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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我在卧佛山庄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主办的“理性的命运：启蒙的当代理解”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闭幕的当晚，尚未离去的中德学者在痛饮浅斟低吟高喧之际，偶然诞生了组织德国科学院哲学学科文本编辑小组访问中国的想法。不到一年时间，这一不经意之间形成的美好计划便被实现了。对此我感到欣慰与轻松。学术是通过学人来完成的。先进便捷的通讯技术无法也没有必要代替学人之间面对面的交谈。偶然的思想火花与人缘是学术发展特别是交流互动中不可忽视的两大因素。
使用副词形容词时须小心，更不必动辄使用其最高级形态。尽管如此：这次参会的德国科学院系统五大文本编辑项目确实是德国哲学或者准确说人文精神学科基础研究中的旗舰项目。把这类保护文化遗产性的同时又为研究翻译提供尽可能超越历史限制的文字基础的工作以如此大的规模展示给研究译介西方特别是德国文化的中国同行，尚是第一次。通过这一活动，让经年翻译研究康德、黑格尔、马恩、尼采的专家学者们一饱眼福看看各自研究对象的宝墨真迹，了解自己使用的原文版本的具体细致的生成过程，只是一个顺便的收获。更重要的学术意义，是通过把文本编辑与翻译以及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一个新的合作领域，为三者观察与反思各自的工作提供了至今尚未受到足够注意的视角。
与文本整理出版有对应之处的一项工作是文本的翻译。前一项面对的是不同的文本写成时所使用的语言（拉丁、法文、德文等），翻译则是把文本从其原始语言转化为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文本编辑与翻译之间的关系是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历史校对版非常注重异文，异文不仅能够体现文本的生成过程，而且能展现作者也许想写但出于某些原因而不愿写出的东西，其中包括作者对语言词句的提炼。这些对原始文本的整理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对翻译也是有用的？有无必要在翻译中体现出来以及如何体现等等，均属于尚未得到研究关注的问题。还有，如同尼采文本编辑中所引进的新的展现方法所体现的那样，原始文本的编辑者通过使用现代的技术提供给读者解读研究的，常常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词与词连接起来的一行又一行、一页连一页的文章，而是一幅一幅的图画。面对这样的一幅画，翻译者应该怎么办？
诸如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马恩等思想家的精神遗产属于人类，整理他们的文稿、为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提供基本的文本进而使其成为人类思考与解决现代问题时必须参考的重要资源，既是德国学界的光荣更是他们应尽的使命与义务。文本的编辑出版是一项基本的既保存又开发的工作，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资料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在至今的工作中，文本编辑者更多的是恪守自身的规则，强调甚至炫耀编辑过程中所必需具备的传统文化修养，特别是文字语言功夫。在保持文本中立忠实历史的基础上如何顾及翻译者研究者的期望与要求，同样是一个有待在编辑理论上深入探讨并在实践上不断尝试的课题。
以历史校对的方法对经典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是滥觞于上世纪初的德国历史主义带来的一个产物。至今尚未完成的莱布尼茨项目和康德项目就是在大约100多年前的那个时候开始的。经典有文本的意义，但其生命力却建立在思想与精神的层面上。所谓经典即在于，某一具体的根基于单一文化特质、诞生于某一个地域某一时代的思想能够离开自己的精神家园，经历时空的筛选而逐步地进入到一个普遍化普世化的过程，进而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对西方特别是德国哲学的译介还是对其的研究，中国学界都是一个不应被西方同行忽视的巨大群体。会议上的报告再次体现了这一点（相比之下，我所特别钟爱的莱布尼茨研究则相对非常弱小）。只有通过中国的语言，西方哲学才能被中国的多数读者与研究者所了解，而对这些文本的翻译与研究则无法避免地总是依据一定的个人与文化视角的翻译与研究。把源自他乡的经典文本译介为汉文，用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与视角解读研究西方经典思想，并且用汉语把研究心得表达出来，应是对西方哲学及西方思想史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独特贡献。通过进一步加强中德两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把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和引介工作介绍过去，应是有待完成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会议之前，德国小组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与诸位同仁进行了短暂但却热烈的交流与讨论。会议之后，我们将去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最后将在上海复旦大学结束这次中国之行。我相信，对这几所国内人文精神学科研究重镇的访问同样会是非常成功的。
说到这，便是致谢的时刻了：谢谢各位同事对德国代表团，特别是对我的关照，大家给了我很大的面子。谢谢北京大学、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所的支持，特别谢谢韩教授水法兄。这次合作非常愉快。谢谢出色的王歌女士，我深知翻译特别是现场传译之甘苦。谢谢非常能干的北大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