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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诗人的群体意识要远比词人强，词为小道的观念在苏轼前并未有改观，相反，诗的正宗地位自汉以后未有动摇。北宋诗人缘于政治分野而结群，王水照（1934—）谓之“文学结盟”，并指出其时文学结盟思想的自觉和强烈，是同一政治格局转型时代的精神产物，和政治上的尚统关系密切。
政见上的共同宗向、政治上的同一阵线，对群体意识的加强有推助之功。虽然当时的诗人并未真有盟约，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盟主”概念（下面所引其他学者的论述，笔者乃从宽泛意义上看），但从他们的行动还是可以看到群体意识的高涨。而且，在中期以后政争剧烈的时期，基于政治基础和文学基础结盟的双重特色愈益明显。
文学结盟意识，宋初已颇为活跃。每一时期的诗坛巨擘，大多既注意扶掖后进，又以诗会活动相互促进诗艺。这在北宋可以说是普遍的文学现象。《蔡宽夫诗话》载太宗时，“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禹偁）主盟一时”
，时有李昉（925—996）、苏易简（958—997）、梁周翰（929—1009）、杨徽之（921—1000）等的唱和之作，辑为《禁林宴会集》，当中不乏关注政治现实的诗作；真宗时有以杨亿、刘筠（971—1031）、钱惟演（962—1034）为领袖的西昆体诗人群，政治角色上，他们大都是较为悠闲的文人士大夫，诗人间唱和之风盛行，有《西昆酬唱集》行世，收集十七人唱和之作共二百五十首诗
，起于景德二年（1005），讫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继起的有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的嘉祐诗人群，政治上他们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以知礼部贡举身份，与苏舜钦、梅尧臣等同僚相与唱和，创作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名为《礼部唱和诗》。
北宋中后期，除了苏门诗人群、江西诗人群，还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诗人群体，即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诗人群。他们更多是基于政治上党派基础的，没有明目以诗相标榜，但新党诗人群中写诗不乏其人，隐然以王安石为首。关于王安石对诗艺的态度，有一些误解必须厘清。文坛上欧阳修本是“托付斯文”于王氏的，试看其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说明欧阳修是很看重王氏诗才的。但王安石却谓：“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将道义与文章、孟子与韩愈对举，表明其宗向并不在于文章之学，而在经世致用的学问方面。加之熙宁变法，罢诗赋而专试策论、经义，在选拔标准上由重文辞而转向重吏事。陈元锋认为：“欧、王两人由词臣到执政的时间正好于英宗、神宗之际前后相接，他们在选用馆职词臣的问题上观点严重对立，分歧的焦点集中在文华与吏能的关系上。”
笔者以为王安石偏重政事的取向之所以与偏重文华的欧阳修发生分歧，主要在于推行变法的政治现实考虑，并不代表王安石视诗文为无价值，而是在相对视野下，把经世之文看得更为重要，希望士子学以致用，对吏事发挥效力。王安石尝谓：“自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
究其本质，这和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对“道”的重视并没分别，只是王安石更为极端而已。即使在变法时期，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诗人群仍创作了大量诗歌，只是这个群体不以诗匠自居，而以政治群体相标榜。从实质层面而言，围绕王氏身边的士大夫，和欧阳修、苏轼同样是典型的儒士型诗人，只是政治阵线不同，影响到其对诗歌的看法而已。因而，《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安石）曰：‘修好有文华人。’安石盖指苏轼辈，而上已默谕。”
或“它日上论文章，以为华辞无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华辞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人受其利。若从事于放辞而不知道，适足以乱俗害理。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
云云，从政治角度解释，就不难明白引致看法不同的原因了，而王安石这里所言，又未免偏激，因政见之不同而未能对欧阳修的诗歌内涵作全面的观照。欧阳修在诗文思想上和实际创作方面，皆可发现他对“文”之本位价值的重视，而把“文”和“道”置于对等的位置，既不因“道”废“文”，也不重“道”轻“文”。他曾对苏轼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
他的文学理论总是把“文”和“道”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北宋诗文革新正是“文统”与“道统”并行不悖的一个过程。欧阳修的诗作，就是具备二重特色的，既有纯文学的诗歌创作，也有政治内涵丰富的作品。
作为革新派，新党诗人群的参政角色是很突出的，他们并不以文学主体标榜自己，其形成更多是基于政治上推行变法的需要，然而他们之中不乏写诗高手。其主要成员不乏馆职词臣，多以政事为立身之业，注重行践。主要成员有吕惠卿、曾布、章惇、沈括、陆佃、元绛、王雱、舒亶、张商英、蒲宗孟、安焘、蔡肇、蔡确、曾肇、吴居厚、蒋之奇等。要之，新党诗人群具有明显参政主体的身份，和苏门诗人群、江西诗人群不同，他们之间并不具有以师友为纽带、以文事为因缘的特点。
元祐年间以苏轼为首的苏门诗人群及稍后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人群，也是群体特征相当突出的。尤其是元祐年间苏轼主盟诗坛之时，唱和之风最盛，诗歌史上有开元、元和、元祐三元之说，洵为诗坛盛况。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所载的《坡门酬唱集·原序》、《坡门酬唱集·提要》，南宋邵浩（生卒年不详）所编的《坡门酬唱集》，共收录二苏及苏门六君子等人的“同题共韵之作”高达六百六十篇，其中有大量关心政治现实的诗作。苏门诗人群并不是一个封闭狭小的诗人圈子，黄庭坚和陈师道也可归为其门下的诗人，其他如苏辙、晁补之、张耒、秦观、李廌等，可传者计有二十余人，在诗歌创作都可谓独当一面的写作高手，他们在政治上都反对新法，作品中即或日常交际寄赠之作，也不忘以诗批评新法，关心政治现实。这一诗人群体除了在文学上有共同宗向外，政治纽带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