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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据宋诗特点，兼顾政治发展及其他因素，综合考虑，提出宋诗分期的一个大略看法。分为：前期（沿袭期），以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为代表；范仲淹作为前期到中期的过渡人物；中期（革新期）以嘉祐诗人群为代表；中后期（定型期），以新党诗人群、苏门诗人群、江西诗人群为代表。
沿袭期受唐风影响，只有个别诗人（如王禹偁、杨亿）的诗歌，表现出较突出的政治内涵。这和宋初立国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立国之初，以文治国的国策还停留在发展的初步阶段，在这时期，儒家的诗教观还没有普遍得到落实，诗歌的政治主题并不突出，未能起到积极的政治功效。创作主体彼此间没有明确的群体意识，也少有共通的政见及主张，只有个别诗人敢于正面抨击政措的得失，而深婉托讽、暗讽君主的表达方式更为常见。
庆历年间，是北宋政治变革之始，政治上范仲淹提倡庆历新政，得到欧阳修等的支持；诗歌方面以复古为新变，诗文革新运动展开，得到了广泛的效应。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诗歌具议论突出的特色，政治型诗人积极的淑世情怀在诗歌中多有流露。北宋中期，内忧外患浮现，利用诗歌论政，发挥政教功能，成为这时期诗人较普遍的尝试。政论的功能又加深了“以议论为诗”的发展。从文体的特征而言，诗的形象美在议政的诗歌中相对失色，诗歌的论政特色比前期更突出说理化，以更容易达到补阙政治的功能。仁宗庆历到英宗（1032—1067，1063—1067在位）治平前后不过三十年时间，却是政治诗发展的关键时期。北宋诗歌的前后期以此为分水岭，这时期的诗歌承先启后，以革新为旗帜，有承有创，诗风的变化和政治上求变的思维具有一致的方向。
这时期诗歌的政治色彩较前期明显，诗歌注重现实功能，和政治的改革相辅而行。其时晚唐体及西昆体遗风并未完全绝迹，然而诗文革新的影响已基本改变了初期诗坛的自由发展情况，政治主题更形鲜明。嘉祐二年（1057）特别值得一提。这年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梅尧臣为试官，苏轼、苏辙、曾巩（1019—1083）于此年进士及第。于此前后，欧阳修亦先后提携过王安石、司马光等后学，为北宋中后期政治诗歌的发展培养了一批生力军。而且，由于这些儒士型诗人大都出自下层，对民生疾苦有亲身体验，诗歌的内容亦较能贴近民生，反映现实。随着诗文革新运动在北宋中期的深入，终于完全成功扭转了西昆体之弊，政治诗歌在语言层面，脱离富丽浮华而走向平白流畅；在内容层面，恢复雅正，从崇尚浮艳走向关怀现实，发挥移风易俗的政治功用。
定型时期与沿袭期的多体并存而缺乏主体精神风貌形成较大的对比，新党诗人群、苏门诗人群和江西诗人群的政治诗标志着一个发展高峰。此时期新旧党争激烈，先后经过元祐更化、哲宗（1076—1100，1085—1100在位）“绍述”、“崇宁党禁”等政治大事，新旧党人相互倾轧，诗人因为和政治的密切关系，普遍表现出参政意识的高扬，是贯彻儒家政教观最活跃的时期。但由于科举罢废诗赋和诗祸事件不断，一定程度影响了政治诗的创作量。就这时期的诗人而言，其群体意识和政治立场紧密相关，新党诗人群、旧党诗人群，都因为不同政治宗尚而分野。
对于熙丰变法这一政争的本质，笔者曾撰文论述
，认为司马光、苏轼和王安石分别代表的新旧党争，从其表象看是在于对变法不同的政见之争，其实质则在于士大夫对实行政治抱负的差异。《宋史》载李朴（1063—1127）总结熙宁以来朋党之争谓：“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
所谓“一二大臣所学”，指的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与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学”，造成两者在政坛针锋相对与科举有关。前文说过，宋代科举无远弗届，做到网罗四方之士为政府所用。王安石原籍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东乡县），司马光乃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同以进士出身，然而由于南北士人地域界限，北方人普遍较沉实持重，南人则较具革新性的进取精神，因而同承儒家之学，具有济世怀抱，却所致殊途。而科举制度的公开性为南北学人提供了碰撞的机缘，同时使其经世之术得以与政治紧密结合。就新学或朔学而论，既是学术主张，同时又具政治哲学的双重内涵。“荆公之学，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政者，皆其学也。”
而司马光的朔学，在救弊实用方面与新学是并无二致的。从其<论财利疏>、<衙前札子>的政治主张都可见一斑。造成两者对立的原因在于对志在当世的经营途径有异，新学所采取的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激进行径，司马光则强调中庸之道，认为中和是万物本道。尽管在“变”与“不变”之间新旧党人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都为建立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太平世”而努力。但是，新旧党争在熙宁以后发展成党同伐异的行为，对此时期诗人的政治生涯摧磨甚剧，致使这时期主要诗人的诗歌风格出现较大变异，诗歌往往从好议政而转趋平淡，也是促动诗人把精力转向学问里求诗的其中一个因素。前者如王安石诗，二次辞相后最为明显；苏轼诗则以乌台诗案为转折点；后者如黄庭坚诗，以绍圣时期被贬黔州（今重庆彭水、黔江一带）后为界。诗坛上苏黄齐名，两人亦师亦友，前期诗风两人同样表现出积极入世的精神，而最终的诗风走向却有所分别，当中政治生涯之骤变、儒家理想之无从实现，是一个重要的促动因素。政治上苏轼和王安石是对立派，但并不影响诗歌上的互动；黄庭坚对王安石的诗更有直接继承关系
。
从各时期的思想转变来看，沿袭期个别诗人重视儒家的诗教观，求变期儒家诗教观普遍突显，定型期则经过论政热情的全面张扬到消退的历程，回到自抒性情、甚或把诗当作纯粹玩艺的狭路。而诗歌的讽谕手法也走过曲折的过程，从沿袭期的婉转隐喻，求变期的“议论争煌煌”诗风，再回到定型期的深隐托讽，甚至矢口不谈政治以避诗祸。