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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歌和政教

关于政治的最终目的,从儒家的思想角度看,乃通过“礼乐刑政”的治理手段,以达致天下大治的局面。本文的“政治”也是从这方面立意,涉及内政外交的内涵,包括政治措施、军事武备、国防外交、朋党之争、变法之争及由政治衍生的国计民生问题,从中可见北宋诗歌和政治的关系。

依儒家角度,古代政治运作的理想模式是:明君主导,贤臣辅佐,百姓服从,各安本分。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内涵,即使是发展到宋代这个谓为成熟型的政体,都没有发展出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政治”(politics),表面上是一种君主和大臣们共同的统治活动,但实质上,这种管理活动是自上而下的,君主自称“上承天命”,俨然定于一尊,臣子只有劝谏而没有制衡的能力。行政、立法、司法虽分布于不同的部门,但最终权力的核心仍在君主。现实政治运作既缺乏外在的规范,对君主及臣下则只能停留在自我道德完善的要求上,把国家的安定寄托在明君贤臣的德政上。这样一来,给政治带来很大程度的不稳定性。

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不是探讨如何组织国家即建立何种政体的问题,而是解决在君主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即所谓的‘治国之道’。处理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以维护君主统治” 。古代政治的主要目的乃在于通过日常的“布政治事”,严守君臣民之职分,以维持官僚的统治方式。从秦朝(前221—前206)一统以后至明代(1368—1644)中叶,极少再涉及有关政治制度本体的哲学思辨,尽管朝代更迭,历代政治架构亦不尽相同,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官僚治体”(bureaucracy)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牟宗三(1909—1995)谓:

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对治权而言。中国在以前于治道,已进至高的自觉境界,而政道则始终无进展。

认为传统中国在政治方面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君主制,政权在皇帝,治权在士,然而对于君无政治法律的内在形态之回应,则皇帝既代表政权,亦是治权之核心。此观点不失巨眼。

金耀基(1935—)也谓:

中国二千年来的政治,实是由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系统所支配,整个官僚系统并不是与君主平立或对立的,而根本是臣属于君主的。

就北宋政治而言,虽然政治环境较开放,士大夫亦得到较高的参政机遇,终不脱此基本格局。所谓“政治”的内容,主要围绕的是如何使礼乐、刑兵、职官、赋役等制度具体有效运作而已。

诗歌和政治的关系在先秦时期已露端倪。《诗经》作为五经之一,自汉代(前206—220)后乃儒士必读的经典之一,其中所蕴涵的诗学精神可以说是中国诗学的核心。古代诗人,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诗经》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北宋诗人更自发地继承了《诗经》的两大核心精神:一为“诗言志”,一为“美刺”。<诗大序>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赋《诗》以言志,赋《诗》而观志,这取决于《诗经》所收的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交往、爱情、婚姻、祭祀、宴饮、狩猎、农桑、战争,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可以应用于各层面,作为沟通情感、表达意见的媒介。其次,诗歌特性含蓄、委婉,语言优美精炼,又可以入乐歌唱,较之散文体的《易》、《书》更容易记忆和流传。以《诗》表达自己的意见,既可避免直话直说可能带来忠言逆耳的后果,又可借所引用诗句的艺术魅力,来巧妙地暗喻己志,把话说得雍容文雅。春秋时期(前770—前476),诸侯公卿大夫,常在会盟、宴饮的场合,吟咏《诗经》,或互相赞美,或互相讽刺,或互相规劝,形成一种“赋《诗》言志”的风气。《毛诗正义》开宗明义把“言志”和《诗经》系上。孔子(前551—前479)亦有云:“不学《诗》,无以言” 。可见诗的重要性。中唐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复兴,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的古文运动,白居易(772—846)、元稹(779—831)的新乐府运动,都致力恢复儒家诗教,裨补时阙,在北宋的诗文革新时期,更着重提倡这种精神。“言志为本的思想贯穿了中国古代诗文创作的整个历史” ,而北宋时期,乃其发展过程中的高潮所在。

统治阶层之所以重视“《诗》教”,个中原因,在于《诗》之美感形态与民心的相通性。通过诗歌进行教化,端正人心,是诗教的方式。诗歌在声韵上,富有音乐性和感染力,对于心志导向有一定的功用,故可作为统治者的“治心”工具之一。通过这手段,“《诗》教”能更有效地发挥“上以风化下”的政治目标。

对于为臣者,要达到“下以风刺上”的效果,乃通过美刺功能来完成,“主文而谲谏”,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所以《毛诗正义》认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又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其最终目标,则可达致“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易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本人亦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这样一来,虽然孔子并没有指出诗的存在以艺术审美为次,但隐然把伦理教化的诗学精神,即把诗歌本身的政教功能置于审美之上。

“《诗》教”的实行在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时代就有了,孔子有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庄子·外物》篇中亦谓:“儒以《诗》、《礼》发冢。” 但成为文学创作指向则确立于汉武帝(前156—前87,前140—前87在位)独尊儒术后,从“《诗》教”而转化成“诗教”的普遍诗学精神,从政治上确立了诗歌的政教承担使命,对后世诗歌发展起着导向性的影响。之后的曹丕(187—226)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又进一步把诗文提升到“经国之大业”的地位,重视诗文对现实社会的整合功能,赋予以诗文实现政治理想的特殊意义。

北宋诗人对诗歌的现实功用有更自觉的认识,诗歌既有“温柔敦厚”、“言近旨远”的一面,也表现出“怒邻骂坐”、“不虚美,不隐恶”的激烈方式 ,通过以诗论政,体现出诗人关心现实政治的入世情怀。这样,令到诗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诗歌本体的审美特色,经常处于敏感而紧张的状态。在许多情况下,诗歌审美的追求因为纳入甚或被诗教话语所左右,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这类纯粹的政治诗,徒具诗的形式而已,而缺乏文学美感。

宋代以文治国,儒风高振,文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他们在文治社会可以说是儒家政教观的承担者和守卫者。当时诗坛的巨擘,普遍重视诗教,注重现实事功,而非唯把诗歌看作文字游戏。柳开(948—1001)重道轻文,认为雅正是文章的规范。王禹偁提出兴风雅,以风骚为本,补王化之末。真宗偃武崇文,杨亿则由二雅高于风骚的观念,标榜越风骚以追二雅之境界。范仲淹以复三代之古为理想推行庆历新政,主张有道之世不作穷愁之悲叹,但可惜新政未能落实。到欧阳修,以怨刺取代大雅,反对雅颂,确立了风骚在诗道中的正统地位。迨至王安石,重道德事功与吏能,实行具体的政治改革,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又云:“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其书之策也,则道其然而已矣。” 王安石的文学思想可以说是北宋诗歌和政治关系最恰切的表述。而苏轼政治主张比较复杂,对变法与否前后态度不一。黄庭坚没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及重大政治抱负,因与东坡过从,故被列入旧党,作品较多反映民生疾苦,在政治上则缺乏鲜明的性格。

朱自清(1898—1948)在《诗言志辨》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北宋以来的“文以载道”说渐渐发生了广大的影响,可以说成功了“文教”——虽然并没有用这个名字。于是乎六经都成了“载道”之文——这里所谓“文”包括诗;——于是乎“文以载道”说不但代替了《诗》教,而且代替了六艺之教。

事实上,言志、诗教、载道,乃儒家思想指导下的诗学发展脉络,前后有着承续的关系,名目上有所区别而已,其核心则都系上诗人的淑世情怀。诗歌作为文治政教的一种参与方式,北宋诗人确能较好地加以运用。至于南宋的朱熹所言:“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 乃从理学家角度强调作诗者的人格素质,将诗言志纳入道学体系,从而规约诗言志的内涵。在这一点上,诗言志成了明道的工具,对诗歌的艺术性未免有所忽略,但从实质创作层面而言,朱熹所言却是对北宋一大部分政治诗走向的正确描述。北宋的文人治国,一开始就伏下诗人和从政者双重角色的可能矛盾,使诗人充满一种对政治现实关怀意识的同时,又往往负载着过于沉重的政治焦虑,欲求抒写的自由,又未能真正脱离政治羁绊。理论上说,“每个有资格进入统治性文化阶层的文人士大夫,首先在知识储备和文化技能上就必须是个诗人”。 诗人一旦系上政治,其所受的政治冲击和磨难要比纯粹的写诗者为重。北宋的诗人,正是处于一种和政治较紧密的处境,因而其所体现的诗风也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

明代宋濂(1310—1381)在《欧阳文公文集》序文中所综述的,颇具辩证意味,他谓:

文辞与政化相互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资之以达务。是故祭飨郊庙,则有祠祝;播告环宇,则有诏令;胙土分茅,则有册命;陈师鞠旅,则有誓戒;谏诤陈请,则有章疏;纪功耀德,则有铭颂;吟咏鼓舞,则有诗骚。所以著其典章之懿,叙其声明之实,制其事为之变,发其性情之正,阖辟化原,推拓政本,盖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于光岳气完之时,通乎天人精微之蕴。索乎历代胜衰之故,洞乎百物荣悴之情,核乎鬼神幽明之赜,贯乎方域离合之由。举其大也极乎天地,语其小也则入夫芒渺,而后聚其精魄,形诸篇翰。

约言之,依儒者之解释,诗歌的教化作用、现实事功,本与政治相通。诗以言志,小则抒发个人情志,大则可安家定国。诗艺与政教的关系,相为流通,相互反映,息息相关,在北宋,诗歌的题材依然有多方面的内容,而政治题材的诗,是一个值得格外关注的范畴。 JDZMg4M4CIEsuOv+TpAAHAZoB2cgJv9VM5Q0K6N0o830OZGmIkqrW55EzZiJ8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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