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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曾经说过：“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尊重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
但是，随着实证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哲学似乎成为一种远离现实的传统学科，不仅失去了柏拉图时代“哲学王”的万丈光芒，而且也少有亚里士多德时代睿智者的潇洒自如。时至今日，哲学甚至于不得不借助自身的辩护来维持学科的生存和发展。“哲学的整体性弱化”犹如动物园里靠人圈养的雄狮，其威风凛凛的仪容仍不减当年，但衣食无忧的安逸已消磨了它的斗志和野性。正如孙正聿所指出的：“我们要意识到，当今的‘世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最基本的变化是人类的文明形态变化了。我们从原始的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今天的后工业文明，人类的文明形态发生变化了。因而人类的整个的‘文化世界’和‘意义世界’发生变化了，这是我们面对的基本现实。面对今天的现实，我们来考虑人的生活活动和生活世界，我们会获得怎样的一种感悟呢？我想，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感悟就是，如何以爱智的、反思的、批判的、创新的哲学智慧，去重新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的关系。”
下面我们不妨从哲学与一般智慧、哲学与宗教、哲学与科学、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来简单地探讨哲学的光芒与“弱化”，从“文化世界”和“意义世界”变化中来理解特殊人群与世界的关系。
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哲学一开始就与智慧结下不解之缘。英语的“哲学”（philosophy）一词源于希腊的“philosophia”，意思是“爱智慧”。汉语中的哲人、哲理等概念都隐含智慧的意思，如孔传：“哲，智也。”唐朝的韩愈把智慧卓越又有品行的人称为哲人，他在《王公墓志铭》中写道：“气锐而坚，又刚以严，哲人之常”。
但是，哲学的智慧与一般的智力不同，这是一种需要执著和热情的智慧，是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智慧，是一种“叛逆”和创新的智慧，更应该是一种真诚和善良的智慧。尽管智慧离不开知识，但即使是在知识还不够丰富、学科还比较简单的时代，先哲们也没有将智慧和知识完全混为一谈。例如，苏格拉底就曾指出，哲学对智慧的爱主要体现在对智慧本身的追求，对美与最高境界的追求，而不同于一般智能的提高和知识的获得。柏拉图认为哲学的智慧主要体现在洞察力和理念的抽象思维能力，他认为哲学思维体现了人类禀赋的最高层次。亚里士多德把智慧理解为哲学知识，但他在使用“哲学智慧”这个术语时，其用意是想用它强调思辨智慧，他认为智慧乃是对存在本质的思考。随着知识的增多和学科的发展，先哲们就开始不断地在讨论、界定中修订智慧的概念，智慧与知识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智慧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
但是，为了区别哲学智慧与一般智力的不同，许多哲学家都反复强调：
1．哲学智慧是和道德一脉相承的，对智慧的理解中一定隐含着对善恶与正义的判断，邪恶应该被排除在智慧的大门之外。例如，柏拉图将智慧定义为理性的德性，认为只有崇高的灵魂才可能发挥心智的功能。所罗门就此断言：“智慧不会进入恶毒的心灵，缺乏良心的知识只是灵魂的毁灭。”这种“智德论”的观点认为，只有勇敢、公正、克己奉公的人才能真正地发挥智慧的力量，一切恶行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来源于愚昧无知并只能是源于愚昧无知。
2．哲学的智慧来自于人性的修养。所谓宁静致远，只有那种心平气和，摈弃一切杂念的人才能潜心地探讨人生的意义，寻求人世间的真、善、美，才可能具有真正的智慧。正如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家，新柏拉图派的奠基人普罗提诺（Plotinos，205—270）所指出的：“智慧是宁静存在状态的条件。”由此可见，过多的功利性追求和浮躁的心态是没有可能获得哲学的智慧的。
3．哲学的智慧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由此延伸出来与智慧密切相关的概念——智力（intelligence），这也是后来心理学和教育学不断讨论的重要术语。现代智慧主要是指深刻和全面地认识事物，正确和迅速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基本上是采用了智力的含义。
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增多，人们更加强调智慧与知识与技能的关系，认为智力本身就包含智慧，不需要哲学的智慧高临其上，驾驭方向。所以，觉得哲学应该弱化。但这的确是一种误解和偏见。因为，只有在一种高尚的价值系统的指引下，获得知识、运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的能力才会变成良知，也只有良知才算得上人类可引以自豪的智慧。
哲学与政治的结合、联盟和相互依赖也使哲学从一开始就罩上神圣的光环。但由于政治的多变和政治实践的复杂性，哲学也因此而受到牵连。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从政治上将国民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是统治者，按理性原则行事，执行立法、司法和教育的职能；第二等是按激情原则行事，负责辅佐国王治国和保卫国家、攻打敌人的武士；第三等是按欲望原则行事，直接从事生产劳动，提供生产和消费资料的农民、工人和进行商品交换的商人。柏拉图认为，最理想的国家应该是由爱智慧的“哲学王”来担任国王。因为只有这类人才能凭借理性来把握善的理念、明辨是非、主持正义和维护国家的利益。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治》和《政治学》将政治列为实践科学，指出政治应该以维护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为目的，不同的政治体制（如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治国效果（包括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是大不相同的。
哲学与政治相结合的观点被许多统治者所接受。据说，古罗马皇帝奥勒留也认为只有哲学才能造就真正的“男子汉”，把自我修炼得能够勇敢地直面来临的一切，做到“水火不伤，超乎苦乐，行而有义”。他认为，只有经常回到哲学的怀抱并在那里修心养性，才能忍受宫廷的种种繁杂公务和世俗的烦恼。实际上，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地形成了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这是一门哲学与政治学相互渗透的学科，并可用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探讨政治活动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正如人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许多哲学家都想借用政治的舞台和充分的表演来验证自己的学说和实现自己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许多政治家也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用和宣传某一种哲学思想作为指导政治实践的指导思想。例如，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曾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指导理论；黑格尔认为国家本身就是绝对精神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更为鲜明，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科学地阐述了国家的起源和消亡的全过程，预测了人类发展的方向，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指导思想。
在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哲学和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都是融为一体的，没有明确的区分。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到达“古代哲学的顶峰”，而亚里士多德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逻辑学家。这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不仅总结了逻辑和归纳的思维方法，同时也为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许多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成三种，即理论学科、实践科学和创造科学，而逻辑学则是研究一切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工具。他所指的理论学科包括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第二哲学（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和数学；实践科学是指导人作为个体与群体活动的学科，如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创造科学是指当时的诗学和修辞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知识是“关于普遍、必然之事的判断”，是从第一哲学出发并得到证明的结论。
笛卡儿时代对科学的界定还是比较宽松的。他认为形而上学可能会成为像数学这样精确的科学，具有原理自明、证明确定的特点。洛克和霍布斯等人甚至于认为，不能把科学仅限制在定量的研究之中，他们认为政治学、伦理学也都有可能通过推理达到同样的清晰性和确切性，都应该被列入科学范畴。
但是，到17世纪以后，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开始不断地在哲学和科学之间严格地划分界限。康德在实验哲学和抽象哲学的基础上做出了经验科学和理性科学的区分，但并不认为实验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有明显的冲突。到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就指出了这种冲突性，他认为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发展经历了从神学、形而上学到科学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实证科学的创始人，孔德借此来说明实证主义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曾明确地指出，只有以经验的方法对自然、精神或社会现象所做的研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科学。相比而言，他认为哲学只是一种徒劳的思辨，而宗教则是非理性的迷信。从现代科学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孔德提出的实证科学宣言，对后来界定和区分哲学与科学、科学与非科学、硬科学与软科学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引论新编》一书中非常坚定地支持实证科学的主张，并根据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断定：“关于宇宙的知识我们没有其他来源，除了对仔细验证过的观察进行理智操作，这也就是人们实际上所说的研究，没有知识可以得自启示、直觉和灵感。”于是，他开始旗帜鲜明地宣称：“不得主张科学只是理智活动的一个领域，仿佛此外还有宗教和哲学，它们至少具有相同的价值；不得主张科学不应干涉其他两个领域，它们同样是在探求真理，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他从哪个领域来获取他的信念，在哪个领域中放置他的信念。”他强调：“基本的事实是，真理不能是宽容的，不能允许妥协或限制；科学领域把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当做自己的领域，对任何试图侵占其领域的任何部分的势力都要采取不妥协的批判态度。”
从上述引文不难看出，弗洛伊德是一个极端的实证主义者，不仅只认可实证科学才是科学，而且还要求哲学和其他学科都要接受实证科学的检验，在实证科学面前来说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和功能。但实际的情况是，他本人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和以催眠、释梦、自由回忆等为手段的研究方法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哲学思想的影响，也没有达到他认为的实证科学的要求。
培根对哲学的批评认为，哲学是一种脱离了直接的物质生产和技术应用的空洞思辨。他否认那些“对真理的沉思比任何实用和求效更为可敬”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偏见。他强调：“科学真正合法的目标在于赋予人类以新发明和新财富。”正是基于上述这种非常现实和功利的观点，他在《新大西岛》预言了一个与柏拉图《理想国》大不相同的情景，那是一个用实验主义和新技术开拓的文明社会。
但是，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则有力地说明了哲学最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人和自然的关系，20世纪一系列重大的科学研究，如基本粒子、量子力学，相对论，量子宇宙学等，哪一项不涉及科学哲学？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从哲学的角度，建立一个超大统一的理论，他说：“相信心理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最终也可以归结为神经系统中进行的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的提出，更是为现代科学哲学的思维方法开辟了新的途径，帮助人们全面地深刻地认识自然界物质的运动规律。
当然，哲学也是一门学派林立的古老学科，长期以来，各种学派围绕世界的本源、人的认识能力、逻辑学和价值论等一系列的哲学问题争论不休。20世纪流行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出于对理性的怀疑、对虚无的恐惧和对现实的无奈，对传统哲学进行了全盘的否定和多重责难，现代英国哲学家威廉顿姆在继承维特根斯坦哲学疾病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哲学治疗（philosophical treatment）的概念。威廉顿姆认为，哲学家应该借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进行哲学自身的治疗，清除本身的混乱和无谓的争执。但大多数哲学家认为，这种学派之争恰恰是学科生命力的体现。正如孙正聿所概括的：“哲学的派别冲突，是与人类存在的矛盾性和历史性密不可分的。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必然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人类存在的矛盾性。这其中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是表征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与人对自然的超越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理论冲突；二是表征人类存在的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理论冲突；三是表征人的感性和理性的矛盾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理论冲突；四是表征为人类存在的逻辑性与人文性的矛盾和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理论冲突。”
毫无疑问，伴随着人类发展，不同派别哲学思想的争论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这种争论和学派林立正说明了哲学作为人类思维的结晶，将会反映时代精神，引导我们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进。我想，人们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理性的思维习惯，一定不会放弃对自身的反思，并通过它在自我调控的平衡中谋求更高层次的和谐。当我们摈弃了世俗的虚荣，成为名副其实的“精神贵族”时，难道不会赞赏心灵中的王者风范和优雅的言谈举止？
下面我们就尝试将这种“自明性”的分析的思维方法用来探讨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中的“人类存在的矛盾性和历史性密不可分”和“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理论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