句诗。因为她们，无数雅集上的韵事流传下来，成了点缀中国文学史的迷人的花絮。
可是，有一点请记住，这些官妓尽可以与宾客们逢场作戏，助兴调情，但不得私侍枕席。也就是说，可以上桌，不可以上床。这个规定很厉害，既人性化，又非人性化，仿佛是故意用来考验官员们的素质与意志的。怀是坐定了，乱还是不乱？这是个问题。据我了解，唐宋时期广大干部基本上是正确地对待了这个问题的，私与妓通的案例寥寥可数，说明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绝大多数能够抵御身边的色诱，做到了常在河边走，硬是不湿鞋。
这就是“导”的成功。现在看来，官妓制度属于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国家仪式，它兼容放纵与约束，亲狎与距离，将两种相反的冲动冶于一炉，久而久之，个中人逐渐产生了抗体，增强了免疫力，女性的魅惑逐渐被消解，男性的力比多也不知不觉地挥发干净了。
不过正应了那句俗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偏偏是我们心目中的令德之士，似乎的确容易犯事儿。就拿这一制度最盛行的北宋来说，绯闻最多的名人，恐怕要数欧阳修。《钱氏私志》详记了一条：
欧阳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钱惟演）罢政，为西京留守。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曰：“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著，觉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升。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坐客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觞歌，而令公库偿钗。
公款买单，实在是不足为训。欧阳修是文人，有才无行倒也不值得奇怪。可是，高尚而纯粹的学者如司马光，自己不涉案，却欣赏别人作案，真让人想不到。据《后山诗话》记载：
司马温公为定武从事，同幕私幸营妓，而公讳之。尝会僧庐，公往迫之，妓逾墙去。度不可隐，乃具道。公戏之曰：“年来年去来去忙，蹩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
最不可思议的是范仲淹。他老人家，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西溪丛语》里有这么一条：
范文正守鄱阳，悦乐籍一小妓。召还，作诗寄后任云：“庆朔堂前花自栽，为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着成离恨，只托春风管领来。”到京以胭脂寄其人，题诗曰：“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慰相思？寄汝好颜色。”
据《能改斋漫录》，这事还有后话：范仲淹要求托管的后一任太守是魏介，“介得诗，因鬻以遣公”，也就是为那女孩子赎了身，脱了籍，再送了过去。要是落在今天，怎么都得告他一个性贿赂。伟大的范文正公也太不矜持细谨了吧！
尽管有这些不和谐音，比较古今两种制度安排，我们还是可以说：古人是身边有色，心中无色；今人则身边无色，心中有色。不是自己心里放不下，怎么会将那些女秘书都假定为潜在的诱惑者？
“孔夫子的所有教诲都不能使中国人去发现加勒比的菠萝或巴格达的姑娘。”弗朗西斯·约斯特（Francis Jost）的这句话，不由人不笑。
在中国古代文学里，异国情调从来算不上一个大题目。从《山海经》到《镜花缘》，满足的只是作者和读者最糟糕的博物学意义上的知识旨趣，理性价值本来就不高，情感价值更无从谈起。照一般的解释，在超稳定的两千多年里，中华文明为其子民提供了完整而自足的想象世界。从地理上说，阴阳的两极——“骏马秋风塞北”与“杏花春雨江南”——已支起一个足够广大的空间来安顿中国人的灵魂。从心理上说，和平而内敛的民族性使得那些异域风情诱惑不了我们的先人，如果它们含一点点危险的话。结果呢，一切边缘的人物与风景，只有与中心的熟悉语境相吻合，才能被人接受。《红楼梦》里“外国的美人”做的诗，是以“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的同一种“关心”，才博得了大观园里众儿女降尊纾贵的颁奖：“难为她了！”
从来不把眼光投向异域，说穿了是因为懒；而懒，正是从优越中来。有人说过，中国古代的书生决不会像西洋的骑士那样时刻准备着冲上去英雄救美，他们连爱情也指望着送上门来。崔莺莺自抱衾枕去到张生的房间，就是明证。而巴格达的姑娘如果不是扯着波斯商人的衣角到中土来，我们也想象不出究竟是什么模样。就在杜甫写《兵车行》的公元751年，高仙芝统帅唐军在西域与阿拉伯人打了一仗，兵败，有人被俘，一个叫杜环的人给捉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呆了十几年，回来写了一本《经行记》，流传下来的片言只语成为大唐帝国对大食和大秦唯一的目击记录。关于巴格达的姑娘，杜环只有一句话：“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到底还是缘悭一面。
1840年前，异国的女性就这样一直遮蔽在历史的褶皱里。魏源的《海国图志》里，关于西洋女人也还是轻轻地带过：“其女之眼光妖冶，不好廉节。”这层神秘的盖头，据我所知，一直要到1866年才见揭开。那年清政府终于向欧洲派去了第一个代表团，团长斌椿（正县级）在其《乘槎笔记》里写道：
惟泰西各大国，则端正文秀者多，妇女亦姿容美丽，所服轻绡细縠，尤极工丽。每起，则扶掖登船楼，偃卧长藤椅上。而夫日伺其侧，颐指气使，若婢媵然。两餐后，或掖以行百余步。倦则横两椅并卧，耳语如梁燕之呢喃，如鸳鸯之戢翼，天真烂漫，了不忌人。
这段文字，记录下今天在好莱坞电影里常见的一幕，那么优雅地娇纵着，从此固定了中国人对于西洋女性的集体想象。
关于异域的想象，总是与对异性的幻想分不开的，因为异国的异性能够唤起双重的神秘感。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曾经以福楼拜为例，论证了十九世纪欧洲作家有关东方的书写，总是将异国与异性编织到一起。顾彬也说：“对异国主义者来说，异国女人显得更为重要”，“世界上最神秘的异国也就是女人世界”。那么，这种混合着肉欲的异国情调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匮乏，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我想把这一点与重大的李约瑟命题联系起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因为懒。而这懒，正是从优越中来。经过了五四以来的洗礼，或者说洗脑，我们今天只知道古代中国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实，他们活得才不压抑呢。其情感空间之广阔，美学元素之丰富，非今人所能梦见。唐宋两代自有诗词可证，明清小说里也随处可见那种奢华的影子。既然欲望的花园能够“足乎己无待于外”，又何必将目光投向异方？归根结底，异国情调哪及本地风光。古代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供应最奢侈的生活用品的国度，同时也是打造最奢侈的生活方式的地方。北里烟花，南都金粉，拿余澹心《板桥杂记》的话说，“乃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又哪里想得到什么“加勒比的菠萝或巴格达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