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沈松勤

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学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尤其在宋代，由于士人集官僚、学者和作家于一身，具有参政主体、学术主体与文学主体的复合型主体特征与知识结构，在作家群中普遍形成了“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的风尚，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亲密，而且在北宋中后期，还出现了诸多以政治为纽带而形成的、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诗人群”。因此，从政治角度切入，考察文学，乃宋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条路径。

政治包含了诸多层面，不同层面的政治活动与文学的关系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不尽相同。譬如，作为制度层面的科举取士，与文学发生关系的主要方面在于应试者的心理、诗文修养与科考的内容。在北宋，由于北方士人与南方士人存在宗经崇道与尚文宗艺的差异，在以经义还是诗赋取士上，发生过冲突和争议，这对诗文创作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着统治者在科考制度与内容上的调整。而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层面的科考变动，则直接影响着文学的价值取向与创作风气。一般认为，始于宋初而盛于仁宗朝的所谓“诗文革新运动”，其性质就是借助诗文复兴儒学，集中体现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至于神宗熙宁以后，因王安石变法引起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新旧党争”，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也变得更为具体。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就是指苏轼批评新法实施后产生种种弊端的诗文作品，而苏轼的“好骂”，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关注时事、批判时政的一种创作风格。又“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元祐学术”之禁等接踵而至的政治事件，实质上同时也是文学事件，其与文学的关系或对文学的影响不言而喻。这就需要如本著作超越纯粹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模式，而从政治及法学层面入手，考察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揭示其内涵特征，从更高、更深的层面回归文学。

一方面，政治是政治，文学是文学，政治与文学是两个不同特性和运行规律的文化层面，考察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并非将两者作简单的凑合，而是要揭示其间的中介，即作者这个创作主体所起的作用。事实上，只有通过作者对政治产生润肌切骨的感受、并由此萌动艺术抒发的冲动与渴望后，政治对文学才能发生关系，产生影响，作为文学创作的政治生活素材才能转化成为生动的艺术形态；另一方面，政治并非与所有文学创作发生关系，或者说，政治不可能影响所有文学创作，文学的反映是多元的，其任务在于从多元生活中揭示人性人情，向读者昭示人之为人的存在价值；在宋代，被视为“有玷令德”的“小道”之词盛行不衰，就是一个明证；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宋代诗人的生活及其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可以说是：生活的诗化，诗的生活化。在宋代诗人生活化的诗歌中，如本著作者所言，政治是他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多元生活中所呈现的人性人情。

近二十年来，学界对宋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取得了不少成果。若鸿君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专门以北宋“政治诗”为考察对象，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著成《北宋诗歌与政治关系研究》。书中就科举制度的变化与诸多诗祸对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诗人的政治生活与论政精神、诗歌功能及其语言风格，嘉祐以后诸多诗人群体的政治色彩及其政治诗的特色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详细的讨论，从中揭示了北宋不同时期的诗人在不同政治运作中情志活动与诗歌创作的内在关系，就北宋“政治诗”的发展原因、发展过程、政治内涵和艺术特点，向学界贡献了独到的看法，对宋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作出了卓越的推进之功。此项研究，对中国文学其他各类文体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具有典型的借鉴意义。

若鸿早年就读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获法律学士学位；后来放弃了非常热门的法学专业，考入浙江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随我研治唐宋文学。作为导师，我深深感知到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在一起谈论文学、国学等话题时，体现出他非常强的悟性。2004毕业同年，其硕士学位论文《柳永及其词之论衡》在浙大出版社正式付梓。不久，若鸿转投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邓昭祺先生门下，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北宋诗歌与政治关系研究》，便是其博士学位论文，体现出作者孜孜以求的为学精神。在为其作序的同时，期待若鸿将有更多学术成果问世。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