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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双音节组合形式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然而，如果我们将《论语》、《孟子》和《论衡》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双音节组合形式的急剧变化：
表5 《论语》、《孟子》、《论衡》中的复合词
《论语》和《孟子》中约有1％的复合词，而《论衡》中则增至3％，这表明汉代复合词有了翻倍的增长。我们把《孟子》和赵岐《孟子章句》加以比较，就更能证明这一事实：赵岐使用的169例双音组合中，有43％的用例对应《孟子》的单音词，36％的用例《孟子》没有。换言之，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有79％的双音节组合在《孟子》中没有出现。由此可证，东汉是汉语上古史双音组合的最高峰。
什么原因使得双音节组合在汉代突飞猛进？唐代训诂学家孔颖达在他的《五经正义》中部分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22）a．视民如禽兽。（《诗经·何草不黄》序）
孔：经言“虎”，“兕”及“狐”，只有兽耳，言“禽”以足句。
b．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左传·成公十三年》）
孔：重言“杀”者，以圆文也。
c．羔羊之皮。（《诗经·羔羊》）
孔：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两言以协句。
孔颖达认为：经传使用双音节形式的原因是为了“足句”、“圆文”、和“协句”。显然，这里的“足句、圆文、协句”不指句法，因为如（22a）缺了“禽”，句子仍然合法。它们也不指句子的语义，因为经文里说的是“虎、兕、狐”，都是兽而不是禽。可见，增加“禽”并非语义的要求。如果这些训诂术语既不指句法也不指语义，那么它们指的是什么呢？事实上，（22c）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协句”指的是韵律。根据孔颖达的分析，三音节短语“羊之皮”韵律失衡。当另一个音节“羔”加到“羊”前，构成了四字短语以后，便实现了平衡。下面我们将看到，四音节单位能自然地嵌入音步结构（同时参见本书第五章），而三音节单位是有标记的形式。从平衡的四言和失衡的三言的对比上看，“协句”这一术语，与“圆文”“足句”一样，指的都是韵律。
毫无疑问，传统训诂学家以他们敏感的直觉告诉我们韵律的语法功能。我们认为：汉代双音节组合形式的翻倍增长是新的韵律结构驱使的结果，而新的韵律动因则是上古音节结构简化的产物。
在整个汉语史上，单音节词变为双音节词是一个强大的发展趋势（王力1980）。这里要说明的是：即使这一观点已普遍接受，仍很难说它不是一种误导。原因很简单，这一观点通常被理解为双音节组合的建立是为了满足新的双音节词的需要。我们的观点恰好相反：双音节词的创造是为了满足双音节韵律单位的需要。更准确地说，我们认为“求双”是当时语言的最基本的要求，它的发展从本质上说与复合词没有直接的关系，即：语言要求双音节单位，不管它是否是复合词。因此，我们说“双音化独立于复合化”。这一论断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
首先，大量的早期文献表明：许多复合词的早期组合不是词而是短语。例如，“国家”现在是复合词，但起初是短语：
（23）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孟子·离娄上》）
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大家都知道，在周代，“国”是天子封给诸侯的封地，而“家”是诸侯封给大夫的领地。二者的组合形式“国家”表达的是“诸侯的封地”和“大夫的封地”。到了战国，社会和政治系统发生了变化，“国家”才成为一个复合词。上面的例子表明，双音节模式是如何独立于复合词的，因为两个词的单位最初是短语，而不是词。
第二，根据（8）中的语义标准，要成为复合词，双音节短语必须经历意义概化及词汇化的过程。如“天下”和“沼上”都见于《孟子》，字面上“天下”即“天空之下”而“沼上”是“池水上面”。在实际的使用中，“沼上”仍为“池水之上”而“天下”却赋有了特殊的含义：
天空的下面→天下人→社会→国家的领地
可见，“天下”是一个词汇化复合词，而“沼上”则仍是一个短语。由此可见，离开了词汇化的过程，双音节组合便始终保持双音节短语的性质，而不能根据上面（8）中的标准看作是复合词。
第三，在韵律成双的要求下，某些组合形式在形成之初就很像复合词。如：
（24）a．衣裳
b．家室
c．图书
但是，我们发现这类词的前后成分可以相互置换：
（25）a．裳衣（《诗经·我徂东山》）——衣裳（《诗经·山有枢》）
b．室家（《论语·子张》）——家室（《诗经·桃夭》）
c．书图（《韩非子·用人》）——图书（《韩非子·大体》）
词序AB和BA互换的事实说明它们没有固化为词，因为位置互换是并列短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可变词序的形式还说明：它们出现的目的是要组成双音，而不是铸造词汇。因此只要双音的目的达到了，其结果是AB还是BA，在所不计。上面的论证表明：双音节单位的建立是语言的基本要求，而由此形成的复合词则是“双音”要求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