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所撰写的康德研究论文的汇集。按照康德哲学的领域，它在内容上分为理论哲学、实践哲学和美学研究三个部分。只不过讨论《判断力批判》的论文只有一篇，在篇幅上并不与其他两个部分相称，所以就与其他两篇文字合为余论。在整部文集里面，实践哲学的研究论文篇数最多，这正是我近年来学术关切和研究重心的如实体现。

理论哲学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哲学的基础领域，而康德理论哲学正是最触动人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关切和情怀的胜地。在欧洲，自近代以来，哲学家们对既有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总是承带着对某种新的形而上学的诠证。这是理论哲学无可避免的使命，就如康德所说，它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区别主要在于哲学家们是否意识到和是否愿意承认用来批判和摧毁既有的或曰旧的形而上学的根据之中亦包含了新的形而上学的因素和根源，并且是否会考察新的形而上学有什么样的性质。康德是相当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哲学家，所以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形而上学，而只是批判特定形式和类型的形而上学，同时着力营造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后者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科学的形而上学。科学的（或曰学术的）形而上学包含康德的一个理想，这就是为所有科学奠定一个确定的基础，它要确保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康德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对此人们的看法是相当分歧的。探索科学的基础，或者一般认识的基础，与奠定科学与认识的基础是可以区分开来考察的两件事情。到现在为止，人类在认识自然上面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将宇宙中所有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力归结为四种，并且尝试建立这四种力之间的统一性。与之相对照，人类对自己的精神活动的认识却并没有取得类似的进展。不用说一些基本定律或规律，事实上，甚至许多被视为基本事实的东西也是不清楚的。比如，理性、感性究竟是不是两种不同的事实，或者更切近地说，当下的经验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还原是一种单纯的精神活动，还是也包含某种其他性质的活动在内？或者更准确地说，人们就如何来规定和命名这些事实还远未取得一致的意识。当然，人们可以并且实际上也采取某种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说，这些事件或事态并不能够单独地得到理解或解释，它们需要在一个有关认识、或者有关人的精神活动的总体理论之中得到解释，而有关的事实、规则或原理也只有在这样的体系之中才能建立起来并有其意义。

自现代以来出现了若干种此类的整体理论体系，不过，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就其自身来说是完整的，而总是包含其理论和解释所不及的空白，并且通常也包含着无可避免的自相矛盾。每一个这样的体系也总是有其不同的观念、方法和视野的特殊之处。面对人类关于自身认识的现状而回顾现代理论哲学的进程，倘若人们无法全盘否定所有此类体系探索的意义，那么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它们之间是否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或者具体地说，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在某个层次、某个视角、某个观点上面彼此转换的可能性？或者至少在解释方面涵沉某种相容性？这应当是哲学史研究的题目，但却是揭示人类精神活动状况的要求。

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理论哲学的探讨越来越非体系化。人们虽然对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些特定层面的特定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进展，甚至很大的进展，但是在对精神现象的总体解释方面，因而在理论体系的营造方面却可以说是毫无建树；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人们在这些领域的雄心和野心已经在所面临的巨大困境之前变得委顿不堪，仿佛能力也一并被消磨掉了。一个根本的原因，也即几乎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在几千年的哲学研究与探索之后，人们对如下一点似乎越来越没有信心：知识是否具有最终的确定性以及此种确定性的根据究竟居于何处？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研究康德哲学，任何一个真诚的研究者都需要或都会扪心自问：目的何在？意义何在？康德极其明确地规定了自己哲学的任务，那就是为人类知识提供确定性的根据，同时也为人类行为提供确定性的根据。从根本上来看，康德与自笛卡儿以来的西方哲学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就是从主体，也就是说从人的精神之中的意识领域寻找确定性。从康德到胡塞尔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确定性的结构和条件必定存在于意识之中，而理论哲学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皆可归结到一点，即这个结构及其条件尚未被人发现，或者尚未受到正确的理解。确定性始终以科学和数学为榜样，然而当科学知识本身的确定性也开始动摇之时，数学或许就是最后的慰藉。这就是理论哲学的现代性特征，或者换言之，哲学的现代性困境。研究康德的意义就在于它依旧是理解这种困境并且尝试突破的一种探索。语言学转向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代哲学的局面，所谓表达的清楚和句子的意义没有确定性的支持是无法达到的。自然，关于康德的研究也可以出于单纯的理智游戏的兴趣，把那些终极的关切当做假定的东西而只是考察康德哲学的结构、文本和语义。技术性的康德研究或通常所说的康德专家的兴趣通常就是偏重于后一方面。

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的一段时间，考察康德理论哲学的结构本身成为我学术活动的一个主要关切，而在阅读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若干经典著作并深入思考相关问题之后，我逐渐意识到超越此类研究的必要性，从而放弃了原来的总体研究计划。因此，现在回首自己的康德研究，就会重温那项计划，而体现在这个论文集里的特点却是缺乏连贯性的康德理论哲学研究。

尽管如此，本文集中关于理论哲学研究的文字依然有其主题，这就是意识和方法这两个对象。体现第一个主题的文字乃是关于康德意识理论与笛卡儿和胡塞尔意识理论的比较研究。尤其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考察，原先就是为了认识康德哲学在当代的意义，就如自己对分析哲学的关切一样。

意识结构研究，尤其是揭示现象学的意识结构研究，对我就如对许多人一样，确实有其引人入胜之处。它使人们发现意识原来是可以分析和展现出这样复杂的层次与结构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可以构造出这样的结构来的。现象学的探索表明，以往关于意识的认识都过于简单和肤浅，而其所内含的丘壑之层出不穷和旁见侧出，乃使自然语言捉襟见肘，而无法将它们清楚和充分地陈述出来。通过对比康德与胡塞尔的工作而尝试清楚地描述意识的一般结构，是我当时从事相关研究的潜在的目的。然而，我后来领会到，现象学工作一直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之中：它不能确定自己的工作究竟是在揭示意识的现实活动图景，还是在构造意识的某种理想的结构。而且人们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是，现象学即便能够描述出意识结构的某种详尽的图像，也依然无法为知识的确定性提供充分的根据。而事实上，现象学主要还是在追踪意识活动的过程，康德所关注的是使意识从而也就是使认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其核心是使一切形式和质料得以构成的先天的综合能力，但康德试图以体系的方式将此种能力和活动形式化，即概括为逻辑的形式，尤其是将综合的统一性概括或转换为某些范畴，从而使之具有一般科学认识的特征。

康德哲学方法与方法论可以说是康德理论哲学中最值得探讨的层面。本人的康德研究就是从方法研究起步的。此处当然不用提方法与理论的一致性，这原是康德已经清楚表达过了的思想。人们需要研究的是康德对方法论的高度自觉和重视。当人们从方法与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康德哲学时，就会发现康德对现代哲学的影响远在人们的估计之上，或者说，现代哲学方法与康德哲学方法之间具有相当的共同点，倘若不说一致性的话。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人们通常会为一些特定的观念或原则所局限，从而会于一些重要的、基本的东西而不顾；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或为此之喻。在汉语学界，受流俗观点的影响而使不少人对康德有一种过分的评价，即认为康德之前的欧洲现代早期哲学都要通过康德而走向现代。事实上，确实有些哲学是可以绕过康德而直接进入现代的，或者换言之，某些现当代的哲学思想可以直接上溯至康德之前的哲学而与其没有什么瓜葛。然而，现当代哲学的主流确实都与康德直接相关联，都深受其理论的影响，而其中的主要因素就是方法与方法论的影响。无论先验的、综合的与分析的，还是批判的、构成的，都是肇始于康德或由康德首先营造为学说的方法与方法论。现代哲学就其主流而言首先就是方法论的学说，而这一点也是我重新思考康德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康德批判的形而上学》一文正是落实这样一种观念的努力。

需要特地说明一下的是，《反思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位置》一文是作者最早正式发表的康德研究论文。这份简单的文本分析包含了对康德与黑格尔哲学的不同评价。今天看来，这样的研究尚无对康德哲学整体把握的知识背景，而只有文本上的澄清之效，这是它值得收录在这里的理由。

研究康德实践哲学的论文就如读者所见那样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就是关于《实践理性批判》的研究，其二就是关于康德的法哲学、启蒙、政治哲学和国际正义理论等的研究。这些考察与我近年所从事的政治哲学研究具有直接的关系，并且可以说，它们也大大拓宽了后者的视野与深度。不过，就如别处说过的那样，关于康德实践哲学的研究其实也正是我转向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现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尤其是罗尔斯理论的出现，康德实践哲学，尤其是其中那些可以归入法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其他领域的学说的现代意义格外地突现了出来。这自然也为重新理解康德实践哲学提供了相当有益的启发，比如关于康德道德法则之道德的理解并不应当局限于狭义的道德概念，从而也可以理解为正义原则的一种逻辑形式。

当人们经过漫长的实证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分庭抗礼的时代，那个精神不是沉沦于琐碎就是热衷于放谈的时代之后，重新阅读康德实践哲学，思考他对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的学说，就会豁然清爽开朗，而发现康德理论的彻底与简明所蕴涵的深远意义。虽然人们并不能够将康德的说法原封不动地搬用于今天，但它不但提供和论证了最为核心的观念和原则，而且制定和阐明了基本的方法。当代世界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在复杂性等方面远胜于康德时代，然而，愈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其基本行为方面却愈需要简明而根本的原则来规范，就如围棋的变化远胜于象棋，而前者的规范却远比后者简单一样。自不待言，康德并没有预言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及其关系并提出因应之道，他只是彻底考察了人的基本行为及其规范；基本而简单的就是普遍的，譬如就政治哲学而论，康德思想的现代意义不仅体现在国内正义上面，而且也体现在国际正义，或者更一般地说，世界正义上面。顺着这一思路，可以一提的是，本人关于康德研究的心得不仅展现在此文集中直接以康德哲学为主题的文字里面，而且也体现在我关于政治哲学研究的文字之中。

《判断力批判》同样包含了关于人类审美和文化的基础并彻底的原理——它的许多意义尚未为人清楚地揭示出来。文集中《〈判断力批判〉与现代美学十二问》一文只是提出了需要展开和深入考察的若干问题，而研究本身却有待于来日。

此部文集只是作者康德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康德哲学乃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中心关切，因此康德研究自然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因此这里就有几点需要稍做说明。其一，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是，文集中各篇论文中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读者在阅读时就会发现讨论特定问题的观点与评价或许会有较大的变化；不仅如此，事实上，相关的观点和评价还在进一步变化。其二，研究康德实践哲学的各篇论文，由于是独立写成的，而有些内容是必须作为基本背景而予以说明的，所以就出现了少量的重复。其三，因为研究进展的不同以及观点的变化，加之撰写时间的不同，一些概念的表达或者说术语也会略有不同——对此我的措置方法就是基本上保持原样，而不做大的调整。其四，尚有若干篇研究康德的文字没有收录在集中，是因为自己觉得那些文章没有提出新的观点或见解。以上诸点都是需要请读者予以谅解和理解的。

从现当代关切的视野来研究康德是作者一贯的思路。事实上，人们必须直面哲学基础问题，就如直面康德哲学的基本问题一样。因此，当人们面对现当代哲学难题，回顾康德的观点，或者在研究康德学说时，将现当代基础问题作为语境，都会同时加深对康德哲学和现当代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而有利于尝试可能的解决之道；对康德研究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解决一些专业研究或文本研究难以解释的难点。

哲学研究虽然需要基本知识与素养，但如何进入，却是相当个人性的事情。人们既可以从研究康德哲学而转向对哲学基础问题的追问，同样也可以以相反的方向开始。对本人来说，哲学研究从来不是单纯的理智游戏，而是出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所说的那种形而上学倾向。事实上，早年的文本研究原是以此为背景的。后来逐渐放弃文本的、也就是所谓专业性的康德研究，失去了某种专业上的成就感，而对基础问题的探索，则有更多的理论探险的意义。

早年的康德研究将大量的功夫用在了理论哲学上面，至今我的基本关切还是在这个方面。重新回到理论哲学，也就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它上面，一直就是我的心愿。事实上，这些年也时而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并有具体的计划。在学术领域中行走，尤其是对康德哲学和其他基础研究，我向来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材料上和在观点上的准备通常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这自然有其相当的好处，即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但是它也有一个危险，即久而久之相关的研究和考察就会因为其他的关切和事务的袭来而被耽搁了。在康德研究和其他研究中我都有这样的经历。虽然就自己的可能的生涯来说，还有重拾的机会，但是由于学术研究铺得太开，一件件都收拾结束，看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上世纪末译完《实践理性批判》之后，曾经筹划将其余两个“批判”一并译出，这样便可以落实自己实现康德哲学汉语术语统一的想法。不过，任何的翻译都要以深入的研究为前提。虽然《纯粹理性批判》研究有年，但《判断力批判》则研究尚嫌不足，却接受了出版社的委托；于是我集中精力展开研究与开设课程，一段时间内颇有心得与收获。这一项工作至今还没有完成。在此期间，我自己也逐渐意识到，对于康德哲学来说，翻译固然重要，但研究同样重要，并且更加重要；对于其他重要的西方哲学家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中国现在是西方学术文献翻译的大国，但却不是相关研究的强国。许多研究不仅在低水平上进行，而且由于学术规范的缺失，也仿佛总是在从头做起，从而还在低水平上一再重复。一般而言，就译者主观方面来说，优秀的学术著作翻译需要两项素质，其一就是研究，研究应当先行于翻译；其二就是认真、严肃的态度与敬业精神。由于许多译者缺乏这两个条件，虽然每年都有大量学术译著问世，但却只有相当少量的一些译本是可以放心引证的。自然，我们也要看到，除了80年代以前的经典翻译之外，在现在的所有学术翻译中，康德著作的汉译工作可以说是所有学术翻译中少见的严肃认真的事例之一，然而这也并非意味着它没有尚需改进的余地。

行文到此，竟又想起庄子大知闲闲的话来。

求知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倾向，形而上学的倾向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中国古人原本早已领会了这一点，所以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或许可以借来阐发康德哲学的一个特点：虽然有界却也无限。康德以有涯之生而建立无限之学，其理由何在？庄子在说了上面那句话后又强调说：“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此一句的通常疏解是，既然知道这件事如此困难乃至危险而再去求知，不啻自取灭亡！然而，如此的诠释是大可质疑的。庄子充分认识到人类求知愿望的强烈，否则，他也就不会一再用“殆矣”这样语气激烈的话语来警戒世人。我不想匆忙地用单单这一句话来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之中形而上学精神缺乏的原因，而只是想强调任何哲学研究就是以有涯的生命来探索无限的知识的活动。现代社会的基础在于知识，不过，这并不是强行的活动，而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件，尽管它会受到人们有意识的促进，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要被迫去从事这样的精神活动——它是人们自愿选择的事情。人确实是可以格物而不致知的。然而，无论如何养生，如何养气，求知也是一生，不求知也是一生；用庄子的话来说，求知也“殆矣”，不求知也“殆矣”。于是，谁能够说，何者更其逍遥？

那么大知闲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韩水法
2009年3月18日
写定于北京魏公村听风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