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求知应该说是人的本性之一。其实亚里士多德正是这样来规定人的本性的。在其《形而上学》一书的开头，他就如斯说道：“求知是人的本性。”这一思想最好地概括了西方哲学关于人的看法。它也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在西方哲学史上知识论的研究似乎成为了显学，竟出现了如此众多的知识论著作，几乎可以说是汗牛充栋。

其实在中国古代，荀子也说出了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之，物之理也。”（《解蔽》）这两位哲学家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但却表达出了如此惊人相似的思想。这难道是无意的巧合？不！应当承认，这是对人性的深刻的共识促使他们表达出了这一共同的观念。但荀子的这样的看法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于是，儒家思想过于强调人性中道德伦理的层面的立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没有充分认识到理性知识在德性涵养中的作用，而且更由于在表述思想时不刻意运用形式化的方法和艺术，所以中国古代思想在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古希腊哲学的哲学思考的道路。

求知是人的本性。这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差异。从牙牙学语的孩提时代起，人类就不断地询问：“为什么？”从现象上看，这种询问最初似乎仅仅反映了人类特有的好奇的本性。然而对知识要素的分析告诉我们，正是这种“为什么”问题及其对之所做的回答才构成了知识要素中最重要的部分。知其然不是知识，知其所以然才能构成知识。这种形式的询问的冲动是形成知识的根本动力。显然，它本身还不是知识。然而正是这种形式的询问表现出来的好奇的本性才是人类所具有的自我意识的表现，因为只有处在自我意识中的人才能发出这种询问。可见，正是这种形式询问的意识倾向才最终在人与动物之间划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巨大的鸿沟。

人与其他动物似乎都具有情感和意志。但其他动物在知性的发展方面却乏善可陈，我们在它们身上几乎找不到求知的蛛丝马迹。与此不同，人的理性能力在漫长的历史上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有时简直可以说是发展得过于迅速。知识在急剧的膨胀，迅速的传播。知识甚至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主宰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最主要的力量。我们人类的知性在今天已经发展到了可以运用知识的理论将关于人的情感和意志方面的种种等等编织成知识的体系程度。如本来是与人的感觉或感性的密切相关的美和审美意识都可以运用知性的力量将其提升为知识的体系。人是知、情、意的综合存在，但人的知性的过度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或扭曲了人本来就有的情感和意志。人的知识体系有可能使人的情感更细腻、更深沉，使人的意志更坚强、更坚忍不拔。或者是相反。不管怎么样，人类的知识体系越是发展，它对人类的影响也就越大。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从表面上看，“为什么”的询问仅仅是出于人的好奇的本性。然而深入的分析却揭示出，这种好奇的本性实质上是人类求得生存的生而具有的能力。动物天生就具有许多的技能，一个儿童必须靠学习才能掌握，但其中有些本领远远不是人类所能掌握的。就是人类所能掌握的那些技能，在程度上也可能永远达不到动物所具有的灵巧、快速等程度。但是，人的这种缺陷却被只有人才具有的另一种天赋所弥补，即人有求知的能力。正是这种求知的本性为人类开辟了通向也只有人类才能拥有的知识领域的道路，开辟了人类文明生活的全新方向。人不只是凭借本能、感官的功能去生活。人主要是凭借理智来适应环境以争取生存的机遇。人类适应环境的主要手段是根据不同的环境而相应地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越完善、越有普遍性，人类就越能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知识结构的不断完善是人类不断进步的标尺。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每一重大发展都是知识结构的调整和完善的结果。知识是人的产物，而知识又反过来塑造人、诱发人的更多的需要。动物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自然形态的物体，人类却有能力根据自己的知识系统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加工自然形态的物体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然而，在现代社会，只停留在对自然形态的物体加工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于是合成材料应运而生。新材料的出现完全是人类知识系统的物化，它们是知识产品。它们与自然形态的物体、与对自然形态的物体加工后的产品已有性质上的不同。人类不仅要求生存，人类还要求发展，而人类求发展的可能性完全依赖于知识系统完善的可能的程度。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是知识结构更新的直接结果。人类的发展完全是智力型的，而不是感官经验性的；而动物的发展（严格说来，动物没有发展，有的只是种的延续）的标志却主要是体格的强健有力、感官的灵敏发达、经验的丰富多样化。人在主动地适应环境以求得发展，而动物只是在消极地适应环境。由此而言，任何种类的活动或活动类型本身都不足以区别人与动物。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给人下这样一个初步的定义：人是知识的存在。在这里，知识不仅仅指自然科学知识，也指关于伦理、艺术、神话、宗教等方面的知识。

知识不仅仅是感性直观的产物。任何知识都是以命题语言表述的符号系统。因此，知识系统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普遍性原理。人们是根据知识系统去生活、去发展的。不同的知识系统赋予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和意义理论。

人是知识的存在。因此人生活在知识系统之内，而不像动物那样直接生活在物理宇宙之内。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表现为知识结构的更为系统和更为精巧和细致。而人的知识系统进展多少，自在的自然世界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人是通过知识系统来看待一切的。人通过知识系统来看待外部世界时，人实质是在同自身打交道；人在反省认识自我时，实质是在运用已有的知识系统来认识、分析自我。因此，人不能直接地认识自然，也不能直接地达到那个赤裸裸的自我。除非凭借知识这个中介，我们就不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我们所掌握的知识系统的性质决定着我们对自然的性质、对自我的性质的看法。从一个无神论学者的眼光所看见的一切显然要不同于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的眼光所看到的世界。由于人命定地要从一定的知识系统来看待自然和自我，因此对人的自我本性的研究也就必须以知识的本性为基础、为转移。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中时，我们并不是走进了一个空无一物的真空世界。毋宁说，我们走进了知识系统的世界。理性的成熟只不过意味着我们已自觉地意识到我们已生活于一定的知识网络之中，只不过意味着我们已能自如地运用既定的知识系统来看待一切。当我们意识到自身理性的成熟时，我们已不可自拔地深陷于知识系统的网络之中。

自由是人的本质。其实，自由只不过是人自觉地运用知识系统来说明自我及外在的一切，并超越自我的种种限制和割断外在的一切束缚的能力的实现。自由并不是意志的任性。自由实现的程度完全依赖于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自然、关于自我的知识系统的深刻性和普遍有效性。一个毫无知识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是决计享受不到真正的自由的。人的本性倾向于最大限度的自由，这种良好的愿望，实质是由我们关于人的本质的知识系统所激发起来的，并且似乎也只有通过知识才能获得。由于知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们简直可以这样说，人类需要通过知识获得自由，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然而，任何人在现实中所真正能欢享到的自由都绝不能是绝对的自由，因为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系统永远也达不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人类的知识系统处在永远的进化途程之中。这个进化的途程绝无终点可言，因为任何关于终点的知识都是一个有限的事实。而且我们只能凭借知识来获取某种程度的自由的情况也决定了任何自由都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只要是人，我们就不得不生活于知识世界之内。这就是人类的不自由。然而，我们命定要在知识世界之内探讨生活这一事实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人有选择知识系统的自由。然而，这种对知识系统的选择的自由也是渊源于既定的知识结构。人类所拥有的知识使自身从自然、自我获得了解放和自由，但同时我们又层层地束缚于知识的网络之中。人可以自豪地说自己是知识的主人，但从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人同样也是知识的奴仆。

任何知识都是人的知识。知识不是任性的产物。知识系统的命运决定于它对外在世界及自我的适用性。如果一个知识系统缺乏普遍的适用性，它就将为具有更广泛、更普遍的适用性的知识系统所代替。因此，知识系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人类能够形成知识系统以适应自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言，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并无多大差异。中国古代社会积累的知识的丰富和广博并不亚于西方社会。因此，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认识论思想不丰富是没有道理的。认识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认识的结果就是知识。但认识不只是局限于对对象的认识，而且主要地也是对认识主体自身的认识。从这后一方面说，中国古代哲学不关注对认识本身或认识过程、认识结果的反省、研究。什么是知识？知识的逻辑结构是什么？知识增长的规律是什么？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什么？检验认识成果真伪的标准是什么？知识是有确定性的吗？等等上述问题并未普遍地引起中国传统哲学的关注，因此它们不构成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与此不同，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却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讨论。例如，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便提出了如下的知识论的主要问题之一：知识和真或正确的意见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正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什么是知识”的问题也被称之为“泰阿泰德问题”。显然，提出这一类问题的哲学家自身的知识并不见得要比那些未提出这类问题的哲学家的知识来得丰富和渊博。但是，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又恰恰在于它为形成一个新的哲学部门——知识学或知识论，奠定了基础。在西方，自柏拉图以来，许多哲学家都试图回答柏拉图的这一问题，正是这一问题刺激了知识论系统的逐渐建立。

然而，在西方哲学史上，知识论成为哲学的核心，成为各门科学的基础这一转向也并非始于柏拉图或其他的古希腊哲学家们。虽然他们讨论了什么是知识之类的问题，但其关心的重点仍在宇宙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等方面。一般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认识论转向至少可追溯到笛卡儿的《沉思录》和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但真正自觉地把知识论看成是哲学的核心，看成是数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可靠基础的第一个哲学家是康德。任何哲学体系和科学体系都将是不可能的，除非它们能够经受得住知识理论的检验和裁决。这一看法在哲学领域本身内的革命性变革的结果便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不再是根本的了。知识论不是它们的一部分，而是相反，形而上学、本体论反倒要以知识论为基础、为核心。试问，本体论所讨论的“实体”问题如不以知识论为基础，它们又能有什么意义呢？贝克莱、休谟不正是从这一方面讨论了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吗？他们的讨论已摧毁了旧形而上学的体系，而康德则进一步把形而上学纳入到知识论的结构之中。形而上学是否可能不能从别的方面而只能从知识论领域找到答案。康德认为，旧形而上学已经过时，我们需要新的、未来的形而上学。哲学的重要性不是由于它是“科学的科学”这个崇高的位置，而是由于它为别的哲学部门和一切自然科学提供知识论的基础。康德之后，尤其是在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消失之后，“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成了哲学家们普遍关心的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几乎每一位有影响的哲学家都试图在这一哲学领域施展自己的身手，一展自己的才华，发表自己的宏论。不谈知识论似乎没有资格做一名哲学家，于是，知识论的著作大量涌现。这一哲学的发展趋势也大大地影响了在英美留学的金岳霖。可以说，他在知识论方面下的功夫最多，花的精力也最大。

从中国现代哲学发展史来看，在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思想界着重引进和介绍了西方哲学的各大主要流派。而到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哲学则逐渐走上了一条比较成熟的道路，其标志就是一些哲学家在融会贯通了中西哲学的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中影响较大且有自己思想体系的哲学家当数冯友兰、熊十力和金岳霖。《贞元六书》代表了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的思想体系，其主题为形而上学、人生境界说等，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则是典型的人本哲学的代表作。他们作为哲学家从未涉足知识论或认识论领域。从此着眼，可以说，他们俩人主要仍是中国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俩人特别是冯友兰，虽然受到了西方哲学的较大影响。用西方哲学的眼光看，他们的形而上学体系从本质上仍属于康德之前的旧形而上学的范围，即他们并未以知识论作为其哲学体系的基础或核心。不但如此，他们也并未对知识论领域投以哪怕是匆匆的一瞥。所以，在中国哲学中，知识论领域仍是一片无人耕耘的处女地。当然，也并不是真正没有人窥视过她。在此应该提到张东荪其人。他曾于1934年发表了《认识论》一书。此书是中国最早的认识论专著，但他仍以介绍西方的认识论思想为主，且搬得较多，又缺乏严密的逻辑方法，思想前后颇多不一贯之处，所以不能自成一家之言。他自己也承认他只是个折衷论者或杂家。真正填补中国哲学知识论领域空白的应是金岳霖的《知识论》一书。此书在思想的深度、论证的严密细致、理论的创造性方面，都是张东荪一书所不能比拟的。

《知识论》一书使金岳霖成为中国知识论领域的开拓者，而不是中国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奠基者。理由是，金岳霖并不是像康德那样，把知识论看作是哲学的核心。相反，他却仍然沿袭康德之前的哲学传统，认为本体论或玄学是哲学的核心，是知识论的基础。他指出：玄学是“统摄全部哲学的”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8页。但不管怎么样，《知识论》一书毕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知识论巨著。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金岳霖的《知识论》大体上反映的只是西方哲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知识理论的研究成果。而这之后，知识理论有了新的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在20世纪中叶后，知识已全面渗入到政治、经济及科技等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日益巨大的作用。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哲学界，自金岳霖之后，却很少有人倾心于知识论的研究。在后面的篇幅，我们将概要地论述知识在现代经济、政治等领域中所发挥的革命性的作用，意在指出，随着知识在世界范围内所起的日益巨大的作用，加强知识论的研究已成为我国哲学界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现在，似乎很少有人会对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哲学思想感兴趣了，因为它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但是，他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现在却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到处出现在通俗杂志与书刊中。应当承认，培根的这一口号确实揭示出了知识在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的作用。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已充分意识到了知识的作用。但一般情况下人们只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意识到知识在谋取理想的职业、求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方面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他们未必能认识到培根这一口号深刻的哲学意义。

“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它已过于宽泛，不够准确，因为它已不能充分地揭示出知识在当今及未来的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所起的日益巨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知识的作用不只局限在个人的生活方面，不只局限在对个别学科的影响，知识也不仅仅是培根所了解的是主宰自然的力量。现在，知识已成为了在经济、政治及整个社会中引起巨大的、根本性变革的主导因素。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充满着剧烈变化的世界之中，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格外的混乱、格外的无序。但在这混乱与无序之中却显示出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这就是知识的急剧膨胀和极其迅速地传播。知识已渗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把触角伸展到未来的世纪之中。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首先注意到了知识在现代西方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发生的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权力分配论”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有：权力转移论、公司新目标论，生产者主权论，企业与外界关系转变论，阶级冲突变化论。上述理论的基石便是他的权力转移论。在他看来，引起企业公司内部的权力转移的根本性的革命因素便是知识。

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权力总是与“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联系在一起的，谁拥有这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谁就拥有权力。在封建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是这一要素的供给者，所以地主便拥有权力。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代替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权力也就相应地转移到了资本家的手里。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工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需要的专门知识越来越复杂，专门知识已成为企业成败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于是，权力就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了一批拥有现代工业技术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技能的人手中。这些人被称作“技术结构阶层”，它包括经理、科学家、工程师、工厂经营管理人员、律师等。由于权力转移，现代公司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权力的转移又引发了如下几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1）现代公司的新目标在“技术结构阶层”掌权之后，已从过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目标转变为追求“稳定”、“增长”和“技术兴趣”等目标；（2）为了实现“稳定”这一首要目标，商品生产已由过去的“消费者主权”理论转变为“生产者主权”的理论；（3）“技术结构阶层”掌权后，企业与银行、国家、工会、科技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不再融合，企业与工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企业与国家融为一体，等等；（4）与上述的变化相适应，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加尔布雷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冲突，已经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对立，而是有知识者和无知识者之间的对立。

加尔布雷斯的“权力分配论”的新颖独到之处是他能够从“知识”这一全新的视野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内部结构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因为他看到了知识是现代社会中“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从目前看，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有日益扩大之势。

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断得到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的回应。一时间，以“知识”为核心范畴来描述、分析现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以“知识”来构想未来世纪的社会总特征成了一种特别受人青睐的时尚。如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堺屋太一的《知识价值革命》一书就是运用“知识价值”一词来描绘未来社会的总体特征，而且他把即将到来的未来社会干脆称之为“知识价值社会”。“知识价值社会”是由“知识价值革命”引起的。他认为，这种“知识价值革命”在日本、美国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电子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广泛的普及而产生的。他指出，“知识价值社会”是比起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说更加重视创造“知识与智慧价值”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将会减少对物质财富的数量方面的需求，而会增加对取决于社会主观意识的“知识与智慧的价值”的需求。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则完全从“知识”出发来分析和描绘现代及未来社会或世界中的政治、经济的总体特征。

传统的政治权力概念有两大要素，暴力和财富。在古代社会中，暴力在政治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权力即暴力。但暴力有着极大的弊端，即暴力的运用只能产生新的暴力。它的另一缺陷在于它只能用来进行惩罚。所以，以暴力为实质的权力是低质的权力。与暴力不同，财富则创造了优于暴力的权力，它既可用于威胁或惩罚，也可以提供奖赏，因此它比暴力灵活得多了。然而真正高质量的权力则源于知识的应用，因为知识可用于惩罚、奖励、劝说甚至化敌为友。知识也可以充当财富和暴力的增值器，它可以用来扩充暴力或增加财富，也可以减少为达到某项目的所需要的暴力数量和财富数量。知识本身不仅仅是高质量的权力之源，而且它还是暴力和财富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知识从暴力和财富的附属物变成了它们的精髓。此外，力量和财富都是有限的，而知识的运用却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知识具有无限的延伸性。更为重要的是，知识是最民主的权力之源。武力和财富是强者和富人的特征，而知识的真正革命性特征则是，弱者和穷人也可以掌握知识。从现代政治学概念来讲，暴力和财富变得越来越依附于知识。

由于知识在经济生活中的全面渗入，现代的经济生活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随着服务及信息行业在发达国家中的增长及制造业本身的电脑化，财富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尽管那些投资于落后工业行业的人仍将工厂、设备以及财产目录这样一些“硬资产”视为决定性的因素，但那些在急速增长的最先进的行业中投资的人却依赖于完全不同的因素（知识或信息）来保证其投资效益。知识现在成了新的资本形态。以实物形态表现的传统资本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时空有限性。知识资本却不同，它具有无限的延伸性。同一种知识可同时被许多不同的使用者应用。而且运用知识的同时也是创造知识的时候，知识不可穷尽，无法独占。这就是知识资本的革命性特征。由于知识减少了人们对原料、劳动、时间、空间和资本的需要，知识已成为先进经济的主要资本。随着这种状况的发生，知识正在升值，正因为如此，争夺知识的信息战才到处在爆发。

经济的知识化或知识经济又被称之为“超级信息符号经济”。其特点之一是知识密集性行业取代了那些主要依赖于原料和劳动力的制造业的地位而迅速崛起。另一显著特点是，知识增长率和淘汰率以超速递增的速度同步运行。所以，知识经济是一种快速运转的经济。在当今的世界，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财富以惊人的速度递增，时间成了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这就使得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必须在发展知识经济方面努力实现与发达国家同速运转。货币也日益信息化了。正如过去金银代替实物交易、纸币取代金银行使交换职能一样，储有大量信息的信用卡正在取代纸币的职能。总之，“知识是现代经济，特别是21世纪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一看法已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新闻决策人物的共识。

随着知识信息通过越来越庞大的计算机网络、电视媒介、电话通信设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不但经济出现了飞速的运转，而且也加速了政治变革的速度。任何人想要通过封锁、控制来推迟民主的实现，实行专制统治，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知识在社会生活中全方位地渗透已使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将发生愈益巨大的变化。知识在现代及未来社会中的巨大作用，是培根所始料不及的。可以断言，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已不仅仅是力量，它也是权力，是财富，是资本。知识成了全球范围内的K因素（知识在英文中为Knowledge）。要在未来的世纪中立于不败之地，求得更大的发展，我们就必须不失时机地掌握世界范围内不断更新的知识系统。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社会。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上述所谓的知识的含义是比较宽松的，而且强调的是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这样的知识并不如知识论研究领域内的“知识”定义那么的严格，更为重要的是，后者是一种纯学术的研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者还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知识论的研究在西方有着悠久漫长的历史，所以知识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才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知识经济等概念才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现。

上面关于知识社会的图景，也越来越使一些哲学家对之给予更大的关注。这表现在在知识论研究领域内便是“知识”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不断拓宽。人们现在更为关注实际渗透于政治、经济及科技活动中的知识现象。传统观念认为，知识是真的信念，知识是以真命题表达的；而现在，一些哲学家却从信息的意义上来定义知识，认为知识就是正确的信息。这就使知识论的研究具有了现代的意义。

但中国哲学界却对知识论历来不感兴趣，所以对知识的作用也不给予热情的关注。不少人热衷于对认识论作思辨的宏观研究，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讨论认识主体、客体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应该说，这些宏观的思辨的讨论是必要的。但是，要使我们的认识论现代化，我们现在更需要重视对知识理论作微观的研究。知识论或认识论与哲学其他的分支的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在于它从来不是，也不应是脱离实际的纯思辨的讨论。

这部《知识论》教材是作者在系统地研究西方及中国现代有关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自以为有了一点心得，于是试图融会贯通各家各派的理论而写成的。希望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知识论研究有所贡献。

教材与学术专著有所区别。其间的区别似乎在于，学术专著要以个性为主，有自己的与众不同的看法；论证要细致深入，无微不至；引证材料务必要详实。但教材的撰写却应该取学术界对某些问题已经达致的共识，教材要有自己的特点，但首先当然是要以共性为主；论证虽然不要求与学术专著那样唯精唯专，但也必须把论证的过程尽其可能地细致地复原出来，做到说理透彻、清晰；材料的引证不必过多，过多的材料恐怕会影响知识论叙述理路的顺畅，但重要的引证材料却是必需的，对于当下学术界的共识的部分没有做详细的引证。可以说本教材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科书。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作者对于知识论的研究虽有年头，但由于先天资性愚钝，缺乏灵性，又加钻研不精深，不够勤奋，对于某些问题或许表述不清，论证可能不严密，材料引证甚或不严谨，或者其他可能的种种问题，敬希读者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