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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和认识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世界的过程中，研究者越来越多地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考察人们的社会行为，考察由这种行为所构成的各种社会现象，考察在这些行为和现象背后起作用的社会规律；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地用经验研究的结果去回答社会现实所提出的各种疑问，去为各种与社会发展、社会规划、社会控制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可以说，无论是在社会学还是在其他各门社会科学中，经验研究已越来越成为人们认识社会世界的重要工具和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验性社会研究及其成果的增加，与这种研究和成果密切相关的方法问题和方法偏差也在增加。每一个投身于具体经验研究的人，都会对这种研究过程中所存在的大量疑惑、困难和艰辛有所体会。现有社会研究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方法问题，比如在研究对象抽取上的各种偏误，在概念测量方面的简单化处置，在研究设计上的偏离现实，在资料分析上的逻辑矛盾、主观臆断、片面牵强等等，都会不同程度地断送研究者的宏伟目标和满腔热情。因此，对社会研究或者更广泛的意义上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的高度重视和正确认识，是从事这种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首先注意的问题。要不断提高社会研究的质量，提高我们运用经验研究方法的能力，提高研究结果与社会规律之间的相符程度，我们需要不断反思和检讨我们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不断学习和总结科学探索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程序规范。
作为一种探索社会世界的方式，社会研究同样遵循着科学的基本规范和要求。特别地，各种社会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具体的、个别的和特殊的印记，它们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常常存在着相当的距离。那么，在探索和发现社会世界的各种特征、规律的过程中，我们靠什么来获得客观的、准确的、符合现实的研究结果？我们又靠什么来保证这些研究结果在从具体走向抽象、从个别走向一般、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过程中，不会被曲解、被神化、被夸大或被缩小？探讨并回答这一问题，是笔者解读英克尔斯著名的“现代人研究”的主要动机。
英克尔斯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与同事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现代人研究”
成就斐然，成为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集中体现。他们合著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也广为人知，并获得过“哈德里·坎特里尔”学术奖。他们在这一研究中所编制的“现代性量表”，早已成为现代人研究领域中的经典工具，被世界各国学者普遍使用。其研究所得出的“工厂是培养现代人的学校”的著名论断更是广为传播，影响巨大。然而，他们在获得这一重要结论过程中所付出的种种艰辛，在证明这一结论的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可以说，英克尔斯等人在“现代人研究”中所得到的结论可能是相对简短的，但他们用来得出这一结论，特别是用来证明这一结论正确性的过程却是十分漫长的。
作为一项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具体社会研究，英克尔斯等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策略值得特别关注。正如该书的译者在后记中所说：“毫无疑问，本书的结论本身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其研究方法。”（英克尔斯等，1992：509）在《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中，英克尔斯不仅专门用了几章的篇幅来讨论该研究所用的方法，同时，在对结果的分析中，几乎通篇都贯穿着对方法的讨论。这种讨论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专门的研究方法教科书的实例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与其说这是一部讨论人的现代性的著作，还不如说它是一部探讨社会研究方法的著作。现在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从作者的这种做法中我们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经验的社会学研究，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研究，在其达到研究目标的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同样如此。其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发现工厂工作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影响因素，对于那些生活经历以前主要局限于农业以及与传统乡村有关的事物的人产生的效果”（英克尔斯等，1992：47）。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希望“解释人们从具有传统的人格转变为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英克尔斯等，1992：5），特别是探索和回答工厂工作的经历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问题。
英克尔斯等人的基本理论是：人们是通过他们的特殊生活经历而变成现代人的。这一理论还特别强调人的工作经历对使他成为现代人的作用。“我们首先强调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我们也认为，城市生活以及同大众传播媒介的接触会产生可以同工厂相提并论的影响”。同时，“我们没有忽视教育，更早的研究表明教育是个人现代性的一个有力的预报器”（英克尔斯等，1992：7），即工厂经历、大众传播媒介、城市生活和学校教育使人具有现代性，使传统人变为现代人。
概括地说，他所要论证的命题如下图：
在社会科学中，提出一种理论假设或许不是特别的困难。然而，要用经验的事实和材料来验证这一理论假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理论假设只是一种“理想的事物”，而研究却是一种“现实的事物”。研究设计的任务就是要变理想的为现实的，变理论的为实践的。
对于英克尔斯的研究目标来说，仅从逻辑上看，要回答这一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进行一项实验研究：选择两组相同的对象，其中一组进入工厂工作（实验组），另一组不进入工厂工作（对照组）；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即在实验组对象进入工厂之前和进入工厂之后——对他们进行两次测量，然后比较两个组在两次测量中所得到的结果。用测量和比较所得到的差异来说明工厂工作对人的现代化过程的影响。用图简略表示即是：
当然，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者最好寻找设在农村地区的新建的工厂，然后进入到这些工厂所在的农村中，调查和测量那些尚未进入工厂的人们。几年之后，研究者再一次来到这些农村，分别调查和测量那些第一次曾接受了研究并在工厂中已经工作了几年的人们，以及那些第一次接受了研究，但现在仍然在农村从事非工业生产的人们。通过比较两部分人在前后两次调查和测量中所得结果，便可知道工厂工作的经历对于人们的现代化发展的影响状况。“如果在第一次测验和第二次测验之间，那些在工厂工作的人们变得更加现代，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正是工厂的经历使他们如此。当然如果我们发现那些仍然继续从事更传统的工作的人们在两次测验之间没有变得更加现代，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坚信这一结论的正确性”（英克尔斯等，1992：47）。
然而，英克尔斯在研究中并没有采用上述具有纵贯特征的实验的方式，而是采用了具有横切特征的调查的方式。其主要原因是：“这种单纯的自然实验可能很具有吸引力，但是它没有为我们的研究设计提供一个实际的基础。”（英克尔斯等，1992：47）即这种实验的方式只是一种“理想的”而非“现实的”方式。在实际生活中，实施上述研究的现实条件很难达到，在操作上有许多客观的障碍，比如工厂的性质、数量、研究者几年后再次重返原调查地点进行第二次测量所需要的人力、经费等，都使得这一理论上十分完美、十分合适的研究设计在实践中却变得几乎一钱不值。这就是社会研究者经常遇到的现实。在现实面前，英克尔斯开始设计达到研究目标的其他途径。
首先，他试图通过不同的对象组别来替代不同时间点的测量。即通过比较两类人，“他们在所有其他的特征方面大致是相似的”，只是其中一类比另一类“有更多的工厂经历”。这种设计用图来表示即是：
由于两部分人在其他所有的特征——性别、年龄、教育、宗教、文化等——上都是相似的，只有工作经历的不同，因此，他们在测量的结果上所存在的任何差别都只能归因于工厂工作的经历。“我们没有对同一个人在进入工厂之前和在工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进行比较，相反，我们是比较两个人，他们在其他的特征方面大致是相似的，只是其中一位比另一位有更多的工厂经历”（英克尔斯等，1992：48）。但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确定那些观察到的差异是因为工厂工作的影响而产生，而不是因为在招募农民为工业劳动力时已经根据他们的心理特征而使他们有所差异呢？”（英克尔斯等，1992：49）这也即是说，怎样才能排除“心理素质决定了一个人是否离开农村进入工业”的观点对结论的影响呢？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英克尔斯设置了两条保卫线。一是抽取了一个由刚刚进入工厂的农民所组成的样本，其作用是用来与那些身处农村的农民进行比较：如果二者在现代性上没有差别，那么“心理因素决定论”就难以成立；二是即使新工人比留在农村的农民更加现代，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新工人与有一定工厂经历的有经验的工人的现代性来说明工厂经历的作用。
尽管这三组对象的抽取及其相互之间的比较似乎已经满足了回答研究问题的需要，但是，英克尔斯丝毫没有放松对其他可能存在的缺陷的警惕性。在现实社会中，工厂是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进入工厂成为工人的同时，人们也成了城市人。因此，一个明显的疑问是：城市生活是否同样具有使人们现代化的作用呢？如果是，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确定是工厂而不是城市是现代化的学校呢？
这对研究者的目标是又一个严重的考验和挑战。为了回应这一挑战，英克尔斯又抽取了第四个样本——城市中的非工业工人。这些人具有与工厂工人同样的城市生活背景，却缺乏工厂经历。这样，当比较发现工厂工人比农民更加现代，而城市非工业工人却并不如此，那么就可以认为，正是工厂工作而不是单独的城市生活经历使得个人向更加现代的方面转变。实际上，这第四个群体所起到的是一种控制变量的作用——控制城市生活对研究假设的影响。
类似这种为了回答研究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设计，在正确的逻辑推理的引导下贯穿于整个“现代人研究”的始终。比如，要确立工厂工作经历的作用，除了要排除城市经历的影响外，还必须排除与现代性相关的大众传播媒介接触、学校教育等因素的影响。英克尔斯为此又采取了配对、部分相关分析等多种方法来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
与上述研究设计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研究中的样本问题。对于定量研究来说，人们往往比较关注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以及与这种代表性相联系的研究结果的概括性。我们注意到，英克尔斯在其研究中并没有去寻找有代表性的样本，而是去“寻找非常适合于目标的配额样本”（英克尔斯等，1992：63）。是不是这样做就不科学了呢？这里应该对有关抽样问题的某种认识偏误略作解释。不同的抽样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对于描述总体结构状况和变量分布状况的研究来说，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着我们从样本中所得到的各种结果在总体中所具有的普遍性程度。而对于检验理论、考察关系、解释原因的研究来说，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就退居到相对不太重要的位置，此时重要的则是样本的构成与研究的目标、与研究的假设、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关联程度。换句话说，以检验理论、解释原因为目标的研究通常不需要对总体有代表性的样本，因为它的目的不是去描述总体的分布，而是直接针对所要检验的变量间关系的假设。当然，如果同时还希望描述总体，或者希望所研究的关系在总体中也存在、所验证的假设在总体中也成立，自然也需要对总体有代表性的样本。
方法为目的服务，从现实出发设计和选择适合研究目标的方法，这是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它告诉我们：无论是实验方法还是调查方法、无论是随机抽样还是非随机抽样，衡量和决定取舍的标准并不完全是这些方法自身的优劣，而是它们与研究目标之间的适合性，与客观现实之间的适合性。有了这种适合性，我们才能使研究从理想的变成为现实的、从理论的变成为实践的。
作为一种对社会世界的经验探索，社会研究会遇到比其他科学更多的障碍和关卡。其中最经常发生的问题是：研究者无法在实践上进行和完成理论上所需要的、所表示出的各种过程和操作。这是因为，研究者在理论上所使用的主要是思想的工具，其中，最基础的就是被称作理论大厦砖石的“概念”。而研究者在经验研究中所能够处理的，则必须是可以测量、易于操作的具体现象和行为。从理论的天空到经验的大地，概念的测量或概念的操作化过程就成为研究者无法回避的关键一环。笔者曾将这种变抽象概念为具体事物的操作化过程称作是经验研究的“瓶颈”（风笑天，2001：102）。之所以称为瓶颈，是想说明其困难性及重要性。在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中，这一“瓶颈”就是对“现代人”概念或者说是对“人的现代性”概念的操作化和测量。
“人的现代性”是英克尔斯这一研究中最核心的概念。同时，它也是其主要思想和研究结论的概念基础。英克尔斯指出，要探讨和回答是什么社会力量促使传统的人转变为现代的人，以及这种转变的具体过程如何这样的问题，必须首先确定哪种人是现代人，以及凭什么标志来判断他是现代人。
无论是作为一种心智素质，或者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现代性”都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内容极为复杂的概念。正如英克尔斯所说，人的现代性“是很多素质的综合体或复杂结合物，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特质”，它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中表现出来”（英克尔斯等，1992：21）。因此，像众多社会研究者经常面临的那样，英克尔斯等人也面临一个如何将有知识、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所感兴趣的，且存在于学者们头脑中的、抽象的学术概念，转化成为那些“非常单纯的”、受过很少教育，甚至没受过教育的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十分具体的现象和经常接触的事物的问题。为了能够有效地从经验的层次上收集资料，回答研究的问题，研究者必须将思想的工具转变成为研究的工具。因而，英克尔斯开始了从抽象概念到具体测量指标的漫长跋涉。
第一步，是确定概念的维度（dimension）。研究者从三种基本的但却不同的角度（即分析的角度、主题的角度、行为的角度）出发，对个人现代性的各种要素进行了分析。“这些角度在提醒我们注意我们的确在测量主题方面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英克尔斯等，1992：22）。研究者最终挑选出24个要素构成概念定义的明确的维度。这些维度成为其最终用来测量人们现代性的量表的24个大的主题。
第二步，研究者详细分析了他们提出的这24个维度或主题中每一个理由。同时列举了用来测量这一主题的具体指标。比如，对作为人的现代性定义第一要素的“乐于接受新经验”这一主题，作者认为，“传统人不太愿意接受新的观念、新的感觉和新的行动方式”，而作为现代人基本特征的“乐于接受新经验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并在不同的情境中表现出来”。比如“愿意服用新药物或接受新的卫生方法，使用新种子或一种不同的肥料，愿意结识新的不同类型的人，或者转向一种不熟悉的消息来源”等等（英克尔斯等，1992：25）。
第三步，研究者又朝着编制具体的、在研究中实际运用的现代性量表的目标努力。现代性量表是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的主要工具，作者花了整整三章的篇幅讨论这一量表的建构过程、方法、具体内容及其质量。从理论派生出的核心态度量表OM-1，到一种扩大的态度量表OM-2，又从最大的综合现代性量表OM-3，直到“净化的”量表OM-500和“平衡的”量表OM-519，作者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建构过程中的每一个技术细节，认真说明对量表的每一种改进或对主题的每一种取舍的理由。这样，当研究者带着读者走完了他们为测量人的现代性、为编制最终量表而走过的全部路程，来到他们关于“我们很成功地编制了一组测量一般个人现代性的量表。它们使我们很方便地根据这一量表以0到100分数表示每一个人的现代性。这些量表考虑到一个人的态度、价值和行为，包括了我们和其他人的理论所确认的与现代人定义有关的全部问题、论题和主题”（英克尔斯等，1992：131）的结论之处时，读者也成了研究者，他们与研究者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达到了完全的一致。这正是研究者所期望的。
有了对概念的操作化指标和精心编制的现代性量表，并没有穷尽概念测量过程中的全部问题。因为社会研究中的测量总是发生在社会中的具体个人身上。特别的，他们还要保证根据现代性量表设计的调查问卷以及组成问卷的每一个具体问题在六个不同的国家，以及在六个甚或更多的附加的文化亚群体中，都具有同等意义。
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者面临一系列挑战。“我们的问题最初是用英文写成的。当我们从这种文化移到另一种文化，从一种语言环境移到另一种语言环境时，这就产生了难以克服的翻译问题。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可以保证当我们走遍这六个国家时向那些人们说着同样的事情呢？”（英克尔斯等，1992：78）研究者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办法来迎接这些挑战：（1）“把我们的问题限于我们认为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均有意义的情境与关系上”；（2）与当地工作人员长期讨论，以使得双方“对于基本观念及其在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有这种共同的理解”；（3）“让不同的第三方把这些问卷重新翻译成英文”，“它不仅有助于找出简单的误译，指明那些不能用当地语言加以准确表达的概念，而且还有助于显示出当地工作人员在哪些情形下未能清楚地理解英文中的原始概念或者不正确地解释了问题背后的目的”。（英克尔斯等，1992：80—81）
除了解释和说明上述问题，英克尔斯还进一步对现代性量表的质量进行了衡量和评价。首先是对量表区分度的衡量。如果一份量表对各种各样的人进行测量时，所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结果，那么它就不具有很好的区分度。现代人量表的区分度如何呢？“在一个从0到100的最大范围的限制之内，我们样本中的人们得到的一个分数是从低的6分到高的91分”（英克尔斯等，1992：179）。这一结果说明，现代性量表的区分度很高。它是一个很灵敏的测量工具，在衡量和判别不同个人的现代性方面，它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与此同时，英克尔斯又对量表的效度进行了检验。由于“并不存在一种简单地被普遍接受的外部标准可供我们用于证明一个人是否现代”，因而常用的证实量表有效性的“效标效度”方法在这里无法采用。研究者只能求助于更为复杂的“建构效度”方法。而采用这种方法时，由于它所借助的理论正是研究者试图证明的理论，因而研究者就冒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我们发现具有现代化经历较多的人未能在综合现代性量表上得到较高的分数，就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地”（英克尔斯等，1992：180）。要么理论是正确的，量表是无效的；要么量表是有效的，而我们的理论是错误的。当然“如果这些综合现代性量表的分数指明，那些具有现代化经历的人们较具现代性，我们就会取得双重的胜利”（英克尔斯等，1992：181）。通过在六个国家的实际测量和比较，研究者最终能够理直气壮地写道：“在所有六个国家中，都存在有力的证据，证明综合现代性量表有效地确证，我们根据其客观的社会特征预期是现代的人，实际上的确也是现代人。”（英克尔斯等，1992：183）
为了将思想的工具转变为研究的工具，英克尔斯走完了他在著作中花费整整三章、长达八十多页篇幅所描述的那一段艰难历程。其所花工夫之深、态度之认真、描述之详细，无不体现出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其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社会研究中，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当英克尔斯把“人的现代性”最终变成为一份在六个国家都通用、同时十分有效地将不同个人的现代性程度用0分到100分表示出来时，他探索研究目标的工作就具有了现实的基础。
在定量的社会研究中，研究结论的得出以及结论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数据分析的质量。通常情况下，研究者往往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数据和分析上，并且在陈述和论证自己的结果和结论时，也常常是直接地将分析的步骤、过程、结果一一展示出来，以此来向读者报告并征服读者。但在解读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时，笔者发现，研究者在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说明的过程中，却经常采用一种独特的、以“自己向自己提问”、“替别人向自己的研究结果质疑”为特征的方式。
比如，通过经验的考察媒介接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已经从数据分析中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把迄今为止已经看到的证据加以考虑之后，我们作出结论：作为个人现代化的指标，大众传播媒介与学校和工厂一起站在前列。”但研究者马上又从他人的角度向自己指出了存在偏误的可能性：“然而，这一结论会受到挑战。理由是：观察到的零阶系数可能是传播媒介与其他变量（例如教育、居住在城市以及职业）之间关系的一种人为结果。……看起来是由接触大众传播媒介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很可能是由这些相关的变量产生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不对这一可能性进行验证和排除，前面的结论的确实性和可靠性都将不复存在。正是这个从他人角度提出的疑问，将研究的资料分析引向更加深入的过程。研究者又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在进一步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影响的情况下，重新考察了媒介接触与个人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结果，部分相关分析再次表明：“在使人们更加现代上，大众传播是一个重要而且独立的因素。”而配对程序检验的结果则又一次确认：“大众传播媒介在形成个人的现代性方面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力量。”（英克尔斯等，1992：218—220）看到这里，我们还能对其结论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吗？
同样的，在得出了工人与农民之间在现代性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的结论后，英克尔斯并没有立即宣称他们的理论获得了证明。而是自找麻烦似地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质疑和挑战。“虽然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差别是惊人的，但是我们还不能宣称这已经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明，说工厂工作是使人现代化的，直至我们能够应付三项挑战”。这三项挑战是：（1）或许这些农村出身的工人之所以比现在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更加现代，并不是因为他们从工厂里习得了现代性，而是相反，因为他们本来就比那些农民现代，所以他们才选择进了工厂。（2）之所以工厂的工人比农民更加现代，是因为那些传统的人先后离开了工厂，使得留下来的人都是那些具有很强现代性的。（3）工人比农民现代，并不是工厂经历的影响，而是由于他们比农民更多地接触大众传播媒介，或是更多地参与城市生活等其他因素所致。（英克尔斯等，1992：242）
十分显然，如果研究者不进一步对其所列出的这三项挑战一一给出令人满意的、合情合理的答复，他前面所得出的结论就会马上失去意义。也正是因为他自己所提出的这三项挑战，迫使他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展开对资料和数据的分析。
首先是对挑战一，也称作差异性选择的观点，研究者给了三个方面的回击：一是通过配对的方法，控制了教育程度、年龄、宗教等这样一些对人们选择进入工厂有影响的早期社会化变量。或者说消除掉这些变量的影响后，再来比较他们的现代性得分。二是对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进行专门分析，结果也不能证实自我选择现象起较大的作用。三是通过对进厂工作后现代性是否年复一年地增加来直接验证工厂经历的效果。统计分析的结果清楚地表明，“人们进入工厂工作之后年复一年地习得现代性，这似乎是显然的”（英克尔斯等，1992：244）。同时，研究者还通过分析在农村工作的农民并没有表现出随时间增长而现代性也提高的事实，来进一步说明工厂工作时间越长的人现代性特征越强的事实并不是年龄增长和逐渐成熟的结果。
其次是对挑战二，也称作差异性保留的观点，研究者从工人与工厂经理两个方面给了回应。从工人方面来看，调查发现，如果一个人自愿离开工厂，那么他通常是有高超技能和雄心勃勃的，愿意冒险建立自己的小企业的人，这种人更有可能是比较现代的人，而非传统的人。从工厂经理方面来看，如果经理不断进行这种差异性淘汰，那么必定会在不同工龄的人中进行。然而，调查结果发现，筛选一般发生在新人被雇后的前几个星期，而工作一年后就不会通过进一步的筛选遭淘汰。同时，被解雇的人通常会受雇于另一个工厂。如果是现代性低的人被淘汰，那么那些在几个工厂中工作过的人应该在现代性量表上的得分比较低。可事实正好相反，他们的现代性得分相对更高一些。
最后对于挑战三，研究者采取了控制变量的方法，同时控制了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后，“工厂经历与综合现代性之间的相关性仍然在0.001以上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另外，为了排除城市生活的影响，研究者选择了七组“居住在乡村里的工厂工人”，他们有工厂经历而没有城市生活经历。“如果城市生活能够解释大部分以前所观察到的工人的现代性，那么居住在城市的工人应该比居住在乡村的工人更加现代。但是，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孟加拉，测验的结果都不是如此。住在乡村里的工厂工人和同一工厂中住在城市里的工人是同样现代的”。正是经过了对上述三种挑战的有理有据的回应，研究者才明确地宣称：“工厂是一个有效的现代性学校”，“我们可以断定已经证明工业工作本身是促使人现代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克尔斯等，1992：250—253）
在已经得到的结论后面，又展开了如此详细和复杂的分析过程。这是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给我们的另一种启示。它体现出的同样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精神。正是这种站在读者和他人立场上、自己对自己的质疑，使读者跟随着研究者的思路，一步一步地走向令人信服的结论。而那种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地回避或忽视对结论构成挑战的各种细节和疑问的做法，往往会受到读者的更多质疑。
经验研究科学性的要求之一是在研究报告中详细地、如实地介绍和陈述研究者在探索研究目标的过程中所用的方法，包括所遭遇的困难、障碍和挑战。这是读者接受研究结论的前提和基础。英克尔斯在其“现代人研究”中，一方面详细探讨了研究过程中涉及的各种问题：从概念的定义、测量到调查国家的确定；从调查样本的选择到同被调查的工厂的经理和工会领导人的接触；从访谈过程的质量控制到确保同一份问卷在不同文化中具有同一含义时面临的翻译问题等等。正是在这种看起来似乎有些琐碎、啰唆的讨论中，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一种严谨的、求实的、负责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它使读者成为研究过程的实际参与者，成为研究结论来龙去脉的见证人。另一方面，在对结果的陈述中，研究者非常明确地将结论和局限同时列出，将实际得到的和并没有得到的严格区分开。
首先是对研究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以及由这些挑战所引起的对研究结论的各种疑问，研究者不是靠强硬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回答，而是心平气和地通过让读者详细了解自己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了解“自己是如何做的”来回答。
比如，由于“现代人研究”中的被调查对象大多数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访谈，因此，访谈过程造成的偏差是一个需要正视和说明的问题。研究者必须保证，他们“在访谈中所采取的有助于确定情景与态度的方法，不会以某种误导的方式，诱使人们造成回答的偏差”。英克尔斯没有武断地指出其研究方法和程序质量如何好，而是详细地描述了访谈的过程，特别是他们的操作方法：除了向被访者说明研究的目标、保密要求外，“还尽一切努力保证访谈的进行近乎完全秘密”。“在每家工厂，我们都有一间私用房间。在那种不得不坐在凳子上公开进行访谈的地方，我们尽量注意附近（至少在耳闻可及的地方）没有人徘徊和窥伺。当这些条件在工厂不能得到满足时，我们便把受访者带到我们研究项目的总办公室中”。访谈员都受过训练与指导，“他们不会把任何观点强加给受访者，也不会引导受访者，不以受访者回答的内容、所使用的语言、表达的观念或处理问题的难易来评判他”。作者还列举了在5600次访谈中，只有不到30次半途而废等等。当他将访谈过程的所有细节描述完毕后，才写下了最后这句话：“我们的程序显然既没有把现代性较少的人排除在外，也没有把现代性较多的人保留进来。”（英克尔斯等，1992：83—86）显然，并不是这句话——而是他的那些描述——让我们相信，他所得到的是真实无偏的资料。
同样的，为了说明被访者对问卷的理解状况不存在问题，也不致引起回答偏差，作者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的做法：“我们在研究的一开始就采纳一项严格的规定：不经常使用同意—不同意的格式，当然也不经常使用其他措词一成不变的回答。”“除了变化问题的类型和形式以及提供平衡的选择之外，我们也设法通过问卷的组织来抵消回答趋向的影响”。“在问题的安排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出一种提示，告诉人们某个答案可能比其他任何答案都好”。此外，“我们做了一项特殊的测验，以考察对我们问卷的理解状况。我们称这种技术为‘随机侦察’”，“在使用这一技术的200个问题中，有87％被评估为理解得‘好’或‘很好’”，“它不仅表明我们成功地提出了可理解的问题，而且还正确无误地表明，除少数情况之外，我们的受访者不仅理解我们问的是什么，而且理解并能够解释和证实他们答的是什么”。（英克尔斯等，1992：86—90）英克尔斯用好几页纸的篇幅详细解释和描述上述各种做法，特别是“随机侦察”方法的运用及其结果，也只是为了得到最后的这两句话。而当读者心服口服地接受了这两句话时，他们还会怀疑研究者所用资料的质量吗？
其次是在陈述研究结果或结论时，毫无保留地同时陈述其研究方法的局限，以及研究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以经验性作为基本特征之一的社会学不能不面对经验性研究的功能和局限性问题。这一问题至少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是经验研究有没有局限性，即我们是否承认任何经验研究都存在着局限性？第二是如何看待、如何从思想上认识经验研究的局限性？第三是在实际研究报告中如何对待这种局限性？
从理论上，特别是作为旁观者、评论者，人们往往都会承认这种局限性的存在，思想上也会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局限性。但是，当研究者自己进行经验研究时，特别是研究者在总结通过自己的经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时，则往往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忽视这种局限性，忘掉这种局限性，有的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这种局限性，在研究报告中自然也就避而不谈这种局限性了。让我们看看英克尔斯是如何看待和对待“现代人研究”中的局限性的。
在家庭与学校背景一章中，研究者通过细致的分析，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一旦其他因素，尤其是后期的生活经历受到控制之后，在一个有优良气氛的家庭环境中获得的好处，作为一种塑造现代人的一贯因素，失去了其重要性的一大部分。”紧接着这一结论的，是对其局限性的详细讨论。作者提醒读者：“我们的结论就是在这些局限性的范围内加以应用的。第一，我们并不是断言，父亲的教育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形成较大的个人现代性均无持久的好处，我们的结论只限于我们搜集的那一种类型样本。”（英克尔斯等，1992：354）
在研究的总结部分，英克尔斯一方面如实地报告了其研究中所采用的自变量组产生的复相关系数范围，指出它们“解释了综合现代性分数中32％到62％的变化”。同时，他又明确指出“还有许多变化尚待解释”，“这些尚待解释的变化，一部分无疑是由于测量错误，因为无论是综合现代性量表还是自变量或解释性变量的测量远不是完美可靠的。但必定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加以测量的因素，它们很可能发挥了实际的作用”（英克尔斯等，1992：439—440）。将作者的这段话转换成另一种说法，它实际上是在告诫读者：本研究无论是在对研究变量的测量上，还是在影响因素的选取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或者更直接地说，本研究的结果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和相对性。
又比如，在“好不容易”否定了有关家庭和学校对人们现代性的早期影响的“竞争理论”后，研究者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非常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的研究结论的局限性。“我们犹豫是否把这些结果看成是早期经历的质相对不具重要性的明确证据”，“首先，我们认为，在选择确定哪些特殊问题为教育儿童的现代方法上，我们有些武断。……其次，我们承认，在某一事件发生后20年或更长时间之后回忆时，一个人对当时家庭或学校的社会心理的记忆是否可靠，是颇有问题的”（英克尔斯等，1992：350—351）。正是这种细致入微、对自己研究中任何一点可疑之处都不放过，对研究结论的任何一点局限性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做法，使得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具有了更高的可信度和科学性。
对于“人的现代化过程是持续的和终生的，还是存在某个高峰，达到这一高峰之后，就不再继续变得现代了”的问题，英克尔斯的结论是：“在工厂中至少12年的一段时间内（在样本中这是我们最高的工作年数），工人们在工厂中就业每多一年，就变得更加现代。”但是，他同时也明确地指出：“我们不能确定变得日益现代是终生的过程，因为我们的样本截至35岁。”同样的，对于失去与现代化机构的接触，人的现代性是否会转向更传统的问题，研究者更是坦陈“我们不能根据任何实质的经验证据来回答这些问题”。（英克尔斯等，1992：446—447）短短两句话明确告诉我们：从研究的资料中只能得出什么，得不到什么，研究者心里一定要十分清楚，在表达研究结果和结论时，更要清楚、明确，不能任意夸大研究的作用，也不能超出研究的限制条件得出结论。表面上看起来，当一项研究具有的上述局限越多、研究者对局限表述得越详细时，研究结论的意义和价值似乎会变小。但在实际上，能不能如实地指出研究自身的局限，恰好是经验研究所得结论有无意义、有无价值的一种更客观、更科学的衡量标准。
最后，对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也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特别是对方法的局限性的认识。因为“每一种分析方法都有其内在的局限性”。英克尔斯在探讨影响个人现代性的各种社会相关因素时，首先坦陈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考验和挑战：“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关联性，例如城市生活和工厂经历的关联，父母的背景和他自己受教育状况的关联，一个种族群体的文化遗产和这种遗产导致这个人从事一种特殊职业之间的关联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英克尔斯采用了两种主要的方法。一种是“配对技术”。即挑选两组人，他们在众多的特征上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而只在研究者希望评价其单独影响的那个变量上是不同的。这样，研究者就可以逐一地对他所感兴趣的变量进行配对和分析，同时又避免了上述的各种关联的影响。但是，英克尔斯马上指出：他们所使用的“这种配对的方法亦有其缺点。第一，由于配对程序的条件严格，我们只能得到很少的个案。因而，由配对群体所产生的统计结果的可信度经常是不确定的。……而且，排队的必要条件有时致使选出来许多组的人，在其同伴整体中相当没有代表性”。这无疑是研究者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和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又采用了“部分相关技术”。这种定量的统计分析技术能够使研究者在同时控制其他相关变量的影响的情况下、集中考察他所关心的两个因果变量。看起来问题完满地解决了。但是，英克尔斯同时指出：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它是一种相对盲目的技术。它依赖于一套复杂的统计假设，一旦获得了结果，便难以精确确定在这一结果背后究竟是什么”（英克尔斯等，1992：188—190）。
英克尔斯为什么要将自己所用的方法的局限性一一明确地指出？这是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另一种体现。只有对研究方法的内在局限有了十分清楚的认识，研究者才能在探讨问题、推断结论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明白了各种方法的功能和不足，明白了各种方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在推断结论时才能充满信心，才能恰如其分。就像英克尔斯在分析了上述两种方法的局限后所说的那样，“无论何时，只要由这两个方法产生的结果是一致的，我们便可以有强有力的理由得出一定的结论。然而，当结果不一致时，我们则面临着实际上非常模糊不清的前景，我们要决定依赖哪一种方法”（英克尔斯等，1992：190）。
对研究结果的报告或陈述，虽然并不属于研究方法和技术的范畴，但它却是一项研究不可缺少的、对研究成果的表达和交流至关重要的一环，同时也是体现社会研究科学性的重要方面之一。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在报告结果方面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同样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研究是什么？研究是“一个认真地提出问题，并以系统的方法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风笑天，2001：2）。研究是一种被称作“科学”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在从事这种活动中，需要一种科学的精神。无论研究者所研究的具体问题是什么，也无论他采用哪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必须坚持科学的精神。换句话说，虽然科学探讨的具体方式有多种，但它们共同的因素只有一个：科学的精神。
坦陈研究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阻碍和困难，同时以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这些障碍、挑战和困难；在陈述中不仅说明“要达到目标我们必须做什么”，同时还详细说明“为达到目标我们实际上是如何做的”以及“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如何”；在研究中，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研究结果，清楚地认识到并如实报告研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一定前提下成立，具有相对性。英克尔斯在其整个现代人的研究中，在其著作的字里行间，为社会研究中科学精神的关键内容以及如何坚持这种科学精神作出了明确具体的注解。它启示我们：科学并不是意味着定量，也不是意味着精确，而是意味着逻辑，意味着严密，意味着实事求是。逻辑性、严密性、现实性和实事求是，是英克尔斯这一研究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中最关键、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这种科学精神是一切社会研究的立命之本。
首先，作为一种科学的探究活动，社会研究不能偏离一切科学都必须遵守的逻辑性要求。推理必须符合逻辑，思维必须符合逻辑，论证必须符合逻辑，正是逻辑性为社会研究的科学性提供了一种基础的规范和准则。其次，作为科学的探究活动，社会研究必须有很强的系统性和严密性。设计必须严密，不能存在程序上的漏洞；操作必须严密，不能出现大的偏差；分析必须严密，论述不能似是而非。再次，作为一种经验的探索，社会研究必须在其跋涉的每一道关口都获得现实条件所要求的“通行证”。社会研究的设计和实施，必须符合客观条件的限制和许可，必须能够把研究者为回答研究问题所勾画的蓝图变为现实的行动。最后，社会研究作为一种由社会中的具体个人来从事和进行的活动，研究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将是社会研究具有科学性的最重要的道德保证。
在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我们自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挑战以及考验。科学的精神要求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说明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挑战、考验是什么；其次，要明确说明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考验的。实际上，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到现实条件的限制和冲击，研究者往往也会在这种冲击的影响下无奈地放弃或偏离原有的目标。这里最重要的原则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作出的让步和妥协，如实地说明这种让步和妥协所带来的后果，在这种让步和妥协的前提下总结自己的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要非常重视和详细陈述研究的方法。因为方法是研究者走向目标所借助的船和桥，是研究者解剖现象、发现规律时所用的工具，是研究者得出研究结论的逻辑过程。强调对研究方法的专门介绍，“不是教条，不是框框，也不是‘洋八股’，而是科学研究论文的必备条件，是其结论成立的前提和依据，也是研究者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一种体现。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研究者的研究行为，同时也可以使读者和同行切实地了解作者所得研究结论的正确性、普遍性和适用性”（风笑天，2003）。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在《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的四个大的部分中，就有两个部分专门用来讨论研究的方法，其篇幅超过了全书篇幅的40％。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从现实出发设计和选择适合研究目标的方法，才能帮助我们从理想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才能使我们最终走向研究的目标。这种方法与研究的关系在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中同样得到了完美的说明。
一本优秀的理论著作，会使人们感受到大师深邃的思想光芒；而一本优秀的经验研究著作，则会使人们感受到严密的逻辑、精巧的设计、让人心服口服的事实和力量。解析著名社会学家的经典研究，首先可以帮助我们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树立起一种科学的理念——社会研究是一种科学的探究活动，科学性是其必须遵循的最高原则，科学精神是社会研究的立命之本。这种科学的理念，是每个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它会为我们的具体研究提供一种明确的思想指南。如果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在理念上都没有一种科学精神，何谈在实践中坚持科学精神。解读英克尔斯的这部经典的社会研究著作，认真挖掘其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无疑会对我国社会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和帮助。如果我们不仅理解了英克尔斯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结论，同时也受到其研究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的启发和熏陶，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就会远远超过一项具体研究结论本身。
回首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带领我们所走过的漫长道路，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感受和启示：在研究者探索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处处存在着陷阱；在研究者获得对社会世界了解的过程中，处处充满了障碍；针对各种陷阱和障碍，一批又一批的研究者发展出种种科学的方法去克服，去跨越；而伴随着这些方法的，又是一些新的陷阱和新的障碍……社会研究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困难与方法不断较量、不断斗争的过程。这里可以套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在社会研究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没有简单的事情可做；只有那在不断探索、不断识破陷阱、不断跨越障碍的过程中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看到社会世界的本来面目。这正是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启示。
风笑天：《结果呈现与方法运用：141项调查研究的解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美〕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