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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北大出版社朋友的好意，将我论文学的一些稿件集编起来，分为中国诗歌史论、中国小说史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四部，以便大陆的学侣检索参考。感谢之余，谊略附识语，敬述因缘。
我生于台北。少年时期从父教，读了点诗文；又得师友爱护，渐识治学门径。17岁负笈于淡江大学，开始撰写研究论著以自励。大一时试作《庄子注》一帙，大二试作《谢宣城诗研究》，大三作《古学微论》，大四作《近代诗学与诗派》，各30余万言，另有散稿若干。今收在本编《中国诗歌史论》中谈晚清的一些篇章，大抵即昔年残稿，辑出求教于方家的。以后若得暇，将再逐渐整理出来。
那时我正从张眉叔、汪雨盦、张梦机先生学诗，屡追陪诸诗老之诗酒文宴，文字甘苦，略有体验，故稍不同于一般不能创作的学人。大学毕业，入硕士班后，又秉心得，做了若干推广诗词的赏析工作，撰有《古典诗歌中的季节》、《小品文赏析》、《词赏析》、《东坡诗赏析》、《读诗偶记》等著，销行迄今。因此我的学术生涯，不妨说是由说诗开始的。博士论文做的也是《江西诗社宗派研究》。
但我治学，自幼受孔子启发，子曰：“君子不器”“博学于文”，当然不能只以“兴于诗”为满足。孔子师老聃，而老聃，据庄子形容，乃是“古之博大真人”。我愚妄，遂以博大真人自期，因此文、史、哲、政治、社会、宗教、艺术，什么都要研究。在文学这一块，自然也就不仅限于诗，例如小说，我就谈得不少，后辑稿为《中国小说史论丛》、《红楼梦梦》等。在这方面，我显然又与学界流行的“专家”风气颇不相同。
我们学界，除了强调专业以外，理论研究与实际文学批评也还不一样，人员、思维，乃至学术传统，其实畛域各别。做文学家生平考证、分析作品的朋友，对理论大多心怀疑虑而亦莫测其浅深。从事理论思考的，对作品的实际研究也罕下工夫，纵其玄思，以构系统而已。然其系统，时或不免于稗贩西方成说。故谈文学创作与作品欣赏者，对之又颇不以为然。我则在担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会长期间，大力提倡一种带有文学批评意识的古典文学研究，希望能沟通二者，重建中国文学批评乃至文学理论的传统。曾出版过《诗史本色与妙悟》、《文学与美学》、《文学批评的视野》等书。
这些20世纪80年代的作为，大都具有一种“追求中国性”的意涵。相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文学体系，我及我的一些朋友们可能是想说明：中国文学的特性何在、中国文学的理论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学批评的术语又都有什么确切的含义和指涉。因此，这不是一般地泛述史事、考证史料，或审美欣赏，而是带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方法论思考及中西比较文学视野的探问。例如问：中国到底有没有一个抒情传统？在抒情传统底下对作品的诠释方法有何局限？中国有没有悲剧与史诗？若无，中国小说戏曲的结构原则又是什么？等等。
不断追问这些问题，当然也就会涉及对文学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梳理，因为中国文学之所以如此，必然是与其社会文化相关的，它本身亦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要面相或内容。因此，80年代后期我便已开始将文学研究结合起我的哲学、社会、历史、宗教知识，综合发展为文化美学式的探讨，著有《文化文学与美学》、《文化符号学》、《中国文人阶层史论》等书。既由社会文化以观察文学，有文学社会学的趣味；又由文学以论定中国社会文化的性质，说明中国文化因有这么个“主文”的传统，所以迥异于欧西印度诸文明。
释古，目的当然是在诠今。我们怎么解释古代，其实正表现着我们如何面对当代。以上所描述的那些工作，大致可以概括为：我是谁？我从前是什么样一个人？而现在，由于社会变了，我也不免有些改变。可是我又到底该变成什么样呢？要继续问这些问题，文学研究者才真正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或方向，因此，我虽出身于古典文学阵营，研究的问题意识及具体研究课题从来就不限于古典。我曾在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传播管理所、未来所、欧洲所教过书，还办过管理学院，这些与现代社会相关的知识与经验，也显然不同于一般古典文学研究者，会促使我去思考文学再现当代社会大处境与问题。称为“现当代”，当然是从俗，套用大陆流行的文学分类法。我自己对这个名称并不赞成，故有时说现代，有时说当代。论旨自然也与一般现当代文学的名家不甚相同，所辑诸文，可见一斑。
以上这些叙述，简单介绍了这几本书中各篇文章的总体脉络，否则文章东一篇西一篇，可能读者摸不着头脑，不知此东鳞西爪者，实非漫然苟作也。这也是它们与一般论文集不同的所在。至于各单篇论文，质疑旧范式，开拓新视角，乃我一贯的风格，便不用说了。
《后汉书》有“独行传”，我亦方今学林之独行者。欣赏我的，视我为独行大侠；讨厌我的，则以为上述种种皆是大盗恶行，不足为训。两方面的评论，我都很喜欢，故略述独行者之独，以为读者告。
戊子清明，序于燕京小西天如来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