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宋诗歌和政教

关于政治的最终目的，从儒家的思想角度看，乃通过“礼乐刑政”的治理手段，以达致天下大治的局面。本文的“政治”也是从这方面立意，涉及内政外交的内涵，包括政治措施、军事武备、国防外交、朋党之争、变法之争及由政治衍生的国计民生问题，从中可见北宋诗歌和政治的关系。

依儒家角度，古代政治运作的理想模式是：明君主导，贤臣辅佐，百姓服从，各安本分。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内涵，即使是发展到宋代这个谓为成熟型的政体，都没有发展出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政治”（politics），表面上是一种君主和大臣们共同的统治活动，但实质上，这种管理活动是自上而下的，君主自称“上承天命”，俨然定于一尊，臣子只有劝谏而没有制衡的能力。行政、立法、司法虽分布于不同的部门，但最终权力的核心仍在君主。现实政治运作既缺乏外在的规范，对君主及臣下则只能停留在自我道德完善的要求上，把国家的安定寄托在明君贤臣的德政上。这样一来，给政治带来很大程度的不稳定性。

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不是探讨如何组织国家即建立何种政体的问题，而是解决在君主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即所谓的‘治国之道’。处理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以维护君主统治” 。古代政治的主要目的乃在于通过日常的“布政治事”，严守君臣民之职分，以维持官僚的统治方式。从秦朝（前221—前206）一统以后至明代（1368—1644）中叶，极少再涉及有关政治制度本体的哲学思辨，尽管朝代更迭，历代政治架构亦不尽相同，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官僚治体”（bureaucracy）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牟宗三（1909—1995）谓：

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对治权而言。中国在以前于治道，已进至高的自觉境界，而政道则始终无进展。

认为传统中国在政治方面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君主制，政权在皇帝，治权在士，然而对于君无政治法律的内在形态之回应，则皇帝既代表政权，亦是治权之核心。此观点不失巨眼。

金耀基（1935—）也谓：

中国二千年来的政治，实是由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系统所支配，整个官僚系统并不是与君主平立或对立的，而根本是臣属于君主的。

就北宋政治而言，虽然政治环境较开放，士大夫亦得到较高的参政机遇，终不脱此基本格局。所谓“政治”的内容，主要围绕的是如何使礼乐、刑兵、职官、赋役等制度具体有效运作而已。

诗歌和政治的关系在先秦时期已露端倪。《诗经》作为五经之一，自汉代（前206—220）后乃儒士必读的经典之一，其中所蕴涵的诗学精神可以说是中国诗学的核心。古代诗人，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诗经》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北宋诗人更自发地继承了《诗经》的两大核心精神：一为“诗言志”，一为“美刺”。<诗大序>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赋《诗》以言志，赋《诗》而观志，这取决于《诗经》所收的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交往、爱情、婚姻、祭祀、宴饮、狩猎、农桑、战争，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可以应用于各层面，作为沟通情感、表达意见的媒介。其次，诗歌特性含蓄、委婉，语言优美精炼，又可以入乐歌唱，较之散文体的《易》、《书》更容易记忆和流传。以《诗》表达自己的意见，既可避免直话直说可能带来忠言逆耳的后果，又可借所引用诗句的艺术魅力，来巧妙地暗喻己志，把话说得雍容文雅。春秋时期（前770—前476），诸侯公卿大夫，常在会盟、宴饮的场合，吟咏《诗经》，或互相赞美，或互相讽刺，或互相规劝，形成一种“赋《诗》言志”的风气。《毛诗正义》开宗明义把“言志”和《诗经》系上。孔子（前551—前479）亦有云：“不学《诗》，无以言” 。可见诗的重要性。中唐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复兴，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的古文运动，白居易（772—846）、元稹（779—831）的新乐府运动，都致力恢复儒家诗教，裨补时阙，在北宋的诗文革新时期，更着重提倡这种精神。“言志为本的思想贯穿了中国古代诗文创作的整个历史” ，而北宋时期，乃其发展过程中的高潮所在。

统治阶层之所以重视“《诗》教”，个中原因，在于《诗》之美感形态与民心的相通性。通过诗歌进行教化，端正人心，是诗教的方式。诗歌在声韵上，富有音乐性和感染力，对于心志导向有一定的功用，故可作为统治者的“治心”工具之一。通过这手段，“《诗》教”能更有效地发挥“上以风化下”的政治目标。

对于为臣者，要达到“下以风刺上”的效果，乃通过美刺功能来完成，“主文而谲谏”，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所以《毛诗正义》认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又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其最终目标，则可达致“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易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本人亦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这样一来，虽然孔子并没有指出诗的存在以艺术审美为次，但隐然把伦理教化的诗学精神，即把诗歌本身的政教功能置于审美之上。

“《诗》教”的实行在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时代就有了，孔子有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庄子·外物》篇中亦谓：“儒以《诗》、《礼》发冢。” 但成为文学创作指向则确立于汉武帝（前156—前87，前140—前87在位）独尊儒术后，从“《诗》教”而转化成“诗教”的普遍诗学精神，从政治上确立了诗歌的政教承担使命，对后世诗歌发展起着导向性的影响。之后的曹丕（187—226）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又进一步把诗文提升到“经国之大业”的地位，重视诗文对现实社会的整合功能，赋予以诗文实现政治理想的特殊意义。

北宋诗人对诗歌的现实功用有更自觉的认识，诗歌既有“温柔敦厚”、“言近旨远”的一面，也表现出“怒邻骂坐”、“不虚美，不隐恶”的激烈方式 ，通过以诗论政，体现出诗人关心现实政治的入世情怀。这样，令到诗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诗歌本体的审美特色，经常处于敏感而紧张的状态。在许多情况下，诗歌审美的追求因为纳入甚或被诗教话语所左右，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这类纯粹的政治诗，徒具诗的形式而已，而缺乏文学美感。

宋代以文治国，儒风高振，文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他们在文治社会可以说是儒家政教观的承担者和守卫者。当时诗坛的巨擘，普遍重视诗教，注重现实事功，而非唯把诗歌看作文字游戏。柳开（948—1001）重道轻文，认为雅正是文章的规范。王禹偁提出兴风雅，以风骚为本，补王化之末。真宗偃武崇文，杨亿则由二雅高于风骚的观念，标榜越风骚以追二雅之境界。范仲淹以复三代之古为理想推行庆历新政，主张有道之世不作穷愁之悲叹，但可惜新政未能落实。到欧阳修，以怨刺取代大雅，反对雅颂，确立了风骚在诗道中的正统地位。迨至王安石，重道德事功与吏能，实行具体的政治改革，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又云：“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其书之策也，则道其然而已矣。” 王安石的文学思想可以说是北宋诗歌和政治关系最恰切的表述。而苏轼政治主张比较复杂，对变法与否前后态度不一。黄庭坚没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及重大政治抱负，因与东坡过从，故被列入旧党，作品较多反映民生疾苦，在政治上则缺乏鲜明的性格。

朱自清（1898—1948）在《诗言志辨》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北宋以来的“文以载道”说渐渐发生了广大的影响，可以说成功了“文教”——虽然并没有用这个名字。于是乎六经都成了“载道”之文——这里所谓“文”包括诗；——于是乎“文以载道”说不但代替了《诗》教，而且代替了六艺之教。

事实上，言志、诗教、载道，乃儒家思想指导下的诗学发展脉络，前后有着承续的关系，名目上有所区别而已，其核心则都系上诗人的淑世情怀。诗歌作为文治政教的一种参与方式，北宋诗人确能较好地加以运用。至于南宋的朱熹所言：“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 乃从理学家角度强调作诗者的人格素质，将诗言志纳入道学体系，从而规约诗言志的内涵。在这一点上，诗言志成了明道的工具，对诗歌的艺术性未免有所忽略，但从实质创作层面而言，朱熹所言却是对北宋一大部分政治诗走向的正确描述。北宋的文人治国，一开始就伏下诗人和从政者双重角色的可能矛盾，使诗人充满一种对政治现实关怀意识的同时，又往往负载着过于沉重的政治焦虑，欲求抒写的自由，又未能真正脱离政治羁绊。理论上说，“每个有资格进入统治性文化阶层的文人士大夫，首先在知识储备和文化技能上就必须是个诗人”。 诗人一旦系上政治，其所受的政治冲击和磨难要比纯粹的写诗者为重。北宋的诗人，正是处于一种和政治较紧密的处境，因而其所体现的诗风也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

明代宋濂（1310—1381）在《欧阳文公文集》序文中所综述的，颇具辩证意味，他谓：

文辞与政化相互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资之以达务。是故祭飨郊庙，则有祠祝；播告环宇，则有诏令；胙土分茅，则有册命；陈师鞠旅，则有誓戒；谏诤陈请，则有章疏；纪功耀德，则有铭颂；吟咏鼓舞，则有诗骚。所以著其典章之懿，叙其声明之实，制其事为之变，发其性情之正，阖辟化原，推拓政本，盖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于光岳气完之时，通乎天人精微之蕴。索乎历代胜衰之故，洞乎百物荣悴之情，核乎鬼神幽明之赜，贯乎方域离合之由。举其大也极乎天地，语其小也则入夫芒渺，而后聚其精魄，形诸篇翰。

约言之，依儒者之解释，诗歌的教化作用、现实事功，本与政治相通。诗以言志，小则抒发个人情志，大则可安家定国。诗艺与政教的关系，相为流通，相互反映，息息相关，在北宋，诗歌的题材依然有多方面的内容，而政治题材的诗，是一个值得格外关注的范畴。 k0s41EhSVChOOGOlkj0oasQ4woqdu5+9Kb0JWsIgwcC43LRQfjS16pb8LwcjQ8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