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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是由德国和中国学者研究几位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的文本、思想及其两者之间关系的若干论文组成的文集。这里所谓的文本不单指通常那种结构完整的印刷出来的著作，还指最原始的文本，这些伟大哲学家亲笔书写下的手稿和字迹，以及他们的学生为他们的课堂讲授所做的笔记。这些原始的思想印迹与成稿之间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有哪些复杂的关系，正是这本著作所要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在个人学术史上，人们几乎总是首先从系统的成稿开始其阅读、学习和研究的生涯，在一段不短的时间之后，尤其是在进入正式的学术研究之后才会接触、阅读并研究那些不系统的、结构不完整的非成稿的文本；而与此同时，以学术为业的人们也会开始撰写自己的各种草稿或手稿。于是，人们开始能够理解，多数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观念和思想，事实上，总是处在发展的状态之中，哲学思维及其学说的完成通常不是理论的行为，而是自然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哲学家们甚至不可能在其生前完成某一个观点、原理或理论的系统阐述和论证。
在中国，由于近年来德语哲学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德语哲学家那些非成稿的文本越来越成为阅读和研究的重要资源和参考；而那些原本被视为或表现为成稿的著作的未完成状态和性质及其重要性也越来越为人所认识，加之德国哲学典籍大量迻译成汉语，如何翻译和编排非成稿的哲学文本——如尼采的《权力意志》，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等——的问题也逐渐成为德语哲学思想研究的现实问题。同时，由于与德语哲学界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经常和专门，这类性质的文本也就逐渐成为交流和讨论的基本内容，一些重要的德语哲学家和学者也非常愿意与中国学者交流这方面的研究和进展，向中国同行介绍他们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联合邀请之下，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联合德国其他科学院组成“2009年德国科学院哲学学科旗舰项目访问团”，包括柏林科学院波茨坦莱布尼茨全集编辑部主任、康德全集编辑部主任、马恩全集编辑部主任、尼采著作和书信全集编辑部主任与黑格尔档案馆馆长等九位著名教授和学者，在时任德国科学院联盟科研委员会主任、洪堡大学哲学教授格哈特(Volker Gerhardt)带领之下，访问北京大学和上述兄弟学校，并与中国同行一起在北京大学举办了“德国哲学：文本与文献”国际会议。这个文集就是本次会议的成果。
这次会议以及中德学者之间的交流和讨论，无疑拓展和深化了文本研究的观点和视野，而德国学者所介绍的他们编纂这些经典作家文稿的经验、方法和原则，更是让人们了解到了文本与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
思想固然要由各种文字表达出来，然而，当人们面对那些天才且勤奋的作家的无数手稿，甚至连年代都难以辨别而唯有片语只字的各种字迹时，思想就成为将它们如何编排起来、串连起来的关键，而这种思想不仅源自作家本人的理论，也包含如何理解手稿与哲学家思想活动之间关系的观念和原则。这样，文本与思想，文本研究与思想研究之间关系的多个层次就被揭示了出来，而人们也就被引进了思想活动过程之中，而被要求从这种处于持续活动中的运思来领会和理解那些伟大哲学家的各种理论。
这本文集之所以命名为“从文本到思想”，乃是因为当我们在领会那些经典哲学家的理论时，无论我们赞成还是反对，或部分赞成部分反对，或者质疑，或者仅仅以其为火石激起自己的灵感，我们都需要明白，这些观念和思想是经过复杂并且漫长的哲学运思之后才达到的，而如果着眼于个人思想史，更不用说放眼社会思想史，那么它们只是观念和理论运动的一个中间阶段，不是终结，而是暂时的结论和新的起点。因此，在下面的文字中，我要考察如下一个问题：文本研究究竟在什么层面、什么意义上调整、补充和改变了我们对思想和理论的理解。
将记录和储存于各种介质之上的原始文字资料编纂成书籍，以供保存、阅读和研究，在最早使用文字的文明中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必远征其他文明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所熟知的就有孔子删诗书和编《尚书》的故事，至于这位夫子的韦编三绝，则更是由编纂而进至于自撰的事迹了。不过，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在册的经典的最早编纂者，孔子的工作及其榜样意义在后世是颇有争议的，他按自己的观念来筛选原始的资料，固然保存了他所看中的精华，但却也使绝大多数的原始文字资料湮灭不见了。诚然，这种既保存又毁灭的事件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其他文明中也出现过。不过，孔子的编纂行为就已经说明了一个事实：任何编纂都是依照一定的观念和原则进行的，并依赖于一定的方法。就此而论，今天的编纂与古代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代编纂的观念、原则和方法与古代相比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忠实地再现作者既有的一切文字资料既是一条原则，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和巨大的挑战，而其艰巨性已不在于原始资料的取舍，而在于编纂的方式和手段的采用，体例和格式的确定。任何编纂都会更动原始资料的呈现方式，那么忠实再现的原则又体现在什么方面呢？由约翰内斯·温克尔曼主持编辑而成的《经济与社会》为传播韦伯的学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这本将韦伯不同的手稿和已出版的文字整合在一起的巨著受到了学术界的许多批评，因为韦伯的文字被纳入了一个由编辑者构造出来的体系之中，尽管书中的那些标题大多来自韦伯自己用过的学科范畴和研究题目。这次会议及这本文集没有谈及韦伯著作的编辑，但德国同行却向大家介绍了更为复杂的、在忠实的本义上更难以实现的工作和任务，如《莱布尼茨全集》的编纂、《黑格尔讲演录》的编纂和《尼采文集》的编纂，他们的实践和经验。
就如李文潮教授和鲁道夫教授在他们合写的文章中所介绍的那样，《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的目标是要把现在完整保存下来的莱布尼茨总数达20多万页手稿中的每一句话，乃至每一个字都以现代读者能够阅读的方式编排起来并印刷出来。这是一个真正令人惊奇的庞大工程，它要花费几代人的努力和巨大的财力。这项庞大工程虽然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类工作：“对每篇文稿（长到数百页的专著，小到一句话）进行严格的历史批判性的编辑﹑校勘﹑注释。”
但是，这里所述的每一项工作都牵涉到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譬如，为了进行分类和确定莱布尼茨手稿的年代次序等，《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编辑部一百多年来建立了四套交叉的目录系统，以备随时记录和查对。
将所有这些资料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汇集成册，印刷出版，其意义主要在于保存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莱布尼茨文稿对德国社会来说当然是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但他的学术活动和思想其实是欧洲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世界的：在他的那些手稿和文献中也保存了有关当时中国的丰富资料。这些材料能够从一个侧面勾勒出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同时，它们也能够拼贴出中国当时现实状况的部分图景，并可与存在于中国的资料对照。当然，就我们这个文集的任务来说，这些精神财富中最相关的部分就是当时人类的哲学观念和思想，而哲学在那个时代，则是囊括人类所有知识的体系。因此，在《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中，哲学至少体现为三重意义。第一，人类的知识体系，第二，作为人类知识基本原则的哲学，第三，今天编纂者所理解的哲学，比如《全集》第六系列中的《哲学文集》。莱布尼茨文献的完整保存，让人们能够拥有充分的原始文献资料来理解这几种哲学观念是如何变迁的，尤其前两种哲学观念是如何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学术活动之中彼此关联和转化的——这在今天是否依然具有启示性的意义，是人们可以并且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人们由此出发再来考察同样正在编纂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 2 ），甚至已经大体编成的尼采著作和书信全集时，就会更加深入和全面地看到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流动和变迁——观念和思想在这种过程中也演化得流派纷繁。
我们通常会觉得，一方面，前人留下的文献资料太过浩瀚，难以竟读；另一方面，当深入研究某一领域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原始材料是那么的缺乏和不足，尤其是有价值的资料的不足。事实上，许多反映人类精神活动和历程的资料在历史上有意无意地毁灭和损失了，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事件和野蛮的行为之外，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人们常常擅自主张，某些东西是不重要的、不正确的——不符合当时的道德观念。大量的文献资料这样丧失之后，在人们回过头再来回顾和考察那个时代的人类观念和精神历史以及一般历史时，就会发现关于那个时代的知识是如此的支离破碎，以至于要凭借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勾勒出观念的一个大体的框架都难以做到。即便这些保留下来的经典著作，给人们提供的事实上也只是一些局部的观念和理论，而不足以提供整体——或如人们所设想那样完整——的思想，以及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源流，它们与其他各种观念之间的具体的关系，如此等等。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诸如柏拉图不成文的学说，莱布尼茨隐秘的体系等假说也就产生出来了。
诚然，所有的资料都适当地保存下来，经过编纂之后合理地印刷出来，这也并不意味，人们就能够轻易地把握和理解那个时代的观念的所有联系，同样人们也并不一定就能够掌握和把握某一个哲学家理论的全部结构，但是，它们确实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基础。
人们无法假定，所有哲学家都是以计划周密和清晰的思路来从事研究和写作的，所有记录下来的文字都保持了一贯的、连续的关系。即使如此的假定成立，关于计划和方案的思考不仅记录了下来，也保存了下来，它们同样也可能是头绪多出或漫无头绪的。事实上，哲学家论证自己的观点、构造自己理论的过程就是寻求各种观念和思想之间联系的过程，因此，倘若这些联系没有被寻找出来，那么相关的资料就只是缺乏关联的片言断语的堆积。人们通过研究可能找到某种联系的线索——无论属于哲学家本人的想法，还是属于研究者的假设和重构，后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文稿的编纂提供纲要和指导，但并不足以成为将片断连缀成章的充分理由，就如尼采的妹妹编辑《权力意志》的事例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只要是编纂，就要使原来的手稿恢复和建立起各种关系，不仅为了理解和阅读，甚至单单为了印刷和出版。
比如，莱布尼茨文稿的编纂就涉及文稿类型和时间次序如何安排和兼容的问题：显然人们并不能够把所有的手稿都只按时间这一个维度来纂辑。依照文稿以及知识的类型等的分类是必不可少的，而时间次序同样也是必需的。但分类的原则就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既要顾及莱布尼茨那个时代的知识体系的观念，尊重莱布尼茨本人的理解，也取决于现代人对知识门类的理解。这些规则如何协调起来，使得文稿以最为合理的次序公之于众，就是一项颇为困难的统筹事务。德国同行杰出的工作让我们领略了一百多年以来他们在这个领域的出色的筹划和安排。
从杰奎琳·卡尔的文章我们看到，德国学者对康德手稿的研究本身就充满了方法论的考虑，因而也极具哲学的意义。卡尔女士说，“发生学的结构分析使得一系列事情成为可能：查清一个附释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及确定它们对文本理解的不同的基本功能。此外通过这一方法还可以逐步地弄清楚写作的过程和总体上理解在同一页面之上不同的附释的时间先后。这一时间先后顺序又使得对于文本本身的思想的理解并由此使得对于时间先后顺序来说合适的解读成为可能。”他们依照发生学的观念，采用这种结构分析的方法，不仅揭示了康德手稿上不同时期添加、补充和修改的文字的顺序以及关系，而且也就揭示了康德思想变化和发展的具体线索。这项工作充分利用了电脑的技术——我们由此也很可以联想到，由于电脑写作的普及，以后人类的手写稿只能是罕见的例外，遗留下来的文稿都是电子文本，这自然就需要新的手段和方式来处理了。
这本文集中所论及的五部全集的作者除了尼采，都是体系性理论的构造者。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体系性理论构造者的每一项文字活动，每一次讲演，都有机地构成了体系中的部分？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系统地理解这些经典哲学家的思想始终是一个强大的传统，也是研究者易于形成的习惯性的思维，在这些德国的编纂专家那里，情况也是如此。耶施克在谈如何处理黑格尔讲演的记录稿时就持如下一种鲜明的观点：黑格尔遗留下来的文字，包括讲演的记录，都是体系方案的一个部分，当然是有机的部分：“黑格尔遗留下来的手稿——这些并非次要的文本，并不等于就是黑格尔不想出版又忘记丢掉的东西。黑格尔也没有撰写什么‘遗作’(Nachlaß），而是写下了他的体系方案。这些是——在较好的情况下——相互接续的不断通向体系之成型的一级级阶梯。并且，只有经过较低的几个阶段，才能达到思想认识的较高阶段。因此，在黑格尔《全集》中放弃那种常见的做法，即将‘作品’和‘遗作’分别辑入不同的系列，而是首先考虑思想相互连贯的发展过程而非包含它的媒介，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全集》的独特性既在于文本的完整陈列，还在于以发展史为导向的、对已面世和未面世作品的同等对待。由此，《全集》对于黑格尔工作方式的特殊性来讲是恰适的，因而对其文本的理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毫无疑问，对黑格尔手稿和讲演记录稿这样处理和编纂的观念有两个支点，第一，黑格尔本人思想极强的体系性：将一切都纳入他所构造的那个绝对精神包罗一切，靡有孑遗的体系之中；第二，编纂者对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的理解，这个理解的特征也是相当鲜明的：凡属于黑格尔的思想的记录和遗迹，就既无敝帚，亦无随意之思。
耶施克的观点当然体现了典型的黑格尔的风格，也可以称为黑格尔主义的编纂学——这种观点在德国学术界并不少见：“遗留的手稿常常比已出版作品更加有说服力，因为它还带有加工的痕迹，因而令人能够把握到思想发展的活力。”
如果人们由此推断出，正式出版的文字甚至不及遗留下来的手稿重要，那么这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正确的呢？这一点无疑是非常难以判断的，我们自然也会起疑：耶施克先生这段正式写就的文字的活力是否也不如它的原稿呢？倘若是这样，那么，这里就涉及一个确实至关重要的问题：人的思想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才表达得最好？无疑，这个问题还会牵涉一系列进一步的问题，比如最好的定义，好是准确，还是活力，还是全面？如此等等。
当然，耶施克所表达的《黑格尔全集》编纂者的思想，是要生动地展现黑格尔思想规定的不断推进或变化，从而避免造成《全集》给人带来黑格尔思想固定和僵化的阅读效果。这一点是否也体现了编纂者尝试在编辑黑格尔的课堂记录上面遵循黑格尔思想的原则，即思想是具体而运动的，真实或真理就是一个如此运动的思想的全体？
成稿的著作所呈现的是作者完成了的系统思考，或者是其复杂思考过程的一个清楚而有结构的结果；相对于导致这个结果的那个过程来说，它要简单得多。而那些手稿，包括各种形式的文字，所体现的是思想家的实时的运思，是思想的行为本身——当然是能够以文字表达出来，以及愿意以文字表达出来的部分，是思想能够记录下来并且被记录下来的过程。在这些原始文献当中，固然有许多是重复的、混乱的和多余的东西，但它们确实也让人们理解了实际的思想是如何进行的，以及一种结构分明、逻辑清楚的理论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产生出来的。
对中国今天的读者而言，了解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原创性的思想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包含的艰苦的思想运作和辛勤的精神劳动，不单单是有启发的，而且也是相当困难的。僵化的、直觉的、顿悟的和一劳永逸的思维方式在几十年间已经形成为强大的惯性，而项目式的制度常常使学术研究沦为附庸，然后又令人可以方便地堆砌和组织起各种毫无关联的文字以充任学术成果。在这种情形之下，许多所谓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和内容就不是追求真理，发现新的知识，提出新的观点，而是不体现任何精神原创活动的无意义的文字堆砌。
耶施克认为《黑格尔全集》编纂要体现黑格尔思想的活力和体系的进展，这一观点的主要根据是黑格尔自己早年的申明：他要建立一个体系，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开始，经过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在艺术哲学和宗教哲学中臻于完成。
因此，耶施克编纂学的原则是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黑格尔本人哲学运思的实际形态。这是现代编纂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最大限度地呈现作者本人思想的实际形态也就意谓要展现那些不确定的、矛盾的和跳跃的思想，残缺的、片断的观念，甚至不知所云的文句，就如康德生命末期所写下的那些字迹，而毫无掩饰。
不过，《黑格尔全集》所要呈现的不是这样的真实。耶施克认为，遗留下来的黑格尔为讲演准备的手稿只是非常凌乱的残篇
，这些并没有全面体现黑格尔的真正思想，它们有大量的遗漏，而其中所遗漏的思想，可以由保存下来的一百多部质量可靠的课堂笔记来补足。这样的做法初看来似乎符合第一个原则，但事实上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添加进了编纂者自己的解释：因为编纂者要从这些笔记中遴选出最符合他们所理解的黑格尔思想发展轨迹的原本，而且也不是原样重印，还要参照其他笔记予以改动。
这些伟大而勤奋的哲学家留下了巨量的手稿文献，即使他们时时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一生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他们思想体系的构造方案和任务，他们也缺乏足够的精力和兴趣把所有与此相关的准备性资料予以归类整理——韦伯就曾经说过，他自己通常不会再去阅读他写下的文字——更不用说，他们的观念和思想处在不断的演变——如果我这里不用发展这个颇具肯定色彩的词语的话——之中，有许多既已写就的内容在他们看来是不成熟的，没有价值的，或者至少没有准确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如果一位哲学家，比如黑格尔，认为自己个体思想的发展就如绝对精神的发展一样，每一个阶段，每一篇文字，每一次课程，都是自己体系的有效的展开，那么他也就不会觉得有必要反复地修改自己的思想，也不必在课堂上——亦如黑格尔那样——一再重述自己的思想，以求得最为准确的表达。因此，黑格尔在他三十一岁时宣布了他建立体系的宏大计划，但是，这一点儿也不意味这个体系在一开始就是完成——如果用成熟这个概念易于造成误解的话——的，它不仅逐渐被构建起来，而且还经历了持续的修正和改写，而这种变化虽然是“真实”，具有“真性”，但却不是一个完成了的体系的自在展开，而是一个持续构成的过程。于是，《黑格尔全集》为了实现其宗旨就要展现与黑格尔思想相关的双重进展：一方面，黑格尔体系的不断的构造和展现，另一方面黑格尔对既已构成的部分的不断修改，以及对筹划中的或筹划好的方案的未来部分的修改。通过对照，当然可以了解黑格尔就自己的体系所做的改进，也可以知道黑格尔最后表达出来的体系是如何的。但是，仅仅通过对这两个部分的考察，人们依然难于确定黑格尔体系的最完善的、成熟的表达记录在哪一个文本。
这样的困难在编纂其他哲学家的手稿时也同样存在，但应该没有在处理黑格尔手稿时那样突出和尖锐。因此，任何的编纂都包含一种现代的解释，关键在于如何使这种解释在那些被编纂的文稿里面以及在其作者的其他著作之中寻得最为充分和合理的根据和支持。
这个文集所论及的五部全集充分表明，不同的哲学思想可以具有十分不同的运思方式和表达风格。在人们阅读哲学家的成稿著作时，这种方式和风格上的差异有时并不太鲜明。但是，当那些原始的手稿和文献展现在人们眼前时，这些差异就会表现得相当分明。
但是，另一方面，通过文本编辑，在这些巨大的差异之外，人们也会了解和认识这些伟大思想家的一些共同特征。比如莱布尼茨与尼采这样两个风格、行为和观点迥然有别的思想家具有若干共同的特点：勤奋地记录下自己的各种想法和思想，并把所有书写下来的文字都保存起来。有关哲学活动的社会学研究对理解哲学思想本身是否有意义，是一个颇有分歧的问题，但是，这些与思考和文字表达直接相关的特征，对于考察和理解哲学思维的演进，则不能不说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尽管究竟有多大一时难以评估。
不同作者的不同著作和文稿都有其自身的鲜明特征，而要使这些特征呈现出来，就不仅需要一些共同的编纂原则和方法，而且还需要不同的原则和编辑方法，这一点前面的论述或许已经说清楚了。
哲学文本的编纂既要照顾到不同思想及其表达方式和风格的多样性，也要照顾到共同性。通过阅读文集中简要介绍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著作集编辑情况的文章，人们可以发现，编辑一部著作集同时要遵循多项原则，而各项原则之间如何协调和兼容就关涉次序，而这确实也反映了思想家们实际思想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无疑，编者和读者在阅读、理解和纂辑这些材料时也会和需要以同样复杂的和多样的思路和方式进行。——这告诉我们，大凡一种思想必是处在活动的过程之中，要达到一个最终而确实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倘若不是不可能的话。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哲学运思一直进行到他们理智清明的最后阶段，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理论体系都是未完成的。
通过了解这些著作集编纂——或阅读了其中已经纂就的部分著作——的情况，我们了解和认识到了这些哲学家思想的不同内容和结构，也了解和认识到哲学表达的不同方式和风格。但是，我们尤其需要了解到的是，这些都是通过编纂之后展现出来的面目，而不是这些文字存在的本来状态。而所谓本来状态之本来，在这里至少有三重意思：第一，那些手稿和文献在编纂之前的状态和存在方式，第二，这些哲学思想表达的本来状态，第三，这些文稿与这些哲学思想表达之间的本来关系。恢复和再现这些本来状态乃是哲学文稿编纂的最高宗旨，但准确地把握和理解这种状况并非哲学阅读和研究的最高宗旨。
现代的哲学研究主要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进行，文本阅读和研究构成了哲学研究和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里所论及的文本及其研究，不仅包括成稿的文本，主要还包括哲学家的未成稿、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它们被编纂起来的原则和方式。从字迹辨认到其年代及其所托迹的介质的年代的辨认，都是这里讨论的文本研究所包括的内容和对象，诚然，这些也被归入编纂学的范畴，不过，我们也不妨将之归入广义的文本研究的领域。
研究哲学著作的思想结构和哲学学说的理论结构，一定会承带和导致文本的结构研究。倘若研究者的兴趣并不限于基础理论的探讨和考察，还要进一步追溯这种学说的渊源，这位哲学家思想的发展史，那么就会或需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比如存在不同版本以及各种更加原始的手稿——阅读、考察和研究这些不同版本的著作和手稿。这就从狭义的文本研究进入广义的文本研究的领域。
当人们要编纂一个哲学家的著作全集，诸如将莱布尼茨和尼采的全部手稿字迹辨认出来，按一定的规则和体例编排起来和印刷出来时，从时间的顺序来说，就是从最初的手稿和文本进入到时间在后的手稿和文本，以此再现个人思想发展的历史。不过，任何现实的研究都不会是完全按照作为被研究对象的文稿写就的时间次序来进行的，无论是从开端到结尾，还是从结尾到开端。通常，人们是从哲学家在个人思想史意义上比较成熟和完整的思想部分切入，开始阅读和研究。即便专业从事编纂的学者，也要从对象的比较完整的文本和理论体系开始其专业的生涯。但是，一旦进入那样的专业领域，那么它就一定会拓展和呈现出先前未曾入眼的其他维度的空间来。
除了尼采，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所以他们的手稿和全集的编纂就必定涉及相关的学科范围，以处理这样一类手稿和文本，比如，莱布尼茨和马克思的数学研究——这种数学是以当时的形态书写下来的。这些知识是我们理解这些伟大哲学家思想的背景条件。不过，编纂学所要涉及和研究的内容和对象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思想的范围，而伸展到社会物质生产的领域，比如莱布尼茨著作集的编纂就要考察那些没有标明日期的手稿的纸张和墨水的生产年代。这些物质产品与思想的关系是任意的，但是，对这些产品的研究和考察却是考订那些哲学家个人思想发展史和手稿年代的重要依据。
如果把这些编纂中的纯粹技术问题撇开，那么文本研究主要关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语文学的研究。对与文本相关的文字及其拼写的考察、校勘、文体研究、各种语言的研究和翻译等。
第二，内容和结构分析。广义的结构分析主要是指对哲学著作所表达的哲学观念和理论体系的分析和研究，包括它们与其他领域的知识关系的分析和研究。就此而论，它与一般理论研究的界限不那么分明。如果着重于著作内容、结构和参照等方面的比较和考证等，那么它就偏向于文本研究，如果着重于思想观念和理论的研究，就超出文本研究的范围，而偏向于基础理论的研究。狭义的内容和结构分析是指把内容和结构限于特定的文本研究，许多哲学史及哲学家的专业研究，诸如康德专家等的研究，就属于这一类工作。这种狭义的文本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乃是澄清和解释作为对象的哲学著作的观点、理论原则和体系结构。斯密的康德研究就属于这种专业的哲学家思想的研究，比如通常所说的康德研究或胡塞尔研究。而海德格尔的尼采研究,P.F.斯特劳逊的康德研究则属于广义的文本研究。
第三，比较研究及其他研究。不同的哲学著作之间的比较研究，哲学著作中所涉及的其他学科的学说和理论的源流等的比较和考证等，如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讨论的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等学科的历史考证等，也属于哲学史和哲学家的专业研究范畴。
第四，关于理解和解释文本的理智活动本身的理论研究，而不是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在现代通常被归入诠释学的范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超出了文本研究的范围。不过，人们确实也难以在文本研究和诠释学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限。诠释学理论一半与文本理解有关，另有一半旨在于说明创造性的阅读和理解的行为及其可能性。
就如这本文集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文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理解哲学思想和理论，或者更进一步，一切文本研究的根本结果就是观念和思想的创造。因此，在这里，当我们面对经典哲学家无数的手稿和著作时，就不禁要生发出许多疑问，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思想的本来状态是如何的？就如海德格尔在追问此在(Dasein)的意义时，是要追问人的本来状态是如何的一样。
哲学思维的实际活动与其文字表达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如此追问会牵涉和揭示许多问题。因为这个追问起初常常包含一种假设，即思想以其成熟的方式体现在成稿的著作里面，而为这类成稿所做的准备性的文字就展现了思想的形成过程，因其接近直接运思中的思想的实际状况。但是，即便手稿记录下来的思想印迹，它的形式也是固定的，因此人们依然还可以继续追问：这些文本与实际的思维活动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耶施克为《黑格尔全集》讲演记录稿编纂所制定的原则，就是要追溯黑格尔实际的哲学运思，而其所依凭的文献就是他课堂授课的实时记录，即学生笔记。这或许是最接近于哲学家实际运思的文字了。但它依然不是哲学运思本身，比如有些念头和观念之间的连接，产生于特定的灵感，而这种灵感的基础是先前许多思考的累积，在某一个特定的情境中，这些累积起来的思考之间的某个或某些关联突然被激活了，连通了，一种新的观念和思想形成了。新的观念和思想，即灵感的结果固然容易记录下来，但那些先前的思考及其过程则是很难记录下来的，尽管课堂笔记有时也可能记录下导致讲演者不同思考之间突然关联起来的准备性的思想活动。
尽管如此，各种各样的手稿和文本，更广泛地，哲学家的那些阅读和批注过的藏书，确实也为人们提供了哲学思想和理论是在怎样的精神环境和观念关联之下产生的原始文献。如果不了解莱布尼茨广博知识所覆载的领域，人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他的那些哲学观念和信念何以产生、从何处获得根据。
还有相当重要的一点是，从这些手稿和未成稿，人们看到，即使在那些哲学体系的构造者那里，在实际的运思之中，观念也不是那么有序和合理地关联着的，相反，思想的当下状态常常表现为一个又一个片断，牵强的、不那么合理的关联，牵强的联系，强制的过渡，如此等等。由此，人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其实在成文的著作里，各种观念和思想之间的关联也具有这样的性质，虽然不如在未成稿和课堂授课中那样明显和原本。
那么，思想的真实状态是什么？现在可以给出的答案就是，呈现在形形色色的手稿和未成稿中的思想，如果将它们以一定的方式关联起来，也就是编排起来，那么当人们逐页开始阅读时，就会发现思想在这样的阅读——包括反思——过程之中活动了起来，观念、原理和思想之间的开展、过渡、论证，包括跳跃、中断，最后建立起各种各样或强或弱的联系，形成一个有如建筑的思想体系。
一个乍看令人吃惊，稍后却也不难理解的事实是，现在流传于世的重要哲学家和其他思想家的著作多数都是由后人从手稿、遗稿和讲演录等整理而成的，比如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有些哲学家的重要著作生前已经出版，但未经整理的手稿、讲稿和笔记等，再加上学生课堂的笔记，依然占据其文字的大部，康德和黑格尔是如此，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也是如此。许多哲学家生前出版的成稿只占他们全部书写下来的文字中的极小一部分。至于莱布尼茨，在生前他除发表了若干文章之外，没有出版过什么著作，他的重要著作诸如《单子论》和《人类理智新论》都是身后出版的。康德或许是一个例外，他最重要的著作都是生前出版的。不过，由于手稿保存状况不善，人们并不十分清楚，康德身后究竟遗留下了多少手稿。总之，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它告诉我们，这些思想家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思想或理论处于持续的运思之中，诚然，对自己的思想和理论的持续活动每个哲学家会有不同的反思和判断。康德哲学体系的方案虽然是在进入批判期之前就已经大体拟定了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的理论体系在构造的过程中扩展出新的部分和学说，比如自然和自由两个领域之间的过渡理论。而黑格尔的体系，在耶施克看来，是在双重的意义上运动着的：一方面他的体系不断地构成和扩展，另一方面，他对这些既已写下的体系的不断重新表述。马克思的情况也与此相同。
因此，一般而言，本文集论及的五种著作集所呈现的都是变动中的哲学思想，思想真实的发展史——当然是通过那些不断改变中的手稿记录下来的思想史。人们从中也可以领会，这些伟大思想家对其思想产物持有认真严肃的态度。需要认识的更为基础的一个层面乃是，体系性的原创思想的产生是如何的艰难，而那些直到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的思想除了其积极意义之外，人们还要充分关注它们正在进行之中的特征，它们的未完成性。因此，这些思想，即使像康德那样在今天具有巨大现实性的思想，也是在持续发展这样一个意义上为人接受的。像马克思这样富于实践精神的思想家，也充分意识到自己思想处在发展之中的性质，而并不像那些推崇教条的人所想象和描写的那样，有如一个发布独断教条的宣教师。在理论上，他是一位持续的探索者，就如罗特说，“马克思留给我们的遗产的特性更确切地说其实是一种未完成性，或者说是残缺性(fragmentarischer Charakter)。”
在前面，我们强调了思想的运动性和持续发展的特点，而且强调了思想运动过程中的片断性、滞碍和跳跃等现象。但是，这样的判断正好突出了如下一个事实：这些哲学思想都有构造体系的目的，正是因为这样的目标，所谓片断、滞碍、跳跃的评价才有其意义。尼采就是因为他人对其缺乏体系的批评才要努力建立起一个体系以证明自己的能力，而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上，尼采妹妹才会尝试把《权力意志》编纂成一本体系性的著作，由此而不惜改动尼采的原稿。
1.哲学理论或思想是否能够构成一个庞大的结构或体系在今天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在莱布尼茨至马克思的时代，人们几乎毫无疑义地对此持肯定的态度。康德喜欢用建筑术来比喻和指称哲学的理性体系。德国古典哲学那些杰出的代表都在体系的观点之下来思考哲学理论，不同哲学理论之间的差异不在于体系的有无，而在于体系的不同原则，以及不同的构成方式。他们认为，人类知识是通过一些普遍有效的原则连接起来的统一体，而哲学与这个知识体系或者是一体的，或者哲学构成了其基础的部分。即使到了胡塞尔时代，亦即20世纪之初，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哲学至少还能够构成、论证和解释人类知识的基本原则。
因此，人们就不难理解，在诸如黑格尔和马克思一类哲学家的文本中，体系的方案和大纲早已有了设计方案，最终的结论或至少前景也已经大体描绘出来了。哲学的劳作就是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令人信服的联系。无论方案、大纲和最终结论，还是中间联系，都可能是成问题的。但是，对这些伟大的哲学家来说，最大的困难却在于这些中间的联系，而这也是他们的哲学运思持续进行难以停止，而他们也始终行走在哲学途中的主要原因。在读者眼中，这就表现为片断的文字，不连贯的文本，牵强的理由，强行的跳跃，如此等等。
2.当哲学家认为哲学能够建立和证明知识的一般原则时，那么这类原则在他们的哲学运思之中就不仅成了一切得以运转起来的枢机，而且也成为其他观念得以产生的源泉。因此，关于原则的探讨就成了多数哲学家的本务，在他们那里，观念和思想因原则的确立而会衍生出来。但是，一旦论及具体的知识和事物，一旦全称判断受到实证知识的阻遏，哲学运思就会变得步履蹒跚，蹀躞难行。正是文本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哲学运思这种实际状况和境遇的丰富的原始资料。
与此相关，哲学家事实上也尝试以不同的方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切入哲学，努力实现他们所设计的思想体系。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试图建立起某个或某几个核心的观点，从而形成围绕它们展开的结构，如笛卡尔的清楚明白，胡塞尔的理智直观。这种方法与上述的方式不同，它并不同经验的描述相冲突，相反是试图从经验的叙述中构建起一般的结构来。在这里，经验始终就是意识的经验。于是，在这样的经验里面，没有普遍适用的原则，但有用来从事意识结构分析的范畴和方法。只要这样的范畴和方法能够得到规定和确立，那么，哲学的运思就能在经验的意识之流中构造出思辨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又引导哲学运思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前行和深入，展示观念的不同联系，从而展现出观念的同时亦是经验意识的不同的层面和关联。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呈现于诸多文字手稿的思想运动中，哲学家借此就能够切中一些核心观念、学说和思想，从而使得思想的不同联系得以建立起来。
3.思想结构及其各种关系。在这篇作为序的文字里面，过多地谈论哲学的思想体系和结构的一般问题看来是不太合适的，所应当做的是围绕这个文集所关涉的那些哲学文本来讨论一些专门的问题。
1)在现代哲学范围，事物本身的联系这样的说法是受到许多严格的限定之后才有意义的，即便近些年来略显复兴势头的自然主义在表达他们的观点时也通常使用相信这样一类突出判断的主观性的词语。事实上，事物之间的联系总是被解释为观念或理论之间的关系。世界景象的差异不是因为存在不同的世界，而是因为描述这种现象的理论是不同的。人类知识和理智一直到今天的发展已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这个世界如果不是由观念和理论描述出来就无法为人所理解和认识。相应地，哲学观念和理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更加隔阂。一种成体系的哲学学说和理论，在其最终的或成稿的形式上，由于内在一致性和原则普遍适用的要求，造成了与事物或现象之间的隔阂，从而使得观念和思想与某些特定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消失或隐匿不见。但是，在手稿或未成稿中，这类不同层次的思考和关联就可能呈现出来：它将揭示实际运思的哲学如何与特定的现实或事物的现象发生直接的关系，或者两者之间是如何彼此激发和相互作用的。
2)与此同时，思想之间的联系，以及相应地，不同种类知识之间的关联，也就能够呈现出来了。当人们从莱布尼茨的手稿中看到，这位哲学家的知识覆载了17—18世纪的所有知识：“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数学﹑逻辑﹑医学﹑物理﹑技术﹑地理﹑游记﹑历史﹑语言﹑神学﹑博物馆学，其中包括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化等等，”
他们就此所能了解和把握的就不限于诸如《单子论》和《人类理智新论》这样的理论所得以建立的知识基础，还可以从这些手稿的具体文本中寻得一般哲学思想与具体学科知识之间的直接作用。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体系性的哲学总是与人类知识的诸多领域保持着多重关系。一种哲学体系越是开放，它与人类知识不同领域的多重和多维关系就越是直接。
当我们以汉语来讨论德语哲学的文本研究时，翻译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话题。在哲学史上，翻译一直是哲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德语哲学的兴起本身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穿行于几种语言的森林里，不同语言之间的移译应当就是哲学运思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从德语大学最初的哲学课程开始，德语哲学家所从事的就是在文本研究和翻译基础之上完善既有体系并构成新体系的工作，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就最为典型地体现了德语哲学初创时期这样一种构成的特征。到了康德，德语与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展到了这样一种紧密的程度，仿佛这些哲学思想向来就是在德语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而且德语仿佛是最适合于表达这样的精神活动的。哲学似乎在德语之中才找到了自己的家园。
再往前回顾,13世纪欧洲哲学的复兴，尤其是从古希腊和罗马哲学根源之上开始的复兴，是欧洲人从阿拉伯语转译古希腊哲学经典开始的，也是从接触中世纪早期的阿拉伯和犹太哲学家的思想开始的。而这些古代典籍又是在中世纪早期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从希腊文等移译成古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等语言的。
因此，一般而言，从哲学史着眼，西方哲学史也不妨被视为哲学翻译史。现代汉语哲学的转向和发展，与现代汉语学术整体发展一样，几乎是从翻译开端的，它们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史。这个过程到现在也尚未完成，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研究与翻译也几乎难以清楚地区别开来。这是一个事实，但其现象并非都具有积极意义。翻译促成了汉语哲学的现代学术形式和体系的建立，在初期，翻译即造就了汉语哲学的自主创造。但在今天，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反而越来越离不开翻译，或者准确地说，翻译似乎成了当代哲学思想中新的观念和思想的主要源泉了。试看今日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界，翻译始终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而在哲学研究领域，西方哲学家著作集的翻译则是多年来的热点。翻译所造就的学术产业在中国哲学界或已据有半壁江山。这种状况在短期内看来难以改变，这样，文本研究——尤其是经典作家的文本研究——和翻译就成了汉语哲学研究需要高度关注的事务。
虽然如此，但是，在现代汉语学术领域，也包括哲学学术领域，翻译的原则和标准，尚有巨大的争论，而翻译成果的评价也有巨大的分歧。当然，如果从宽容的态度来看，人们还可以想象，在中国学术界，连一个公认的且合理的书籍编辑、书写格式的标准都没有建立起来，更何况翻译的一致意见呢？
文学翻译有其特殊性，但确实来说，只有诗歌翻译才是无法真正对译的，因为诗歌，尤其优秀诗歌，总是将一种语言运用至其张力的极限，从而使得同一种语言除非复述都无法再现其特别的意义，而如要移译成另一种语言只有解释一途。但是，学术表达，除了个别的例外，主要是语言的规范运用，因为它的目的在于清楚地表达思想，而不仅仅是激起人们的意绪，刺激人们的感官。实际上，学术翻译最易导致分歧之点是词语或术语的翻译，因此，学术翻译可以建立若干普遍的原则，而我以为，如下几项最可能达成共识。
第一，哲学翻译是对译，而不是解释。在句子层面，哲学翻译应当是完整句子之间的易文表达；在词语层面，翻译应是词语的易文，而不是下一个定义，不能增加原文词语中所不包含的义项。如康德哲学翻译中现在又复现的将“先验的”译为“超越论的”，就是一种解释，将康德原文中德语transzendental所没有的“论”的意义添加了进去。结果，它不仅误译了康德的意思，而且还带来一个副作用，使得汉语行文相当不方便。
第二，哲学翻译要力求再现原文的表达形式。由于汉语缺乏主从句这种句法关系，在翻译从句过多的西语句式时，除了合并，就是拆分，而拆分就需要增添必要的主语等成分，同时也会造成表达句子之间主从关系和语势等的难度。但这样的措置方式似乎难以避免。就体现原文的表达方式而言，哲学文字翻译的困难主要就集中在从句的处理上面。这不仅仅关涉句式，也关涉更为重要的意义的准确表达，以及意义之间的关联和转化。同时，再现原文的表达形式的宗旨就在于，除了像从句的合并和拆分这样无可避免的程度较大的改变和增添之外，其他的部分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来的词语和行文方式。譬如，质朴的句子没有必要藻饰成华丽的形式，不可添加原文没有的词语，如此等等。 简单来说，学术翻译，尤其哲学翻译，应当是质朴的，切合原文的。这其实是更高的要求，没有对原文意思的反复琢磨和准确理解，缺乏高度的认真，这是难以做到的。
第三，事实等实在事项必须对译准确，术语和名词也是如此，而这里更有一个重要的规则，就是遵从约定俗成的规则，如有改变，则需要予以特别的说明。因为翻译原本是为了便于汉语读者的阅读、理解和交流，而不是为难读者。除非经过深入的研究和考证，确实有必要另立新词的，那么实在事项翻译的最节约的方式就是“编新不如术旧”。这里的要点是认真和方便。认真是对自己认真，它的外在表现是几本、十几本辞典、百科全书在手，而每事问，包括向相关专家请教；方便则是与人方便，比如，基本术语名词翻译的最大限度的前后一致，于哲学翻译尤其为要，因为哲学思想在多数情况下，就凭借这些术语名词来传达不同的意义；那些表达作者基本观念和思想的同样句式也要最大限度地予以同样的对译。
在这个文集里面，中德学者的论文汇集在一起，而在会议期间，中德学者共同讨论。这样的交流和合作对促进双方的研究和教学助益良多，不仅可以取长补短，也使彼此了解对方的特点和双方的差异。
德国学者除了个别重要哲学家之外，基本上是从事文本编纂的一流学者。这个文集中德国学者所介绍的单单五部哲学著作全集的编纂，就已经令人惊叹他们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这些德国学者的工作是无与伦比的，它们所保留的其实不仅是德语哲学的财富，也是人类的精神财富：它们依然是激发现代人的精神和思想活动的源泉。德国学者对自己民族的哲学思想，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有一种家园思想之感。这种感觉在另外一个民族的学者那里或许是难以生发出来的。不过，情况也有例外，比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使得不少人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德国哲学也产生了精神家园之感。最早呼吁编辑出版莱布尼茨著作全集的著名人物中就有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而现在人们看到，尼采全集的权威版本是由两位意大利学者整理和编纂出版的。马恩全集国际版(MEGA 2 )的编辑更是一项空前的国际合作，日本学者参与编辑其中的七卷。近几年来，一些积极的变化正在出现，中国学者通过间接的方式也参与到这项工作之中。
本次会议和论文集的国内参与者多数是翻译与研究并重的学者，而当时的意图在于中德学者有机会能在文本研究上面进行更多的交流和讨论。其他国内学者的意向也是在偏重文本及其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相应的理论观点。他们提交了各有特点的论文，展现了国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实力。自21世纪以来，尤其在那场会议之后，国内德国哲学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这就是以文本为基础的分析和串讲。其实这个现象有一个更为宽广的但常常落在人们视野之外的部分，即许多博士论文——当然指在正常水平以上的——注重文本和文献的基础研究，走出空疏立言和狭隘立论的习气。这种现象的形成和出现，有其更为深入的基础，这就是在部分学校或部分学校的部分教学和研究单位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学术规范。
与此同时，这个现象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即学术队伍愈益扩大，学术论文愈益增多，但是学术成果的交流和累积并没有出现相应的明显增长。在国内，人们以汉语作为学术研究和表达的主要语言手段，但是对汉语学术成果的参考、评价、引用相当不够，简言之，并不重视汉语研究成果。许多人——包括相当多数的博士生——的研究仿佛都是从头做起的，或者从西语成果、主要是英语成果做起。这样，尽管有个别的研究起点可能会比较高，但是多数论文显得仿佛是凭空开始的研究。无视既有的研究资源也就是浪费了它们，从而使得新工作的意义变小，或者径直就是重复的劳动，从而使那些研究无法立于更高的基础之上。相关的原因多多，一个主要的理由大抵在于通常流传于口头的断言，即认为国内研究水平太低而不足以参考；另一个原因是虚荣，即以无视汉语成果来证明自己的高水平。这两种原因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从根本上来说皆难以成立。因为倘若汉语研究成果水平低下，那么评价和批评就更其必要，从而可以找出问题，提高汉语学术共同体的整体水平。为了证明自己的水平只引用西语文献而无视汉语成果，除非其论文以外语发表于非汉语学术共同体，否则这一惯例也一定会反用于其自身的论文。这种独白式的研究承带自身否定的结果，而就汉语学术共同体而论，就会导致西方哲学研究成果的不连续性，难以累积，从而学术研究的水平既难以有效地提高，传统和流派亦难以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年轻一代德国哲学研究者展现了新的风貌。他们经过良好的训练，在与西方年青同行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并且拥有相对而言不错的研究条件，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在他们之中出现较高水平的成果。这个论文集里收录了两位在读博士生的论文，让人们或可见其一斑。南星对康德《反驳唯心论》研究，采用了康德身后由人整理而成的讲演稿和遗稿等文献，在尝试新的解释时表现了他的理论的敏锐性。程炜关于尼采的柏拉图讲义所做的研究，表明他掌握和驾驭丰富文献的能力，以及从其中提炼观点的概括力。他们良好的训练和处理国际学术前沿问题的能力和信心，预示汉语德国研究未来的前景；当然只有经过磨炼，他们才会更加成熟。
2014年12月3日写于北京圆明园东听风阁
2014年12月5日修改于北京圆明园东听风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