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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各期的政治特色

今据宋诗特点,兼顾政治发展及其他因素,综合考虑,提出宋诗分期的一个大略看法。分为:前期(沿袭期),以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为代表;范仲淹作为前期到中期的过渡人物;中期(革新期)以嘉祐诗人群为代表;中后期(定型期),以新党诗人群、苏门诗人群、江西诗人群为代表。

沿袭期受唐风影响,只有个别诗人(如王禹偁、杨亿)的诗歌,表现出较突出的政治内涵。这和宋初立国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立国之初,以文治国的国策还停留在发展的初步阶段,在这时期,儒家的诗教观还没有普遍得到落实,诗歌的政治主题并不突出,未能起到积极的政治功效。创作主体彼此间没有明确的群体意识,也少有共通的政见及主张,只有个别诗人敢于正面抨击政措的得失,而深婉托讽、暗讽君主的表达方式更为常见。

庆历年间,是北宋政治变革之始,政治上范仲淹提倡庆历新政,得到欧阳修等的支持;诗歌方面以复古为新变,诗文革新运动展开,得到了广泛的效应。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诗歌具议论突出的特色,政治型诗人积极的淑世情怀在诗歌中多有流露。北宋中期,内忧外患浮现,利用诗歌论政,发挥政教功能,成为这时期诗人较普遍的尝试。政论的功能又加深了“以议论为诗”的发展。从文体的特征而言,诗的形象美在议政的诗歌中相对失色,诗歌的论政特色比前期更突出说理化,以更容易达到补阙政治的功能。仁宗庆历到英宗(1032—1067,1063—1067在位)治平前后不过三十年时间,却是政治诗发展的关键时期。北宋诗歌的前后期以此为分水岭,这时期的诗歌承先启后,以革新为旗帜,有承有创,诗风的变化和政治上求变的思维具有一致的方向。

这时期诗歌的政治色彩较前期明显,诗歌注重现实功能,和政治的改革相辅而行。其时晚唐体及西昆体遗风并未完全绝迹,然而诗文革新的影响已基本改变了初期诗坛的自由发展情况,政治主题更形鲜明。嘉祐二年(1057)特别值得一提。这年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梅尧臣为试官,苏轼、苏辙、曾巩(1019—1083)于此年进士及第。于此前后,欧阳修亦先后提携过王安石、司马光等后学,为北宋中后期政治诗歌的发展培养了一批生力军。而且,由于这些儒士型诗人大都出自下层,对民生疾苦有亲身体验,诗歌的内容亦较能贴近民生,反映现实。随着诗文革新运动在北宋中期的深入,终于完全成功扭转了西昆体之弊,政治诗歌在语言层面,脱离富丽浮华而走向平白流畅;在内容层面,恢复雅正,从崇尚浮艳走向关怀现实,发挥移风易俗的政治功用。

定型时期与沿袭期的多体并存而缺乏主体精神风貌形成较大的对比,新党诗人群、苏门诗人群和江西诗人群的政治诗标志着一个发展高峰。此时期新旧党争激烈,先后经过元祐更化、哲宗(1076—1100,1085—1100在位)“绍述”、“崇宁党禁”等政治大事,新旧党人相互倾轧,诗人因为和政治的密切关系,普遍表现出参政意识的高扬,是贯彻儒家政教观最活跃的时期。但由于科举罢废诗赋和诗祸事件不断,一定程度影响了政治诗的创作量。就这时期的诗人而言,其群体意识和政治立场紧密相关,新党诗人群、旧党诗人群,都因为不同政治宗尚而分野。

对于熙丰变法这一政争的本质,笔者曾撰文论述 ,认为司马光、苏轼和王安石分别代表的新旧党争,从其表象看是在于对变法不同的政见之争,其实质则在于士大夫对实行政治抱负的差异。《宋史》载李朴(1063—1127)总结熙宁以来朋党之争谓:“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 所谓“一二大臣所学”,指的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与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学”,造成两者在政坛针锋相对与科举有关。前文说过,宋代科举无远弗届,做到网罗四方之士为政府所用。王安石原籍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东乡县),司马光乃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同以进士出身,然而由于南北士人地域界限,北方人普遍较沉实持重,南人则较具革新性的进取精神,因而同承儒家之学,具有济世怀抱,却所致殊途。而科举制度的公开性为南北学人提供了碰撞的机缘,同时使其经世之术得以与政治紧密结合。就新学或朔学而论,既是学术主张,同时又具政治哲学的双重内涵。“荆公之学,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政者,皆其学也。” 而司马光的朔学,在救弊实用方面与新学是并无二致的。从其<论财利疏>、<衙前札子>的政治主张都可见一斑。造成两者对立的原因在于对志在当世的经营途径有异,新学所采取的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激进行径,司马光则强调中庸之道,认为中和是万物本道。尽管在“变”与“不变”之间新旧党人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都为建立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太平世”而努力。但是,新旧党争在熙宁以后发展成党同伐异的行为,对此时期诗人的政治生涯摧磨甚剧,致使这时期主要诗人的诗歌风格出现较大变异,诗歌往往从好议政而转趋平淡,也是促动诗人把精力转向学问里求诗的其中一个因素。前者如王安石诗,二次辞相后最为明显;苏轼诗则以乌台诗案为转折点;后者如黄庭坚诗,以绍圣时期被贬黔州(今重庆彭水、黔江一带)后为界。诗坛上苏黄齐名,两人亦师亦友,前期诗风两人同样表现出积极入世的精神,而最终的诗风走向却有所分别,当中政治生涯之骤变、儒家理想之无从实现,是一个重要的促动因素。政治上苏轼和王安石是对立派,但并不影响诗歌上的互动;黄庭坚对王安石的诗更有直接继承关系

从各时期的思想转变来看,沿袭期个别诗人重视儒家的诗教观,求变期儒家诗教观普遍突显,定型期则经过论政热情的全面张扬到消退的历程,回到自抒性情、甚或把诗当作纯粹玩艺的狭路。而诗歌的讽谕手法也走过曲折的过程,从沿袭期的婉转隐喻,求变期的“议论争煌煌”诗风,再回到定型期的深隐托讽,甚至矢口不谈政治以避诗祸。 HBLYyG4PutbAMc3VoCoxNBjRO7CJ87gNw5kJ2lrqBL/PGn1ZAJvrLbdBTE/6Ae8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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