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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怀疑论的作用

研究知识论,我们当然首先会碰到这样的两个问题:第一,究竟什么是知识;第二,到底有还是没有知识或者说我们是否拥有知识。如果你对第二个问题持否定的态度,那么你就是站在了怀疑论的立场上。在你看来,既然没有知识,所以什么是知识的问题当然也不在你的视野之中。但在这里,我们似乎不得不陷入一种理论的怪圈之中。因为如果你否认知识这一事实,理论上就蕴涵着这样的一个前提,即你是知道究竟什么可以叫做知识。因为你连什么是知识都不知道,你又怎么可能怀疑知识的有或无呢?如果你知道了究竟什么东西可以称作是知识,那么你也就无从怀疑到底有还是没有知识这样的东西。但知识论发展的历史却又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要给知识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定义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怀疑论者因此往往质疑知识论可能成立的理由。知识论在历史上与怀疑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学习和研究知识的课程,最好是从了解怀疑论开始。

怀疑论者因此往往质疑知识论可能成立的理由。知识论在历史上与怀疑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学习和研究知识的课程,最好是从了解怀疑论开始。

胡适(1891—1962):中国现代哲学家。代表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

我们的哲学教育很不重视怀疑论的作用,因为我们过度地坚持可知论的哲学立场,以为只要通过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掌握或了解世界的性质和事物运行发展的客观规律。由于过度地相信我们的认知能力,所以我们总是对怀疑论保持一种不满,甚至批判的态度。说某某哲学家具有怀疑论的倾向,实质上就是对这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批判或不满。其实,对怀疑论思想的这种态度是不公正的。

一切学术的进步发展却似乎要依赖于怀疑的精神或方法。如果对一切都熟视无睹,习以为常,那么思想就会陷于停顿,变成一潭死水。为学贵在于有疑。疑则有进。这种怀疑精神当然是哲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没有怀疑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怀疑的精神是哲学思想不断进步的基本动力。强烈的怀疑精神可以促使思想的解放和进步。学习和研究哲学尤其要重视怀疑的精神和方法。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所以能够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就在于他首先系统地运用怀疑的方法来重新评判中国传统的文化。于是他发问道:“(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吗?人家这样做,我也应该这样吗?难道没有别样的做法比这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对于历史、社会上公认的制度教训、圣贤遗训、行为信仰,他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重新拷问它们的合理性及其存在的价值,要“重新固定一切价值”。

一切学术的进步发展却似乎要依赖于怀疑的精神或方法。如果对一切都熟视无睹,习以为常,那么思想就会陷于停顿,变成一潭死水。为学贵在于有疑。疑则有进。这种怀疑精神当然是哲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没有怀疑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

他的方法论就是他终生服膺的实验主义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可以概括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困惑、疑虑的阶段

第二阶段为决定这困惑和疑虑究竟出现在什么地方

第三阶段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

第四阶段选择许多假设中的一种作为解决困惑和疑虑的可能的解决方案

第五阶段思想者在这一阶段要小心求证,把他选择的假设加以证实,以求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求得解决。

胡适所理解的实验主义方法论的核心部分当然是疑难和困惑。这方法论的五阶段都是围绕着困惑和疑难进行的。所以他的方法论又可称之为怀疑的方法。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他在整理国故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都是在这样的虽简易却又切实可行的方法论的指导之下进行的。

胡适的怀疑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但在方法论上讲,他的这种方法还是极其温和的,是不彻底的,而且运用的范围也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与西方哲学史上的怀疑主义方法论相比,那么胡适的怀疑方法简直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其实,无论在任何研究领域内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知识与怀疑、问题、疑问总是相伴随而行的。姑且不论怀疑论在其他学科领域内的作用、意义,它在哲学发展史上,尤其在知识论发展的历史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要研究知识论,我们碰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究竟有还是没有知识。极端的怀疑论者认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获得任何真理性的知识。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的感官和心灵的任何印象都是不可靠的,因此他们的结论就是“我们谁都不知道任何事物,甚至于不知道‘我们究竟是知道某物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极端怀疑论者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知识论这一学科也就不可能存在。从理论上驳斥这种类型的怀疑论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但是,极端怀疑论本身要站得住脚似乎也必须经受得住怀疑论的拷问。因为:第一,如果极端怀疑论者的看法是对的话,那么“我们谁都不知道任何事物,甚至于不知道‘我们究竟是知道某物还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一断语的正确性就应该受到质疑。因为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至少就得到了一个正确的命题,因此结论就是“怀疑一切”的命题是不正确的,所以从逻辑上说,极端怀疑论的哲学立场是站不住脚的。第二,如果极端怀疑论者是对的话,这就意味着,在他们眼里是不存在所谓的具有确定性质的东西的。但是如果一切东西都是不确定的话,那么极端怀疑论者的论点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情形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上述断语中的“我们”、“知道”、“不知道”、“某物”等概念也是不确定的。但是在极端怀疑论者的眼里这些概念的涵义是明确的,它们都有所指。如果这些概念是不确定的,那么极端怀疑论者也就不知所云。如果他们明白他们在讲什么东西,这些概念至少在他们的心中是明白的清楚的,那么他们的极端怀疑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因为他们的“我怀疑一切”的论点也就不成立了。这使我们想起了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中篇小说《罗亭》里的一段对话,是在小说主人公罗亭与毕加索夫之间进行的一场对话。罗亭知识渊博、思想深邃、极富辩才,高谈雄辩惊四座。而毕加索夫则对一切保持一种不屑一顾的鄙夷态度。当谈到论证和事实的关系的时候,对话是这样的:

“一般的论证!”毕加索夫继续说道,“简直是要我的命,这些个一般论证呀,评述呀,结论呀,等等!这些全都是根据所谓的‘信念’的;每一个人都在高谈自己的信念,还要别人也尊重它,把它捧上天去……呸!”毕加索夫向空中挥了一拳。

“妙极了!”罗亭说道,“那么,照您这样说,就没有信念这类东西了?”

“没有——根本不存在。”

“您就是这样确信的么?”

“对。”

“那么,您怎么能说没有信念这种东西呢?您自己首先就有了一个。”

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忍不住要笑了,你看着我,我瞧着你。

毕加索夫的怀疑一切是建立在某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果真要怀疑一切,那么你就什么也怀疑不了,因为怀疑一切本身就必定要预设某种具有确定性的东西。我们的结论是,如果要采取极端怀疑论的哲学立场,那么你随之也就不能表述任何东西,当然也就必然地不能够进行哲学讨论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怀疑一切本身便是一种具有确定性的信念。我们的看法是,尽管怀疑论者对知识论的研究提出了种种的质疑,但这些质疑本身就是建立在知识的确定性的基础之上的。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怀疑一切本身便是一种具有确定性的信念。我们的看法是,尽管怀疑论者对知识论的研究提出了种种的质疑,但这些质疑本身就是建立在知识的确定性的基础之上的。

而且科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知识是可能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从不确切的知到比较确切的知。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我们已经积累了关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极其丰富的知识系统。这就说明,知识是可能的。但是怀疑论却让我们在承认知识存在的同时也看到了任何知识并不具有确切无疑的性质。任何知识的构成、证实及其性质都是相对的。绝对确实明白的知识是没有的。

在知识论的研究方面,我们当然不会采取极端怀疑论的立场。因为知识论既然以知识为研究的对象,所以我们必须假定知识是存在的。设定知识的存在是研究知识论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一立场并不意味着极端的怀疑论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除了极端怀疑论之外,知识论研究在历史上还经常大量地遇到相对温和的怀疑论的诸多挑战。我们会在下面分析这些挑战。本《知识论》认为,对怀疑论不应该采取不屑一顾、置之不理的态度。在历史上,知识论的研究与怀疑论的挑战是形影不离、相伴而行,是一对不可须臾相离的伙伴。可以说,怀疑论者的思路就是知识论研究的思路,正是知识论的研究促进了怀疑论的兴起。同样怀疑论的勃兴也推动了知识论的不断进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应该重视对怀疑论的研究,考察怀疑论在知识理论发展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曾经发挥过的历史作用。

怀疑论者的思路就是知识论研究的思路,正是知识论的研究促进了怀疑论的兴起。同样怀疑论的勃兴也推动了知识论的不断进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应该重视对怀疑论的研究,考察怀疑论在知识理论发展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曾经发挥过的历史作用。

在知识论的研究中,怀疑论同时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一种是积极的作用,一种是消极的作用。

怀疑论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怀疑论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上是推进知识论研究的重要的和主要的力量。比如,对认识主体的知觉现象的研究就是因为怀疑论的逼问和拷打才不断地深入和细致。在生活中,我们格外地看重亲眼所见的种种事物。所谓的“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就形象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但是,怀疑论者挑战这样的看法。他们指出,眼见未见得是实。比如我正在阅读一本书。我们,至少我本人是对此深信不疑。我在看书是我本人的阅读经验。对于他人的阅读,我们可能怀疑,因为他极有可能眼睛看着书,而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我们对阅读的理解,他不能算是在阅读。但对于我本人正在阅读一事,只要我的精神是正常的,我是深信不疑的。但怀疑论者并不这样看。因为我的阅读经验本身就是一件充满着种种困惑的所在。因为极有可能这种阅读经验可能是在梦中进行的。梦中的阅读经验显然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它不同于清醒状态下的经验。既然名著《红楼梦》中的整个故事都是甄士隐所做的一场梦,那么我的当下的阅读经验为什么不可能是一场梦呢?于是问题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了,即我究竟该怎么来辨别清醒和做梦。梦和醒之间有无本质的区别?如有区别,我们又根据什么标准来进行划分?问题还在于,有没有这样的标准供我们在梦和清醒之间做出区别?如果有这样的标准,那么它们又是如何确立起来的?确立的过程是否是合法的合理的?

怀疑论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上是推进知识论研究的重要的和主要的力量。

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主要著作为《人性论》,《自然宗教的对话》。

我的阅读经验不仅仅可能是一场梦,而且也有可能是错觉、幻觉。如此等等。可见,眼见的东西未见得是实。

当然怀疑论不只是对我们的知觉现象提出种种的挑战,可以说在知识论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方面,我们都能看到怀疑论者的不断晃动的身影。如在什么是知识、知识的证实等问题上,怀疑论者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挑战,促使知识论的讨论更细致、更深入、更系统。

第二,知识论领域中的怀疑论化解了哲学研究和知识论探讨中的独断论和专断的作风。怀疑论的挑战清楚地表明,任何类型的知识都不可能具有清楚明白、确切无疑的性质,都不可能得到绝对的证实。知识是相对的。怀疑论的正确还表现在它确认,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他绝对不可能把握关于世界、社会和人类发展的一切知识或所谓的绝对真理。“鹪鹩栖树,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即便他能够把握到的那些知识体系也只具有相对确切的性质。任何认识主体声称自己绝对正确地把握了关于事物的绝对知识,那么如果他不是在痴人说梦,就是一个思想的专制主义者。在历史上正是休谟的怀疑论曾把康德从知识论的独断论的梦境中惊醒,使他写出了不朽的哲学名著《纯粹理性批判》,推进了知识论的进步。

第二,知识论领域中的怀疑论化解了哲学研究和知识论探讨中的独断论和专断的作风。

第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怀疑的进行并不是任意地进行的,而必须要能够“说出道理”,或者用我们惯常的说法就是,你要怀疑是可以的,但你必须给我一些理由,而且是充分的理由,让我能够相信你的怀疑是有理由的,而不是胡乱地瞎说一气。这就是说,怀疑也需要充足的理由。比如笛卡儿说,所以要怀疑是因为有许多偏见妨碍我们追求真理,是因为我们的老师传授给我们的知识可能是不真实的,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可能会欺骗我们。可以看出怀疑论的思路就是知识论研究的思路。其间的区别只在于,知识论的研究应该从正面说,知识是有的,知识应该是什么,检验知识的标准是什么等等。而怀疑论者却从另一个不同的方面,或从负面指出,你们说的都不对,这不是知识。

怀疑也需要充足的理由。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等等。

第四,怀疑论哲学思想关注的焦点是要认识主体竭力摆脱一切外在的束缚而回到主体自身的。皮浪主义之所以提倡怀疑主义是要借助于否认外在事物的知识的可能性来达到“不动心”、不受干扰的理想生活。对外在事物采取冷漠无情的态度的目的,是要人回过头来关心自己。笛卡儿怀疑一切之后,得到的是“清楚明白”的“我”。贝克莱否认物质实体的真实性,认为“物是感觉的复合”。但他却认为精神实体是不可否认的,上帝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休谟则更进一步地指出,与物质实体一样,精神实体也同样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束知觉之流。康德在休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高扬认识主体的自我意识。罗素也同样指出,什么都可怀疑,唯一不可怀疑的是感觉材料。感觉材料是私人的。叙述至此,卡西欧的话情不自禁地在我们耳边响起。他在其《人论》一书中说道:“即使连最极端的怀疑论思想家也从不否认认识自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们怀疑一切关于事物本性的普遍原理,但是这种怀疑仅仅意味着去开启一种新的和更可靠的研究方式。在哲学史上,怀疑论往往只是一种坚定的人本主义的副本而已。借着否认和摧毁外部世界的客观确实性,怀疑论者希望把人的一切思想都投回到人本身的存在上来。怀疑论者宣称,认识自我乃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为了欢享真正的自由,我们就必须努力打破把我们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的锁链。蒙田写道:‘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为了追求真理,我们必须要将所有可能怀疑的事物怀疑一遍。在哲学研究上,或者在其他的学术领域内,我们都应该采取这样的批判和怀疑的精神。但我们在此必须要注意的是,在生活中我们不能采取同样的普遍怀疑的态度。笛卡儿就是这样规劝过我们,他说道:只有在思维真理时,我们才可以采用这种普遍怀疑态度。因为在人事方面,我们往往不得不顺从大概可靠的意见,而且有时我们纵然看不到两种行动中哪一种概然性较大,我们也不得不选择一种,因为在摆脱怀疑之前,往往会错过行动的机会。胡适也是主张在学术研究上要采取严格的怀疑的态度,但在人事上他也是主张在“有疑处不疑”。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怀疑论哲学思想关注的焦点是要认识主体竭力摆脱一切外在的束缚而回到主体自身的。

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英国哲学家。主要著作为《人类知识原理》,《视觉新论》。

怀疑论固然有推进知识论进步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却也起着巨大的瓦解或消解知识论的作用。知识论首先是关于经验事实的知识。这就是说,知识是认识主体通过一定的渠道或方法或途径所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但是,怀疑论者认为,外部世界不是我们能够直接达到的,我们所能够直接得到的是自己的感觉经验。因此贝克莱指出,物是感觉的复合。物质世界因此被化解掉了。主客体也因此而两橛化,留下了一道永远也不可能填平的鸿沟。而且认识主体的感觉经验也因为怀疑论者的挑战而变得问题丛生,遍地荆棘。如上所述,感觉经验的性质就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又比如,对知识的定义,在哲学史上的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是有定论的,即证实了的真的信念是知识。但怀疑论者指出,证实了的信念未见得是知识。如此等等,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说,由于怀疑论的挑战,知识论研究领域中所有的问题似乎都没有定论,都充满着激烈的争论。正是怀疑论对知识论的这种破坏性作用使有的哲学家不无悲观地指出,知识论应该终结,只有知识论才能解决的问题,知识论却一筹莫展、毫无办法。

怀疑论固然有推进知识论进步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却也起着巨大的瓦解或消解知识论的作用。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主要著作为《数学原理》(与怀特海合著),《哲学问题》,《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心的分析》,《人类知识》等等。

怀疑论上述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都在提醒我们,对怀疑论不应该取消极的不屑一顾的态度,而应该认真深入地研究怀疑论在历史上提出的种种难题,迎接怀疑论的诸多挑战。

怀疑论上述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都在提醒我们,对怀疑论不应该取消极的不屑一顾的态度,而应该认真深入地研究怀疑论在历史上提出的种种难题,迎接怀疑论的诸多挑战。

本章的目的是在探讨知识论领域内的怀疑论的动机、理由及其目标。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研究怀疑论,探索怀疑论挑战的性质以及对怀疑论挑战的回应。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对历史上的各种不同的怀疑论流派作文本式的系统研究,而是将重点放在以下的几个方面:1.知识论领域内的怀疑论;2.各种不同的怀疑论流派所涉及到的共同的问题;3.怀疑论挑战的所依据的理由;4.我们对怀疑论的回应。为了达到或完成上述的目标,我们将首先要注意和研究的是笛卡儿和休谟的怀疑论挑战。 qNV19lbLh4fVSk6oA/IrRQYD8Rd8UK2G5C0LxZ7bRlZp9tLg4nGAfFe8QYPgjc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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