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遗著
——遗世手稿，康德的工作方式和遗稿新编

杰奎琳·卡尔

康德从18世纪90年代中起便开始撰写一部他自己曾称之为“他的代表作，一部杰作”的著作。 ^[1] 这部后来以“遗著”( Opus postumum )之名而闻于世的遗稿包含着康德的构建一个从自然的理性形而上学到经验科学（主要是物理、化学和生物）的过渡的尝试。其努力的最终目的在于发展出一个作为先验哲学的基础著作的纲领。

这一遗稿在1936年和1938年已被布赫瑙(Artur Buchenau)和莱曼(Gerhard Lehmann)在《康德全集》的第21卷和22卷中编纂过了。但是这一最早的完全是权宜的版本在很多方面都是非批判性的。其一方面偏离了当时作为全集的第三部分即“手攥遗稿”的总编阿迪克斯(Erick Adickes)所定下的编纂原则。另一方面，当时的编撰者忽视了当时业已存在的阿迪克斯于1920年在其同名的著作中对“遗著”的洞见 ^[2] ，在这一著作中阿迪克斯对遗稿的内容作了详尽的介绍、归类和阐释。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迪克斯对手稿的页数和纸张所做的几乎无法再更改的有效排期和排序。与此相反布赫瑙和莱曼并不决定出版一部康德想要的著作，而是要编纂一部同样以“遗著”命名的手稿它是以权宜的、也就是以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手稿的构成形式而出现的复印本（手稿，第1702页,SBBPK)。问题的关键在于，手稿不管是在时间顺序还是在文本构成上都与遗稿不一致。例如，第一卷包括遗稿的第十三个，即最后一个草稿，这一草稿是康德在从1800年12月份到其失去工作能力的1803年2月期间所创作的，而第十三卷却是《系科之争》的第二部分的前期工作(Vorarbeit)。如果手稿的纸页的顺序绝非对应于遗稿的各草稿的时间顺序的话，那手稿中还有并不属于遗稿的文本部分。虽然存在这样的双重谬误，这些手稿和遗稿仍然被冠以了《遗著》之名，除此之外其还有别的错误。由于这一出版上的基本原则，即决定出版一个权宜的手稿复印本，和其他方面的欠缺，这一版本长期以来遭受了猛烈的抨击。 ^[3]

第21卷和22卷的新版将用一个历史—批判的版本来取代布赫瑙和莱曼版。因此遗稿的完整文本的新卷册将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被呈现出来。因此那些明显地可被归入“过渡著作”之列但又不在手稿之中的文本也将付梓。而所有其他同样被包含在手写稿之中但又不属于遗稿的文本，比如《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实用人类学》和其他著作的前期工作，以及书信的草稿将不再收录其中。福尔斯特(Eckart Förster）（巴尔的摩）可能会作为第21卷和22卷新版的主编。时代基金会(ZEIT-Stiftung Ebelin und Gerd Bucerius)的大力支持使得新版的准备工作在2001年即已得以启动。属于这一准备工作的还有受德国科研联合会的项目资助的整个手写稿的数字化。《遗著》的数字化摹本(Faksimile)从2004年开始已经按照业已考证出来的时间顺序和原来的顺序分别以三倍的分辨率在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康德全集的学术计划网页上发布了。

这一数字化构成了同时在计划中的电子版的一个必要前提，根据当前的计划，这一电子版于2010年年底应该就可以在线获得。根据现在的看法，手稿的转录首先要与各自的摹本联系在一起，其通过激活相应的按键可以被调取出来（图一）。其次将通过在文本和摹本之间逐章逐段的关联给研究者提供一个快速的分类，以使其能对转录文本和手稿页面上的相应位置进行对比。通过文本段落的激活使用者同时可以调出相应的放大的摹本段落，包括带有段落标记的整个手稿页面的缩略图，以便能够在手稿页上找到相应位置（图二）。文本与摹本之间的这一关联（不仅是逐页的，而且是逐章逐段的），互相呼应，这就使得调出摹本页、在此页面上激活特定的文本段落，以在与转录文本的段落相对应的位置上获得摹本段落的放大以及缩略图成为可能。

至此为止只是对将来的电子版的一个简短的展望，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当前的工作上来。我被委托进行并且即将完成的对全部手稿的新的转录构成了第21和22卷重新编纂的基础。与转录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以文本发生的视角对手写稿的特点进行初步的考察。在遗留下来的总共290张松散的——大多是对开的，但相比较而言更小——其中525页被康德自己亲手写得密密麻麻的手稿中，并没有已完成的著作，也没有零碎的片段，只有被多次共时和历时修改过的各个草稿——除了所谓的八开草稿之外——在对开的纸张上的十三篇草稿。康德所预期的著作倒不如说是一个“论文手稿”更合适（图三），这一手稿除了小心翼翼地以边框隔开的清楚撰写的底稿文本之外，还包括一再添加的新附释和重复、修改和删除，甚至会插入关于其他主题的记录以及日常的笔记，它们以语言的方式展现了康德思想的运动过程。手稿的复杂性在最后的两个草稿也就是卷七和卷八，从1800年4月到12月以及从1800年12月到1803年2月的两个草稿之中，再次变得更为明显。康德多次修改这几页，即使是最小的空间也被写得密密麻麻的，最后的附释常常是在已经写好的文本的行与行之间，如附图上以不同的颜色所标识的各个文本段落之间的区别所表明的（图四），对诸附释的各个部分进行分别是极其困难的。

为了把握住手写稿的特点，我们将从作者康德的工作方式入手。基于手写的遗稿、通信和同时代人的叙述，对于康德研究来说大致已知的是，康德的文章经历了一个多阶段的产生过程，这一过程从对后来所谓的散页的记录和反思开始，然后经过多次的修改成为草稿、复撰、誊本并最终成为打印样品。 ^[4] 但是不仅在其著作的书写上，而且在其书面的草稿和双开纸上的前期工作中，作者康德都遵循着一个明显可以分辨其工作过程的特定的写作方式。双开的页面与书写区域相应地被划分成了底稿和外沿两部分。这里外沿部分可以为后来的笔记承担起剪贴板的功能。接下来至少还可以区分出三个工作阶段出来：首先，康德写出了底稿，边沿的部分尚留空白；然后，底稿通过行间和边上的附释被更正并在修辞上被修改，边上的附释在此被记录在页面的边沿上；最后，康德借助列表，比如在边沿上的反思和替代以及竖直的删除和类似的更正内容的方式，修订出了目前的这一文稿。

以作者康德的这一工作方式为出发点，手写稿将通过对每一页的基于发生学的结构分析予以阐明。接下来我将基于“遗著”卷九第五页（图五）——第二个草稿的第一页：带有康德的“a过渡”标记的a到e过渡——给大家示范性地介绍发生学的结构分析的方法。在我模拟康德在纸页上的书写的发生过程之前，有必要先做两个方法上的介绍：除了以上所勾勒的工作阶段划分之外，在对手稿页作发生学的分析，尤其是在重构边沿的附释的时间顺序之时，所谓的位置标记非常重要。阿迪克斯就已经认识到在位置标记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辅助手段，它是“纯粹客观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认为是绝对可靠的”。 ^[5] 从方法上看，康德对不同的参考符号的运用，比如用于最外边的附释的长垂线，用于补充和替代或者作为边沿附释的不同部分的连接的各种标记，与其他的工作方式一样也是康德特有：康德并不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自上而下地在留出来的页面的边沿做附释，而是自下而上。 ^[6] 阿迪克斯曾将发生学的观察比作地质学家的工作，人们必须“如同地质学家面对着混杂的岩层关系一样，给自己提出问题：这些层层叠叠的岩层是如何形成的？” ^[7] 那就让我们开始“地质学家”的工作吧！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工作阶段的结果，底稿被写就并往下一页延续，空出来的三个外沿部分和康德自己所做的“α过渡”的标识很清楚。在第二个阶段（图七）底稿通过行间和边上的附释被更正并在修辞上做了修改。康德通常会使用长竖直线作为边界的标记符号。不但诸边界而且相应的标记符号在图七中都以红色予以着重标示。从时间顺序上来看康德必定附释之前就已划出了边界，因为边界必须被边沿的附释所修改。如上所说过的，康德第三步以一种更具内容性的方式修订出了现存的文稿。对于补充、替换，或者为了将同一附释的相关联的文本部分连接起来，康德不再使用长垂线，而是使用各种非常不同的符号。其一再创造新的标记符号，而这并非没有原因：考虑到同一页面之上的附释之间大量的参考指引，符号的可区分性对于一种明确的和视觉上方便的分类，即使对于康德本人来说也是必要的。

借助位置标志，在我们用以举例的页面上的附释的时间顺序可以被清楚地标示出来（图八）。大家现在看到的在下边的边沿范围上最初被记上的附释1a和b,由通过参考符号连接起来的两部分组成。附释2是第二步才写上的。如摹本（图九）上放大的复制品所示，最后的行距总是更为狭小，文字也变得更为紧凑，而且康德在倒数第三行极为罕见地对“durchs”使用了首字母来替代。这是对通过已经标示出来的最初的附释来向下划分界限的地方的所有清楚的标识——如同在摹本上的附释2的放大的复件所表明的。康德肯定是第三步才写下附释3a和b的（请再次看图八），因为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向下——给这一笔记了，因此只能向上完成这一附释。时间上的下一个，也就是第四个附释4a—c由通过符号连接的三部分构成，并且这一附释肯定是在第三个之后才写的：这一附释的第二部分在早已写就的第三附释的第二部分之后并且向下——因为第三附释的第一部分的缘故——找不到足够的空间，以至于康德只能在上面的地方继续书写。对于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五个附释5a和b来说，只有空着的正上和右上的边沿区域了，并且因为右边的边沿区域空出来的地方已被显然先写的第四附释所限定，所以事实上对康德来说仅剩下挨着标题的唯一一块尚未书写的地方了。

这一发生学的结构分析的结果如何在总体上应用到新版本的文本的编排上来呢？第一个建议如下（图十）：

大家可以看到摹本和转录文本处在正对的位置上。写作期间做出的修正的底稿位于左边宽阔的文本间隙中的右边，且如同摹本一样用蓝色标示——这对应于第一个工作阶段的结果。在摹本上用红色标示的边界被统合成连续的转录文本并且相应地以红色着重标示——第二阶段的结果。现在是在第三阶段被添加进的附释：这些附释在摹本上的时间顺序被通过数字——在继续分成更多部分的地方则通过附加的小写字母——标明了出来并且分别加上绿边。在右边的这一页上诸附释转录文本的右边狭长的间隙之中，其依据时间顺序相应地予以排序并被标示成绿色。

这一仅仅以其出现先后为标准进行的排序，尤其是边沿附释的顺序，是否已经充分和可信了？当然不是，因为诸附释之间并不具有同等的意义和功能！对此再进行区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文本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如果还不能说是绝对必要的话。这些附释在此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底稿的续篇或补充，对底稿的替代、替换性表述、一个完整的注释，或者一个独立的反思。

在用以举例的页面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认定出两个作为替换的附释，也就是在时间上的第三和第四个附释。附释4a—c是对底稿第一段的替换，而附释3a—b则是对第二段的一个句子的替换的延续。依据对文本的这一新的诊断结论，这些附释将会在文本演示中进行如下的重新排序（图十一）：

在摹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底稿如前所述是蓝色的，边界线是红色的，而独立的附释则被标示成绿色的，有所不同的首先是两个作为替换的附释被用淡蓝色着重标示了出来，其次是所有附释的另一编号次序：如果我迄今为止使用数字加小写字母，以便使得时间顺序清楚明了，那么对于替代的附释，而且只针对这些附释，我现在使用的是小写字母加数字。这就得出了这样的命名：作为替换的a1—3(之前是4a—c)和b1—2(之前是3a—b），也就是以其归属于底稿的顺序，而其余的三个独立的附释与前一样根据其时间先后用1a—b,2和3a—b(之前是5a—b)来标示。

在右边的页面上大家可以看到在其左边部分宽阔的间隙里一如既往带有以红色着重标示边界线的蓝色底稿。但是在右边部分狭小的间隙里对文本的排序有根本的变动：作为替代的附释——以淡蓝色标示——将不再根据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而是以同等的高度分别被置于相应底稿段落的对面，紧接着的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以蓝色标示的独立的附释。

在右边的页面上大家可以看到底稿以及被表述成§1的替换性表述a1—3,其清楚明了地通过标记符号* ¹ 被归入底稿并且在文本编排中从与底稿相应的高度开始。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替换中有一个康德对符号使用的特殊情况。他对这样一个脚注使用了一个并非任意的而是全然特定的符号，也即星号，大家应该可以在摹本上清楚地辨认出这一星号（图十一上，在a2的结尾处和a3的开始处）。对于文本的排列来说，这一文本诊断意味着，这一作为替换的第三部分，也就是a3,应该被认为是脚注，其通常应写在一个通过线条与正文分离开来的下边的文本区域之内。（图十二，左边的页面）在图十二的这一页大家可以看到在右边的间隙处的第二个替代，是对第二段底稿的一个替代性的继续阐释，通过被用天蓝色标示出来的单词“weil”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是属于这一段的。接下来是三个独立的附释，在这边是附释1a—b和2,而在接下来的一边是附释3a—b。

这一发生学的结构分析使得一系列事情成为可能：我们可以据此重构工作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还可以弄清楚同一页面上的一个附释处于不同位置的各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此外通过这一方法还可以在总体上理清同一页面之上不同附释的时间顺序及确定它们对文本解读的不同功能。这一时间顺序又使得对于文本本身的思想的理解并由此使得对于时间先后顺序来说合适的解读成为可能。据此另一个版本所暗示的等价性，即与时间顺序相矛盾的附释的排序就可以被纠正过来了。同时这也开启了新的解读可能性：除了各草稿出现的时间顺序之外同时还并存着在各个手稿页上的著述的时间顺序。这一结果远远超越了1936/1938年版及接下来的遵照这一版本的各种版本所能达到的认识，因为莱曼在很多方面都没能搞清楚各个单独的附释之间的关系及其与整个手稿的页面的内在关系。很明显，在现存的各个《遗著》的版本中 ^[8] 手写稿的特点和写作过程的时间顺序皆没被注意到，更不用说以某种方式体现在出版编辑中了。借助这一用以举例的页面我提请各位注意这些结论，但出于时间关系我在此将只探讨布赫瑙和莱曼的科学院版：在这一版本中通常所遵循的——在此忽略那些始终存在的例外——原则是，诸附释依据被插入的边界带的底稿自上而下，也即先从上边的边沿区域开始，从左到右，然后是到下边被复印出来。——与我们所用以举例的页面相对应的状况是，第一个替代附释虽然被当作“第二个表述”，但是直到总底稿的两页之后才被复印。 而且人们也无法确定，在a3这里是否涉及一个星号的注释，从而不将这一文本部分作为注释，而是作为正文的继续。 ^[9] 作为对第二节中的一个句子的替代的第二个附释，虽然被具体地归于底稿中相应的位置之下，但却被复印在注释部分而且不作为替代附释，而是被视为比此晚得多的附释。

这一并不正确的归类与命名在例如“语境中的康德II——2003年完整版”光盘中变得更为明显，这一版本除了出自脚注部分的日常笔记之外，只接受了被删除的大概70段的文本段落并聚合成这样的文本关系 ^[10] ，这导致了使用者根本不知道我们以上所说的替代附释2的存在，对于替代附释1则仅仅知道其文本而不知道在科学院版中所给出的对第二个文稿的提示信息以及其属于第一段的开头这一事实。

虽然我们以上只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但明显就可以看出，这一迄今为止仍未被注意到的发生学的结构分析对于新版来说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这一断言也被马逖奥(Vittorio Mathieu)的阐述所支持：在其1989年所出版的《康德遗著》中马逖奥主要关注这样一个特点，这一特点被其称之为“手稿的细胞式结构” ^[11] 这一内在关联的文本并没有被写到单独的纸张和书页之外。由此在马逖奥看来，思想的统一与所谓的纸页（一张纸或一个页面）的形式上的统一是一致的，以至于纸页有自成一体地容纳各自的思想进程的总览功能。在我们的转录文档中这一命题不断地被确认：为了容纳这一思想，纸张的最后的也就是第四页，在很多情况下被过于密集地书写。同样地，这一被马逖奥所描述的特性也涉及各种各样的附释，这些附释并不能像弗鲁格哈尔通(Julius von Pflugk-Harttung) ^[12] ——在其之后还有其他人——所声称的那样归结为“对书写材料的吝啬”，因为还有完全空白的纸张和只在边沿部分被写满的纸张，或者底稿区域只有很少的文字但是其边沿部分却几乎100%被写满的纸张。康德在其他地方还有充裕的空间，但其此后并没有在这些地方做批注，这意味着，这些附释属于每一页上的基本思想，根据康德的观点显然不能撰写在别的任何地方。

《遗著》的新版本的目标并不在于一个不同的转录或者是文本诸部分的地貌学或是拓扑学的排序，而不去考虑书写的时间顺序和记录的主题上的相关性。发生学的结构分析并非是研究者所期待的，毋宁说这一分析应该通过编辑工作而被实现——作为其贡献的，是将被康德所期望的著作在其各种各样的历时和共时的关系中呈现出来。

在阿迪克斯看来，哲学家康德是一个“孜孜以求于适当的表述的人，其在写作之前并没有在脑海里构思好一切，如内容和表述，而先是最大限度地确定了思想的进路，然后胸有成竹地从头到尾思考每一个细节”。 ^[13] 因为康德在其手稿中一再通过新的开头和思想的进一步推演从而使其哲学的方案变得更为庞大，所以发生学的考察方式的结果不仅是对遗稿中的哲学思想产生的理解，除此之外还在于总体上对哲学家康德的理解具有意义。用莱曼的话来说：康德并非一位追求成果的思考者(Resultatdenker），而是一位发现问题的思考者(Problemdenker)。 这无非意味着，即使是康德的正式印刷出版的著作，在严格的意义上也并非完成稿，而是到最后仍然在哲学路途中的思想各个阶段而已。对此《遗著》提供了充分而又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

(方博 译）

[1] 康德的午餐会的一个成员哈塞(Johann Gottfried Hasse)关于康德的最后的观点的叙述，第二版重印本，格尼斯堡,1804年，见哈塞的文章“康德最后的观点和其出自遗著的个人笔记”，收于布赫瑙(Artur Buchenau)和莱曼(Gerhard Lehmann)主编的《老年康德》。此书还附带一个图像和一个复写件，柏林莱比锡,de Gruyter,1925年，第24页。( Der alte Kant. Hasse’s Schrift: Letzte Äußerungen Kants und persönliche Notizen aus dem opus postumum,Berlin-Leibzig,1925)

[2] 阿迪克斯，《叙述和评价康德遗著》，柏林,1920年（《康德研究》增补版,50)(Erich Adickes, Kants Opus postumum dargestellt und beurteilt ,Berlin,Reuther& Reichard,1920[Kant-Studien,Ergänzungsheft,50]。）

[3] 参见莱因哈特·布兰特的“康德的‘从自然形而上学到物理学’的转化的试作出版问题”，见《转化，康德晚期著作研究》(1989年10月13日到15日在巴特洪堡举办的关于康德遗著的哲学论坛的会议论文集），法兰克福,Klostermann, 1991年，第1—27页(Reinhard Brandt, Kants Vorarbeiten zum Übergang von der”Metaphysik der Natur zur Physik“.Probleme der Edition,in: Übergang. Untersuchungen zum Spätwerk Immanuel Kants [Tagungsbeiträge des Forums für Philosophie Bad Homburg zu Kants Opus postumum vom 13.bis 15.Oktober 1989],Frankfurt a.M.,Klostermann,1991,S.1—27）；及布兰特的Die”Krause-Papiere“，见《康德“遗著”》，缩印本，布兰蒂斯(Tilo Brandis)主编，柏林，各州文化基金会,1999年，第11—28页(Die ”Krause-Papiere“， in: Immanuel Kant ， ” Opus postumum “ . Mikrofichausgabe ， hrsg.von Tilo Brandis,Berlin,Kulturstiftung der Länder,1999,S.11—28）；斯塔尔克(Werner Stark)的《康德的信件和手写稿探察》，柏林,Akademieverlag,1993年(Werner Stark, Nachforschungen zu Briefen und Handschriften Immanuel Kants ,Berlin,Akademieverlag,1993。）。

[4] 参见：斯塔尔克的“康德在其作品印刷中的协作”，见路德维希(Bernd Ludwig)主编的《康德的法学说 附斯塔尔克对康德作品的印刷的研究》，汉堡,Meiner,1988(康德研究,2），第7—29页，尤其是25页以下(Werner Stark,Zu Kants Mitwirkung an der Drucklegung seiner Schriften,in:Bernd Ludwig, Kants Rechtslehre.MiteinerUntersuchung zur Drucklegung Kantischer SchriftenvonWerner Stark ,Hamburg,Meiner,1988[Kant-Forschungen,2],S.7—29:insbesondere S.25 f。）；同参见莱曼的“康德论永久和平的论文的副本片段”，见莱曼的《康德哲学的历史和阐释论文集》，柏林,de Gruyter, 1969年，第51—66页，尤其是56页(Gerhard Lehmann, Ein Reinschriftfragment zu Kants Abhandlung vom ewigen Frieden, in:Gerhard Lehman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und Interpretation der Philosophie Kants ,Berlin,de Gruyter,1969,S.51—66:S.56。）。

[5] 阿迪克斯，“手写遗著部分导言”，见《康德全集》，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主编，柏林,1900年，第14卷，第XV—LXII, XXX页（以下简写为AA)(Erich Adickes: Einleitung in die Abtheilung des handschriftlichen Nachlasses,in: Kant ’ s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von der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erlin 1900 ff.,Bd.XIV,S.XV-LXII,S.XXX)。——作品的阶段以及手写标记的标准对于“遗著”而言毫无意义，因为康德的作为在记录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改动，而在有问题的1796—1803年期间可以区别出两个作品阶段（同上，第XXXV页以下）——其中在底稿的所谓“美学作品”（”Schönschrift“）和之后持续写的附释的之前就已草拟的草案之间的区分仍然保持着未更改的状态 。

[6] 莱曼，“导言”，见《康德：遗著》，布赫瑙和莱曼主编， AA ，第751—789、784页(Gerhard Lehmann:Einleitung,in: Immanuel Kant : Opus postumum. Hrsg.von Artur Buchenau und Gerhard Lehmann,in: AA XXII[Anm.1],S.751—789,S.784。）。

[7] 阿迪克斯， AA XIV(注解6），第 XXX页 。

[8] “以时间先后的顺序：康德晚年未付梓的著作”( In chronologischer Reihenfolge: Ein ungedrucktes Werk von Kant aus seinen letzten Lebensjahren。）。作为手稿由莱克(Rudolf Reicke)主编，载于《旧普鲁士月刊,XIX-XXI,1882—1884》(Altpreußische Monatsschrift XIX-XXI, 1882—1884）；《康德遗著，通俗而科学地叙述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到附证明的物理学的过渡》，克劳泽(Albrecht Krause)主编；法兰克福,Lahr,1888年( Das nachgelassene Werk Immanuel Kant ’ s. Vom Uebergange von den metaphysischen Anfangsgründender Naturwissenschaft zur Physik mit Belegenpopulär-wissenschaftlich dargestellt. Hrsg.von Albrecht Krause.Frankfurt am Main/Lahr 1888）；康德：《遗著》，布赫瑙和莱曼主编，见遗稿 XXI/XXII,柏林/莱比锡,1936/1938年( Immanuel Kant ， Opus postumum. Hrsg. von Artur Buchenau und Gerhard Lehmann,in: AA XXI/XXII）；康德：《遗著》吉柏林(Jean Gibelin)选文并翻译，巴黎,1950年(Emmanuel Kant, Opus postumum. Textes choisis et traduits par Jean Gibelin. Paris 1950)。康德：《遗著：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到物理学》，马蒂(François Marty。）翻译、导言以及注解，巴黎,1986年(Emmanuel Kant, Opus postumum. Passage des principes métaphysiques de la science de la natura à la physique. Traduction,présentation et notes par FranÇois Marty.Paris 1986)。康德：《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到物理学（遗著）》，杜克(Félix Duque)编，巴塞罗那,1991年( Immanuel Kant ， Transición de los principios metafísicos de la ciencia natural a la física [ Opus postumum ].Edición de Félix Duque.Barcelona 1991）；康德：《遗著》，福尔斯特(Eckart Förster)编，并附导言和笔记,Cambridge 1993( Immanuel Kant : Opus postumum. Edited,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by Eckart Förster.Cambridge 1993。）。

[9] AA ,XXII,第207页 。

[10] “康德自己的、虽然是不完全的页数统计在我们的版本中的卷册和页数说明中同时被证实，康德自己的这一统计虽然被其记录在脚注中，但这在文本的编纂上并没有多大效用。此外在脚注部分被排除、删除的大概70段文本段落，只要在这里不涉及纯粹的文本变体，依据第14—19卷的出版样本和在利用莱曼的说明的情况下将再次被转移到文本关系之中（参照第22卷第205页）。在一本带有一贯性的草稿特征的并未被考察过的著作之中，即便是这样被删除的段落也不应该被认为处于比康德的私人笔记——通常被删除，但是在正文中被保留下来——更低的地位。为了保持文档的内在关系，从现在开始那些被删除的对日期的标注、传记信息以关于兰培(Lampe)的朋友有意思的玩笑话（参考第22卷，第128页以下）都将被置于这一版本中明显的和可检索的文本区域之中。”出版说明，见《语境中的康德II——2003完整版，光盘上的著作、信件和遗著》,Karsten Worm主编——InfoSoftWare,柏林,2003年(Editorial, in: Kant im Kontext II-Komplettausgabe 2003 .Werke ， Briefe und Nachlaßauf CD-ROM. Hrsg.von Karsten Worm-Info Soft Ware.Berlin 2003)。

[11] 马逖奥：《康德遗著》,Gerd Held主编，法兰克福,1989年，第61页以下(Vittorio Mathieu, Kants Opus postumum. Hrsg.von Gerd Held.Frankfurt/Main 1989,S.61 ff。）。

[12] 弗鲁格哈尔通：“康德遗留手稿的古文字学评注”，载于《哲学史文献II》,1889年，第31到44页，第32页(Julius von Pflugk-Harttung, Paläographische Bemerkungen zu Kants nachgelassener Handschrift,in: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 ,1889,S.31—44,S.32)。

[13] 阿迪克斯：“出自康德遗著的零散书页”，载《康德研究》第一期,1897年，第232—263页、第240页(Erich Adickes,Lose Blätter aus Kants Nachlass,in: Kant-Studien 1,1897,S.232—263,S.240)。在科学院版中阿迪克斯经常提醒人们注意这些信息，诸如“对一再的深化的需求，对此其如其习惯一样，试图通过对其思考的文字上的确定来使得那些仍然模糊的点看得清楚明了”( AA XIV,S.595）；“第一页的前两段毫无疑问是一本计划出版的书的试作：在这两段中，康德如其以往的习惯一样，努力做出正确的表述”( AA XV,S.637)。 OmIYPQ5ufz+rUEENSPTfdR4eA/wlhsxFSZsW00huDA6Y0GKW39UbJubvvqoBq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