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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活仁先生派给我的题目，本来是“论盛唐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我很想好好谈这个题目，但论题太大，恐怕非数十万言不能解决，故今仅先解释“盛唐”两字。
王维精于禅理，见称于时人，苑咸答其《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书，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云“王兄当代诗匠，又精禅理”、“华省仙郎早悟禅”可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遂谓其“有高致，信佛理”。《旧唐书》本传则云维“弟兄俱奉佛”，《新唐书》因之。
王维既然如此信佛，又精禅理，后人论其诗，便努力于此推求。《而庵说诗》称：“摩诘精大雄氏之学，句句皆合圣教”，李空同称：“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奉佛之应哉！”顾起经《题王右丞诗笺小引》称维“长于佛理，故其摛藻奇逸，措思冲淡”……逐声寻响若此者，殆不可胜数。
然而，王维信佛是一回事；信佛是否即为禅宗，又是一回事；是禅宗、懂禅理，而能不能将禅表现于其诗中，更是另一件事；诗之冲淡，确因彼信佛使然，则是又一件事。这几个层次，并不相同。可是历来论者混为一谈，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予甄别，故所说王维之诗禅关系，其实均为模糊影响之谈。王维为华严耶？禅宗耶？祖师禅耶？如来禅耶？北宗耶？南宗耶？谁能为我说之？
考王维所曾进奉者，为《仁王经》注本，宣称“了言说即解脱”、“知名相即真如”（卷十七），此岂禅家宗旨？其《西方变画赞》说：“愿以西方为导首，往生极乐性自在”（卷二十），则是净土信仰，与禅又有何关系？同一态度，又见《给事中窦绍为亡弟故驸马都尉于孝义寺浮图画西方阿弥陀变赞》。论者于佛理囫囵不通，看见王维“精禅理”一语，便来七牵八扯。不知禅法乃佛家通义，禅宗之禅却与一般教下者不同，王维《过香积寺》云“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之“禅”，岂是禅宗之“禅”？盖为《佛报恩经》所称“山林树下，安禅静默”而已。如此安禅，以制贪瞋痴毒，大概仅能如其《过卢员外宅看饭僧共题》所谓：“身逐因缘法，心过次第禅”。非一超直入如来地，直指本心者，实甚显然。古今论者，渺不识佛禅义理，又不知宗派，套个王维“诗佛”的名号，动辄誉其“字字入禅”（渔洋《蚕尾续文》），可笑孰甚！
不止此也。王维固然对佛教有信仰，但大家忽略了：他信佛并不是排他性的活动，信佛的同时，他也信道。即或因认为道教之法“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而对佛教更为信崇些（“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见卷九《秋夜独坐》），但他与道教的关系仍然一直非常密切。
据《海录碎事》说：“唐司马承祯，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为仙宗十友”。这十人未必确有交游，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这不是仅知王维奉佛的人所能明白的。论王维者，多矣，但讨论王维道教信仰的，一篇文章我也未见到。
唐人耿漳《题清源寺王右丞宅陈迹》已说王维“儒墨兼宗道”，明朝李日华《读右丞五言》也说王氏是“紫禁神仙侣”。王维与道教相关的作品，数量并不少于与佛教；来往亦多求道之士，如《赠李颀》“闻君饵丹砂，甚有好颜色”、《送韦大人东京留守》“君子从相访，重玄其可寻”等等甚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谓“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当是佛道兼宗的。《春日上方即事》说：“好读高僧传，时看辟谷方”，正可见其宗趣。他说佛理，其实也仍常是用老庄玄理去格义，像“无烦君喻马，任我以为牛。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卷三《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就是用《庄子》讲佛理的。
对于王维与道教的关系视而不见，正显示历来我们对王维及王维诗的认识是偏颇的。大谈其与佛教的关联而无视其与道教的渊源，亦如大谈王维的冲淡恬静而忽略其豪健风格，大谈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而漠视其边塞题材。
明胡应麟曾说：“右丞五言，工淡、闲丽，自有二派。楚塞三江接、风劲角弓鸣、扬子谈经处等篇，绮丽精工，沈宋合调者也。寒山转苍翠、寂寞掩柴扉、晚年唯好静等篇，幽闲古淡，储孟同声者也。”这是认识到王维诗在风格与题材上存有异质性，一种偏于山林静摄，是山水田园的情调；一种气象高华阔大，造语亦精丽。这种观察当然是对的。但一般论诗者可不愿如此麻烦，谈起盛唐，往往就是一刀切开，岑参高适边塞诗一派，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一派。说到王维，则总是“维诗清逸，追逼陶谢”（《文献通考》）、“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为诗欲清深闲淡，当看韦苏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诘”（《诗人玉屑》）、“王摩诘诗，如久隐山林之人，徒成旷淡也”（《西清诗话》）……这一套。
其实王维作品里，山水田园仅占四分之一，其述豪侠、咏边塞、陈闺怨者，无论质与量，均不逊于山水田园。比诸岑参高适，亦无愧色（王世贞且谓其《出塞作》若非犯两马字，足当唐诗压卷）。豪健佚荡，岂旷淡清逸云云所能局限？
另外，王维有一种廊庙诗，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作》）、“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之类，亦非山林田园所能限。这些诗，古人颇有赏音，或提名为唐诗压卷之作的候选者，或认为足以代表盛唐风格。但现今一般论王维仅以山水田园诗人视之，对此便不暇讨论了。
岑参的情况，与王维类似。
岑乃南阳人，童年侍父客居平阳八九年，曾在王屋山有所谓青萝旧斋。他一直对这段山居生活非常怀念，常想“安得还旧山，东溪垂钓纶”（《南池夜宿思王屋青萝旧斋》）。这种对山居闲适之境的向往，事实上也贯串其一生，成为他性格中极为强烈的部分。
所以他在各地均有怀念别业旧居之作，时时想回去那里盘桓烟景泉石。壮岁入京，开元廿二年（706）至长安献书，至天宝三年（744）进士及第，在京城奔走求仕之际，亦营两峰草堂于终南山，“兴来资佳游，事惬符胜概”（《终南两峰草堂》）；且在少室山另有居止，见《自潘陵光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他在杜陵县也有别业，见《宿蒲关东店忆杜陵别业》、《过酒泉忆杜陵别业》等，大概建于他在京城任官时期。这些别业幽居、山林闲适之作，与王维辋川诸什，情调其实颇为近似。
安史之乱后，岑参短暂居朝，随即出为嘉州刺史，罢后则寓居蜀地。嘉州即今眉山乐山一带，蜀江水碧蜀山青，诗人优游于山水之间，所作尤多闲适冲夷之乐。
相较之下，他的边塞经验就短暂得多。天宝十三年（754）随封常清赴北庭，至德元年（756）即返，总共只有三年。时间不但短，对边塞物事也无情感上的认同。咏边塞，大抵是说其寒苦，而以故园山野之思来相对照，以见感慨，故多悲壮苍茫之音。不像王维说起边城游侠就一副逸兴湍飞、豪情万状的样子。而且因为边塞经验毕竟短暂，边塞作品虽令人印象深刻，总量仍不及其述闲静者多。
山居幽处的经验既多，又有情感上的认同，他的山人、隐者、道士、僧家朋友当然也就多了。《寄西岳山人李冈》的这位，是炼丹的；《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的这位，能弹琴；《寻少室张山人》，则为炼金客。另有《题井泾双溪李道士所居》、《江行夜宿龙吼滩临眺，思峨眉隐者》、《宋东溪怀王屋李隐者》、《寻巩县南李处士别居》、《春半与群公游元处士别业》、《过缑山王处士黑石谷隐居》等。这些与山人隐士交游之作，跟他那一大堆怀旧居、念别业、思归退、耽静摄的诗篇，合在一块儿看，更能看出岑参的性格和他的人生观，“到来幽谷愁中月，归去磻溪梦里山。帘前春色应须惜，世上浮名好是闲。”（《暮春号州东亭送李司马归扶风别庐》）跟王维“晚年唯好静”的情形相比，恐怕岑参之好静更甚。
正因如此，岑参也颇亲近佛教、道教。道教人士及山人隐者，前文已谈过了，佛教部分，他游观寺塔、访院谒僧，来往踪迹极多。《送青龙招提归一上人远游吴楚别诗》自谓“久交应真侣，最叹青龙僧”，可见他与方外士交往既多且久。《寄青城龙溪奂道人》更说自己“久欲谢微禄，誓将归大乘”，此与《秋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谦道人》所说“愿谢区中缘，永依金人宫”、《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题惠净上人幽居》所说“愿割区中缘，永从尘外游”等语意雷同，都是讲自己准备归心大乘，弃绝尘缘的。这样的诗，也有几十首。
换言之，一般论唐诗者，除了谈岑参几首廊庙应制诗（如《和祠部王员外雪后早朝即事》、《奉和中书舍人早朝大明宫》、《西掖省即事》之类）、几首与杜甫王维高适唱和诗之外，只知岑参是个边塞诗人。不知其山林游处、平淡冲夷的一面；不知他志在林泉，颇侣隐沦的一面；也不能考其与佛道的关系；不能探知其人的心衷情性。他与王维有许多相似处，可是我们看王维与岑参，刚好各只看了一半儿。
孟浩然，于李杜为前辈，开元二十八年（740）即卒，天宝以后之事当然都不能预闻。而他又无岑参王维乃至李杜等人在朝任官的经验，因此盛唐气象、朝廷宫庙之美，彼均无与。有的，只是山林和江湖。山林，指他隐居和寻道访寺之作，多山林游赏之趣；江湖，指他跟山人、道士、墨客、游侠、僧侣、官僚来往交游之作，多相濡以沫之情。王维岑参集中山林田园、僧道游处的那些部分，也即是孟浩然诗作主要的内容。
但历来论孟诗，都只谈他山林田园。对他的佛道关系，远不如对王维那么关心。这是由于孟浩然作得不好吗？或许。但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
义公习禅寂，结宇依空林。
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
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
看取莲华浮，方知不染心。
（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
共仰头陀行，能忘世谛情。
回看双凤阙，相去一牛鸣。
法向空林说，心随宝地平。
手巾花毡净，香帔稻畦成。
闻道邀同舍，相期宿化城。
安知不来往，翻以得无生。
（王维《与苏卢二员外期游丈八寺而苏不至》）
这样比较可能毫无意义，因诗体诗意都不同，但也可能可以说明一些情况。怎么说呢？在这种比较下，孟诗显然比王维诗好些。王诗太质实，用佛教典故名相去排砌，不如孟以清幽之景写禅寂的境界高明；夕阳带雨，空翠满庭，亦具禅味。王维诗当然也有很多是有禅意的，但我故意举这一首，是要提醒大家：王维诗被后人誉为有禅意者，其实大多只是闲情、只是写景，与佛教不甚相干。解者因知王维奉佛，遂以此求索附会之而已。维诗与佛教有关者，则泰半属于堆砌典故、搬弄名相之作，不止大落言荃，抑且金屑满眼，不见得比孟浩然好到哪儿去。而论孟诗者，对孟诗此部分置若罔闻，恐怕也太粗疏了。
此外，古今论孟浩然，也只知他是个隐士，是山水诗人，却不曾留意到此公亦任侠者。
《新唐书》本传即谓浩然“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又称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这在孟浩然诗中是可以印证的，如《家园卧疾毕太祝曜见寻》云“平生重交结”，《送吴宣从军》云“平生一匕首，感激在夫君”，《送朱大入秦》云“游人五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醉后赠马四》云“四海重然诺，吾尝闻白眉。秦城游侠窟，相得半酣时”，《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云“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等，均可证明孟浩然是好交游、任侠义、意气感激、脱略形迹的人。
这样的人，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叹老嗟卑之士，也不仅是一位隐居山林的高士。他应是李白那一类人，一生好入名山游，也炼丹、也侣道，也求官、也飘荡于江湖。李白对孟浩然如此欣赏，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难道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山水诗人孟浩然足当此“风流”之评乎？现在我们讲的孟浩然，只是清远平淡、只是闲适、只是一位山人，蔬荀气中略少寒瘠相者耳。风流是谈不上的。但李白对孟，却有气类之感。若孟氏真如现今我人所以为的这个样子，诸君认为李白会对他如此推崇景慕吗？
李白任侠使气，书剑两行，孟浩然也是。《自洛之越》自伤“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宴张记室宅》说“谁知书剑客，岁月独蹉跎？”《田园作》则说“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书剑时将晚，丘园日暮空。”都是有书有剑，以之自负，亦以自伤。
游侠风流倜傥，走马入红尘，自然也不免有绮情。这，一方面是游侠生涯中交游通脱而有所遭遇者，如《宴崔明府宅观妓》、《同张明府碧溪赠答》、《宴张记室宅》、《寒夜张明府宅宴》、《崔明府宅夜观妓》、《春中喜王九相寻》、《长乐宫》、《从张丞相游南纪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等，均为歌妓。所谓“十里届宾馆，征声匝妓筵”、“红粉邀君在何处，青楼苦夜长难晓”、“当杯已入手，歌妓莫停声”、“香炭金炉暖，娇弦玉指清”、“从来惯留客，此夕为谁多”，莫不香艳绮旎。然此皆逢场作戏，并无实感者。其次，则为确有所系念者，如《岁除夜有怀》云：“渐看春逼芙蓉枕，顿觉寒销竹叶杯。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此所怀者必非男子，亦非妻室。三则是发绮思、作绮语、抒绮情者。如“春楼晓日珠帘映，红粉春妆宝镜催。已厌交欢怜枕席，相将游戏远池台”（《春情》）这样的诗，有《春怨》、《闺青》、《寒夜》、《美人分香》、《赋得盈盈楼上女》等甚多。有时去游山水，他也会有绮思，如《万山潭作》云：“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初春汉中漾舟》云“波影摇妓钗，沙光逐人目。倾杯鱼鸟醉，联句莺花续。良会难再逢，日入须秉烛”等，也很不少。
总之，迄今为止，对孟浩然的理解也是偏宕的。一个有豪情绮思、喜振人患难又多僧友道侣的孟浩然，还有待我们去重新认识。
盛唐时期诗人很多，我不能每位诗人都这样胪列下去，一一说明历来对他们的误解。所以现在只好综合起来谈。
盛唐诗的整体面貌以及当时诗家的风格，其实非后世才产生误解、看不清楚，而是当时已然。何以见得？唐人选的唐诗集就是明证。
“合收初盛唐”的芮挺章《国秀集》，收了李峤、沈、宋以至祖咏等九十三人，但《序》又说所选“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故应为盛唐诗的第一个选本。可是这个选本，评价向来不高，宋人曾彦和说“挺章所选，非璠之比，览者自得之”（《国秀集·跋》），谓其不及殷璠《河岳英灵集》也。近人傅璇琮亦赞成此说，认为殷璠选本最足以代表盛唐。
然而，殷璠所选，作家中缺了杜甫，对李白的评价也不如王昌龄；诗体方面，五古独多，近体极少。这能代表盛唐吗？
殷璠对诗人的个别评论及描述，与后世所言，差异也很大。例如孟浩然诗，他说是“文采丰葺，经纬绵密”。经纬绵密乃言章法，孟诗章法固然密栗，文采却以平淡见称，丰葺之说，恐与世论参商。他又说储光羲“挟风雅之道，得浩然之气”，似亦与后世谓储为田园诗人者不合。可是在殷璠眼中，储却是与王昌龄气骨相同的诗家，所以说：“元嘉以还，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顷有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羲颇从厥游。且两贤气同体别，而王稍声峻。”如此评价，实在是不容易理解的。吴乔《围炉诗话》说“崔颢因李北海一言，殷璠目为清秀（按，应为浮艳），诗实不然。五古奇崛，五律精能，七律尤胜。崔曙五古，载《河岳英灵集》五篇，高妙沉着。殷墦谓其吐词委婉、情意悲凉，未尽其美”，讲的就是殷璠的赏鉴有问题。何焯批校本，则有跋谓“此集所收不越齐梁诗格，但稍汰其靡者耳。……此书多取警秀之句，缘情言志，理或未当”，亦对它颇不满意。
傅璇琮力排众议，认为此书不仅品藻众作，且有理论。它以神、气、情论作家总体修养，这三者是统一的，“盛唐诗歌所能表现的内容……既有神理，又有力量，复有情致。这样，前人所未曾提出，而为殷璠所独创的‘兴象说’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什么是“兴象”呢？“形象”与“思维”不是分开来讲，而是统一的、整体的，这就是兴象（《唐诗论学丛稿·盛唐诗风和殷璠诗论》，文史哲出版社，1995）。
傅氏此说，颇可商榷：
一、殷璠“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故说：“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神来、气来、情来，三者是三种不同的“所来”，犹如诸体有雅有俗有鄙有野一般。三者怎么可能是统一的，构成整体盛唐诗的内容表现？
二、形象思维一词本为不通之词。形象思维乃相对于抽象的、逻辑的思维而说，形象与思维，分开来怎么讲呢？
三、形象思维云云最多只涉及象，何以即是兴象？
傅先生又说盛唐重气，可于盛唐草书重骨力处获得理解；说岑参后期边塞诗尤重气骨，殷璠但收早期作品而已。这也全是错的。岑参后期生活皆在蜀南。书法重骨，其实亦不在盛唐，而在汉魏南北朝。故包世臣说“古人未有不尚峻劲者”，盛唐才主张“中和”，强调刚健与婀娜调和并济，我另有《书学与武学》、《醉书》两文详论其流变（《书艺丛谈》，佛光大学，2001）。
也就是说：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固不足以见盛唐面目，今人据其书以论盛唐，则又误上加误。
《河岳英灵集》成书后不久，元结又编《箧中集》，收沈千运、王季友、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七人诗。这些人大多经历过盛唐，但一般人谈盛唐，大概都不会举这几位做代表。元结之意，本来也是如此。因为他对盛唐至乾元年间（758 —760）诗风即多不满，他说：
近世作者，互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势，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此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也。
沈千运等人，即是他认为“独挺于流俗之中，弘攘于已溺之后”的人物，“凡所为文，皆与时异”。他特别选这些人的诗，正欲以此矫正流俗。
《河岳英灵集》不足以见盛唐面目，《箧中集》又反对盛唐诗风，则盛唐诗也者，如何考见？
《箧中集》之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上卷选至天宝十二年（753），下卷从至德元年（756）起。其所收，当然就包括着盛唐诗。但所收也只以五言为主，上下卷加起来，七言不到十首。这也难说是对盛唐合理的呈现。
此后唐人选唐诗，情况大都差不多，各有各的问题，不一一赘述。而最重要的则是，“盛唐”从没有被当成一个风格群体、一个文化世代来看待。
首先标明盛唐的诗选本，是元朝杨士弘的《唐音》。此书批评前此诸选本：《河岳英灵集》“详于五言，略于七言；至于律绝，仅存一二”；《极玄集》“只五言律百篇，除王维、祖咏，亦皆中唐人诗”；《中兴间气集》、《又玄集》、《才调集》“亦多主于晚唐矣”；其余宋人所编《唐百家诗选》、洪迈、曾苍山、赵紫芝、周伯弼、陈德新等人的选本也都是“大抵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唐音名氏并序》）。也就是说，他认为从前大家都不重视盛唐，所收均以中晚唐为主。他自己的选本，力矫此弊，以“唐初盛唐”、“中唐”、“晚唐”来分期分卷。
此乃三唐说，把唐诗正式分了期。其次，他还把唐诗从风格与价值上分了类。一篇初唐四杰，称为“始音”；二为正音；三为偏格，编入“遗响”。“正音”大抵以盛唐为准。故他可说是第一位正视盛唐诗风，把它当成一个文学世代与风格类型的选家。虽然他仍将初唐与盛唐并论，而且甄选评价也与后来的盛唐诗观不同（高棅批评它：“李杜大家不录，岑刘古调微存；张籍、王建、许浑、李商隐律诗载诸‘正音’；渤海高适、江宁王昌龄五言稍见‘遗响’”），但其著作对后来盛唐地位的确立，实有关键性影响。
若撇开诗选，扩大视野来看，标举盛者，在杨士弘之前已有其人，那就是严羽。
严羽之前或同时人当然已颇称道唐人诗，但多泛称，或专就一二人论，比较具有概括意义，以“时代相”为风格语者，只有晚唐。严羽是第一位举出“盛唐体”，并拿来跟建安体、永明体、齐梁体、元和体、晚唐体、江西宗派体等相提并论的，详见《沧浪诗话·诗体》。这个“体”，乃是文体风格之谓，指一个时代或一个流派，形成了一种文学创作上的风格特征。
学诗人面对这些不同的诗体与风格，须有所抉择。故诸体之间又不是平列的，而是有其高下可辨。此即辨体之说，严羽谓：
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真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沧浪诗话・诗辨》）
杨士弘以盛唐为正音的态度，早见于此。既然学诗须以盛唐为法，盛唐体的特质又在哪里、该怎么学呢？严羽提出“妙悟”说，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以此反对“本朝诸公作奇特解会，以文字为诗、以书卷为诗、以议论为诗”。
可见盛唐体的提出，以及对盛唐体的界定，乃是相对于晚唐体和元祐体、江西体而来的。严羽为了要反对他所认为的晚唐诗与宋诗，才从“妙悟”这个角度去把握盛唐，以致李杜皆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孟浩然则一味妙悟。
确立盛唐体，并以之为学诗典范，用以反对“主理”的诗风，这几点完全被高棅所继承。高棅的《唐诗品汇》，正是严羽之论与杨士弘之选的综合，其《凡例》云：
先辈博陵林鸿尝与余论诗：“上自苏李，下迄六代，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余以为确论。后又采集古今诸贤之说，及观沧浪严先生之辨，益以林之言可征。
他服膺严羽，是极为明显的。对盛唐的界定，则略异于杨士弘，分为四段：玄宗开元以前为初唐，开元至代宗大历初为盛唐，大历至宪宗元和末为中唐，文宗开成初至五代为晚唐。此为四唐说。四唐之间，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抑扬显然。
此书后为复古派所宗法，李攀龙且依此而编《古今诗删》。但高书所选盛唐诗仅占32％，李书所载唐诗虽全由高书摘出，盛唐诗却占了60％，可说是比高氏更进一步提高了盛唐的地位。后人概括明代复古派的文论，说他们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诗宗盛唐的态度，正可由其选本中看出。
明代复古派说诗必盛唐，其所谓盛唐，究竟是指什么？是与严羽一样的“兴趣”、“妙悟”吗？
明代复古派最重视的盛唐诗体是七律，而所学习的盛唐典范，据胡应麟的观察是这样的：
于鳞七言律所以能奔走一代者，实源流《早朝》、《秋兴》、李颀、祖咏等诗。大率句法得之老杜，篇法得之李颀。属对多偏枯，属词多重犯，是其小疵，未妨大雅。“紫气关临天地阔，黄金台贮俊贤多”，“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少陵句也。“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王维句也。“秦地立春传太史，汉宫题柱忆仙郎”，“南川粳稻花侵县，西岭云霞色满堂”，李颀句也。“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瑶台含雾星辰满，仙峤浮空岛屿微”，青莲句也。“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祖咏句也。“千门柳色连青琐，三殿花香入紫微”，“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岑参句也。凡于鳞七言律，大率本此数联。今人但见黄金、紫气、青山、万里，则以为于鳞体，不熟唐诗故耳。中间李颀四首，尤其是济南篇法所自。（《诗薮》）
吴乔则说：“于鳞以‘秦地立春传太史，汉宫题柱忆仙郎’、‘顾盼一过丞相府，风流三接令公香’为句样。”（《围炉诗话》）这两联为李颀《送司勋卢员外》、《寄綦毋三》语。李梦阳所谓盛唐，大抵可见于这些句样中。主要是杜甫与李颀，特征是格局阔大，百年万里、三山二水、九天万国、南川西岭；且多为意象景物，非说理议论叙事语；三则都有一种声调之美，念起来好听，且有一种类似的音腔。这由李梦阳自己的诗论也可以得到印证。他在《缶音集序》中说：
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做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
批评宋人诗不主调，即是说其诗缺乏音乐性；指宋诗不香色流动、无风云月露，则是说它径作理语，不借物色以发比兴。这种主张，正与别人对他学唐诗的观察相符。他所谓盛唐诗为何，于此亦可思过半矣。
如此论盛唐，实与严羽近似。严羽所说的“妙悟”，确意为何，固然难说，但两者对宋诗的批评是一致的。“兴趣”之说，与“比兴错杂”云云，也可相通。所不同者，则在于李梦阳强调音乐性，说诗要“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严羽在这方面却未谈到。此外，严羽所指盛唐诸公，并无李颀。在复古派所师法的盛唐诗家中，李颀却是个极重要的人物，故胡震亨说盛唐名家，应“祧孟、进李颀。应称王、李、岑、高”（《唐音癸签》）。
可是，以王维、岑参、高适、李颀为代表的盛唐诗，怎么安放李杜呢？对李白，基本上是虚尊之，很少讨论，也不太宗法。杜甫则处理起来更形尴尬。一方面推崇他是盛唐大家，另一方面又说他有许多地方不符合“盛唐体”。如王世懋云：“少陵故多变态，其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艺圃撷余》）其中秀与丽符合盛唐体，余均不合。其险拙累句，更遭到“轻薄子弟，往往有薄之者”。李攀龙也说：“子美篇什虽众，
焉自放矣。”（《选唐诗序》）王世贞则说：“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变风，不宜多作，作则伤境。”（《艺苑卮言》）何景明更说杜甫为唐诗的“变体”（《大复集·卷十四·明月诗序》）。这都表明了对老杜乃是选择性地推崇，所谓盛唐体，并不是以李杜为典范而建立的风格类型。
然而，以王维、岑参、高适、李颀为典范的盛唐风格，却也非后人所说的王孟山水、高岑边塞之类，而是以《早朝》一类诗为基准的。典重高华，亦与李白之俊逸、杜甫之沉郁无与。
复古派这种盛唐诗观，明末清初受到不少挑战，公安派、钱谦益、黄宗羲、吴之振等提倡宋诗，冯舒冯班兄弟、吴乔推崇晚唐，盛唐的正宗典范光环均不免减色。
重振盛唐声威并为盛唐重新定义的，是王渔洋。渔洋所编《唐贤三昧集》于唐贤中专注盛唐。所收43人、诗432首，王维即占111首、孟浩然48首、李颀42首、岑参36首、王昌龄29首，五人共占266首，超过一半以上。推尊盛唐，更甚于李攀龙。但他对盛唐风格的认识却不同于明代复古派，不取高华壮丽者，而强调神韵。其弟子何世璂《燃灯记闻》载：
进曰：“然则《三昧》之选，前不及初，而后不及中、晚，是则何说？是非欲人但学盛唐，而不及中、晚之意乎？”师曰：“不然！吾盖疾夫世之依附盛唐者，但知学为‘九天阊阖’、‘万国衣冠’之语，而自命高华、自矜为壮丽，按之其中，毫无生气，故有《三昧集》之选。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以见盛唐之诗，原非空壳子、大帽子话，其中蕴藉风流、包含万物，自足以兼前后诸公之说，彼世之但知学为‘九天阊阖’、‘万国衣冠’等语，果真盛唐之真面目、真精神乎？抑亦优孟叔敖也。苟知此意，思过半矣！”
批评明人的盛唐诗观所见非真盛唐，仅得其肤廓、得其空腔，而祈向宗旨则在平淡，屡引司空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语，且大选王维孟浩然此类诗作以为样本。
渔洋之后，唐宋之争，纷扰不休。到清末，同光体则是以“力破唐宋分界”为说而实主宋诗者。盛唐声威，光采又黯然了。胡适刘大杰之后，盛唐的地位才又得巩固。现在我们一谈到盛唐，就想到那是诗歌的盛世，认为此后诗即越来越衰，宋元明清诗没啥好读；而想到盛唐，就想到李白杜甫两高峰，王孟山水田园、高岑边塞两大派。这些，都拜刘大杰之赐。
这样的观点，与严羽、明代复古派及王渔洋不同处，在于非推举盛唐以供创作时宗法，故非学习的对象，仅是阅读时的指针。其次，盛唐不再具有整体的风格意涵，而是以两人两派为主的一群诗人及一群杰作。创作上的宗唐宗宋之争亦随之结束，盛唐作为一种风格典型这种意义已消解了。但李杜是否可以代表盛唐，倘依明代复古派或清朝王渔洋的见解看，恐怕都很可疑。王维孟浩然的山水卷标、岑参的边塞印记，贴得是否妥当，据我在前面的考察看，也不无疑问。
综合以上所说，可以发现所谓盛唐的面目甚为模糊。
唐朝人自己看，或许根本不觉得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或诗歌的盛世。我们现在视为盛唐代表性诗人的李白、杜甫、岑参、高适，在唐人选的唐诗集中均排不进前五名。《河岳英灵集》不录杜甫，《中兴间气集》不录李白，《极玄集》不录李杜。王维孟浩然的境遇好些，但也非前两名的大诗人。这是就诗人说。就时代说，元结对盛唐的不满，前文已介绍过，白居易在谈到唐代诗风时也说：“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世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白氏长庆集·卷廿八·与元九书》）。后人推崇唐诗，鄙夷宋诗，理由往往是说宋诗缺乏风雅比兴，可是依白居易之见，盛唐才缺少这个特质。
宋人本来论唐，也未曾专意于盛唐，大抵只是泛说做诗应学唐人，或举一二名家，如杜甫、韩愈、李商隐、白居易为典范。严羽始为反对时人之学江西与晚唐而标举盛唐。此后盛唐成为一个招牌，许多人宣称他们的产品即属于这个品牌，但彼此所说的盛唐并不是同一桩事。或以妙悟为盛唐，或以高华壮丽为盛唐，或以平淡幽远为盛唐。盛唐，变成了论者对治他那个时代所提出的理想诗体；盛唐诗家，成为理想的创作典范。透过不断的注解、诠释、论析以及赞叹，盛唐，终于成为我国诗歌的黄金盛世。
因此，盛唐有两个，一是历史上的唐代开元天宝，是历史上的唐代某个时期；另一个则是文化意义上的盛唐，这个盛唐，存在于宋元明清人的言说构造中。
文化意义的盛唐，不但塑造了一个颇异于唐代开元天宝的历史性盛唐，事实上也形塑着宋元明清的文化。这个盛唐，存活于宋元明清实际的人文活动中，在那些时代，人们说盛唐是什么，往往也就是在讲他们自己的诗是什么（如李攀龙、王渔洋）。为了争盛唐的地位，诗人们是会攘臂相向，“几欲拼命与争”的。
但言说构造的盛唐，未必有足够的历史材料来证明它的存在。诠释出来的盛唐，也不断会遭到诠释的挑战。诠释与诠释之间，仍有无数裂缝，可供我们钻缝蹈隙，在瓦解旧有的言说中重新拼凑盛唐的图像。我在前面，用了一些篇幅，实际检讨近人对王维岑参孟浩然的解说，就属于这类工作。有兴趣的朋友，盍兴乎来！
（2001年3月29日·香港·李白杜甫与盛唐文化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